財團法人半線文教基金會

                     壹、幼年印痕

一、撿到一隻小鳥

    阿邦的爸爸鄭燕南先生（1915-1995）台北人，基隆中學畢業後，到日本神戶一家商社工作。這段期間回台灣娶了阿邦的媽媽葉玉鳳女士（1920-1992），並帶回日本。一九三九年四月七日他們生下阿邦，1940、1941、1943年又生下宛香、如月與麗真三個妹妹。

    他爸爸有三個哥哥、三個姐姐。大姑比大伯年紀更大，不是同一個母親生的，而大伯比阿邦的爸爸大十九歲。也許他爸爸先在神戶建立了灘頭堡，所以伯伯、姑姑的一些兒女，都紛紛到日本就學或工作，一到周末，這些堂兄堂姐都會到阿邦家吃飯，顯得非常熱鬧；有時跟堂兄們在榻榻米上玩摔角，最為有趣。

    至於平時，因為三個妹妹都還小，阿邦只好一個人到屋外玩。他家在神戶港的上方，往下望有一個斜坡；另一頭對面的地方是一所學校，他常去玩。

    幼年時遇兩次大地震，他剛好都在屋外。有一次看到很多人從屋內跑到屋外，十分慌張；並看到一個日本小孩從石階上跌倒下來，嚇得嚎啕大哭。另有一次他剛好在學校玩耍，一隻還沒有長羽毛的小鳥從樹上被震到地面，他小心翼翼地撿起來，立即捧著回家。阿邦的爸爸看到兒子捧著一隻還沒有長羽毛的小鳥回來，急忙去買鳥籠和飼料；以後餵食的差事就交由阿邦負責。收留了這隻小鳥，讓父子同感快樂。

    在日本的家有兩層，爸爸把鳥籠放在二樓窗台上。說也奇怪，幾天後母鳥竟找到這裡，徘徊不去，甚至常貼進鳥籠作勢援救。因為小鳥從樹上摔下來跌傷很重，元氣還沒恢復，而且還幼小，沒長羽毛、無法飛翔，就算放出去，母鳥也帶不走。這時候阿邦試著把飼料撒在窗台，母鳥竟隔著籠子餵食小鳥，彼此呼應，十分親蜜。

    等到小鳥傷勢痊癒、體力恢復，而且日漸長大、翅膀硬起來了，母鳥就在鳥籠外擔任飛行教練任務。他們在鳥籠裡外又飛又叫，阿邦父子眼見時機成熟，就打開鳥籠，小鳥馬上隨著母鳥飛出天際，從此不見蹤影。這一幕生動的自然課，對阿邦產生了無法言喻的影響。

 

    二、搭軍艦返台

    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一九四一年日軍偷襲美國珍珠港，又爆發太平洋戰爭，日、台兩地人民都進入了戰時生活。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七日，阿邦三妹麗真出生，到一九四四年未滿周歲之前，一家人都回到了台灣。

    阿邦爸爸服務的商社，從事軍用物質採購生意，要指派一個職員到台灣擔任「取締役」。當時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已節節敗退，美軍又開始轟炸台灣，所以年長的同事都不願返鄉，就慫恿最年輕的阿邦的爸爸擔任這項職務。本來他爸爸要一個人回來，年長的同事勸他要把全家都帶走。理由是，戰爭期間家人最好在一起，免得分散；其實也擔心他爸爸如果一個人到台灣，會不會常要求回來探望妻子，屆時商社又得找別人輪流代班呢？年長的同事也有自己的盤算。另一方面，阿邦的四姨本來在日本幫忙照顧他們兄妹，可是不久回台灣嫁人，所以他爸爸如果不把全家帶走，他媽媽也沒辦法一個人帶四個小孩，何況三妹才出生不久。

    有一天阿邦就隨著父母和三個妹妹搭軍艦返台。

    從神戶港到基隆港，到底多少里程、共航行幾天，阿邦已毫無印象；只記得軍艦上有很多平民，船艙十分擁擠，在風平浪靜的白天，小孩都會跑到甲板上「放封」透透氣。

    有一天他在甲板上玩耍時，忽然遇到美軍空襲。當空襲警報響起，一些艦上的士兵就趕忙到甲板上驅趕，要大家跑到救生艇的地方。有一位士兵看他年紀小，馬上抓起他放在肩上，迅速跑到放救生艇的旁邊，並先為他穿上救生衣，再放到救生艇上。按照規定，空襲時老弱婦孺優先乘坐救生艇，其餘男人殿後。

    發生這一次緊急狀況時，他不知道父母及妹妹們在哪裡？不過坐在肩上望著蒼茫大海的經驗，至今難忘。

 

    三、台北空襲所見

    經過幾天，他們搭乘的軍艦終於到達基隆港的外海。軍艦在外海停泊好幾天，不知道是不是港內沒有空位、還是必須先在外海觀望，以防空襲時進入港內就跑不出來。後來他們的軍艦經過一條又窄又長的水道，緩緩開進基隆港。

    停靠碼頭後，大家並沒有立即上岸。只記得港口一邊的山坡上有許多住家，晚上都開著燈，煞是好看；不過空襲時就全部用黑布蓋住燈泡，本來光亮的山坡頓時漆黑一片。

    好不容易可以登岸，不久就到台北「大橋腳」（台北大橋橋下）外婆家。

    話說阿邦有兩個外婆，一個是媽媽的生母，一個是媽媽的養母。生母那邊有七個姊妹、兩個兄弟，姐妹中她排行老二。此時，阿邦的二舅到南洋當軍伕，而大舅在戰爭結束前也去；這兩個舅舅，大的叫「彰仔」、小的叫「福仔」，後來戰歿南洋、都未回來。大舅舅當軍伕前才結婚，未生育；戰歿後，大舅媽改嫁。外婆家十分窮苦，在七個女兒中，老大、老二、老三、老六都送人收養，阿邦的媽媽排行老二，也送人收養；至於老四、老五、老七等三個女兒未被收養、也不能再被收養了，因為兩個兒子都已戰歿。這次阿邦全家回台，是到生母那邊的外婆家，當時看不到二舅，但還看到大舅，大舅曾在榻榻米上扮馬讓他騎。

    至於阿邦媽媽的養母，在這次全家人回台後，才知道已經過世了。可能戰時通訊不易，不然就是這位養女出嫁後，一個人孤獨無依，過世了也沒有親友知道。到一九五九年阿邦念大學時，才獲悉這位養母葬在台大附近的芳蘭山公墓，而他住的第七宿舍剛好在山腳下，就請曾到日本照顧他們兄妹的四姨帶路，到公墓尋找外婆的墳墓；找了很久才終於找到刻有外婆名字的一塊石頭。這位用心教養阿邦媽媽的外婆，名字不雅，後來替她改了名，並列入家祠祭拜。

    在外婆家住幾天後，就在淡水河不知幾號水門的附近租了房子安頓下來。

    這時候空襲最多，而他爸爸到各地做生意常不在家，所以空襲時都由媽媽帶著他和弟妹們躲進防空壕。好奇心很強的阿邦，最喜歡爬到防空壕內的小洞口向外張望。小洞口朝向淡水河，常看到炸彈掉進淡水河爆炸後的水柱、水花；這些水柱、水花呈現粉紅色，非常豔麗，原來市區也遭到轟炸，到處都是火光火花，而這些火光火花都會投射在淡水河這邊的水柱、水花上，真是少見的奇觀啊！

    戰時物資十分匱乏，他們家只有一個爐子、一個鍋子。鍋子用來燒水、煮飯和煮菜，爐子以煤炭為燃料，此外，連夾煤炭的夾子都沒有。搬到豐原時，鄰居有一個中年男人，就用鐵絲做成一支夾子，但是知道阿邦的爸爸到中南部作生意，「男女授受不親」，不便把夾子交給他媽媽，就交給阿邦。阿邦現在還牢牢地記住那支夾子的樣子。（如圖）

 

    四、送一顆子彈到公所

    在淡水河某號水門附近住了不久，又搬到附近幾個地方，然後搬到台中豐原、再搬到彰化永靖，一路南移，都是為了他爸爸工作上的方便。

   搬到永靖時，戰爭還沒結束。他們在鄉下租了一座三合院裡面的一間房間，已記不得是「正身」、還是「護龍」，但記得廁所與廚房都在屋後。前庭有新挖的防空壕，阿邦剛好看到開挖的情形。他家後面有水田，美軍B29飛機常在水田上低飛，而且常向地面掃射。有一天還看到一小隊日本兵走到他們院子裡的井邊，卸下沾滿汙泥的綁腿，使用幫浦打水清洗。

    當時每戶家庭所需要的麵粉、米、糖、鹽等等，都靠政府配給。配給品裝入草袋或麻袋，利用「輕便車」送到各地。所謂「輕便車」，就是有四個鐵輪在鐵軌上行駛的交通工具，鐵輪上有長方形鐵架，鐵架上有木板，木板上可載人或放貨物，以人力用竹桿在上面推動（如圖），永靖、員林之間有這種交通工具。在今中山路大潤發商場、俗稱「大時崎」附近，是一個爬坡，「下坡容易、上坡難」，所以要用力快速推動，而到達員林卸下旅客或貨物後，原車再推回永靖；反過來也一樣。但是有時雙方在「大時崎」會合，交換旅客或貨物後再各自載回。

   阿邦坐過幾趟「輕便車」，小他四歲的麗真也坐過。有一次妹妹坐「輕便車」時，剛好運送一隻軍用犬，在窄小的板車上對著她伸出長長的紅舌頭，讓她好害怕。

    「輕便車」載送貨物在鐵軌上行駛，常引起美軍注意，所以會派B29飛機掃射。有時子彈打進草袋或麻袋，甚至還打傷或打死車上的乘客。聽說曾有車上的工人手指被打斷，而被打斷的手指又掉進草袋或麻袋裡，所以配給品打開後，有時會看到子彈、甚至看到手指。

    有一次阿邦家的配給品裏面，竟發現一顆子彈。阿邦的媽媽嚇壞了，害怕子彈爆炸，就趕緊拿出鋁製盒子，裏面放水後，再小心翼翼地把子彈放進去，然後叮嚀阿邦：「你要用雙手小心捧著喔，不可震動、不可掉下，一步一步地走到公所，交給那裏的大人。」在戰時，無論撿到從空中灑下的傳單或發現什麼違禁物品，都要送交官方，何況是子彈呢。

     從家裡到公所不算遠，他照著媽媽的叮嚀，小心地捧著鋁製盒子走出去。途中看到一戶人家門口有兩排不知名的樹，其中一棵樹下有一付鞦韆靜靜地掛在那裏，沒見一個人影；可能這戶人家在戰時逃走了。這是他第一次看到鞦韆，判斷那是一戶富有的人家。

    當把鋁製盒子裏的子彈送到公所門口時，裏面的職員十分驚訝，問他：「小朋友，你手裡拿什麼東西？有什麼事嗎？」而當靠近一看、看到是一顆子彈，不禁笑了起來，一方面要他把水倒掉，一方面問他：「子彈是哪裡的？誰叫你送來？」阿邦照實說：「我家配給的麵粉裏面，發現有這顆子彈，我媽媽怕它爆炸，才裝進放水的盒子裡、要我交給你們。」

    又有一次爸爸帶他到高雄出差，把他一個人丟在旅社，就逕自出去。那一天晚上不見爸爸回來，忽然傳來空襲警報，家家戶戶的電燈馬上用黑布蓋住，一時陷入漆黑一片。阿邦從旅社的窗戶往外看，只見有探照燈從地面往空中來回移動，天空頓時光亮起來。這時看到美軍、日軍飛機在空中交戰，無法分辨敵我，不過這時又聽到高射砲「碰、碰」的聲音，一架顯然是美軍的飛機，竟像蜻蜓「倒頭栽」一樣摔下來。這令人驚心動魄的一幕，也是難忘的記憶。

 

    五、不會講台語及剛回家鄉所鬧的笑話

    阿邦出生日本，他的母語是日語，小時候母親所教的日語童謠，如「桃太郎」「夕燒小燒」，他都還會哼哼唱唱。可是四、五歲回到台灣後，卻不會台語，而且生活習俗迥然不同，就鬧出各種笑話。

    譬如有一次他從屋外跑回家，邊跑邊嚷著：「ぃし就是石猴、ぃし就是石猴。」，「ぃし」是日語的「石頭」，他剛學會台語的「石頭」，雖然念成「石猴」，卻樂不可支。又有一次夜間空襲時，警報一響，家家戶戶都用黑布把電泡蓋住，一時黑暗、伸手不見五指，小阿邦也會用剛學會的台語嚷著：「暗趖趖、暗趖趖。」十分逗趣。

    阿邦一家從台北一路南下，住的房子都很窄小，但是搬到永靖一座三合院後，頓覺空間變大，而這時家裡增加許多東西，包括床鋪下有很多空的玻璃瓶，應該是父親擔任商社採購工作帶回來的。

    那時候玻璃瓶很稀少、很珍貴，而他家床鋪下居然有這麼多，竟讓他成了「孩子王」，並藉著它增加學習台語的機會。原來鄰居的小孩為了玻璃瓶都喜歡找他玩，他則以送玻璃瓶作為教台語的條件。

   這些鄉下小孩喜歡灌「杜猴」（一種黑蟋蟀），就是用水把洞裡的「杜猴」逼出來，逼出來後裝進玻璃瓶，可以近距離觀賞；而帶回家擠出內臟後，再拿到廚房裡用餘溫猶存的煤渣燒烤，味道又甜又香，不論大人、小孩都愛吃，而且還可以補充一下戰時不足的蛋白質。可是阿邦不敢灌「杜猴」、不敢吃「杜猴」，只是喜歡看「杜猴」被灌水後，從洞裡冒出頭的逗趣模樣。

     回台灣後，才知道媽媽的養母已過世，就到生母、即他的外婆家探視。外公從未見過阿邦這位外孫，所以高興地馬上帶他到附近的市場。剛好遇到清明節，市場裏有賣「潤餅」（春捲），外公就買了一捲給他，可是小阿邦不敢吃，連忙叫著：「きたなぃ、きたなぃ！」（骯髒、骯髒！）原來他以為包在外面的麵粉皮是衛生紙，「衛生紙怎麼能包著東西吃呢！」

 

 

貳、小學回憶

                    一、圍棋不見了

一九四五（昭和廿）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同年十月廿五日，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可能在此之前，阿邦一家人已經從永靖搬到員林。他們第一個落腳處在員林火車站前民權路卅六號（今名留髮廊）。同一排房子是日治時期的二層巴洛克建築，他家樓下為商社辦公室，樓上為住家。辦公室一進門有一座優雅古典的大屏風，屏風後有一些辦公桌椅。長大後非常喜歡圍棋的阿邦，記得那時他家還有兩張圍棋桌和四盒圍棋。

    日本人的圍棋桌，由厚厚的實木製成，正方形，長40.4公分，寬44.2公分，高25.8公分，並有四隻腳支撐；下棋的人、就坐著或跪著在榻榻米上對弈。他家的兩張圍棋桌面上，繪有德川家康愛妾「篤姬」的畫像，與眾不同、十分別緻。而黑白各兩盒的棋子，黑色的由烏石磨製，白色的由貝殼磨製，有點兒條紋，都是高級品，非常漂亮，不是一般平民所能擁有的。

    從租屋在火車站前的黃金地段，又擁有優雅古典的大屏風和名貴高級的圍棋，可見他爸爸在商社的職位很高，生活也很不錯。

    只是不久戰爭結束，他爸爸商社的工作隨之結束，大環境改變、家道中落，才不得不又搬家；而那些屏風、圍棋，不知賣掉、還是送人，都已無從查考。

 

                  二、玩「飛螺」玩瘋

    太平洋戰爭結束，日本人回去，他爸爸也失業，大概在一九四六年寒假後，他們就搬到附近民權街廿八、卅號之間的小巷，距民權街廿公尺處右邊有兩排平房，每排各有四家，他們租北邊的第三、四家，即今中正路513巷6號、8號；除可通民權路外，又可通中正路，而西邊有小路經媽祖宮到中山路。

    中山路這一邊有一戶從鹿港搬來的施姓人家，阿邦媽媽稱施太太為「六賽嬸」，可見比較年長。她有三個兒子，老大、老二已經成年，但是老三才念小學五、六年級，他叫「施性杰」，大家都叫他「阿杰仔」。兩人年紀差五、六歲，阿邦卻跟「阿杰仔」變成好朋友；不但從他那裏繼續學台語，而且又學玩「飛螺」。

    「飛螺」是當時小孩子的對弈遊戲，兩個人只要撿幾個小石頭，在地上畫一個圓的棋盤，就可以互相廝殺。這種棋，也叫「包棋」或「西瓜棋」，很容易學、也很好玩。「阿杰仔」教阿邦玩「飛螺」，阿邦一學就會。開始幾次都是「阿杰仔」贏，但是幾次後都是阿邦贏，而且「阿杰仔」從此就沒有再贏過阿邦。「阿杰仔」很不服氣，不相信阿邦這麼厲害，就跟他打賭，輸的要被贏的打手心一下，可是他還是輸了。這時竟跟阿邦定下遊戲規則，說：「我這次輸了不讓你打，下次罰一倍，再輸了、也不讓你打，再罰一倍；而且每次輸了都加倍罰、也都不打，但是將來若有一次贏過你，就算扯平，互不相欠。」阿邦同意這個規則，結果「阿杰仔」一路輸、而且輸好幾萬下。「阿杰仔」發現不可能贏回來或扳回來，就不再跟他玩，不過很守信用，每天中午放學回家，就相約到媽祖宮石階上，每次給阿邦打十下手心。每天打十下手心，風雨無阻，直到有一天阿邦才說：「幾萬下打不完，不再打你了；打你，我的手一樣痛。」其實開始打好玩，後來越打越沒趣，就放棄了。

    從這件事判斷，阿邦從小對棋藝就有興趣；不過那位「阿杰仔」居然那麼守信用，每天都願意讓阿邦打十下，也給阿邦上了人生最重要的一課－信守承諾。

 

                  三、台灣人學國語笑話多

    日治時期的學制，兒童都在每年四月入學，一九四五年國民政府來台後，改在每年九月入學。兩個政府青黃不接的時候，阿邦在四月、九月各入學一次，大妹宛香也才跟他同念一年級。阿邦家從永靖搬到員林，本來就方便他念員林的小學，想不到到員林不久，日治時期結束，從公學校改成國民學校，從學日語改學國語；他的台語都還講不好，這時又要學第三種語言－國語。

    四月入學時還沒有教科書，應該是政府還來不及編，到九月再入學一次時，教科書已編出來。第一本漢文讀本的第一課，是「人有二手、一手五指…；指有節，能屈能伸」（見圖），國語第一本共有十八課。一年級念三課，二年級念六課，三年級念九課。至於那時候的國語注音雖然跟現在一樣，但四聲卻以小圈圈標示在字的四角。

    台灣的小朋友只會台語、日語，現在要學新的語言都相當吃力。至於當時的老師或校長，除非從中國來的外省人，不然一樣要從頭學，也都很吃力。他們每週週六下午都得參加講習，再以學到的教學生，現學現教、現買現賣，有時就鬧出一些笑話。

譬如有一次朝會時，一位值星老師公開對大家說：「六年級的同學都在忙著準備升學，你們在菜園種的『蕹菜』已經『旋藤』了。」不會講「空心菜」、「過熟」這些字，直接用台語講「蕹菜」、「旋藤」，像這種「台灣國語」，見怪不怪、非常普遍。另有一次，校長看到一些學生爬到水槽上洗腳，竟對他們說：「各位同學，不要爬到上面洗你們的『腳子』。」原來初學國語的校長，常聽到「桌子」「椅子」「帽子」「車子」…，以為都要加一個「子」，所以自作聰明才講成「腳子」。

    至於一般民眾更誇張、更離譜，鬧的笑話更大。有一個賣麵的「歐巴桑」，因為常聽到外省人講「這是什麼、那是什麼」，都是「麼來麼去」的，所以遇到外省人光顧她的麵攤，就會熱情地介紹她的菜餚，說：「這是豬腳毛（麼）、這是雞肉毛（麼）、這是豆干毛（麼）。」令人捧腹大笑。

 

                  四、外省人學台語也鬧笑話

    外省人初來台灣，入境隨俗，為了學台語也一樣鬧笑話。

    譬如一位外省太太在中國可能是少奶奶，有很多佣人，但逃難來台後，就沒佣人，凡事都得自己來。她的小孩很多，只要一個小孩衣服一髒，就馬上拿到公共水龍頭洗，所以一整天不斷地洗衣服，不像台灣婦女都先把髒衣服放一堆，再一起洗。有一天一位鄰居太太就笑著對她說：「你一下子就洗、一下子就洗，不是很累嗎？」這位原來是少奶奶的外省太太，就用半生不熟的台語回答：「無法度，囝仔濟（多），透早『死』（洗）、透晚『死』（洗），卡『死』都『死』（洗）未了（完）。」

    阿邦回憶這個笑話，也聯想到前立法委員、也是藝人的余天，也有類似笑話。她太太李亞萍是外省人，余媽媽對她非常愛護、非常客氣。有一天晚上洗澡時，就請媳婦先洗，這位外省媳婦對婆婆也是非常尊重、非常客氣，說：「媽媽，妳無『死』（洗），阮袂用『死』（洗）；妳無『死』（洗），阮歹勢『死』（洗）。妳先『死』（洗），我才『死』（洗）。」

    阿邦又回憶著，從前有一位當兵的「老芋仔」（外省人），走到一個村莊，看到一個小孩在路邊遊戲，頓時想念自己在中國的兒子，就對他起了憐愛之心，馬上從袋子拿出一個大饅頭，要給那個小孩吃。那個小孩很想吃、卻不敢拿，就趕緊跑回家問媽媽。媽媽從屋裏出來，看見是一個不認識的人要拿饅頭給兒子吃，不免一怔。「老芋仔」看到這個母親用一種遲疑、不信任的眼光看他，就趕緊說：「『碗』（我）不是外省人，你免『鴉』（驚）。」不說還好，一說就穿梆，馬上曝露外省人的身分，因為外省人沒有「g」的音，分不出「我（guá）、碗（uánn）」、「驚（kiann）、鴉（a）」[YY1] ，也分不清「安an、尫ang」「勸khng、琴khîm」。

    可見台灣人學國語有困難，外省人學台語一樣有困難。尤其撤退來台的外省人各地都有，除語言被拿來當國語的北平人外，都各有腔調，不容易聽懂；有的一旦當老師，就讓台灣學生聽得「霧煞煞嗄嗄（bū sà sà）」。倒是閩、粵兩省來的，在生活上比較方便，有的台語嘛會通、有的客語嘛會通。

 

    五、一個外省人被打得好慘

    阿邦及妹妹宛香都在日本出生，到永靖又生一個弟弟邦光，而搬到員林民權街卅六號後媽媽又懷孕，不久搬到民權街廿八、卅號之間的巷子，即前述中正路513巷6號、8號。

    就在這一年寒假的某一天假日，剛好他在家裏玩，忽然聽到民權街方向人聲吵雜，他就好奇地跑出去，看到從彰化銀行那邊有一群人追打一位穿青色西裝、結花色領帶，又穿著光亮皮鞋的人。那位被打的人，有一隻眼睛的眼球都被打凸出來，鮮血淋漓，表情極為驚恐，但仍掙脫奔跑，直衝對面的鳳儀醫院（今民權街12、14號），可是追打的人不放過，不讓他就醫，他只好再奔向前面的「竹廣市」（今光明街），而後面的人也緊追不捨。阿邦沒跟著過去，不知道那個人最後的命運最後如何；不過在幼小的心靈上卻產生一串串的問號：他是誰？為什麼被打？眼球都被打出一個、為什麼還不饒他？大家為什麼那麼憤怒？為什麼大叫「乎伊死、乎伊死？」據當時的理解，認為可能穿著與眾不同，即穿青色西裝、結花色領帶和穿著光亮皮鞋的緣故。

    同一天，他回到中山路媽祖宮玩，忽然中華戲院右邊的員林旅社（今中山路二段36號），也發出一陣吵雜聲。好奇心強的阿邦又跑過去，看到一群憤怒的人跑進旅社，登上二樓後，不斷地拋出行李箱；有的行李箱已被打開，掉出各種衣物。阿邦看不到拋的人，卻看到地上的行李箱和衣物越來越多，好像一堆垃圾，有人還嚷著要放火燒。後來聽說，跑進員林旅社的是台灣人；而住進旅社的是外省人，當時只有外省人才會住旅社。至於先前在民權街被打的，後來知道也是「外省人」。

    小阿邦不知道這一天是哪一天？也不知道這一天為什麼在員林街上發生這些事。據曾慶國所著「二二八現場直擊」一書（2008年一月台灣書房公司出版）所記，這一天是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星期日，書上說：「員林是台中縣政府所在地，三月二日受波及，在火車站發生毆打外省人、搶劫外省人行李財物，在中山路大街上也發生搶劫店家財物情形，街頭有多股人群騷動，外省人及外省人宿舍均受騷擾，而紛紛走避。」另據彰化縣文化局出版「彰化縣二二八事件檔案」（2004年二月出版，呂興忠編），有「員林區警察所三二事件暴徒煽動」記錄，均可證實當年三月二日員林有「阿山被打」情形，與阿邦童年所見不謀而合，他也是二二八事件中，外省人被打的見證人之一。

 

                  六、抓螃蟹換乒乓球

    在商社工作的父親，總是在家裏藏了ㄧ些特別的東西，除前面提到的玻璃瓶外，還有乒乓球。

    搬到員林後，才知道市區有一條叫「萬年溝」的水圳（即今萬年路），去那裏玩，不但可以「灌杜猴」，還可以「抓螃蟹」。「灌杜猴」對剛從日本回來的阿邦已經很新鮮，現在對「抓螃蟹」更是好奇，尤其看到螃蟹側著腳橫行的模樣，令他百思不解。一個高年級的同學，知道阿邦對螃蟹很感興趣，有一天就對他說：「你可以用一個乒乓球和我換一隻螃蟹。」阿邦同意，於是兩人相約到萬年圳。

    到「萬年圳」時，這位高年級的同學卻警告他：「抓螃蟹時，水蛇常跑出來咬人。」說著、說著，又以兩手的虎口比畫成水蛇咬人的樣子，對他說：「這時候你就要斜著身體，趕快跑回家。」從未見過水蛇的阿邦，一聽嚇壞，手握著乒乓球，就沒命地奔到中山路蔡眼科旁邊的巷子裡躲起來。

    不過跟班上同學一起到「萬年圳」抓螃蟹時，大家都會把抓到的小螃蟹交給他，等抓完回去後再由他平均分配給每一個人，他也分得一份。大家為什麼要把螃蟹交給他呢？或許阿邦成績最好、又當班長，平日已習慣由他發號施令；或許只有阿邦有玻璃瓶，螃蟹抓到後只能交給他先保管。

    阿邦分得的一份螃蟹，就用不知從哪裡撿到的蹲大便用的瓷缸圈養。這些事，不論「灌杜猴」、還是「抓螃蟹」，對於從北方日本回到亞熱帶家鄉的他，都有極大的吸引力。

    阿邦這時候有三個妹妹，但女生都只玩橡皮筋或玩跳繩，兄妹玩不起來，所以放學或假日，他都往外面跑；父母無暇管教、完全放任。員林的童年令他非常快樂，而且漸漸產生一種濃濃的土地情懷。

 

    七、玩遍大街小巷

    到小學一年級快結束時，新制大台中縣政府辦公室，剛好選中員林國小，他曾目睹縣政府雇用一群工人搬一座金庫到教室。因金庫很大、搬不進去；後來工人卸下窗戶，兩邊用厚木板各架成一個斜坡，再慢慢推上推下，終於搬進去。

    二年級開學後，共六班的同學就改到現在中正路與和平街交界的中華電信舊址上課。那時有一排地板高出地面很多的木造建築，而教室前面有一塊空地作為升旗典禮用，沒有校門與圍牆。

   男生很喜歡在空地上玩一種「抓人」遊戲。玩的人可各占一根柱子，一手貼上面、兩眼注視著對方，互相作勢要放開貼著柱子的手，先放手的，就輸了；輸的跑給贏的追，如果贏的追到，輸的就被抓回來柱子邊，看誰抓到的多。這種遊戲除可以訓練反應及腳力外，還可以增加認識學校周遭環境的機會。因為大家都會跑出校外，竄到附近的大街小巷；當時街上沒什麼車輛，並不算危險遊戲。阿邦回憶說，很多被追的會跑過「鐵支路」（今靜修路平交道）那邊。剛開始常迷路，久了就沒問題，可以把輸的一個一個抓回來，而每條巷弄也因而摸清楚了。

    因為教室不夠，所以一年級念上午、二年級念下午。念一年級的，在上午十一點多就要打掃教室，並把自己帶來的清潔用具，如鉛桶、畚箕、掃把、抹布等帶回家；下午念二年級的，也要帶自己的清潔用具，而放學前一樣打掃教室，並帶走自己帶來的東西。那時城鄉差距大，住街上的比較富裕，住鄉下的比較貧窮。富裕的街上小孩，用方巾包裹書本，並把它纏在腰間；貧窮的鄉下小孩，用藺草編的「加薦仔（ka-tsi-á）」放書本，提在手裏。放學後，鄉下的小孩提著「加薦仔」及清潔用具，因為還要走一段路才回到家，所以路上沒什麼耽擱；可是街上的小孩，因為離家很近，書包纏在腰間，所以就拿著清潔用具在路上玩。他們相約到中山路的媽祖宮、中正路的王爺宮，或公園西側的地藏庵，利用廟前廣場「打仗」；以掃把當大刀、以畚箕當盾牌，又以敲鉛桶壯聲勢。雙方擺陣叫囂、互相廝殺，又公推一個將軍盤據廟前兩隻石獅上指揮，場面非常壯觀。

    不論玩「抓人」、還是玩「打仗」的遊戲，阿邦都是觀眾，並未加入；不過同學們都最喜歡到阿邦家旁邊的巷子裏集合。

    由於大台中縣政府把員林國小占用了，才讓他們遷到沒有校門、沒有圍牆的地方上課，也因而擴大他們的活動範圍，對員林加深了解、加深感情，也豐富了童年的生活。

 

    八、「甲伊娘嬭（niû lé）女爾去彰化」？

    一年級上學期成績，他列全班第三名，到下學期進步到第二名；而從二年級以後、直到員林國小畢業，都是全班第一名。那時候的學校非常重視成績，第一名的都被老師指定當班長，他從二年級到六年級都當班長，這是榮譽、也是鼓勵。

    阿邦自幼身體瘦弱，常走幾步路就喘不過氣來，所以既未加入「抓人」遊戲，也未參加在各廟口的「打仗」遊戲；不過有時候卻得幫老師跑腿。

    有一次班上女同學謝芙美未到校上課，一、二年級都當級任的黃旦老師，就要班長阿邦到她家了解一下。由於阿邦的台語還不夠好，又請一個講得好的男同學陪同去。

    謝芙美的家開客棧（今富安旅社），在員林火車站南側不遠、即光復路與三民街交會處。兩位男生走進裏面，就問：「謝芙美有沒有在家？」這時從櫃檯旁樓梯走下一個大人，應該是謝芙美的爸爸，低著頭回答：「甲伊娘嬭（niû lé）女爾去彰化。」（跟她的媽媽去彰化），阿邦聽不懂「娘嬭女爾」是什麼意思，傻呼呼地望著陪同的男同學，經男同學說明後才知道，禁不住大笑起來。

    好不容易又學到一句最重要的母語－「娘嬭女爾」；從「歐卡桑」、「媽媽」到「娘嬭女爾」，見證了台灣歷史的詭異，而且都發生在他的童年上。

 

    九、躲進古井

    到一九四八年九月，阿邦已念三年級，這時上課地點換到員林公園興賢書院的廂房。這一年老師換三女一男，共四個，第一位江敏老師，第二位鄭成玉老師，第三位鄭玉琦老師，至於男老師姓名已記不得了。

    兩位姓鄭的女老師，講話字正腔圓，都是道地的北平人，就用標準國語上課和說故事，至今阿邦講國語都還會用捲舌音，應是從她們學的，沒有「台灣國語」問題。推測這兩位女老師是戰後來的，對甫結束被殖民命運的台灣，特別具有辦教育的熱情，令人十分佩服。其中一個女老師，可能來台時間略晚，台語仍一竅不通，不過樂意下鄉做家庭訪問，這時就找台語已經進步很多的阿邦當翻譯。

    暑假的某一天，這位女老師用腳踏車載阿邦做家庭訪問，來到同學曾炎清的家。他家在鄉下，住家周圍被竹子環繞，當到達外面大門時，明明看到曾炎清在裏面，可是他卻跑了。他媽媽看見老師來訪，馬上叫住兒子，可是越叫越跑，瞬間不見，也很無奈。接著這位媽媽趕緊招待老師，一方面從屋裏搬出一條長板凳給老師坐，一方面拿出毛巾和臉盆，並走到井邊打水，準備給老師擦汗洗臉。當他把鉛桶拋下井裏時，忽然傳出一陣淒厲的叫聲，原來他兒子就躲在井裏面，頭部被鉛桶打到了。這位女老師及阿邦也趕快跑到井邊，只見曾炎清雙手雙腳貼在井的牆壁上，上下不得、十分狼狽。鄉下的小孩為什麼這麼怕老師上門，真是令人想不透。

    興賢書院其實是附設在孔子廟的私塾，有完備的學堂設施；而廟前有廣場，右側有水池，左側又有空地，遠比今中華電信舊址那邊寬敞。這時候已經可以上整天課，清潔用具也不用帶回家，在這裡上課，顯然比較快活。

 

    十、掉進糞坑

    翌年九月升四年級，這時候再搬到原日本人念的「小學校」（今崇實高工），四、五年級都在那裡上課。四年級男女合班、共六班；五年級採男女分班，男生四班、女生三班，共七班。未改建前的「小學校」，都是木造教室，他們的教室在校園的西南角；西邊臨今育英路，南邊臨實中巷，並有走廊通到一間獨棟的廁所。

   依照「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編班，阿邦編四年義班。各班輪流掃廁所，輪到的班級，可分配較多的鉛桶，而班長有指揮監督的權責。男女廁所並未分開，男生小便時，站在「一條溝」上；大便就到一間間有門的，與女生合用。當時沒有抽水馬桶和自動灑水設備，都要靠人工清洗。廁所外面有一座洗手台，上面只有一支水龍頭，輪到打掃廁所的班級，可優先使用。

     有一次阿邦那班輪到打掃廁所，當班長的他就爬到洗手台上，以便管制水龍頭。同學們拿著鉛桶排隊等他放水，水滿就提到廁所裡面沖洗；一桶接一桶，大家同心協力要把廁所打掃乾淨。但是排隊等水的時間太久，有的拿著水桶就在廁所四周玩追逐遊戲。這一天好不容易把打掃任務完成，可是清點人數時卻少了一個，帶隊的班長阿邦感到奇怪，就下令要找出這個同學。這棟廁所只有半個教室大，大家分頭找，包括把女生廁所一間一間打開，卻找不到。當大家在廁所外面繞、卻找不到，正在納悶之際，忽然有人說，在廁所外面掏糞的地方，好像有敲打蓋子的聲音，而且蓋子似乎在動，聲音是從下面傳上來的。不久蓋子漸漸移開，並冒出一個沾滿糞便的人頭，臭不可聞，原來是失蹤的同學，他掉到糞坑去了。當然大家一手掩著鼻子，一手拉住他，群策群力，把他給拉上來。這件事成了一件非常聳人聽聞的校園事件。

 

    十一、穿鞋的被「榨油」

    1950年爆發韓戰，韓戰後有不少被俘的中國人「投奔自由」、跑到台灣來，也有一小部分是台灣人。這些台灣人本來是日治時期的「台灣人日本兵」，二次大戰日本投降後，滯留中國戰場未歸，無奈地又變成「台灣人共產黨兵」，然後被中國共產黨派到韓國參加韓戰，並在韓戰中被俘，也一起「投奔自由」、成為「反共義士」。

    韓戰對台灣產生一個重要的影響，美國開始以大量的物資援助台灣，稱為「美援」。其中最重要的是麵粉，有美援麵粉才解決了台灣的糧荒；而且用過的麵粉袋，則多少又解決了當時布料不足的問題。大家把麵粉袋拿來作內褲，其實也當外褲，沒什麼分別。很多男生不分老少都穿著麵粉袋做的褲子到處跑。當時沒有拉鍊，而褲子也不需要拉鍊，只要把褲頭裁成「蔥管」，在裡面穿繩子，繩子就是褲帶，一束緊，褲子就不會掉下來。

    到冬天，這樣的穿著不夠暖，小朋友為取暖，就玩一種叫「榨油」的遊戲。下課時，大家跑到教室的一角互相推擠，一推擠就產生熱能；不過若被擠到最角落裡面，會喘不過氣來，十分難過。

    班上有一位叫梁漳生的新來同學，他是外省子弟，父親可能是在縣政府上班的公務員，穿著跟台灣人子弟不一樣。台灣人子弟赤腳，他穿包子鞋；台灣人子弟穿麵粉袋做的褲子，他穿卡其布做的褲子，腰間又有皮帶。至於台灣人講台灣話，他都還不會講，所以大家欺侮他。在「榨油」時，故意集中力量把他擠到角落去，就好像員林發生二二八事件時，那個外省人因穿青色西裝、結花色領帶，又穿光亮皮鞋，所以才被打一樣。

    至於夏天天氣熱，如遇到「西北雨」時，一部分住鄉下的同學，又喜歡在滿是泥濘的操場玩「泥巴戰」。他們會到操場上的跑道賽跑，在終點地方劃一條橫線，抵達時就忽然跪下，看誰滑的最遠，最遠的冠軍。

    阿邦營養不良，身體虛弱不堪，常說：「我一個人自己跑五十公尺還好，若跟人賽跑，就喘不過氣來。」所以他從不玩「榨油」、也不玩「泥巴戰」。

 

    十二、男生欺侮女生

   在「小學校」的木造教室，臨近今育英路的西邊有一塊空地，而東邊有一面大操場，兩邊都可以讓學生們下課時遊玩。那時候男女生的遊戲項目中，最受歡迎、最流行的，是「踢毽子」。

    「踢毽子」在日治時期已經是台灣小孩很普通的遊戲。據日人片罔嚴所著「《台灣風俗誌》」說：「所謂躂球，中國話叫『踢毽子』，日語叫『蹴鞠』。先把兩三個台灣錢重疊在一起，用紙包好，再用繩子把紙包的根部綁緊，多餘的紙留兩寸左右，用剪刀把紙剪成纓狀，如此就可做好一個毽子。」（見70年元月陳金田譯《「台灣風俗誌」，大立出版社出版）另據童玩專家吳望如「童玩與我」一書說：「據說少林高僧慧光在十二歲時就可以在井上連踢毽子500下，可見在北魏時期踢毽子已相當流行。」這項遊戲顯然在中國比日本更早。

    阿邦回憶當時的同學也喜歡踢毽子，不過男生的毽子包的紙粗糙，毽子也粗糙；而女生毽子包的紙精緻，毽子也精緻。毽子都是自己做，但起碼要有幾個中間穿洞的銅錢，阿邦從未有過銅錢，所以也從未做過毽子、更沒踢過毽子。

    踢毽子時，男女生分開，男生跟男生比，女生跟女生比；而且兩邊踢的位置不同，男生就在教室東邊的走廊，女生就在教室西邊的走廊。由於女生的毽子比較精緻，男生竟跟女生約定：「如果上課鐘聲響起後，還在踢毽子的人，毽子要被沒收。」因為鐘樓在教室東邊操場上，所以鐘聲響時，男生聽到就故意大叫，讓叫聲干擾鐘聲，結果女聲聽不到，上課了還在踢，這時男生就跑過去沒收毽子。

    阿邦長大後常想起這件男生欺侮女生的往事，對有權制定法律的人就抱著懷疑的態度，他們是不是藉著它來欺負別人、圖利自己呢？

    不過也發生一件耐人尋味的兩性故事。住民權街合作金庫右側的同學吳俊毅，應該是他員林最好的鄰居和同學，有一次兩人竟為女生的事吵了起來，那也是兩人唯一一次的吵架。

    有一次他們班上的女生被別班的女生欺侮，吳俊毅為自己班上的女生大抱不平，就找別班的女生理論，而且打起來，結果吳俊毅打輸逃了回來。阿邦認為男生被女生打敗很丟臉，就責問他：「為什麼被打敗？真丟臉！」吳俊毅被打敗已經很沒面子，現在又被取笑，惱羞成怒，兩人就發生口角。阿邦事後檢討，認為當時的男生並沒有比女生強壯，不一定打得過女生；吳俊毅見義勇為已經很不錯，不該苛責；但他恨鐵不成鋼、念他幾句，也沒什麼不好。阿邦萌芽了小小的正義感及一點大男人主義－男生不能敗在女生手下。

 

    十三、「仁愛週」變成「戀愛週」

    阿邦四年義班的級任陳坤鍛老師，剛從台中師範畢業，那時還非常年輕。他有一個妹妹陳玉春，剛好與阿邦同班，而四年信班的陳珮玉老師，也有妹妹陳陽玉在自己的班上。可是編班不久後，兩位老師的妹妹對調，陳玉春調信班，陳陽玉調義班，才沒有級任老師教自己妹妹的情形。這件事在阿邦的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並學習到一項很簡單、卻很重要的原則－無論做什麼事都要避嫌，不要讓人家議論，試想：「哥哥或姐姐老師怎樣為自己的妹妹打分數呢？怎樣表揚或處罰呢？」

    陳坤鍛老師人很幽默風趣，曾做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也許同是台中師範畢業的關係，他常跟三年忠班蕭煥村老師開玩笑。有一次陳老師到蕭老師的教室，悄悄地把寫在黑板上的中心德目「仁愛週」改成「戀愛週」。這件事被阿邦撞見，讓他小小的心靈產生無法理解的疑惑，為什麼陳老師到人家的教室改德目？「仁愛」為什麼改成「戀愛」？「仁愛」與「戀愛」有什麼不同？「戀愛」是什麼意思、什麼東西呢？長大後才知道那不是開小玩笑，而是開大玩笑－就是大人的玩笑，應該是陳老師向蕭老師釋出愛慕，很喜歡她、想追求她吧！不過後來證實陳老師並沒有追到蕭老師，這位蕭老師嫁了別人，並任職至校長職位榮退。

   四年級借「小學校」上課，教室比較好，戶外空間也比較大，畢竟日本小孩念的學校，設施上比台灣小孩念的「公學校」要完備。以前一、二年級上音樂課時，學生得到辦公室搬風琴；三年級在公園裡的興賢書院上課，忘了怎樣上音樂課。但到四年級時，每班教室就有一部風琴。

    陳坤鍛老師教學認真，而且教學方式靈活，譬如上說話課時，常要學生打扮成演員，一邊比手畫腳、一邊互相對話，非常逗趣，一點兒都不枯燥。

    這位陳老師對學生愛護備至，即在學生畢業或自己退休後，都還會探視學生；十幾年前，他還到員東路看阿邦。此外，這位陳老師也非常愛作媒，如在劉峰松所著《媒合也可以找到真愛》一書中提到：「劉峰松年輕時代，雖然也常戀愛，但屢戰屢敗、灰頭土臉，有一次不得不接受小學級任陳坤鍛老師安排，到員林大街某一戶人家去相親….。」（2001年一月，玉山出版社）按；劉峰松小學六年級的級任，也是陳坤鍛老師，可見他是如何地關心學生、如何地愛作媒，即把「戀愛週」廣為推行、發揚光大了。

 

    十四、被童乩嚇到

    有八成同學的名字，阿邦都還記得，尤其住員林街上的，連他們住哪裡都知道，如：吳俊毅住民權街，邱秋銘、張貴深、邱練珠、邱石彬、何樵牧（綽號「火車母」）住光明街，巫本源、王岳振、詹啟造、邱勝次、邱憲紳、楊祺宗住民生路，吳炳堂住中山路，謝芙美住光復街。街上這些同學放學後，喜歡到阿邦住的巷子玩，也都到過他家。

    吳炳堂班上編號一號，巫本源二號，王岳振三號。巫本源的爸爸在打石巷開一家山產材店，裡面堆滿鋤頭、畚箕、掃把、鐮刀….，東西很多、十分雜亂，沒地方可玩；但是臨民生路還有一家店是他們的，裡面就相當寬敞。巫本源年紀還小，可是有一個年紀大很多的哥哥，而且已經結婚。在民生路的店，常可以看到他哥哥、他嫂嫂坐在櫃台上。

    唯一一次到巫本源哥哥的店，竟玩了一項畢生難忘的遊戲－製作「獅頭」。大家先用水把泥土拌成軟泥塊，然後塑成一個獅頭的模型；接著以棉紙貼在模型上，等乾了後再貼一張，一張一張黏上去，直到有一個厚度，再把裡面的模型泥土敲碎，然後塗上各種顏色，就成了「弄獅」用的獅頭。在民間迎神賽會中，「弄獅」是不能少的活動。

    迎神賽會中，「童乩」的角色也不能少，有一次他被嚇到。

    阿邦住的巷子裡，有一位鄰居是寡母，他一個兒子長期生病，沒去當兵，每天都在家。這位寡母很煩惱，有一天就恭迎一尊神明到她家客廳，並找來一位「童乩」作法。這時阿邦被這位寡母拉到客廳裡面，給他一把香，並拜託他在放神明的桌子邊不斷地敲打桌沿，而那位「童乩」則伏在桌子上睡覺，一動也不動。阿邦敲打一陣子後，這位「童乩」忽然醒了，口吐白沫，接著全身抖動，並大聲吆喝、不知道講什麼，讓在旁的阿邦嚇一跳。這一幕景象，至今記憶猶新。

    他家巷子可通媽祖宮（福寧宮），那裏常有迎神賽會活動，也常出現「弄獅」及「童乩」作法，久了見怪不怪，阿邦慢慢融入台灣人的社會生活裡面。

 

    十五、吃蕃薯簽、撿稻穗

    阿邦當班長，跟街上的同學混得很熟，而因常陪老師作家庭訪問，與鄉下的同學也混得很熟。他現在還記得「三條圳」（今三條里）一帶，有江麗華、江美慧兩個女同學，及江世昌、江世超、江增展、江靖棍、江正茂、江炳瑩等六個男同學。

    當時社會不景氣，住鄉下的同學生活很苦、伙食很差，除非常去抓蟋蟀、青蛙、螃蟹、泥鰍或釣魚，補充一點蛋白質，不然營養不良，面黃肌瘦，精神萎靡不振，十分可憐。他們的主食不是白米飯，而是「蕃薯簽」；爌肉免談，常只有醃瓜、醬菜或地瓜葉當副食。

    有一次他一個人到「三條圳」找同學玩，看到同學的媽媽把地瓜「剉」成「蕃薯簽」，然後馬上泡在水桶裡，等泡了一陣子後，再把「蕃薯簽」撈起來，就當主食吃；而泡過的水，等裡面澱粉沉澱後，倒掉上面的水，再拿去曬成粉，就變成「蕃薯粉」，也可以賣錢增加收入。

   台灣尚未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以前，大部分農民可說苦不堪言，不過農家子弟也有打牙祭的機會。

    每年夏秋二季收割季節，很多鄉下的同學都請假了，一方面到田裡「撿稻穗」－收割時掉下的穗子，這些穗子可餵雞鴨，不撿太可惜；而另一方面可大吃一頓。收割需要請人幫忙，為了讓工人有足夠的體力，不但提供三餐，又增加兩次點心。不管正餐、還是點心，都吃米飯、不吃「蕃薯簽」，而且一定有大魚大肉，一塊一塊美味可口的「爌肉」更不會少；割稻季節，大家都像過年一樣高興。

 

    十六、母親的床邊故事

   在日治時期念過台北第三高女（今中山女中，見註一）、為嫁給在日本的先生才辭台灣銀行工作的葉玉鳳女士，這時候除有已經念四年級的阿邦外，還有宛香、如月、麗真三個稍大的女兒和邦光、邦鎮、邦家三個還幼小的兒子。每天晚上先安頓三個最小的兒子睡覺，然後為上面四個大的蓋上棉被，就開始講床邊故事。她講太多故事，而且時間已經太久，阿邦大多忘了。不過有兩個故事還有印象。

    其中一個是講喬.巴魯喬（Zang Baru Zang）的故事，只記得故事名稱，卻忘了故事內容（玉君按：可能是雨果《悲慘世界裡》的Jean Valjean）。而另一個，只記得故事內容，卻忘了故事名稱。大意說，有一位年輕人在尋找殺父的仇人，準備報仇。後來終於在一座山的山麓找到仇人。兩人相遇時，這位殺父的仇人並不知道對方要報殺父之仇，竟向他說了自己的一段故事：「我以前犯了一件很嚴重的錯誤，曾殺了一個人，希望有生之年做一件對的事來彌補。」接著並說出補過贖罪的方法，就是打通一條山洞，讓住兩頭的人們不必繞一大圈。這位本來要報父仇的年輕人，聽了後就想：「不如等他打通了山洞後再報仇。」但是怕他逃掉，也一起跟著挖山洞。兩人並肩工作一段時間後，終於挖通了山洞，讓住兩頭的人來往大為方便。而就在這時候，這位打算報父仇的年輕人，竟原諒了殺父的仇人，兩人並成為最好的朋友。

    這個故事到底影響阿邦多大，我們無從知道，但是阿邦長大後始終疑惑著：「我懂事後從未看過媽媽讀書，她哪來那麼多故事呢？」

    阿邦的弟弟邦家，對媽媽也有ㄧ些很生動的回憶，並寫了一首詩：

    《談我想談》

    母親是

    母親是不要消失最好

    母親是校長

    母親是老師 良師 師範

    母親是同學 學長 班長

    母親是朋友 益友 同黨

    母親是兄姐 弟妹 警察 判官

    母親是推銷員 採購員

    母親是親善大使 行政院長

    母親是支柱 談心單位

    母親是港灣 燈塔 導航員 糾察員

    母親是遠景 希望 智慧

    母親是堅定 遠見 目標

    母親是仁慈 見地 包容

    母親是毅力 能力

    母親是營養師 保健師

    母親是企劃師 馴獸師

    母親是 幾乎完美

    母親是不要消失最好

          2013年7月30日 

    

註一：據八十三年十一月五日中國時報記者陳榮裕報導：「日治時代台北第三高女即今中山女高前身，當時第一、第二高女都只給日本子女就讀，第三高女可說集合了全台最優秀的女學生，培育人才無數，半個世紀以前的台灣婦女，能夠進入高女讀書，都是本身條件極為優異或有相當的家境。」其校名沿革為「國語學堂」（即芝山岩學堂1895年）、「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女子分教場」（1897年）、「台灣總督府第三附屬學校」（1919年）、「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1923年）、「台灣省立台北二女中」（1945年）、「台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1967年）。   

 

    十七、四萬換一元

    1949年大陸變色，蔣介石把幾十萬軍民撤退到台灣，造成台灣政治、社會與經濟上的重大變動，發生所謂「四萬換一元」的金融風暴。

    那時候老百姓到雜貨店買油，要自備瓶子；買米、麵粉、糖、鹽等等，就用舊報紙摺成的四角形盒子盛放。被摺成四角形的盒子，回家後打開、又變成報紙，常看到有關金元券擠兌及台幣貶值的報導。

    阿邦從報紙知道有一家銀行擠兌非常嚴重，不分男女老幼，甚至連孕婦都爭先恐後排隊。排第一個的，三元換一元，第二個的四元換一元….，一直到四萬元換一元。大家一急，秩序大亂，結果人擠人，有人跌倒後又被踩，死的死、傷的傷，竟造成銀行內外都是一具一具的屍體。報紙上的畫面十分驚悚，在阿邦幼小的心靈上投下相當恐怖的死亡映像。

    隨著台幣貶值，米價也節節上揚，而且不只「一日三市」，一天裡不知道漲幾次呢。阿邦當時聽說，有一位太太到第一市場買米，到了才知道價錢跟昨天不一樣，因為身上的錢帶不夠，趕緊回家拿；可是到市場時，米價又漲了，身上的錢還是不夠，只好再回家拿。她先生不相信有這種事，改由他去買，結果先生到了後，米價又不同。以前米店都幫客人準備袋子，現在連袋子都沒有；聽說有些太太小姐就捲起裙子，請店家把米放在上面，以致春光外洩，內褲都被看到了。

    「四萬換一元」後，大家一下子變窮，本來常有同學到他家的巷子玩，忽然都不來了。

    1945年生邦光，1947年生邦鎮、邦家雙胞胎，1949年生麗文，而1952年又生麗紅、麗育雙胞胎。子女越生越多，一胎還好，雙胞胎奶水不足，就只好餵米麩，這一來營養不良、發育不好，個個面黃肌瘦。早期無法照顧這麼多小孩，有請一位竹山來的女孩阿雲幫忙；阿雲出嫁後，又請一位台中來的小姐幫忙。後來請不起，全靠媽媽ㄧ人。

    在那個艱苦的年代，阿邦還記得在博愛巷、今和平教會那裏，常發放救濟物資，包括麵粉和舊衣，阿邦家常去排隊領取。

 

    十八、朋友媽媽臉上的脂粉塗得真厚

    大家變窮了以後，ㄧ些到阿邦家巷子玩的同學，有的也像阿邦一樣去賣冰棒，大約從1950年七、八月暑假開始。

    員林街上有多家賣「枝仔冰」的冰廠，大家批貨的地點並不一樣。有一位綽號叫「毛澤東」的吳自東，他賣冰的動機、目的和方式，跟別人不一樣，他是為了愛「軁（nǹg）狗孔」騎腳踏車才賣。他們這個年紀的小孩，腳還不夠長，而那時候又還沒出現為孩子設計的小型腳踏車，所以不像大人可以坐在腳踏車坐墊上騎，而只能雙手握著車把，右腳從車架中間穿過去踩右邊的腳踏板，左腳踏著左邊的腳踏板，然後雙腳划動車子，這叫「軁狗孔」。「毛澤東」愛「軁狗孔」，但又沒錢，只好賣冰賺錢後，再到光明街文化戲院左邊的腳踏車店租車。他只要賺夠租車的錢，就不再賣，譬如賣廿枝「枝仔冰」賺到兩塊，而兩塊可租車一小時，這時就暫時不賣，並把裝「枝仔冰」的木盒子藏在文化戲院門口的垃圾箱。那時候的垃圾箱有蓋子，前面用活動橫木板封住，清理時再取出橫木板就好。他的「枝仔冰箱」藏在垃圾箱，以為神不知、鬼不覺，可是賣冰的同伴都知道這個祕密。

    阿邦賣冰棒批貨的地方，固定在員林火車站左邊，即吳耳鼻喉科右邊那一家。那時「清冰」每枝賣一角，有五分的利潤。據後來同樣賣冰棒的弟弟邦鎮回憶，他1960年前後，即八、九歲時，在中華戲院裏面賣時，「清冰」每枝賣兩角、賺一角，而加太白粉的紅豆冰、牛奶冰，每枝批發價二角半、賣五角，可賺一半。

    剛開始，阿邦不敢在大街上叫賣，都跑到今中正路「黃金帝國」大廈（原警察局）後面的警察宿舍區，不過那邊家家戶戶都圍著高牆，而他的叫賣聲又小，住宿舍裡的警眷可能聽不到，所以生意並不好。後來膽子越來越大，慢慢地敢在大街上叫賣。甚至有一天還爬過天橋到後火車站，即到「五分仔車站」、進入車廂內叫賣。但是只去一次，因為被一位站務員發現，沒收他的「枝仔冰箱」，除非阿邦把車廂打掃乾淨，作為交換條件。阿邦只好把一節一節的車廂打掃乾淨，最後才取回了「枝仔冰箱」。從此以後，他再也不敢去了。

    因為賣枝仔冰到處逛、到處叫賣，所以就認識了一位在國際戲院（今中山路一段610號福懋加油站，原「員林大舞台」）賣冰的小孩。有一天傍晚這位「同行」帶阿邦到他家，他家在離國際戲院不遠、俗稱「鐵支路邊」的巷子裡。

    到他家時，看到他一個還幼小的弟弟，可能肚子餓要吃奶，就哭個不停，這時正在化妝的媽媽只好一手把他抱在懷裡，而一手忙著在臉上打妝。這位又哭又叫的弟弟，因為吃不到奶，雙手就到處亂抓，抓到他媽媽的臉，這時已經差不多化好妝的臉，被劃出幾道抓痕，天啊，竟可以看出脂粉的厚度。阿邦長大後才知道，這位「日落梳妝」的「同行」媽媽，是一位妓女。

 

    十九、來旺兄，你在哪裡？

    暑假賣「枝仔冰」，通常從上午十時開始，賣到什麼時候休息不一定，要看銷售情形。早賣完、早休息；晚賣完、晚休息。

    有一天賣到夜晚十一、二點還沒賣完，當走到光明街與三民街交叉處、即文化戲院斜對面的一家照相館時，有幾個在門口乘涼的大人，忽然叫住他，問：「囡仔，有紅豆冰否？」因為紅豆冰的成本比較高，每支批發價要二角，而且銷路比較小，所以阿邦才沒賣；可是一聽到幾個大人要買紅豆冰，而想到每枝可賺一角，機會難得，「三步併兩步」，就趕到火車站前的冰廠，打算批幾枝紅豆冰賣他們。

    可是從火車站轉過幾條街再回到照相館時，竟看到那幾個大人人手一枝，已在吃紅豆冰了。阿邦一時愣住，到底怎麼回事？他們的紅豆冰哪裡來的？誰賣他們的？原來有個六年級的學長也在賣「枝仔冰」，剛才聽到那些大人要買紅豆冰，就急著到另一家冰廠批貨，捷足先登、先賣他們，阿邦晚了一步。當時那些大人看到阿邦滿頭大汗又拿了紅豆冰要賣，也愣住了。大家非常同情他，每人又各買了一枝，即他們各吃了兩枝紅豆冰，總算皆大歡喜。

    那位六年級的學長可能還在附近，這時就挨近阿邦的旁邊，並認出了他。他知道阿邦很會念書、而且當班長，兩人相偕離開照相館，並邊走邊聊了各人的家世。那位學長說：「我媽媽過世很早，後來爸爸娶了後母。我由後母撫養長大，而後母又生了幾個弟妹，人口很多，家裏很窮苦，所以我從賣冰幫忙家計，並報答後母的養育之恩。我出來賣冰是心甘情願、無怨無悔的。」而阿邦也說：「我父母都親生的，有三個妹妹、三個弟弟，人口也很多，生活很苦.。」這時這位學長竟拍了他的肩膀，說：「你不管多苦，一定要幫父母賺錢、照顧弟妹。我是後母養長大的都這樣了，更何況你是親生的，更不能不這樣。」這位學長鼓勵的話，他深植於心，常想：「人家對後母都這樣了，我對生母怎能不一樣呢？」

    這位非常懂事的學長，後來成為他的好朋友。阿邦知道他小學畢業後未升學，在火車站旁一家貨運行工作。直到他當兵前都有來往，那時阿邦已念中一中高二或高三。阿邦非常懷念和敬重這位大哥，可惜後來失去聯絡、已找不到他，他的名字叫詹來旺。

    阿邦賣「枝仔冰」賣到小學五年級暑假，六年級寒假不能賣冰，就賣炸熱的「韭菜條」，本來也可以賣「蚵仔嗲」，但成本太高，不敢批購。到六年級下學期暑假，這時已經畢業，忙著準備考初中，就沒再賣「枝仔冰」。

 

    廿、兩個表哥個性與才華不同

    到小學四年級，阿邦才知道台中市有位二姑媽，並有兩個表哥。這一年大年初二，爸爸要阿邦到台中市把二姑媽和兩個表哥帶回員林過年。

    當天阿邦下火車站後，沿著中正路直走，記得第一個路口為自由路，有一邊右轉是彰化銀行，對面ㄧ邊是賣太陽餅的店。直走到民權路口右轉，不久就找到二姑媽的家，然後帶他們回員林。

    當時大表哥念台中一中初ㄧ，而到阿邦進入台中一中念初ㄧ時，大表哥已念高ㄧ。大表哥念台中一中，可見也很聰明優秀。至於二表哥念完小學後未再升學，不過很喜歡游泳，後來成為省運選手。

   大表哥、二表哥倆人個性不同。二表哥很有親和力，喜歡開玩笑，這次到他家時，看到糞坑裡面有很多白色的蛆蟲蠕動，竟笑著說：「你們家的糞坑裡有很多吻仔魚。」至於大表哥就嚴肅、正經許多，並且表現出滿腹經綸的樣子，還講了一個十六個字的謎語，要阿邦猜一個字。這十六個字的謎語是：「草王作亂，打破同關；北門兩散，四將排班。」阿邦從沒玩過猜謎遊戲，當時猜不出來，不過始終記住這十六個字，長大後終於猜出「燕」這個字。阿邦的爸爸叫「鄭燕南」。

 

    廿ㄧ、台灣人腔調各地不同

    小孩學語言很快、並不難。阿邦首先接觸的台語，帶有永靖腔，因為四、五歲時在那裏住過。永靖原名「關帝廳」，早期發生閩、粤械鬥，平靜後才改名「永靖」。當地住的客家人，可能跟新竹的客家人有關，很多人姓邱，中間字有「創」的很多，所謂「創」字輩，如前省政府主席邱創煥、前立法委員邱創進；又如有「垂」字輩的，新竹有前立法委員邱垂貞、知名教授邱垂亮。這些客籍人士雖然閩化，但是從姓氏字號可以看出端倪。另從稱謂上也可以識別，如閩人稱舅媽為「阿妗」，客人則叫「舅媽」。而最特別的，莫過於閩化過程中竟產生特殊的腔調，如「永靖枝仔冰冷冷定定（硬硬）」，「冷冷」念成「lián lián捏捏」，「定定」念成「tiān tiān鄭鄭」，所以要認出永靖人並不難。

    在永靖時間不久，學的永靖台語並不多，到員林念小學後，又有機會學到帶有「尾」音的員林腔，如「吃菝仔」（吃番石榴），會講成「吃菝仔ㄨㄟ」。他的母語是「日語」，初學台語鬧很多笑話，如把「暗趖趖（àm-sô-sô）」（很暗）拉長為「暗－趖－趖，又如把「石頭」講成「石猴」。到二年級時當班長，跟同學互動較多，尤其住街上的常到他家巷子玩，台語進步更多。

    那時候不管講台語、國語，對阿邦都是一種新語言，考驗很大。他媽媽怕他上課聽不懂，還會帶著宛香、如月、麗真、邦光，並抱著邦鎮、邦家共六個弟妹到學校教室窗外旁聽，晚上再為阿邦補強一番。

    寒暑假時，他媽媽會帶阿邦及弟妹們到台北看外公、外婆。外公、外婆住台北市延平北路盡頭台北大橋橋下，住那裏的台灣人，腔調又有不同。如「炊糕」講成「炊假tshue ké」，「飼雞」講成「tshī kue飼歸」，「碗糕」講成「拗假」，「鵝」講成「giâ鴨」，「頭髮」講成「thâu mn̂g頭門」等等。南北腔調不同，ㄧ講話就露餡，北部人叫南部人為「下港人」，南部人叫北部人為「頂港人」；「下港人」有「下港腔」，「頂港人」有「頂港腔」，都假不了。

    要是從北部回來，就學會一點「頂港腔」，如把「鵝毛」講成「giâ mn̂g鴨門」，大家就會笑著問他：「門安怎夯（giâ）？」（門怎樣舉？）。這時阿邦也很困擾，後來想出解決的辦法，即到北部就用「頂港腔」，回南部就用「下港腔」。

    念ㄧ、二年級時，台籍的老師也一樣要學國語，邊學邊教、現買現賣，並沒有比學生高明。到三年級有兩位從北平來的女老師，這時阿邦才學到道地的國語。從日語到腔調不同的各地台語，然後從「台灣國語」到標準國語，讓阿邦從小見識了語言的奧秘，長大後不但學英語，甚至回頭又學日語。他對各種語言都有興趣。

 

    廿二、擺攤人家

(一)、不得不找出路

    阿邦的爸爸受日本教育，戰前到神戶ㄧ家商社工作，戰時被派回台灣，職務與待遇應該不錯，從他們在火車站前民權街租的家，有屏風、辦公室、兩副高級圍棋等等設備可知；即便在戰後初期，可能跟國軍仍有生意往來，如常有穿著軍裝的中國軍官陪同進進出出，晚上還安排他們到三民街的永安旅社住宿，情況也應該還不錯。又如即使搬到民權街三十號的巷子裡，每到夜晚，永安旅社的服務生都會提著燈籠來帶阿邦及弟妹到旅社洗澡。

    媽媽在日本時已生下阿邦等四個兄妹，在永靖又生一個，到民權街巷子裏再生三個。阿邦小學五年級、即1951年時，已共有八個，包括麗文兩歲，邦鎮、邦家四歲，邦光六歲，麗真八歲，如月十歲，宛香十一歲及阿邦十二歲，可說人口眾多、食指浩繁、負擔沉重。而沒幾年後，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通貨膨脹、「四萬換一元」，台灣社會經濟狀況嚴重惡化，爸爸的事業宣告失敗，此時就不得不另謀生活，才毅然擺路邊攤賣麵。

   （二）、採購與準備

    早上媽媽要先打理八個兒女的早餐，接著催促幾個該上學的去上學，然後自己從家裡出發，沿著民權街、中正路，到與民生路交叉的第一市場採購，全程大約八、九百公尺。她要買油麵、米粉、粿仔等主食，也要買豬肝、豬腸、豬血、豬皮、豬頭皮、豬尾巴、豬排骨、三層肉、肥肉、瘦肉、雞蛋、油豆腐等等副食；另外要買蔥、薑、蒜、韭菜、香菜、辣椒和白菜等等。那時沒有手推車，都靠著手提或肩扛，並且來回要走很多趟才能完成，很難想像她怎能勝任這項繁重的工作。

    全部採買回家後，馬上進行清洗、剁切與烹飪。如肥肉先榨油；排骨洗好、切好，沾了太白粉後炸成排骨酥；ㄧ些滷味加佐料燉煮；米粉也得先川燙成半熟；白飯所需要肉燥及白切肉，分別要弄好；要切薑絲、搗蒜泥及備好各種佐料。

   （三）、出攤與營業

    中午要為上學回家或準備上學的孩子打理午飯，然後可能有ㄧ、二個小時的午休；下午三、四點準備出攤，五、六點開始營業。

    從巷子裡的家到民權街攤位大約五十公尺，擺攤所需的設備，包括：1.長方型的活動櫥車，下有兩層，放碗盤；上用斜玻璃罩罩住，裏面擺放海帶、豆干、油豆腐、豬肉、滷蛋等等滷味及青菜。2.「摵仔桶（tshik－á－tháng）」一個，下有火爐、上有一鍋燒開的熱水，作為現場燙煮油麵、米粉、粿仔之用。3. 活動櫥車旁邊又有一座火爐，上有一鍋滷湯，內有ㄧ些滷味可隨時取用。4.長板凳、小圓凳及方型桌各數張，放麵攤周邊以便顧客使用。 

    清晨採購前後，媽媽還要忙著為一家十口洗衣服、晾衣服；中午在休息後、出攤前，又必須把滷味滷好。一切都就緒後，再幫忙爸爸出攤－就是把家裏先弄好的碗盤菜餚搬到民權街攤位，這時大概傍晚五、六點，阿邦、宛香都加入搬運行列。ㄧ些桌椅太重太佔空間，都放原地，並沒有搬回家，省掉一點人力。當時治安良好，桌椅不會被偷。

    出攤後，媽媽為小孩準備晚餐，晚餐後為他們洗澡，並哄著大家睡覺，這時忙一整天的她，也跟著睡覺，直到午夜、大概一、二點時，阿邦回家叫她起床。這時阿邦睡覺，媽媽幫爸爸收攤；爸爸收攤後回家睡覺，而媽媽處理善後，直到天亮，接著開始她忙碌的一天。

   （四）、阿邦的角色

    阿邦每天下午五、六點開始幫忙出攤後，就被「綁」在攤位上，直到深夜。他的工作就是洗碗，客人多時要不停地洗，少時，因為雙手油膩也沒辦法偷閒做別的事，想藉機看書、做功課，都不可能。那時市面上還沒有洗碗精、洗潔劑，只能用肥皂洗碗、洗盤子，不管怎樣洗，雙手都是油膩的。夏天熱還好，冬天冷，雙手長時間浸泡在水裡，非常難受。

   有時也有「外燴」服務。那時在火車站新生路、今東海補習班地方，有一家「七里香酒家」，客人越晚越多，到半夜時，這些酒客、酒女肚子餓，就會請裏面的小弟騎腳踏車到阿邦他們的麵攤買麵；但是麵煮好了都由阿邦送。從火車站前送到新生路的酒家有一段路，那時候地面都還未鋪柏油路，凹凸不平；阿邦一次只能端著兩碗麵，小心翼翼地送到酒家。有時遇到下雨，地上泥濘不堪，端著麵走路更得小心，而每碗麵上還要蓋一個盤子，以免雨水滴到麵裏面。送麵的阿邦並沒有雨衣可穿，就只能被淋得像落湯雞，十分狼狽。麵送到後，要等客人吃完才行，不然就要多走一趟。不論晴雨，阿邦都要在酒家門外等客人吃完麵才能走，後來酒家老闆的媽媽看到瘦小的身影等在門外，十分同情，就叫他到裏面的樓梯下等候。

    過年節時，他家的麵攤沒休息，客人更多、更忙碌；因為坐夜車回家過節的旅客，下火車站後肚子餓了，都會吃碗麵再回家。

    阿邦第二天早上還得上學，通常在十二點到一點之間，回巷子裡叫醒媽媽，再由媽媽接班。不過有兩種情況例外，一是生意太好，一是下大雨。吳俊毅的家就在對面，他有三個兄弟及四個妹妹，早晨他們起床、燈亮了，就知道天亮。阿邦整夜沒睡的情形很少。

    （五）、爸爸是總指揮

    爸爸受日本教育，一絲不苟，要求非常嚴格，而且做事有步驟，井然有序。譬如韭菜洗好後，先算數目，一把三株，橫直交叉疊放，方便取用；每碗麵一定三株，不多不少。

    爸爸具有日本精神，不但刻苦耐勞，而且十分精明，算準夜班車、早班車時間，苦守火車站前；慘澹經營，也只有他做得到。

    他又富有同理心、同情心，譬如夜裡貨車上的捆工來吃排骨麵時，排骨有沒有沒關係、但求麵多放ㄧ些。這時爸爸現場煮了一大碗公排骨麵給他外，並用油加拌了一碗，包好後免費送他在車上吃。家裏雖窮，還是樂於助人。

    不苟言笑的爸爸，看起來很嚴肅、卻十分和氣，與人無爭。這位麵攤上的總指揮，大家都叫他「鄭桑」（てぃさん）；沒人叫他綽號、他也沒綽號，甚至沒人知道他的名字。

 

    廿三、魏家樂園

    阿邦二年級當班長以後，不論街上、還是鄉下的同學，他都擁有好人緣，俱受擁戴。不過在這些同學中最要好的，要算住街上的吳俊毅。

    吳俊毅在二年級時，才從田尾鄉海豐崙搬到員林，就住在火車站前民權街現在合作金庫右邊，也就是阿邦員林第一個家的正對面。他爸爸可能是早稻田或慶應大學的台灣留學生，媽媽則是員林人。外公魏錫清為地方望族，樂善好施，在福寧宮捐款徵信錄上可看到名字，且當了三屆員林鎮民代表。

    魏家有一座與眾不同的三合院，在今博愛街、新興街交叉處的頂好超市附近。正廳有一個亭子延伸到前庭，亭子還有四隻腳，非常氣派。要從側門才能進入三合院，而一進去就可看到一棵百年的蓮霧樹。有一次吳俊毅爬上去摘蓮霧，下來時被外公撞見，就急忙把蓮霧藏到胸口衣服裡。

    阿邦雖然有好多位街上的同學，不只常到巫本源的家，至於進入吳俊毅外公的三合院，更不計其數。念小學四年級前常去，五六級時他改編乙班，比較少來往，但是念中一中及台大時，又常一道去，跟他門家族混得很熟。

    他外公年紀很大才念書，後來竟娶了自己的小學老師。印象中，他外婆後來變成瞎子，不過由於阿邦常去玩，所以認出聲音，只要聽到、就會叫一聲「邦雄」。吳俊毅舅舅和阿姨的子女中，有魏美津、魏美智及魏光宣，都跟阿邦同年不同班；吳俊毅還有年紀比他小的舅舅。

    魏家大宅不但種蓮霧、金桔，在今育英路的大圳溝邊，更有一座不小的菜園，種了各種蔬菜。菜園有很多田螺，繁殖快速，而且會啃食蔬菜，所以要常去撿；撿到後用鐮刀剝開，然後餵鴨子吃。有時也用鐮刀剖木瓜吃，阿邦在魏家常玩得很開心。他沒到過吳俊毅在民權街的家，卻是魏家大宅的常客。魏家子弟也有念中一中或台大的，可說關係極為密切。

 

　　廿四、街上同學群像

    四年級前，街上的同班同學大約有十個，分佈在中山路、光明街、民生路一帶。到五年級改為男女分班，重新編班後，阿邦編丙班；同班同學有的編到別班，而別班的男同學也有編進丙班。

    這時在民權街、光明街有林照晨、廖繼統，在水利會附近有李煥東、曹祥賓、陳松增、巫松輝，在員林國小東邊有張式甫，在公園興賢書院右側一家冰菓室有林世銘，在員鹿路有楊祺宗。至於鄉下地方，在西北角南平庄有楊從、楊清一、馮瑞卿、古炳懷，接近大村鄉有游潤鎏兄弟。那時候尚未設靜修國小，所以這兩位游姓兄弟每天上下學都要走好幾公里路；一個長個很高很瘦，一個長得很矮很胖，大家叫他們「七爺八爺」。這兩個兄弟早上走到學校時，通常已上完第一節課；而下午放學時，老師特准他們提前一小時離開，等於少上兩節課。中午休息時間，大家各自回家吃午飯，他們倆兄弟卻帶便當在教室裡吃。

    六年級時，賴瑞朝校長的第三個兒子賴要三，編進乙班，與吳俊毅同班。印象中賴要三個性安靜，跟同學互動較少；可能剛隨父親初到員林國小，還有陌生感，或許是校長的兒子，行事比較低調吧。

    阿邦編在丙班仍繼續擔任班長，那時甲班班長林恩仲，乙班班長詹啟造、丁班班長賴豐三、賴為督學的兒子，林及詹均為醫生的兒子，而阿邦為攤販的兒子，當時導師依序為蔡守仁、魏應陽、巫金煥、賴鑑等。

 

廿五、巫老師的下馬威

升五年級放暑假的一個返校日朝會時，有一位年紀大同學三歲、又長得很高的張金錶，他站第一排第一個，而比他矮兩個頭的阿邦站在旁邊。這一天站在各班旁邊的老師並不是原級任老師。他們這一班來了一個個子很小的女老師，站在張金錶的另一邊。這時張金錶既淘氣又神氣地從女老師背後伸出自己的手比劃一下，以嘲弄女老師和班長都比他矮很多。這一幕，阿邦至今印象深刻。

    五年級最後一個返校日，這次站在他們班級隊伍旁邊的，換成巫金煥老師。巫老師剛從師範畢業，年紀很輕，長得高高瘦瘦，又架著深度眼鏡，樣子很酷很兇。這一次返校日升旗後，他竟留下全班同學操練，有時喊立正、稍息，有時喊起步走、停，煞有介事地上了一節軍訓課。想不到六年級開學後，他竟成了他們的級任老師。這次返校日是一個預告，也讓大家先領教、領教他的下馬威。

    五、六年級的男同學，冬天除玩「榨油」遊戲外，又多了一項「獨腳雞」遊戲。大家在空地上，玩的人各自彎起一隻腳，並用同側的一隻手從後面握住腳踝，然後跳躍、互相碰撞，如被碰撞而鬆手、以致兩腳落地的，就算輸。可以單挑，也可以一次挑兩個或兩個以上。這種遊戲很不簡單，輸贏立判，毫無模糊地帶。那時候最厲害的，要算張式甫，他手腳靈活、可攻可守，一個可敵好幾個，大家都不是他的對手。

    有一次張式甫在教室前花圃旁邊玩「獨腳雞」遊戲，卻因為花圃周邊磁磚長出青苔而不慎滑倒。他跌得很重，可能骨折或扭傷，不得不請病假休息。後來傷勢痊癒回校上課，可是功課落後很多。有一天上算術課，巫金煥老師指名要他回答問題，張式甫沒答出來，巫老師未予處罰。可是第二次再指名要他回答時，他還是答不出來，這時站在講台上的巫老師，竟把板擦丟向張式甫，一個正著、打到他的頭，只見粉筆灰瞬間擴散，像白霧一樣瀰漫，讓全班同學嚇一大跳。從此以後，大家上課都必須全神貫注，絕不能分心。

    住南平庄的馮瑞卿，天生十一個指頭，同學送他「十一指仔」的渾號。這位同學不知何故，常被巫老師處罰，可是卻很有心得。譬如老師愛用細長的「掃梳」（竹枝做的大掃把）打同學的手背，被打的同學要立正站好，雙手伸直，手背向上，手心向下，當被「掃梳」抽打時，一手的手背先打到、另一手的手背後打到，先被打到的手背固然很痛，後被打到的手背更痛，但是真正會痛徹心扉的，是「掃梳」從後打到手背、再倒抽到手心時，那才可怕！馮瑞卿就想出一個手心不會被倒抽的方法，這個方法是，當「掃梳」打到第一隻手的手背時，要趕快把另一隻手的手背壓低一點，這樣就可以避免被抽到手心、可以逃過一劫。一般老師用「掃梳」打屁股還好，因為屁股有的是肉，而手背上沒什麼肉，抽起來真痛；至於手心上的神經很敏感，千萬不要被倒抽到才好。

    這位巫老師偶而也會賞嘴巴，大家不乖不行、不認真不行。不過嚴師出高徒，他造就好多出色的學生，像常被抽打手背的馮瑞卿，後來考上師範學校，並當了小學老師。至於他有沒有師承巫老師的嚴格管教方式，就不得而知了。

    阿邦五年級前，沒遇到會賞嘴巴、打手背、會丟板擦的老師，到六年級才見識到厲害的老師。不過據說後來巫老師升主任後，也許沒有擔任級任，就沒聽說再打學生；但也可能上級單位三令五申要實施愛的教育，就不敢再打。但又有可能年紀大了以後，脾氣管控得當，修養變好了吧。

    巫老師也是一位知名業餘攝影家，非常喜歡拍攝，與專業攝影家江村雄，都是員林鎮的攝影前輩。阿邦在他過世前幾年，曾在員林農校的社區大學碰到他和師母。

       

    廿六、退出「鎮長」競選

    某一天深夜，巫金煥老師從台中搭火車回員林，下火車後經過民權街，竟看到他的班長阿邦在爸爸的麵攤上洗碗，兩人四目碰觸，瞬間各出現一種令人無法形容的表情。

    這位班長每天晚上在麵攤上洗碗，從傍晚五、六點洗到深夜十二點，有時生意特別好或遇到雨天，還得洗到天亮，卻是全班第一名，而且每科成績都最好；他根本沒時間溫習功課，卻有這種優異的表現，當時要這位年輕的級任老師怎樣想、怎樣說呢！？

    巫老師開始瞭解他的班長。知道他爸爸受日本教育，戰前在日本商社服務，並派到台灣負責採購工作，職位相當高，可是戰後不久，竟變成一無所有；而這時已有八個年幼的小孩，生活擔子真的很重。當然也知道阿邦在日本出生，三、四歲才回台灣，剛上學時台語都不太會講，可以成績進步神速，從二年級開始都考第一名，並擔任班長至今。這位年輕的老師知道這些事後，備感憐惜，所以有一次做家庭訪問時，巫老師還帶一包配給米給阿邦他們。

    學校為讓全校各年級學生有互相認識的機會，這一年特別舉辦票選「鎮長」活動。阿邦被老師指定為候選人，可是選舉活動進行到一半，巫老師卻要他退選。原來另一位候選人、即六年乙班班長詹啟造，他父親詹位為醫生、母親詹陳愛珠為縣議員，而親族又經營製冰廠、賣枝仔冰，財力雄厚，聲勢奪人。巫老師可能認為這樣的競選無法公平公正，選下去沒什麼意義，所以才要阿邦退出。

    長大後，詹啟造果然如願當選了兩屆員林鎮長(1973─)，卸任後長居美國，已在二○一二年過世。

 

    廿七、擠得不得了

    六年級寒假，即在一九五二年一、二月間，阿邦又搬家，而爸爸的麵攤也收了。在民權街卅巷裏面的房子，房東好像在員林街上開店賣汽車零件，可能房子另有用途，或阿邦他們付不起房租，小時候的阿邦不知道搬家原因，長大後也沒問過父母。

    從永靖搬到員林後的第三個家，在當時員林警察分局(今黃金帝國)右側東勢巷(今正興街)裏面的一座三合院。這座三合院距離吳俊毅外公魏家三合院不遠，不過格局大小差很多，像是窮人的三合院。正廳左側住著一戶人家，其餘廳房都堆積雜物。這戶人家是一對年輕夫婦，還沒有小孩，先生叫「天送」、太太叫「蕭蕊」，「天送」以「黏鉛桶」為業。

    他們的房間不到四坪，已經很小，這時再用竹片隔成裏外兩間，「天送」夫婦住裏面一坪，阿邦全家住外面三坪；「天送」夫婦進出要爬過阿邦他們前面的房間。

    這時阿邦的媽媽又在這裡生下麗紅、麗育雙胞胎，即第五、第六個女兒，連同前面的邦雄、宛香、如月、麗真、邦光、邦鎮、邦家、麗文，再加上父母兩個，共十二個，全擠在三坪左右的房間裡。

    他們睡的是通鋪，上面有床板，而床板下面用長板凳頂住。靠門地方的床板與長板凳是活動的，白天移開，到晚上人員全部都到齊，把門關上後，再用長板凳架上最後的床板，才夠大家睡，可說擠得不得了，連翻身都沒辦法。至於煮飯、燒水、洗衣、洗澡、上廁所，都只能到屋外。

    不過只暫住一個寒假，寒假結束前再搬到第四個地方。這次再搬新家，阿邦的爸爸借來一部「離阿卡」(りぁかりあか手推車)，傢俱放上面，爸爸在前拉，阿邦在後推；瘦弱不堪的他，推得滿頭大汗，而且上氣接不著下氣，氣喘如牛。

    在第三個家是過渡的、短暫的，原來他爸爸在今中山路媽祖宮(福寧宮)對面第二市場那邊，利用倉庫的一面牆壁搭建的新屋已經落成了。寒假這段時間，爸爸正忙著那邊的工事呢。

    他爸爸跟「天送」到底有甚麼特殊的交情，阿邦並不知道，不過他們全家人在「窮人的三合院」擠的這段期間，阿邦體會到濃濃的人情味。

    附帶一提，兩個在一九五二年寒假生的雙胞胎妹妹麗紅、麗育，竟到四月才報戶口，本來肖兔，竟變成肖龍。至於一九四五年在永靖生的邦光，因為戰爭結束，政權移轉青黃不接，也遲到一九四六年才報戶口，本來肖雞，變成肖狗。

     

    廿八、找到有水的地方

    現在員林中山路媽祖宮(福寧宮)對面，已蓋滿了商店，十分繁榮，但是在四十年代，那裏有廣場、有第二市場、有倉庫，並有許多違章建築，是一個十分雜亂的地方。

    他們第四個家，是由爸爸親手搭建的竹屋，有一面挨著倉庫的牆壁，有三面用橫的木板圍成，屋頂則用剖成兩半的竹片、上下勾連而成；地面是泥土，當然也有出入的門。這座依著牆壁搭建的長條狀的竹頂木屋，十分簡陋，不過空間比第二、第三個家大很多，裏面還有各自的床鋪，不是打通鋪。但是遇到下雨天，大事不妙，屋頂會漏水；有時半夜裏下雨，爸媽還要把小孩抱到不漏水的床鋪上。年紀比較大的阿邦，爸媽抱不動，而他也不想換床鋪，寧願睡著淋雨。至於冬天風大的時候，冷風從木板縫隙吹進屋裡，是令人很受不了的。

    他們的竹屋搭在倉庫南邊，而倉庫的東邊為第二市場，市場南側則有公共廁所，所以全家大小便還算方便。公共廁所外側，有一道水泥牆與鐵路宿舍隔開，而牆邊有一支公共水龍頭。這支公共水龍頭提供附近人家使用，大家都在這裡取水、洗衣服，甚至淋浴。由於大家早晚都會在這裡碰頭，彼此就成了朋友；這裡並成為聯誼中心、「新聞」中心。

    有一次在公共水龍頭地方，阿邦目睹一幕永生難忘的景象。

    隔著矮水泥牆的西南邊，是鐵路局宿舍，但是西北邊又有屬於鐵路局的倉庫。倉庫裏可能存放大批軍用物質，所以派有一些士兵輪流看守。這些士兵都是隨著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的，那時年紀都不大，而他們駐守倉庫期間，也是翻過矮牆到這支公共水龍頭盥洗；阿邦就常看到他們穿著內褲洗澡。

    不過有一次竟看到一個遍體鱗傷、奄奄一息的士兵，被幾個同袍抬到水龍頭這邊，然後大家為他清洗傷口；清洗後，好像用油或蛋白之類東西塗在他身上。原來這個負傷的士兵想逃跑，卻不幸被抓回來毒打一頓，而幾個同袍有所不忍、發揮了同袍愛，才悄悄地抱他翻過矮牆，來水龍頭這邊拭擦傷口和身體。

    阿邦的爸爸找到有水的地方，並在附近搭建了竹板屋，把一家人安頓下來；而在這裡，又引導他進入一個新的世界。

   

    廿九、外省鄰居、外省同學

    搬離民權街卅號巷子後，他們家就沒再擺攤賣麵。他爸爸把一家人安頓在好友「天送」的家，利用第二市場倉庫的牆壁，忙著搭建新居，落成後再把一家人帶過去。這時爸爸也在媽祖宮前廣場對面旁邊的一家木箱工廠找到工作。

    剛搬到這裡，媽媽要照顧十個小孩，到阿邦初二時又生了一個，即共有十一個，早期還有能力雇人幫忙，現在全靠她一個。這時已經不賣麵，不必每天忙著採購及準備食材，卻必須設法彌補收入的不足。

    這段期間，她媽媽有以下三份工作：

    (一)、住附近鐵路局宿舍的員工太太，如有人生小孩、坐月子，她就去幫忙洗衣、煮飯；

    (二)、市場南邊門口有一家小吃店，她幫忙店家殺鴨子。這時先切開脖子放血，鴨血流到白米上，再作成鴨血糕；另外燒熱水燙熟後拔毛，然後剖開胸腹，扒開肝臟腸子，做成滷味；

    (三)、到附近一家西服店開鈕扣、「車布邊」。

    當時那地方好像是三不管的貧民區，除了他家外，在東側中山路這邊，有一排沿著矮牆搭建的草寮，裡面住著一些「老芋仔」，其中一位以賣大餅為業。他扛著一架隨時可收可放的木架，沿路拉長嗓子，「大──餅、大──餅」，邊叫邊賣。如有人要買就停下來，張開木架，然後把大餅擺在木板上，再一塊一塊地切，買多少、切多少。這位「老芋仔」有一位年輕的台灣太太，老少配很不搭，而且「老芋仔」的脾氣十分暴躁，動不動就打罵太太；可是不管他怎麼罵，這位台灣太太就是緊跟身邊、絕不逃跑。

    有一位湖南籍太太也住對面，他先生姓姚，在媽祖宮廂房有一個中央日報的辦公室，他是裡面的職員。這位太太在大陸那邊可能是個富家女，但隨夫逃難來台，現在也只能每天到公共水龍頭那裏洗衣服，常大喊「死不了、死不了」(洗不完、洗不完)。她有三個女兒，大女兒叫姚翠霞，二女兒叫姚雲霞，三女叫姚彩霞。姚太太叫胖嘟嘟的二女兒為「小胖子」，叫三女兒為「三毛」。他們這家應該是一九五○年才到台灣，大女兒姚翠霞跟阿邦同年，卻還不會國語注音符號，常找阿邦補習，可見所謂「推行國語政策」，在中國大陸尚未普及。

    在阿邦四、五年級時，有一個父親在縣政府上班的外省同學梁漳生，六年級時因台中縣政府已從員林國小遷到台中，這位外省同學隨父遷走、就不見了。不過這時又來了兩位外省同學，一位叫王忠文、一位叫張清來。

    這兩位同學跟梁漳生一樣，衣著都很特別，下面穿著包子鞋，上面穿著華麗的衣服，還留著平頭，一看就知道不是台灣人的小孩。他們的書包也不一樣，街上的台灣人小孩用方巾包書、再纏在腰上；鄉下的台灣人小孩，則提著用藺草編的「加薦仔」（ka-tsi-aá），但他們卻揹著有背帶的黑書包。

    六年級回員林國小上課後，因為學校在公園旁邊，所以放學後大家喜歡到公園裏的網球場打手球。小朋友打的手球，跟大人用拍子打的網球不一樣。他們利用網球場的一隅，在地上畫成四個格子，分成甲、乙、丙、丁，每格各站一個人，然後用手拍打球。四個人打來打去，沒接到的要降一格，即從甲降為乙，從乙降為丙，或從丙降為丁，是屬於「大地遊戲」的一種。

　　後來又盛行玩「躲避球」。躲避球有橄欖球大，圓圓的，大家搶著球傳來傳去、槌來槌去，是一項激烈的球類運動，可以在校園裡玩。這兩個外省同學玩「躲避球」時，卻無處可躲，因為台灣人小孩把球傳來傳去就是對準他們。這有點像冬天在教室裡玩「榨油」時，故意把梁漳生擠到最角落的情形一樣。

    阿邦身為班長，很想主持公道，要大家不要欺侮外省同學，可是身體瘦弱，就像以前看大家「榨油」時故意把梁漳生擠到屋角，他一點兒也幫不上忙一樣；這時看到大家用躲避球攻擊王忠文和張清來，就算再動起保護他們的念頭，還是無能為力。

    從學校生活中接觸到外省同學，從社區生活裡也接觸到外省鄰居，包括那些看守倉庫的阿兵哥、洗衣服常叫「死不了」(洗不完)的湖南籍太太，以及愛打罵老婆的賣大餅的「老芋仔」，我們可以知道這位從日本回來的阿邦，由於特殊的人生境遇，在很小的時候就見識到台灣的族群問題；對他們抱著極大的同情心。

　　

　　卅、早期的「惡補」

　　小學六年級開始有升學考試壓力，考試考「國語」、「常識」和「算術」三科，各科教學的情形不一。

　　「國語」科上課時，老師指定同學站起來朗讀或背誦，然後由其他同學糾正，看念錯了沒？背錯了沒？不像五年級陳坤鍛老師教學時，由學生扮成演員、互相對話那麼地生動有趣。大家只死背課文，日常生活中講國語的情形很少，連老師都不講、講也不流利。不過外省老師及外省同學講國語就非常滑溜，舌頭不會打結，畢竟那是他們的母語。譬如他們可以把「慈祥」、「滋味」分得清楚、毫不含糊；但是台灣人老師或學生，就往往把「慈祥」念成「滋祥」、「滋味」念成「慈味」。念錯被糾正會很不好意思，這樣更不敢隨便講，所以當時推行國語很勉強，帶有強迫性，講台語會被罰錢或挨打。

　　「常識」科包括歷史、地理與公民，為應付升學考試也是死背就好。巫老師幾乎沒來上課，放任學生在教室背誦，而自己則到學校北側的網球場打球。

　　至於「算術」科，巫老師就教得非常認真，而且十分嚴格。那時加減乘除外，有時鐘問題、水流問題、雞兔問題……，常有考試。老師都先叫邦雄刻臘紙，刻好後去油印，油印一定數量，等乾了再發給每一個同學作答。考試很密集，往往教一、兩個單元就叫邦雄去刻臘紙，油印好馬上考；考完由老師立即改考卷，考不好的也立即處罰，同學因算術成績不好而挨打的最多。

　　這個時候，阿邦的天份也表現在數學上，尤其對雞兔問題，不管是講幾隻腳、幾千隻腳、幾萬隻腳，他幾乎不假思索，就可以算出來是幾隻雞、幾隻兔，令人張目結舌、不敢置信。

　　雖然已開始出現升學競爭，不過還沒有升學補習班，補習工作都落在級任老師身上。每班學生家長選出一個家長委員，這些委員出面請求級任老師作課外輔導，除給老師補習費外，還要請老師吃飯和送紀念品，以示感激，是很尊師重道的。不是每個學生都有能力繳補習費、請吃飯和送紀念品，所以學生就分成有補習和沒補習的。補習的時段和地點又分兩種，一種在學校，一種在老師家裡。依學生經濟能力與條件，有的只參加學校補習，有的又到老師家補習。

    第一階段在學校補習，是利用第七節課。本來每位同學都有各自的座位，但到第七節課時，座位重新調整，有錢繳補習費的坐前面，沒錢繳補習費的坐後面；即前面是補習的，後面是不補習的。也可以說，前面是有錢準備升學的，後面是沒錢不打算升學的。

    阿邦雖然身為班長，可是家裡窮困、弟妹那麼多，繳不起學費，到第七節課就被弄到後面去；不過巫老師卻要他督導坐後面的同學寫功課，成為他們的小老師。至於下課後有的又到「竹廣管市」(今光明街)「綠雲莊」東側巫老師的家補習，這就沒他的事了。

    這種很令人討厭的「惡補」，後來雖然被禁止，但是一方面轉入地下，一方面補習班應運而生。到實施九年國教後，變本加厲；在升學主義猖獗及家長望子成龍成鳳的心理下，是永遠沒辦法根絕的。

   

    卅一、縣長獎爆出冷門

    為了鼓勵學生用功讀書，現在每所小學在學生畢業時設有各種獎項，縣長獎外，有校長獎、家長會長獎、鄉鎮長獎、議長獎……，其中最光榮的縣長獎也有好幾個名額，但是在阿邦那個時代，全校只有一個縣長獎、沒別的獎。為了公平起見，這一個縣長獎是經過考試出列的。

    那一年男生四班、女生三班，共七班，各班推出五名、共卅五名，一起參加縣長獎考試。考試範圍從一年級到六年級，而且國語、算術、常識三科都考。因為當時各班第一名才當班長，所以各班班長理所當然都有資格參加。甲班班長林恩仲、乙班班長詹啟造、丁班班長賴豐三，前兩個父親都是醫生，後一個是督學，他們都是最熱門的角逐者，勝負攸關家長、老師及各班同學的面子。考試結果，前幾名平均大概六、七十分，而六年丙班班長鄭邦雄，平均卻高達九十幾分，差距很大。一個學校唯一一個名額的縣長獎，竟為沒錢補習、攤販的兒子所獨得，讓大家目瞪口呆、訝異得不得了，他瞬間成了全校、家喻戶曉的人物。

    在縣長獎名單出爐前，發生一件插曲。

    有一天下午三、四點上「常識」課時，老師去打網球、不在教室，忽然有一位皮膚泛紅的大人跑到教室，問：「班長鄭邦雄是哪一個？」大家紛紛指著他，說：「坐在第一排那個、那個。」於是這位大人就走到阿邦面前，拿一張紙給他，要求用注音符號標出「省立員林農業職業學校」十個字。阿邦不知道他是誰？為甚麼要他這樣做？可是也難不倒他，就把這十個字拚出來、寫在紙上。這位有泛紅皮膚的大人沒說甚麼，就走了。

    後來才知道他是低一屆同學林潤東的爸爸。林潤東的爸爸叫林漢忠，此行目的在測試鄭邦雄的實力，應該已從側面得知他是本屆縣長獎得主。原來林潤東的爺爺林糊，日治時期參與文化協會，是員林鎮的名醫，在今員林鎮中山路開設長春醫院，而他媽媽林陳碧雲公認是才女、也是一位醫生，一家都非常重視子女教育。林潤東也是班長，全家都盼望他翌年也可以脫穎而出，獲得唯一一個名額的縣長獎。因為這是莫大的光榮，早已提前準備。當天找阿邦，一方面想知道縣長獎考試有沒有公平公正，一方面也要瞭解這位本屆縣長獎得主是不是實至名歸，有沒有真的那麼強，所以才來測試一下。翌年，林潤東果然獲得縣長獎，後來也成為醫生，實力並不差，只是沒跟攤販的兒子同一屆，比較幸運而已。

    阿邦從二年級開始就當班長，而畢業時又拿到縣長獎，到底他是怎樣辦到的？除靠天資聰明的優勢外，其實跟父母的鼓勵、自己的努力，也大有關係。阿邦說：「我就是喜歡讀書，雖然四年級課後要賣枝仔冰，五、六年級課後要在麵攤上洗碗、常洗到半夜，但是有空還是做功課，尤其上課時，我非常專心。」他得縣長獎絕非偶然、也絕非幸運。

   

    卅二、「筆掃千軍」

    阿邦家在東勢巷(今正興街)巷內三合院--「天送」的家暫住一個寒假後，六年級下學期搬到第四個地方，即又回到中山路媽祖宮(福寧宮)一帶的生活圈。他們第一、二個家在媽祖宮左側，現在則在對面。

    在第二個家，即民權街30號的巷子裡，有一位叫「美英」、先生姓周，好像在縣政府上班；他們有兩個女兒，一個叫麗嬌、一個叫瓊嬌。周先生永靖人，二次大戰期間，被日本政府徵調到南洋當兵；本來已有配偶，到南洋又認識了當地的女孩，戰爭結束還帶回台灣，這位細姨就是「美英」。「美英」為減輕先生的負擔，在中華戲院與媽祖宮之間的走廊擺香菸攤。像這樣已有老婆、又從南洋帶回女人的有情人，在員林街上共有兩對，周先生與「美英」是其中一對，他們均與元配相安無事，傳為地方美談。「美英」的台語有濃濃的南洋腔，她以前就很疼阿邦，現在看到他搬回來，非常高興。

    在這個時候，不知道那個單位舉辦雲林、彰化、南投、苗栗及台中縣市，共六縣市的作文比賽，參加的學校很多，巫老師推薦阿邦代表學校出賽。這項機會頗為難得，不過卻給阿邦一家人帶來困擾，「阿邦平時赤著腳上學，鞋子沒穿怎麼參加作文比賽呢？」這件事給「美英」知道後，她竟找到一雙破鞋給阿邦。這是他第一次穿鞋子，於是風光地代表學校出賽。

    這次比賽在台中市舉行，作文題目：「早晨」，冠軍由台中市的高信譚所得，後來知道他是外省人子弟，長大後兄弟都成名人。亞軍由阿邦所得，消息傳來全體師生同感光榮。獎品包括：賞給一張一尺半長方形、粉紅色的彩紙，上面寫著「筆掃千軍」四個字。校長、主任及巫老師都跟阿邦一起拍照；照片上，校長與主任站一起，巫老師與阿邦站一起，阿邦手持彩紙。這張照片曾懸掛校長辦公室，彩紙由學校保存。已隔了六十多年，四、五年級的級任老師陳坤鍛還記得這件事，但是誤把「筆掃千軍」記成「筆掃萬羅」。地方又傳，當時校長深感榮耀，還舉辦踩街活動，由阿邦手持彩紙坐在三輪車上，敲鑼打鼓、繞街一周，以示慶賀；跟歌仔戲團公演前踩街一樣。

    阿邦的四弟邦家，曾提到他們弟妹念書時，鉛筆用不完；並使用過一種英國製、有橡皮擦的「皇冠牌鉛筆」，是大哥參加比賽所獲得的獎品。

    

    卅三、被巫老師打過三次的翔實經過

    阿邦從小成績好，二年級以後都是班上第一名、並當班長，所以老師打手心、打手背、打耳光、打屁股或罰掃地、罰跑步這些事，一直到五年級都未曾發生在他身上。不過到六年級巫金煥老師當級任時，卻被他打過三次耳光，詳情如下。

    第一次挨打。有一天升旗典禮時，賴瑞朝校長忽然公開問大家：「最近總統蔣公在文化上提出甚麼口號，有誰知道嗎？」然後問六年級甲班班長，答不出來；接著問六年乙班班長，一樣答不出來；問六年丙班班長，阿邦也答不出來，一直問到庚班都沒人答出來，就是沒人知道蔣公提甚麼口號。這件事，讓校長有點兒失望與生氣。回教室後，巫金煥老師竟公開賞阿邦一個耳光，好似認為：「別人不知道還講得過去，你居然也不知道，讓我太丟臉了。」按：那時候巫老師應該已先知道阿邦獲縣長獎，獲縣長獎的人怎麼也不會回答呢？但是蔣公到底提甚麼口號，課本並沒寫，老師也沒教，要看報紙才知道，而阿邦家沒報紙，他又怎能知道呢？

    第二次挨打。有一天上算術課，老師把考過很久的題目又拿出來問，結果大家都忘記、無法回答。他一氣之下，就下令每人都立即回家把以前的考卷帶來。以前那份考卷，阿邦回家有找到，是考了一百分，馬上帶回學校。可是巫老師看到他在考卷背後寫了很多奇怪的文字，竟隨手賞他一個耳光，並罰他拿考卷到各班教室門口，雙手張開考卷的背面，給各班的同學看他寫的那些奇怪的文字，以示懲罰。其實那些奇怪的文字，是他在三民街、靠近員林公園橋頭上，向一家印鋪老闆學的。他上下學都經過這家印鋪，常好奇地駐足觀看老闆怎麼刻印章，並注意到刻印章時要把字翻過來寫，他覺得很有趣，回家後就開始練習。那時候紙張非常缺乏，這位窮人家子弟哪有多餘的錢買簿子或紙張呢？所以就利用考卷的背面練習這種反體字，想不到現在卻意外被老師處罰。除了印鋪的老闆會寫反體字外，大概沒人有這種本事，可是阿邦小學時就已經學會。阿邦的弟弟邦家，有一次看到大哥在黑板上寫這種奇怪的字，就用照相機偷偷拍下來，並製成杯子紀念(見圖)。

    第三次挨打就非常複雜了。有一個星期六，上午上正常課，下午上補習課。這一天上午的第四節上算術，巫老師又把考過的題目拿出來問，結果很多人還是忘記、不會答。這次老師一氣之下竟自己回家了。這一天第四節課後要掃地，掃完地要由老師檢查通過才能回家。可是老師已氣走了，怎麼辦？這時候同學就要班長去老師家，報告地已經掃好了，要請他回來檢查。但是阿邦不肯去，大家只好在教室裡玩「榨油」。

    這時候同學王清志的姊姊，發現弟弟還沒回家吃飯，就到學校探視。有一個同學看到她，竟大聲問王清志：「你姊姊是酒家女嗎？」王清志聽到非常生氣，兩人就打起來。其實王家在今三民街開一家「桃花紅」酒家，但他姊姊並不是酒家女，而是老闆娘。又是「榨油」、又是打架，教室亂成一團。不久又有廖繼統的爸爸看到兒子沒回家吃飯，也來瞭解，問大家是甚麼原因？大家回答他：「班長不去向老師報告地掃好了。」但是阿邦向廖父表示：「上課時間老師應該在校園內、不可以跑回家。」廖父聞言就趕到光明街「綠雲莊」那裡，要請巫老師回學校處理；因為他不回學校，學生也不敢回家吃飯。巫老師回學校後，這件事才得以解決，大家才能回家吃飯。

    不過當天下午補習課開始前，巫老師在辦公室正要打開大櫃子拿考卷時，剛好阿邦在旁邊，因為個子小拿考卷比較方便，就主動替老師拿，想不到巫老師看到他，餘怒未消，竟用手背賞阿邦一個耳光。有幾個同學看到老師打班長，十分不滿，當天放學後，集合在今公園內于國楨紀念碑前討論「罷課」，「我們明天早上不要太早去上課，讓老師等我們。」不過有的同學膽小，還是要準時上課，最後「罷課」不成。

    以上被打三次耳光，都不是成績不好或犯規，尤其最後一次，他至今都不明白，為甚麼當時堅持不去請老師回來？也弄不清楚老師為甚麼要跑回家？不過倒想過，廖繼統的爸爸逕自去老師家，不知講甚麼，可能讓老師很難堪，所以才把怒氣發洩在他身上。

    

    卅四、「咱子第一名，竟嘸去參加伊的畢業典禮」

    員林國小校園東邊有一座日治時期留下的大禮堂，可容納一、兩千個學生集會，以往畢業典禮都在這裡舉行。但是這一屆卻不知道什麼原因，選在中山路的中華戲院舉行。

    這一屆畢業生有男生四班、女生三班，大約三百七十到三百八十人，另有全校各年級師生，加起來也有一、兩千人，都參加了畢業典禮。在校生有一位被選派上台致「歡送辭」，而阿邦則代表畢業生致「謝辭」。

    在畢業典禮上正式公開宣布鄭邦雄為本屆縣長獎得主，獎狀外，另有一份獎品為「中華民國分省地圖集」，每頁都是一張一個省的地圖，並附上文字說明，相當詳細。譬如江西省部分，除標示鐵路外，並畫出鄱陽湖及四條支流。這份獎品很珍貴，幫助阿邦認識中國地理，也奠立了他日後教中國歷史的基礎。拿回家後，爸爸媽媽很高興，媽媽還特別在那本書的最後一頁，註明這是鄭邦雄獲得縣長獎的獎品。

    中華戲院就在阿邦家前面不遠，典禮結束後，觀禮的貴賓先行離開，接著學生再慢慢離開。先離開的貴賓中，有不少家長委員竟相偕走到第二市場倉庫邊阿邦的家，要拜訪培育這位傑出縣長獎得主的父母，向他們道賀，因為在這一個盛大的典禮上，竟然沒看到他們的身影。這時候只有二妹如月在家，看到這麼多大人，嚇了一跳，也不知道怎麼打招呼，只能事後結結巴巴地告訴父母及大哥阿邦：「有很多大人來我們家。」這些家長委員看到房子這麼簡陋，除了兩個大人之外，還有十個小孩擠在這裡，莫不深表同情；但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這裡竟誕生了縣長獎得主，又無不佩服萬分。離開時議論紛紛，直呼不可思議、不可思議。

    這一天阿邦的爸爸在附近的木箱工廠趕工，媽媽則在附近的鐵路宿舍替人洗衣服，為了生計，根本沒辦法抽出時間出席兒子的畢業典禮。當獲知有一群家長委員簇擁到家裡祝賀時，阿邦聽到爸爸用日語對媽媽說：「咱子第一名，竟嘸去參加伊的畢業典禮。」並露出幾許愧疚與無奈。

    早在兩年前的有一天，阿邦的爸爸似若有所思，忽然在一張紙上寫著：「國有大臣，家用長子」八個字，無意間給阿邦瞥見。這位長子無負父母的期許，已在今天嶄露頭角，而且有信心在未來挑起大樑，撐住這個家。

 

 

        參、中一中

　　一、入學考試考第三名

　　巫金煥老師老師雖然有時脾氣很壞、會打學生，卻是阿邦的恩師，有一次還送「配給米」到他家，而且鼓勵他升學，甚至替他出了報名費，後來還替他向地方士紳募款，他才順利進了中學。

    老師替他報考三所學校，即台中一中、彰化中學及彰化商職。台中一中先考，員林國小報考的大約廿名，由老師帶隊到台中。下火車後沿中正路走，到自由路彰化銀行轉角，旁邊有一間家旅社，他們住那裏。那天晚上大家都睡在通舖「塌塌米」上，翌晨就在「塌塌米」上吃早餐，這時旅社服務生把幾張方形的矮桌子搬進來。一向睡眠不足的阿邦，居然有這麼舒適地方睡，所以睡得很甜，別人起床、他還未起床。服務生怕吵醒他，就先把矮桌子架在阿邦整個人上面。不久服務生再送早餐進來，這時同學才叫醒他，他驀然發現被蓋住、以為發生甚麼事，雙手雙腳往上推，桌子一被推動，上面已經擺好了的味噌湯，竟被打翻，並流到「塌塌米」上，讓他很不好意思。

    那時中部比較出名的學校，在嘉義有嘉義中學，台大李鴻禧教授出身的那個學校；在新竹有新竹中學，中研院前院長李遠哲出身那個學校。至於在台中有台中一中，作家李敖出身這個學校。報考台中一中的人數大約兩千四百多名，第一關筆試只錄取六百名。名校的菁英才敢報考，如員林國小報考的廿名，都是各班前五名，要考上非常不簡單。

    通過第一關筆試後，還要進行複試──也就是第二關「口試」。「口試」在台中一中禮堂舉辦，已經通過筆試的六百名學生，要先在禮堂門口抽籤，抽到幾號就到禮堂內的幾號地方複試。禮堂內有一整排的老師坐在前面，他們各有一個號碼，如抽到三號就到三號的老師那裏。依籤號到老師的座位前面後，又要抽籤；這次抽考題，考題的號碼就在籤筒裡面，考生抽到幾號的考題，就由老師依幾號的考題發問，題目可能是「國語」、「算數」或「常識」。這時看答對幾題、共得幾分，然後把「筆試」、「口試」成績合併計算，再刷掉三百個、即只錄取三百個，過程非常嚴謹、非常公正。

    這次考試，鄭邦雄不負眾望，在三百名錄取者排第三名，第一名為雲林縣考生，第二名為台中市考生。他考上台中一中，而且還考第三名，可說是員林國小莫大的光榮，也是員林之光。

 

二、造成一些影響

    按：員林國小在以前並未有人考上台中一中，到前一屆才有李湘津考取。而這一屆除鄭邦雄外，還錄取六年甲班的邱勝次、六年乙班的吳俊毅和林英夫，這三位同學都是阿邦四年級時的同班同學，也都是陳坤鍛老師曾教過的學生。六年甲班班長林恩仲，錄取彰化中學；六年乙班班長詹啟造，錄取員林中學。六年丁班無人錄取中一中。

    這次有四個同學錄取中一中，員林國小聲名大噪，那時被稱為「第二國小」的育英國小，同屆的縣長獎得主並未考上中一中，以致影響到一些家要把小孩轉到員林國小；有些未錄取理想學校的重考生，也紛紛爭取到員林國小重讀。影響所及，下一屆林潤東(縣長獎)及張春男(後當選國大代表)等多人都考上中一中；而在激烈競爭下，後來育英國小也有人考上了。

    據二○一四年三月六日台視新聞報導：「全台灣億萬富翁最多的地方在哪裡？就在彰化縣的員林鎮。根據銀行公會的統計，員林鎮存款超過億萬的富翁，就有將近四百人，因此員林也有三多的傳統，也就是律師多、銀行多，以及有錢人多。」員林人有錢人多早已不是新聞，這麼多有錢人錢賺夠後，應該把錢投資在下一代的教育上，這才要緊。可惜的是，這麼多有錢人的子弟卻比不上連鞋子都沒得穿的窮人子弟阿邦，讓大家汗顏，不過也很服氣。後來巫金煥老師為阿邦向這些有錢人募款時，他們毫不遲疑，都紛紛慷慨解囊，十分有人情味。

    巫老師等阿邦考上中一中、又為他募到了註冊費後，才告訴阿邦的父母，並鼓勵鄭家無論如何都要克服困難，好好栽培下一代。

 

三、制服與膠鞋

    阿邦的父母獲知兒子考上中一中，老師又幫他募到了一筆註冊費，自然欣喜與感激萬分，不過各種煩惱跟著來，首先要解決的是制服與鞋子問題。

    離他們家一牆之隔有鐵路倉庫，倉庫有一些老芋仔「阿兵哥」駐守，他們常爬過矮牆到公共水龍頭這邊洗澡、洗衣服，所以也在那邊取水、洗衣服的阿邦媽媽，跟他們都認識。這些「老芋仔阿兵哥」聽到鄭太太的大兒子考上中一中，卻沒有制服與鞋子穿，有人就把褪了顏色的軍服送給她。這些軍服都很大件，瘦小的阿邦當然沒辦法穿，媽媽就修改。改軍服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上面有兩個大口袋，如果不改，口袋就垂到腰帶下；而如果改，拿下口袋後就留下又綠又大片的底色，很不搭配。所以改成小口袋後，留下的顏色怎樣跟周圍的顏色搭配，可說煞費周章。

    一直到高三時，阿邦的媽媽終於有錢買一塊卡其布，並請西服店做了一套制服，才結束穿「阿兵哥」衣服的狼狽時代。

    「美英」曾送一雙破鞋給阿邦，以便他參加中部六縣市作文比賽，但是這雙破鞋僅僅穿一次，念中一中後要每天穿就不行。這些「老芋仔阿兵哥」也把穿過的膠鞋送給他，但是這些大人穿過的大號膠鞋，又怎樣改成阿邦能穿的小鞋呢？已無從想像、無從回憶了。

 

    四、「步罡踏斗」

    考上中一中的這個暑假，他爸爸展開了一連串的訓練計畫。

    首先，他要阿邦到台北拜訪一些親戚，一方面報佳音，一方面作訓練。

    阿邦的爸爸排行老四，大伯比爸爸大十九歲，另有二伯、三伯。在大伯上面還有一位大姑，在三伯下面又有二姑、三姑，兄弟姊妹總共七位。這次主要的任務是找大伯、大姑，並順便去阿姨家。有一位三姑住瑞芳、沒去找；二姑住台中，都不是任務範圍內。

    這一天帶著爸爸給大伯的信，就一個人搭火車上台北。他下火車後，從候車站出去，先找到當時的市政府(在長安西路)，然後在重慶北路一條小巷裡找到大伯的家。那時已接近晚餐時間，大伯、大伯母和一些朋友在客廳喝酒，阿邦把爸爸的信交給大伯。他已有多年沒見到阿邦，讀過信後才知道來訪的是幼弟的兒子，也才知道他考上中一中。因為喝一點酒，有些許酒意，一時興起，竟對著幾個喝酒聊天的朋友炫耀，「我這個姪兒很厲害，考上中一中、還考第三名哩，現在就出一個題目來考考他。」客廳裡剛好有一塊黑板和幾隻粉筆，就對阿邦說：「我念四個字，你把它寫在黑板上。」然後遞給他粉筆。這時阿邦很緊張，不知道大伯要念哪四個字，可是也無法拒絕。

    這時大伯用台語唸出的四個字，阿邦從沒聽過，但是想了一下，竟拿起粉筆寫出來，這四個字是「步罡踏斗」。大伯豎起大拇指，對著大家說：「完全寫對！」非常地高興。阿邦雖然寫出這四個字，卻不知道甚麼意思，即使現在，他都無法確切明白它的含義。按：「步罡踏斗」為道士語，「罡」、「斗」均是星宿名。

   

    五、大姑殺雞迎接

    在大伯家住一個晚上，翌晨五、六點起床後，就向大伯、大姆辭行，接著到「和尚洲」(今蘆洲)找大姑。大伯看他年紀小，好意要用車子載他去，但他婉拒，說：「爸爸要我走路去。」

    於是從重慶北路的巷子走到另一頭延平北路，並往北一直走到台北大橋。大橋下有淡水河，過橋為「三重埔」(今三重)，然後再往北走，才到「和尚洲」。他手上有地址，沿途問人。

    進入「和尚洲」後已近中午，太陽十分炙熱，幸好沿路有樹、有樹蔭，但在路旁的水溝看到好幾條水蛇在水面上昂首遊走，好像響尾蛇一樣，非常可怕！阿邦從小就怕蛇，嚇得拔腿就跑。

    大姑從未見過阿邦，經他自我介紹後，喜出望外，雖然已經吃過午飯，卻馬上殺雞迎接。等殺好雞再吃飯，已經下午兩點多。

    吃過飯後告辭，阿邦可說已完成了預期的任務。不過又想到有一位五姨在台灣銀行工作，回程就順路到南京西路圓環附近的台灣銀行找她。

    本來外公住台北大橋下，阿邦一家在一九四四、一九四五之間，剛回台時，曾住過那裏。阿邦的媽媽台北第三高女畢業後，就到台灣銀行工作；一九三七年她十八歲結婚、並隨阿邦的爸爸到日本，這時銀行的職缺由十六歲的五姨媽接替。五姨媽從工友幹起，後來升職員，存了錢後就在「三重埔」買房子，他們全家就不再住台北大橋下。

    阿邦媽媽從日本回來後，曾帶阿邦到台灣銀行拜訪她以前的同事，當時銀行經理並出面接待。阿邦記得當時四歲多的他，非常頑皮，還用「筷子橡皮筋」攻打經理。

    阿邦記得這件事、記得這家銀行，也知道五姨媽在這裡工作，所以回程探望，讓她知道他現在已經是一個中學生了。五阿姨的高興，自不在話下。

 

    六、爸爸送他許多寶物

    一九四九年局勢逆轉，國民政府撤退台灣，貨幣貶值，「四萬換一元」，民不聊生，阿邦的媽媽又陸續生下不少小孩，爸爸不得已才在他五年級時擺攤賣麵。至於從員林民權街第一個家搬到後面巷子第二個家，一些貴重的傢俱，像桌椅、屏風、圍棋等等，或送或賣，都已不見；除了小孩，幾乎一無所有。可是阿邦考上中一中後，他爸爸不知從哪裡又翻出一些寶物，包括：「三本書、一瓶Pilot牌墨水、幾枝沾水筆(pen)、一些信紙及一個蓋子上有一隻彩色鸚鵡的便當盒，現在分別「展寶」一下。

    第一本書為「和漢字典」，裡面有各種和、漢字體。漢字有甲骨文、鐘鼎文、大篆、小篆及楷書等，和字有片假名、平假名，還標注語音、讀音，十分詳盡。

    第二本書為「科學大辭書」，搜羅當代所有理化名詞、計算程式及實驗方法等等，為研究理化所必備的工具書。

    第三本書為「古今漫畫大全」，匯集日本報章雜誌上的漫畫，內容非常有趣。

    當時還沒有原子筆，但有鋼筆和沾水筆，鋼筆和沾水筆都需要墨水(ink)。小學生使用鉛筆，中學生才開始使用鋼筆；同學都有鋼筆，阿邦沒有、但卻有好幾枝沾水筆。一般人的墨水都用銀行牌(Bank ink)的，而且都是小瓶的，但是他家居然保存一大瓶日治時代留下來的PilLot牌墨水。阿邦曾看到爸爸廿一歲時的一張獨照，穿著西裝，戴著西洋呢絨帽，而且在照片上簽「鄭燕南」三個字，時間記明一九三六年。這三個字顯然用沾水筆寫的，直劃很寬、橫劃很細，跟鋼筆字粗細都一樣不同。用沾水筆比用鋼筆不方便，可是沒錢買鋼筆、那也沒辦法。爸爸把大瓶墨水倒一點在小瓶子上，又在小瓶子的蓋子下繫一條繩子，然後掛在書包背帶上，讓小墨水瓶與書本分開，免得打翻時弄髒。

    爸爸在日本商社服務時，平時與商社常有書信來往，所寫出的信函都用複寫紙留下一份，即有很多複印的信函；每年信函各堆成一疊，共有五、六疊。當時紙張奇缺，這些書函雖然有爸爸的字跡，背面卻是空白的，所以這時候就全部送給阿邦做筆記本用。阿邦曾從一本中學國文課本的註釋上讀到，有顧炎武的「日知錄」三個字，不解其義，但借來應用，即把日常所學得各種知識，每天都記在這些信函背面，成了他的「日知錄」。這些商社專用的信紙都印有商社名稱，遺憾的是，後來都丟掉了，而且沒記下商社名稱，爸爸到底在哪個商社服務，已無跡可尋。

    最後一件寶物，就是十分別緻的便當盒。當時一般的便當盒是長方形的、鋁製的，但是爸爸送的便當盒，卻是橢圓形的、鍍金的，而且在蓋子上有一隻凸出的彩色鸚鵡。一般人不可能使用這麼貴重的便當盒，真不知道他爸爸以前是幹甚麼的？這東西怎樣來的？而他每天就帶著它上下學。

    家裡窮得一餐沒一餐的，而這時候考上中一中，巫老師已籌到註冊費，又非念不可！而意外的是，家裡竟挖出這麼多寶物，恐怕一般小孩、甚至富家公子都沒這麼幸運呢。

   

    七、爸爸教他寫英文字母

    才剛考上的這個暑假，爸爸就開始教阿邦寫英文字母，不讓他輸在起跑點上；不過爸爸的教法卻十分奇特。

    英文字母有好幾種字體，包括大寫、小寫及草體幾種，而草體字又有大寫、小寫之分。不管哪一種字體，都從A開始教，即要他寫A大寫、A小寫及草體字的A大寫、A小寫。即A就有四種寫法，都分別練習過後才教B。B當然也教四種寫法，教完再依次練習下去。又不管練習哪一種字體，一律用沾水筆(pen)沾Pilot牌墨水(ink)，而且直筆劃一定用力壓，成為很粗；橫筆劃則輕輕帶過，成為很細。結果他練成的各種英文字母字體，別樹一格，跟別人用鋼筆寫的不一樣；別人用鋼筆寫的，粗細都一樣。

　　光練習A的各種字體寫法就要花一點時間，他爸爸沒告訴他字母一共多少字，只覺得好像很多、很多，都寫不完，並深感納悶。直到有一天沿員林中山路右邊走廊往南走，走到華南銀行再過去一點點，發現有一位員林農校的初一學生在走廊上做功課，靠近一看，他正在寫英文作業，也是在寫字母，這時才知道共有二十六個字母，而英文是由這些字母併列組合的。

    爸爸所教的英文字母寫法，就跟他自己在廿一歲拍的獨照上的簽名一模一樣，直劃粗、橫劃細，與眾不同。

    阿邦的母語是日語，戰後回台灣先學台語，上小學後開始學國語，上中一中後又學英語。除國語、台語外，他一生都不斷地學日、英語，至今每周都看自由時報的「中日對照讀新聞」及「中英對照讀新聞」。閱讀能力與書寫能力超好的，有一天在員林高中教美國史講到美國憲法，他可以不必看稿，就用英文把前文寫在黑板上，讓學生瞠目結舌、佩服不已。

    筆者每周到彰化「龍極品」公寓採訪時，還聽到他用印尼語跟鄰居的印尼籍看護交談，他對語言學習的能力與興趣，有點兒不可思議。

   

    八、教室大搬風

    中一中這一屆錄取初一新生三百名，每班五十名，共編六班。編班方式很特別，依據入學考試成績編，第一名第一班、第二名第二班…，而第七名則在第六班、第八名在第五班，即倒過來交叉編排，十分公平合理。阿邦入學考試考第三名，編在第三班。不過這是上普通課，即上歷史、地理、博物、體育、音樂、勞作、美術時的編班，上國文、英文及數學等三主修科時，卻又分別依能力分班。

    入學考試已有國文、數學分數，就依個人的成績編班，前五十名編A班，次五十名編B班，再次五十名編C班……。至於入學考試未考英文，所以等第一月考後，再依成績分別編入A、B、C……班。阿邦的國文、英文課都編在A班，但是數學考滿分的有一班半，所以一開始被編入B班，但第一月考後也編在A班。每次月考就編一次，所以A班的同學也可能編到別班，別班的同學又可能編到A班。第一月考後，三科主修科能力分班時，阿邦都編在A班；但是同學變來變去、不完全相同。久了以後，同年級的同學可能都同班過，彼此認識。

    因為只要一考試，三門主修科就有變動，所以每周十幾節主修科上課時，就玩大搬風。這種現象聞所未聞，也是中一中特有的制度。念這所學校不簡單，大家神經都得繃得緊緊的。

    大家搬來搬去都還會記得自己的書包，不過遇到下雨天，大家帶雨傘、雨衣上學，放學時如天氣放晴，就常會忘了把雨具帶回家。

    教主修科老師有的是名師，如記得有一位英文老師羅時釗，就是羅家倫的女兒。國文及數學老師大多是從中國來的外省人；另外一般普通科的老師，大多是台灣人，素質都很高，師資相當整齊。

    外省老師來自中國許多省份，腔調不同，有的鄉音很重，如福建來的，口頭禪是「這一介、這一介」，不知在講甚麼？訓導主任不知哪一省的，常公開講：「各巴巴長，從這個門到那個門。」大家都聽得「霧煞煞霧嗄嗄」。至於教務主任上台的第一句話，都把「今天」念成像台語發音的「錢疼」，又令大家會心一笑。有一位上海老師教地理，因為上課時有課本可對照，知道他講甚麼，但上課外講話，就聽不太出來；不過聽久、聽慣了，大家都記得他的九字箴言，就是「查埔人」要「立如松、坐如鐘、臥如弓」，所有男生都受用不盡。

  

    九、有六、七張借書證

    在小學六年級時，因為家裡沒錢，所以並沒有參加課外輔導。通常在下午第七節的課外輔導課，就坐在後面、並幫老師輔導未補習的同學；當然放學後也不可能到老師家裡補習。除課本外，他沒有補習用的參考書，更不可能有所謂課外讀物。不過考上初中後，爸爸忽然找出前述三本書：「和漢字典」、「科學大辭書」和「古今漫畫大全」，這三本工具書簡直讓阿邦著了迷，猛翻猛讀、樂不可支。而上了中一中後，發現學校有那麼大的圖書館、有那麼多的圖書，而且可自由借閱，真是讓他大開眼界、欣喜若狂。

    中一中校門口面對育才街，進校門後，左右有兩排沿著校牆設置的車棚，中間為一個鐘座、上有時鐘。然後有一棟二樓的教室，而穿過中堂就是操場，操場另一頭又是一棟兩層教室，在這一棟教室後面，是學生宿舍。操場左邊有一座大禮堂，右邊有「文化走廊」；「文化走廊」旁邊有一間溫室，種一些室內植物，而溫室旁邊就是圖書館。一年級的教室在操場後面，離圖書館很近。

    圖書館的出入口與育才街平行，進門後左邊為「ㄇ型」報紙閱覽室，中間為雜誌閱覽室；右邊為新書展示櫥，展示櫥後面為書庫。書庫前有櫃台，櫃台後有辦公桌椅，裡面有一位女性管理員為全校師生提供借書服務，沒人來就在椅子上勾毛線衣。

    借書要填一張卡片，上有書名欄及借書者姓名、班級、借閱時間，借書時並要持有借書證才行。借書證一人一張，借閱時本人要親自到場，一次只能借一本。然而阿邦最多時擁有六、七張借書證，可借六、七本。那一位女性管理員看到阿邦已借了一本，卻換另一張借書證要借另一本，不予允許，表示借書證的持用人要親自到場，這時候阿邦就請坐在雜誌閱覽室的借書證持有人進來，這時管理員啞口無言、不能不借。換句話說，最多有六、七個同學配合他，等待驗明正身。

    借書前要先填借書單，所以他先從書目索引找出很多想看的書，常找到上百本，而他的借書單也有上百張。他把上百張的借書單放在上衣右邊的口袋。當在櫃檯借書的時候，每次從右邊口袋摸出一張，如果管理員說：「這本書被借走了。」他就把這張借書單放到左邊口袋，然後從右邊口袋再摸出一張。

    這位閒著沒事就勾毛線衣的女性管理員，一看到這位一年級新生造訪，就忙碌起來，開始有點懷疑、有點不耐煩，「這小子真的會看書嗎？真的全部看完嗎？才一年級真的都看懂嗎？有沒有毛病呀！」可是看他一本正經地站在那裏，口袋裡放了那麼多借書單，每張借書單的字體又特別工整、一點兒不潦草；尤其當她說：「這本書被借走了」時，這位新生卻不慌不忙地又拿出一張，而當她進入書庫找書時，又安靜地等在那兒。有時她正在勾毛線衣，這位新生還耐心地等到她到兩支勾子交叉、告一段落時，才說要借書。從種種跡象顯示，他真的想借書、看書，不是來搗蛋的。

    兩人這樣一來一往地「交戰」，最後這位女性管理員不得不服了他，就更心平氣和、更殷勤地替他找書。有時怕他不相信書已被借走，以為在欺騙或敷衍，乾脆就請阿邦自己到書庫裡面找。書庫是連著新書展示櫥的，所以他進到裡面找書時，等在雜誌閱覽室的同學，看到後無不訝異地說：「他真有辦法，跑到裡面了。」

    中一中的學生雖然十分優秀，可是像阿邦才一年級，看起來就是小孩子模樣，會這樣認真地借書、看書，可說絕無僅有。尤其正值青少年的叛逆期，一些同學還會作弄這位管理員，譬如利用她進入書庫時，會故意把書庫的門關起來，讓她出不來；甚至有人故意把墨汁抹在她放車棚裡的自行車坐椅上，這位管理員如果失察坐上去，回家後才發現自己的褲子沾滿了墨汁，就氣憤不已。阿邦跟同學顯有不同。

   

    十、冬天怕過大肚溪

    同屆同校考上中一中的，共有四位，即邱勝次、吳俊毅、林英夫和他，高幾屆的也有，如李湘津、吳尚勳(醫生，在火車站前開「吳耳鼻喉科診所」)。翌年員林國小又有林潤東、張春男、汪明堯、陳永吉、賴獻章等人考上，而且育英國小也有人考上了。此外，考上市中二中、高農、高工、家商的也不少。這些員林子弟到台中念書，都搭台鐵火車，升二年級後人數增多；但物以類聚，同屆同校同學比較親，常會在一起，在火車上很熱鬧。

    當時火車班次很少，早上大家在員林搭六點零八分開的，下午從台中搭五點的回來，車程大約一小時。阿邦的家在員林火車站北側不遠，隔著一道矮牆與火車站的倉庫相鄰。平時常看到駐守倉庫的「老芋仔阿兵哥」，為了洗澡常跑到他們這邊的公共水龍頭，所以阿邦知道越過矮牆、穿過鐵絲網，就可以進入月台，不必繞到火車站那邊。

    由於從台中回到員林時已經晚上六點多，而且回家後忙著做家事，都到很晚才能睡覺，所以早上起不來、媽媽也叫不醒，不過五點多，有一班南下的火車會「篤──」地常鳴一聲，這時就把阿邦吵醒，他急著穿衣服、揹書包，媽媽準備的便當都來不及包好，他常抓著包便當的布就跑；迅速爬過矮牆、穿過鐵絲網，然後跑到月台上。因為要穿過鐵絲網，所以衣服常被勾破。

    早上到達台中火車站後，中一中的同學要先在火車站前的小公園集合，由彰化某校訓導處的職員帶隊集體走到學校。由於同學都比他高、比他壯，身體瘦弱、走路很慢的他，總是走了一段路就吃不消，常脫隊邊走邊休息，都是最後才到學校。

    冬天火車駛過大肚溪，坐在沒車廂、載貨用的「黑台」、卻沒外套穿的他，北風一吹，讓他冷得打寒噤、哆嗦不已；但過了溪就好很多。

  

    十一、通學生的惡作劇

    員林中一中的通學生裡面，固然也有像林潤東、賴獻章這些屬於忠厚老實型的，但也有一些愛搗蛋、愛惡作劇的。下列這些事也許大家都忘了，但記性超好的阿邦，卻牢牢記住，而且還常津津樂道。

    故意打「噴嚏」。在學校前面育才街的轉角處，有一家外省人開的小吃店，專賣水餃、餛飩之類的北方點心。同學經過時，會成群結隊光顧，但進入店裡後，一個人佔一張桌子；然後趁老闆手忙腳亂的時候，有人會偷偷地把胡椒粉倒入手帕，再帶著去乘火車。在火車上故意打「噴嚏」，當把手帕拿出來遮時，就大力把手帕裡的胡椒粉吹出來，車廂裡的人聞到，一個一個跟著打「噴嚏」，這樣作弄別人，以為很好玩。

    吃冰吃「免驚」。星期六中午的一班火車只開到彰化，有些同學故意搭這班火車，然後在彰化火車站下車，並在附近玩。火車站旁邊有一家冰菓室，同學進去後趁著老闆正忙，擅自到櫃檯下放砂糖的地方多舀了一匙，然後放到自己的冰碗上，再對老闆抱怨：「為甚麼這一碗這麼甜呢？不相信你吃吃看。」老闆就嘗了一口，果然太甜，就多加一點冰給他。這都是有錢學生玩的把戲。

    打「紙彈」過去。彰化火車站為山線、海線交會的地方，當兩線火車平行進站時，有些同學會拉開窗戶，向海線的乘客揮手，海線的乘客看到，十分興奮，也會拉開窗戶揮手回報。這的確是很有人情味的特別招呼，可是有些同學頑皮過頭，竟事前折一些「紙彈」，再拉橡皮筋打過去。至於有沒有打中，也不管了；當然吃定對方被打也無從追究。

    是「裸體」、不是「棵體」。有一位在台中上班的成年女子，她從員林站上車，另有一個同事從彰化站上車。這位從彰化站上車的，一定會找員林站上車的聊天。有一次她們聊到電影，一個問：「有一部『人間仙土』的電影妳看過嗎？」另一個回答：「這部電影我不敢看，因為裡面『棵』體的鏡頭太多。」在車廂上的中一中同學聽到，第二天早上竟模仿她們的口吻再聊一次，一個說：「有一部叫『人間仙土』的電影你看過嗎？」另一個回答：「這部電影我不敢看，因為裡面『棵』體的鏡頭太多。」問的同學馬上大聲糾正：「是裸體、不是『棵體』啦！」這一來讓那兩個成年女生害羞得抬不起頭。

    猜CK、還是ET。CK火車有主動輪三組，後面裝土炭；ET火車有主動輪五組，後面有煤炭車跟著。每隔一段時間，兩種火車換一次、有個循環。這些通學生在月台上等火車時，就會賭一賭等一下進站的是CK、還是ET。覺得這樣好玩，又可以打發時間。

    猜電線桿幾號。遇到乘客少的車次，有人會跑到載貨的「黑台」車廂。「黑台」車廂的座位跟一般「客車」車廂用不同；後者一排一排兩人並坐，前者有長條形的座位靠在窗邊，中間可以放貨物。跑到「黑台」車廂，就躺在長條形椅子上，眼睛望著車窗外，並記著沿鐵路兩旁電線桿的編號。這時有一位同學發號施令，隨時喊「停！」再問大家：「現在是幾號？」目的在訓練大家的注意力有沒有集中。

    通學生在路上或在火車上，會遇到各種趣事或製造各種話題，尤其在火車上無聊，花樣特別多。在乘客少的時候，有人也會走來走去，傳遞各種信息，讓這一小時的車程不至於太枯燥。不過唯獨阿邦不同，他寧願選擇到人少的「黑台」車廂，雖然冬天火車駛過大肚溪，北風一吹十分難受，卻可利用往返各一小時的時間看書。不過「黑台」車廂的光源太暗，而且搖晃得太厲害，通學六年下來，嚴重影響視力；這是後來才知道的。

   

    十二、書包上的「志」

    阿邦最小的一個弟弟邦慶生於一九五六年，這時他還在念中一中，一家十二個小孩的生活，全靠父母親微薄的收入維持。

    平時未上學時，阿邦常要到檢驗所撿菜販丟棄的各種菜葉回家，母親洗淨後就像煮「豬菜」一樣煮成一大鍋，每天都吃大鍋菜過日子。當阿邦上初中後，每天要為他準備一個便當，怎麼辦呢？雖然有一個日本時代留下來極為高貴的便當盒，可是裡面裝著甚麼飯菜呢？原來是這樣的。媽媽先煮了一大鍋稀飯，再撈起一部份米粒，等它冷了、乾了後，才放進便當盒，就成了白飯了。至於菜餚部分，每天都是青菜、菜脯、醃瓜，頂多加一塊豆腐或豆干。阿邦固然窮，但是同學中也有不富裕的，都在為這個便當煩惱。所以午飯時，有錢人家子弟的便當都打開，大魚大肉紛紛曝光亮相，而且馬上散發撲鼻的芳香，但是多數窮苦人家的子弟，不敢把便當盒打開，都是低著頭扒飯吃，吃到那裏、蓋子再掀到那裏。「好佳哉 hó ka tsai甲在」(好在)阿邦並不是唯一不好意思掀開便當盒的，況且他還常在上午第一節休息時間，就悄悄地把便當吃光了。

    多年前有一次好友林木柳提到，他遇到一位後來擔任中小企銀督察的朋友，說：「那時候一般人都很窮苦，他家弟妹也很多，每次媽媽煎一份『菜脯蛋』，每人只能分一小塊。而他便當盒裡的這一小塊，都是在吃完青菜、白飯，最後才吃，並意猶未盡地慢慢品嘗那種菜脯蛋的味道。」聽到這個故事的阿邦表示：「我連菜脯蛋的滋味都不知道。」

    阿邦每學期保持班上第一名，因此註冊費學雜費全免，而教科書可以向圖書館借用，初中三年學期結束再還，因此讀六年的中一中，頂多坐火車的月票用到錢，負擔並不重。最初每三個月一張的月票要八塊七毛錢，每天平均不到一毛錢：後來漲一次，增加為每三個月一張十一塊七毛錢。他都是一個月前就提醒父母要準備好。

    圖書館的書可借閱外，他又向上一屆員林國小縣長獎得主李湘津借他使用過的課本。他念一、二年級時，已把三年級的課本讀完；三年級時又開始讀高中課本，並在高一結束前，把全部的高中課本讀完。至於到高二、高三，又開始去圖書館借大學用書，隨意借、隨意翻，也不知道看過多少。

    阿邦有異於常人的聰明外，又有異於常人的毅力與鬥志，這些本事怎麼來的？從他書包上的一個字，也許可見端倪。

    阿邦的制服是用軍服改的，鞋子也是用軍鞋改的，至於書包則用麵粉袋做的。這個由麵粉袋縫製的書包，一樣掛在肩上，不過媽媽卻在書包外面親手繡一個「志」字。不言而喻，就是提醒他「人窮志不窮」，即不但不可自暴自棄，反而要立志遠大、使命必達。而其他同學的書包，有的用帆布做、掛在肩上；有的用手提，像當時收電費的台電收費員一樣；也有很時髦的，使用美軍放防毒面具的墨綠色不規則袋子。這三種書包都比用麵粉袋做的書包堅固美觀，可是卻沒有那個「志」字。

   

    十三、窮，朋友反而多

    阿邦從稚齡四、五歲(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六)到七十五歲(二○一三)行動不便、生活無法自理離開，已經在員林住了七十年，可說一輩子大部分的時光都在員林待過；不但在台灣島內很少有旅遊活動，更從未到國外，因此員林是他成長的故鄉、靈魂的故鄉，一花一草、一事一物，無不令他眷戀。尤其從二年級到六年級都當班長，畢業時又獲縣長獎，不但成為學校裡的風雲人物，還成為員林鎮上的風雲人物。

    他小時候從日本回來，為了學台語，用家裡床底下的玻璃瓶作為代價，不但學到台語，也交到朋友、獲得友誼。入學後，不管在員林街上或鄉下的同學，都常玩在一起，甚至還陪著不諳台語的外省籍女老師做家庭訪問，深入鄉村，讓他接觸了土地，也熟悉了一些民情風俗。

    從民權街搬到媽祖宮後面後，不論在上學或放學時，常有同學到他家的巷口找他；媽祖宮一帶成為他的生活圈，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這些鄰居都認識了。在搬到第四個家，即媽祖宮前第二市場倉庫旁後，他又認識了許多鄰居，其中包括看守鐵路倉庫的年輕阿兵哥及逃難來台的外省「老芋仔」。念中一中後，朋友不減反增，許多舊雨新知，最喜歡到他家找他，並在倉庫周邊玩耍嬉戲。

    他家是搭在倉庫外牆的違建物，簡陋不堪，完全沒門禁，有誰找他、一定找到，而毗鄰的倉庫及附近的巷弄，都是極好玩的開放空間。有個梯子可以爬到倉庫屋頂，倉庫裡外又有很多裝菜的簍筐，把簍筐集中放在地上，人爬到倉庫屋頂，再從上面跳到簍筐上，竟像跳進棉花球裡，可以毫髮無傷。至於倉庫周邊，視日照方向，總有幾面遮陽的空地，十分涼快

，也可以盡情地玩，這是他家吸引人的地方。

    這個窮人的家常有同學出入，而其他街上人家，像賴獻章、林潤東他們家開醫院，就沒人敢找。原因不在於沒生病到醫院會觸霉頭，而在於醫院門口有櫃台，櫃台上有護士，當看到你進來時，都會問：「你怎麼了？有甚麼地方不舒服嗎？」而如果你回答：「我要找林潤東。」護士就以標準答案告訴你：「他說他不在。」常聽到「他說他不在」，大家還好意思再去嗎？

    不過那時候有兩本十分風行的兒童讀物，一本是「東方少年」、一本是「學友」，也只有賴獻章、林潤東這種醫生家庭才有能力訂閱。他們看完後會帶到火車上，這時大家爭相借閱，每人限借一本，輪流看。阿邦不計較先後，都是輪最後一個；而最後一個不限時間，就可以慢慢看、仔細看、用心看。像這些有醫生家庭背景的同學，也帶給大家方便，成為提供精神糧食的大阿哥。

 

    十四、只記住「巴塞隆納」

    念小學四年級的寒假，爸爸曾要他到台中接二姑到員林過年。二姑有兩個兒子，即他的大表哥和二表哥，到他念中一中時，大表哥已唸同校高一，二表哥只喜歡游泳、為省運選手，未升學，到工廠工作。現在阿邦已在台中念書，爸爸希望他常到二姑家玩。

    二姑家離中一中很近，可是他每次都從育才街走到中正路，再轉入自由路，可說繞一大圈、多走了許多冤枉路。有一次到二姑家時，看到廚房裡除了二姑，還多一個女生，而且這個女生「黏」住二姑，狀甚親密；後來才知道是二姑的女兒、也就是阿邦的表妹。原來二姑有一個小姑、就是姑丈的妹妹，因為婚後未生育，所以這位表妹送給她收養，另外還收養一個男孩。這位表妹一九四○年生，比阿邦小一歲，當時念彰化女中，家住彰化，偶而回台中時才去探望一下生母。

    阿邦跟這位表妹熟了以後，就常聊讀書心得。有一次聊到艾德蒙多‧狄‧亞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的「愛的教育」（原名Cuore），兩人都讀過，可是聊過後竟發現記下來的不同。表妹說：「我對『千里尋母』那一段印象深刻、最為感動。」可是阿邦不記得這一段，對她說：「我只記得書裡面提到西班牙有一個港口叫『巴塞隆納』。」一個記下「千里尋母」，一個記下「巴塞隆納」，這時讓阿邦深感訝異，後來研究後才發現自己擅長議論文，而非抒情文；理性比感性強。譬如念中一中時，作文題目如果是議論文，他一定拿最高分，而如果是抒情文，就一定輸給住清水的一位同學。

    不過他跟表妹記下的東西，卻都非常有意思。

    「愛的教育」一書，是作者藉著義大利一個小學四年級小孩的日記，記錄著自己童年度過的一個小鎮的生活情形，時間從某年十月到翌年七月，共分十卷。除日記外，每月還夾帶著老師所講的「每月故事」一篇，共計九篇。表妹所記住的「千里尋母」見於第八卷，阿邦記住的「巴塞隆納」見於第一篇「少年愛國者」。

    巴塞隆那是西班牙的一個港口，故事說有一艘法國輪船從那裏開往義大利的熱那亞，船上乘客有法國人、義大利人、西班牙人和瑞士人，而其中有個十一歲的少年，「服裝襤褸，他總是避開人群，像頭野獸似地盯著人看」。為甚麼用這種眼神看人呢？原來他被種田的父母賣到戲班，戲班裡面的人不但打他、虐待他，還讓他挨餓。等他學會把戲後，又被帶到法國、西班牙一帶表演。

    這個戲班到了巴塞隆納後，他實在受不了，就跑到義大利領事請求保護。領事十分同情他，交給他一封信，並安排他搭這艘船，要他船到熱那亞後找一位官員，想送他回父母那裏。

    航行中，船上有三個乘客不斷地探問他的身世，知道後深表同情，就給他一點錢。另外有一大群婦女得知他的處境，也一樣同情，又紛紛扔了錢在桌上給他。這時候少年身上有了錢，想到可以買件新衣服穿回家，才終於展露了一絲笑容。

    可是當他躺在床上時，卻聽到那三個給他錢的乘客，竟大肆批評他的國家義大利，罵他的同胞「愚蠢」、官員「人渣」、住的都是「混混、土匪」……。講到這裡、話還沒說完，「忽然銅板就像冰雹一般地落在他們的頭上和肩上，只見桌上、地板上到處滾的都是銅板」。原來是少年從床扔過來的，他怒吼著：「統統拿回去，我不拿說我國家壞話的人的東西！」(見「愛的教育」，康華倫教授審定，希代出版公司一九九六年五月發行)

    這個「少年愛國者」的故事的確相當生動，而且具有震撼力，可是阿邦沒記住故事內容，卻只記住「巴塞隆納」，可能他小學畢業拿到縣長獎後，他爸爸送他一本「中華民國分省地圖集」，從此非常喜歡地理，對「巴塞隆納」這個地理名詞特別感興趣吧！

   

    十五、從旗袍到五線譜

    中國語文大有學問，尤其對當時以日語為母語、又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人而言，學起來狀況百出。阿邦又講了兩個故事。

    一九五二年到中一中後，裡面的女老師十之八九都穿旗袍，那時旗袍的顏色相當素樸；而男老師有的穿輕便服，有的穿西裝，甚至還有穿長袍馬褂的。有一天上國文課時，阿邦看到課文後面的注釋，有一個字不懂，就向教國文的女老師發問：「老師，『殿』是甚麼意思？」這位女老師聽不懂是哪個「殿」字，所以一時無法回答。一向喜歡追根究柢的阿邦，連問好幾次，最後女老師終於懂了，就拍拍自己的屁股，表示「就是這裡！」原來阿邦把「臀」念成「殿」，雞同鴨講，老師才沒辦法回答；後來弄懂了，還做一個示範動作，適時展現了她旗袍裡的美臀。

    國小六年級時，又有一次，一位外省同學講到：「這東西的滋味很棒」時，阿邦居然糾正說：「是慈味、不是滋味。」

    初一的導師陳炳熙，也教班上的音樂課，上課時很認真，不但教唱歌，連五線譜上的上音符、升音符及曲調都教，而且隨教隨考，卻只有阿邦考滿分。阿邦念小學一、二年級時，教室還有風琴，老師會教大家唱唱歌，但到三、四年級後，音樂課都挪作他用，所以一點樂理的基礎都沒有。那時候大概只有台中師範學校附屬的小學才教五線譜，一般學校都不教。

　　這位陳炳熙老師非常訝異為甚麼只有鄭邦雄考滿分？就問他：「你小學有學過五線譜嗎？」他回答：「沒有。」「你是哪一所小學畢業的？」老師又問。「員林國小。」阿邦回答。這時再問：「你認不認識員林火車站前長春醫院的林糊醫師呢？」阿邦回答：「我認識。」原來陳老師是林糊醫師孫子林潤東的舅舅，林潤東的媽媽林陳碧雲是陳老師的姊姊，也是員林的一位才女，後來當醫師，接下長春醫院的院務。

　　陳老師白天在中一中教書，晚上卻穿燕尾服、結著「啾啾」(蝴蝶結)，在台中一些夜總會演奏鋼琴，是一位演奏家。阿邦在音樂上的天賦，是給這位演奏家發現的。

    他樂理可以考滿分，卻不喜歡唱歌，不過很愛聽歌，初二時曾聆聽李湘君高唱：「歸來吧，蘇蘭多！」印象深刻；而且也喜歡欣賞鍾情唱的國語歌曲，至今尚保留她的玉照(見圖)。

   

    十六、真理就是「公平」

    初二時，有一位教理化的台灣人老師許景徽，剛從台灣師範大學畢業，年紀很輕，上課講的國語還不太標準。有一次上課點名時，他一算共有七個同學名字上都有「雄」，就說：「剛好七個，你們這一班有戰國七『巡』。」即把「雄」念成「巡」，舉座譁然。有些外省老師，只是腔調不同，但是台灣人老師卻常有很離譜的發音。

    阿邦考上中一中後，他爸爸不知從哪裡翻出三本日文大辭書送他，其中一本跟理化有關，書名「科學大辭典」，裡面全是理化名詞和計算公式，如提到溫度越高，聲音傳播越快，有一條「三三一加零點六T」的計算公式，阿邦實在看不懂，就把這本書借給許景徽老師，請他上理化課時多少也教一些。

    這位許老師接手這本書，又聽到這位學生的要求，大感意外、也十分好奇，就問他：「你是哪裡人？」阿邦回答：「我是員林人。」剛好許老師的太太也是員林人，丈人就在中山路林牙科北邊不遠，開一家代書事務所。有這一層地緣關係，師生兩人互動更加密切。升三年級後，許老師沒再教這班，不過偶而會請阿邦幫他帶東西給住員林的丈人。

    三年級畢業時，大家都有一本畢業紀念冊，不但同學之間互相簽名留言，而且也紛紛請教過課的老師簽名留言。各科的老師有沒有簽名留言，紀念冊持有人不講別人也不知道，然而發放畢業紀念冊那天，一些通學生在火車上無聊，就拿出來翻一翻，結果發現這位許老師在簽名外，一律題「真理」兩字作為訓勉，但是給阿邦的留言卻寫了一段話，對他鼓勵有加。大家看到許老師獨厚鄭邦雄，心裡都很不是滋味，有的甚至氣得要把「真理」這兩個字撕掉。

    許景徽老師獨厚鄭邦雄，顯然有原因。他家裡多了一本「科學大辭典」，還借給老師教，比別人用功、用心；而且跟他太太又是同鄉、都是員林人，平時會托他送東西，交情匪淺，別人也沒有這層關係。即不論公誼私情，慧眼識英雄，特別留言期勉，也沒什麼不對。不過因而引起公憤這件事，卻足以引為炯戒，所以後來阿邦到學校教書，就絕不受公誼私情干擾羈絆，對學生一視同仁，毫不偏心。他甚至還把「公平」的原則用在待人處事上，認為「公平」是一項不易的真理，施之四海皆準，不能打折扣。

  

    十七、文化走廊見真章

    初一的教室在操場後面那棟，初二搬到操場前面，即學校行政大樓這一棟。

    中一中的考試，從入學考到平時月考，都力求公正公平，所以月考也分年級到學校操場左側的大禮堂舉行。每周一、三、五上午，由二年級使用；二、四、六下午，由三年級使用。

    全年級在大禮堂舉行月考，各班分開；監考老師不多，走來走去，看起來比在教室監考悠閒。寫完考卷的同學先繳出，各班誰先繳出，頗有較勁的味道；最先繳出的都得意洋洋，因為大家都看到了。

    不過先繳考卷的，不一定分數最高。考試成績都會公佈在操場右側圖書館及溫室這邊的「文化走廊」。「文化走廊」有時展出入選的各班壁報，有時陳列優勝的學生美術作品，再不然就作為各班月考成績的公佈欄，並附有前幾名同學的考卷。所以在禮堂較勁誰先繳出考卷，並不重要，大家還是比較在乎「文化走廊」上成績的高低。

    至於前幾名成績同分時，雖然並列其上，可是試卷同時公布，誰的字體比較工整，誰答得比較正確，一目了然；即便公布在「文化走廊」，都還有得比。

    阿邦的書法特別工整，雖然寫得比較慢，沒辦法在禮堂上提前繳卷、出鋒頭，但他的考卷常被公布在「文化走廊」，受到全校師生的公評與讚賞。

   

    十八、午休時間及髮型的自由

    午休時間有兩個小時，住台中市區的同學都騎車回家吃飯。他們時間相當充裕，有的吃飯後脫下制服、換上睡袍，可以好好睡一下，睡飽後再騎車回學校；有的利用這段時間看電影，在中正路上有「台中戲院」，繞過自由路又有「遠東戲院」。這兩家電影居然都有十二點到二點之間的中午場，不過因「唱國歌」及演預告片，常會拖過時間。不回家吃飯、不去看電影的，還可以到公園游泳池游泳。有一個愛游泳的同學，利用第四節課老師轉身在黑板寫字時，也轉身打開窗戶、爬出圍牆，游泳去了。這位同學的一個午休時間都在游泳，體力耗盡，下午上第一節就會打瞌睡。他打瞌睡的模樣，被老師誤以為在偷看小說，但走近一查，沒有查到小說，就感到十分納悶；不過同學都知道他游泳回來太累，是在打瞌睡。

    一般台灣人的子弟都理光頭，外省人的子弟則理平頭，而家裡富有的，不論台灣人子弟、外省人子弟，有的都留「西裝頭」──「後嚕巴庫」(ほるばく)，就是把頭髮留長抹油、並梳到後面去，每天還會到理髮店「吹風」、整理一下。至於阿邦與吳俊毅兩個，都直到高三才留頭髮。

    總之，從午休時間的自由到髮型的自由，可以見識到中一中開放的校風，這是當時別的學校所沒有的。

   

    十九、中午沒便當吃

    午休時間有的回家吃飯，有的看電影，有的去游泳，而沒離開學校的，就在教室吃便當或看書、下棋打發時間。

    同學中有窮有富，中午吃飯時，富有的，打開便當盒，立見大魚大肉，就一大口、一大口暢快地吃；窮苦的，不敢打開便當盒，遮遮掩掩地吃，怕被瞧到今天的菜色。阿邦的便當盒雖然特別精緻漂亮，裡面卻只是從稀飯撈上來的米粒，及一些青菜、菜脯、醃瓜，頂多加一塊豆腐或豆干，而在上午第一節下課時，已悄悄地扒光吃光、一粒不剩，到中午就沒便當吃了。

    阿邦每天都晚睡，有時到子夜一點才上床，所以上午起得晚。而當聽到南下火車發出汽笛聲，廿分鐘後，北上火車就會到達，這時倉促起床，抓著媽媽準備包便當的方巾布的四個角，急忙翻越矮牆、穿過鐵絲網，奔向月台；也就是說，他根本沒吃早餐就搭火車上學了。所以他才利用第一節下課後吃便當，不然會餓壞。不過像這樣提前吃便當的窮苦同學還有好幾個，演變到最後，就比賽誰先把便當吃完，有人甚至上第一課時就偷偷地吃完。

    大約在第四節時，工友會在走廊提供一桶熱開水讓學生飲用，但是阿邦的便當是鋁製的，沒辦法裝滾熱的開水。他習慣到水槽洗便當盒，並用它裝冷水當湯喝。

    中午時間，他已經沒便當吃，也不可能有錢去看電影或游泳，只得留在教室。吃過便當的同學，有的在看小說，有的在下棋或玩「拿破崙」(撲克牌)，阿邦就坐在看小說與下棋、玩「拿破崙」的同學之間，一方面瞄同學的小說，一方面看同學下棋、玩「拿破崙」。他瞄小說的速度很快，才能夠又有時間看下棋或看玩「拿破崙」。換句話說，午休時間他一心多用，十分忙碌，學到的東西真不少。

   

    廿、被美術老師賞一個耳光

    有一位湖南籍的男性美術老師姚漁湘，在台中農學院教中國近代史，也在中一中教美術。這位老師身兼二職，所以到中一中上課時，常邊走邊準備中國近代史的教材，甚至走進教室還低著頭看書。

    他的美術課排在某周某天的下午第一節，當他低著頭走進教室、踏上講台時，一定會踢到一位在講台上躺著午睡的同學。這位同學豐原人，故意躺在講台上睡覺，雙腳朝向門口，用棕梠葉子蓋住內褲部位；據他說：「我是故意要給老師踢的。」

    這一踢揭開美術課的序幕，然後其他同學就發問：「老師，今天要畫甚麼呢？」有濃濃湖南鄉音的老師回答：「畫花盆兒。」這時候班長就跑到溫室去捧一個盆景回教室，放在講桌上。接著有同學發問：「今天要用甚麼顏料呢？」老師就在黑板上寫了許多圖畫顏料名稱。同學再問：「要怎樣著色呢？」這位美術老師用他的湖南鄉音一定這樣回答：「等第一層『渴』(乾)了，再畫第二層；等第二層『渴』(乾)了，再畫第三層……。」同學最後問：「怎樣開始呢？」老師也一定用湖南腔回答：「手要伸直，用筆比一比，就知道花盆、花的位置和比例。」師生每次都這樣對話，而同學都喜歡模仿他的腔調，上美術課是滿快樂的。

    他來中一中客串一下，而多數同學只是喜歡這種輕鬆的氣氛，並不喜歡畫畫、也沒認真在學畫。於是有一些同學就把畫紙和顏料交給阿邦和另一位喜歡畫畫的同學；也就是說，他們兩個要替好幾個畫、要畫好多張。

    有一次老師在提到「手要伸直，用筆比一比」時，因為看到阿邦頭沒抬起來，只顧在畫圖，就很生氣地叫他站到前面去，問他：「老師剛才講甚麼？」阿邦的確沒注意聽，不過隱約中聽到「伸直」的諧音，就回答：「要用繩子。」結果全班大笑，老師也不客氣地賞他一個耳光。

  

    廿一、未能直升

    在管理上，中一中很開明自由，不過又很有制度，該嚴的地方還是很嚴，而且一點兒都不通融。

    員林國小時期，都由成績第一名的擔任班長，但是中一中的班長都由同學選出；因為住台中市區的比較多，也都選出住台中市區的當班長。不過外縣市未補習就考進來的，成績比較好；住市區的有補習，考進來後可能放鬆，成績卻比較差，結果留級的比例，住市區的比較高。住市區的好比「飼料雞」，住他縣市的好比「土雞。」

    由於考試制度很健全，而且加以貫徹，如規定有幾科成績未達要求，就一定留級；而即使一科分數太低，也一樣留級。被留級的都沒話講。中一中也有直升制度，即初中成績好的就可以直升高中，不需經入學考試。但是有一項規定：如果有記過大過，就不能直升，儘管成績達到直升標準。

    阿邦的初中成績很好，國、英、數三主科的能力分班都編在A班，而且各科成績常連考卷被公布在「文化走廊」，直升是沒問題的。可是初二時卻被記一支大過。記這支大過到底冤不冤枉呢？當學生的他，到現在都無話可說、無所辯解；而被記大過的原因，只是在教室黑板上寫了一些字被發現而已。

    阿邦班上的同學及阿邦的父母，都不覺得這支大過記得合理，也沒因此看輕或責備他。至於阿邦自己的心情是：「我作夢都沒想到念初中，有沒有機會再念高中或直升高中，都是很遙遠的事，我毫不在乎。」

   

    廿二、宛香慘叫一聲

    大妹宛香比阿邦小一歲，兩人卻同一年畢業於員林國小。阿邦小學畢業後，受到巫金煥老師及地方仕紳的幫助，幸運地念了中一中，但是宛香就沒這麼幸運，她畢業後到家門口、即倉庫對面的麵店，做一些洗碗、掃地的工作。這家麵店由「港水伯」、「港水姆」經營，老婦兩人的度量大，知道宛香一家人弟妹多，所以不但請宛香的媽媽來幫殺雞宰鴨，也請宛香來洗碗、掃地。

    有一天晚上約七、八點麵店收攤時，「港水伯」特別把剩下的麵和粿仔混合煮在一起，用一個很大的「碗公」盛著，要宛香端回去給弟妹們吃。宛香小心翼翼地端著這一大「碗公」的麵走回家，可是地面不平，一不小心給磚塊絆倒，寧靜的夜晚忽然傳出一聲慘叫；不但麵弄翻、碗打破，連她的足踝都受傷了。這一聲慘叫雖然隔了六十幾年，卻常縈迴在阿邦的耳際，而且只要一出現，就熱淚盈眶。

    「港水伯」有一個叫「阿鴻」的兒子，長得肥肥胖胖，大家都叫他「大箍鴻」。後來娶了一個叫「阿春」的女孩，娶進門後，「阿春」又叫自己的妹「秀裡」到麵店幫忙，人手夠了，宛香才離開。

    不久從倉庫旁邊的違章建築搬到斜對面的房子，宛香就到新家後面新開的另一家麵攤洗碗。這家麵攤的老闆叫「白毛仔」，以賣「凸皮麵[YY2] 」出名，後來他一個店員阿香到博愛街開另一家，互相較勁。在「白毛仔」麵攤左邊，又有一位賣「米苔目」的「阿桃」，「阿桃」弟弟後來也在華成市場賣，姊弟一樣較勁。阿邦曾在華成市場遇到「阿桃」的弟弟。不管「凸皮麵」、還是「米苔目」都是員林人家喻戶曉的小吃，大家不可不知道來歷。

    「阿春」嫁過來好幾年都未生育，「港水伯」夫婦很想早日抱孫子卻苦等不到，十分心急，就到處求神問卜；想不到居然靈驗，後來竟接連生了好幾個，讓阿公、阿嬤笑得合不攏嘴。在第二市場周遭有一些小水溝，「港水伯」的孫子們就常在小水溝上大便，這裡蹲一個、那裏蹲一個，而大好了就叫：「阿嬤較趕緊來共給我拭尻川（tshit kha－tshng）擦屁股」，這句話竟成為鄰居的玩笑話。

　　宛香改到附近面向中山路的新月餐廳當小妹。這家餐廳一直經營到九○年代（1980-1990），阿邦擔任員林高中老師時，曾在這裡參加一次員林地區歷屆中一中畢業生的同學會，當然還會想到宛香的那一聲慘叫。

　　

　　廿三、五姨探訪

　　在一九五四年暑假，即阿邦唸初二時，台北的五姨帶著她台灣銀行的一位同事，專程南下探望姐姐一家人。

　　這位五姨在阿邦媽媽、即她姊姊出嫁到日本後，接了姐姐的遺缺，就進入台灣銀行工作。開始從工友做起，後來升等變成一般銀行員，待遇應該不錯。這位五姨並未被收養，留在父母身邊，可能感念姐姐的恩情，所以專程來員林。

　　五姨第一次到員林，循址找到他們的住家，看到一家人住在靠著倉庫牆壁搭建的木板屋，地面還凹凸不平，而這一年又生麗彬，全家共有十一個小孩，連同姊姊、姊夫共十三個。姐姐也才卅四歲，竟梳著「歐巴桑」型的大髮結，神情十分憔悴；多年未見，如今看在眼裏，不知是喜是悲，百感交集，就用照相機拍了下來。這張照片令人印象深刻，媽媽站在木板屋前，而才兩歲大的麗紅、麗育雙胞胎，竟在旁邊哭個不停。

　　這一天剛好同學吳俊毅來找阿邦，五姨還為他們兩個拍了一張站著的合照。兩人看起來一樣高，但是到高中後，吳俊毅卻變得比他高很多。事後研究這張照片，才發現差別之處，在於吳俊毅腰線比他高、腿比他長。

　　當時照相機很少，只有富有人家才可能持有，或才有可能到照相館照相。可惜這兩張非常珍貴的照片，已不知去處、無從找到，只長留在腦海裡。

　　　

　　廿四、這種女人誰敢要！？

　　第二市場旁邊後來蓋了魚市場。魚市場蓋好後，裡面有冷凍庫、有拍賣場，每天清晨拍賣時，捕魚的送魚來，中小盤商藉著拍賣制度把魚標回去，場面非常熱鬧。

　　有一位被叫「鋪落」(ぽろ)的拍賣員，拍賣時，一方面手指向人群、比來比去；一方面大喊「鋪落、鋪落」，即煽動這邊加碼、那邊加碼的意思，久了大家就叫他「鋪落、鋪落」。他舉足輕重、掌控全場，可說是魚市場的頭號靈魂人物，沒人不認識他。

　　各地來批貨的魚販，通常是男的，但也出現一個女的。這位少女的魚販，穿貼身牛仔褲，像男人一樣會抽菸、嚼檳榔；中氣十足，叫價時聲音宏亮，顯得特別搶眼，不能小覷。在魚市場進出的人，私下常評論這個女性魚販，最後眾人一致的結論是：「這種女人誰敢要！？」可是天下無奇不有，出乎意料之外，她竟被市場裡賣豬肉的一位「歐吉桑」看中，央媒人去提親，要把她娶進門當媳婦。原來他有一個兒子個性木訥、十分老實，到現在年紀不小都還沒成親，這位肉商老爸著急，而且也一直想找個厲害的媳婦進門，以利於自己的生意。

　　還令人跌破眼鏡的是，這對夫妻恩恩愛愛、從未吵架，大家都一致認為是天下絕配、模範夫妻呢。由此可見，夫妻性情不同沒關係，剛好可以互補；過於男性化的女人，也可以找到很理想的歸宿，不會嫁不出去。重點不在於有沒有千里馬，而在於有沒有伯樂而已。又據說，這位肉商的生意，後來由媳婦接手，人氣比以前旺，賺很多錢自不在話下。

　　

　　廿五、第五次搬家始末

　　第二市場西邊有一塊空地，連阿邦家依附的倉庫都要改建為魚市場，這時不得不再搬家。這是到員林後第五次搬家、也是搬到第五個家。

    這次的家不是自己找的，而是被鎮公所安排的，地點就在原來第四個家對面商店、靠東邊的第一戶。以前自己搭建的違章建築沒有房租問題，搬新家後卻得付房租。新家不但要付房租，而空間僅十坪左右，比原來的地方小很多。大小十三個人怎麼夠住呢？窮則變，變則通，阿邦的爸爸展現了設計規劃的天才。

    這間一樓店面有四片拉門，每片拉門寬度約一公尺長，從左邊第一片拉門進去，直走幾步，他架設一座活動樓梯，即把這十坪左右的空間分隔為上下兩層，以活動樓梯作為上樓工具；樓上沒人時，樓梯收起來。

    「二樓」竹子搭設，並用竹片打成通鋪，晚上年紀大的小孩統統爬到上面，樓上很暗，白天都在下面；那時候大家都赤著腳，要洗腳才能上樓。屋頂是斜的，所以「上樓」只有中間部分可以站立，不然都要彎著身體，或用爬的行動。最靠近樓梯口地方是阿邦分配到的位置，因為他總是最後把工作做完才爬上去。

    至於「一樓」、即樓下部分，進門右邊有一張長板凳，接著有一張長桌子，再過去有床鋪，床沿可以坐人。這裡就成為飯廳和廚房，是全家的活動中心。樓下的床鋪，是給父母和年幼弟妹睡的。

    「一樓」裡面約三分之一的空間，最右邊有一個水泥做的水槽，供儲水用；然後是浴室，淋浴時可拉開布幔遮掩。右邊則是一個袖珍廚房，有灶，也有擺放餐具的架子。

    浴室的那面牆有一個窗戶，這裡窗戶連到「二樓」一點點；有人洗澡時要關閉，平時打開可通風，並可看到「白毛仔」的攤位。

    阿邦家這裡住了八年多，即從阿邦初三一直到服兵役歸來，從未有人從樓上摔下來，設計蠻周延安全的。

    十幾年前，阿邦還回故鄉瞻仰，但是第二市場已拆掉，並改建為立體停車場。這一次回來，還遇到他一個學生在當停車場督察員，熱心地跟他打招呼，並遞給他一張名片。

   

    廿六、整個晚上都在提水

    住倉庫旁邊時，離公共水龍頭很近，媽媽就在那裏洗菜、洗衣，不必擔心小孩從屋裡竄出來。不過阿邦也得提水，但只提一桶、讓媽媽煮飯夠用就好。搬到新家後，離公共水龍頭較遠，媽媽如在那裏用水，就無法兼顧屋子裡小孩的安全，因此當老大的阿邦，每天放學回家後，得到公共水龍頭提水。

    阿邦個子小、力氣又不大，每天傍晚提水就變成很費力、很辛苦的工作。而且社區鄰居共用這支水龍頭，都要排隊，所以又非常費時。他中午的便當，在第一、二節之間就當早餐吃光，中午已沒東西吃，然後得捱到下午放學後回家才有第二頓飯吃，這時餓得發慌，已沒什麼體力提水，兩個水桶也只能各裝半桶，而如此一來又增加往返的次數。等到吃晚飯後，一家共有十三個人要洗澡，又不斷地再提水，等全部洗好澡洗衣服、再加滿水槽後，通常已經十一、二點，甚至一、二點了。

    不過提水途中，卻可以利用一半的時間預習或複習功課。原來提水回家時，兩手提著水桶固然沒辦法做別的事；但是去提水時，卻可以把兩個空水桶掛在肩上，然後把在學校圖書館借書的那一套搬出來用。即把各科的功課寫在卡片上，並統統放在右邊口袋上，沿途一張一張地拿出來讀，讀過的就放到左邊口袋上。至於遇到要背誦的詩詞，也有「撇步（phiat pōo）（註：指捷徑，好方法）」，譬如范仲淹的「重修岳陽樓記」，先把每句話的頭一個字寫在卡片上，這樣一看就可以聯想到全句，然後把全文背熟。

    不論傍晚、還是到入夜後，提水時只要路上有一絲微弱的光線，就利用它做功課。

   

　　廿七、鼻孔常黑黑的

　　搬到第五個家後，遇到用電上的困擾。

　　原來他們新家跟鄰居共用一個電錶，要平均分攤電費。住鄰居的先生在鎮公所服務，太太卻在家裡替人做衣服，做好衣服難免要燙一燙；而且他們家又賣「養樂多」，也使用冷藏櫃，都需要大量的電。這樣共同使用一個電錶，讓阿邦家很吃不消，所以經過談判，他們這一家不再用電，改用煤油燈。

　　煤油燈光線很弱，不如燈泡亮，而且會發出一種臭油味；在燈下坐久了很不舒服，而且鼻孔會燻黑，如不小心用手一抹，連臉頰都會抹黑。有時又不得不讓弟妹們優先使用煤油燈，然後一個人跑到火車站天橋上，再藉著上面的燈光看書；不過天橋下常有火車經過，那時候的火車都用煤炭，所以在天橋久了，鼻孔一樣被燻得黑黑的。

　　

　　廿八、肚子很餓，卻不敢多吃

　　小學六年級搬到第二市場倉庫這一邊後，不上學時要跟媽媽到離家大約一百公尺，即中山路上的標準檢驗局撿菜打工。雖然有一點工錢、但不多；真正的目的，是那裏中午有頓白飯吃，而且還會煮一大鍋菜。在那邊撿菜打工的人不少，即中午吃飯的也很多。當阿邦吃過一碗白飯、還想再吃時，他媽媽會阻止，都叫他先等著，讓別人先盛飯，有剩才可以再吃第二碗，不允許他爭先恐後、搶著吃。他家孩子多，窮得常沒飯吃，可是受日本教育、且是台北第三高女畢業的媽媽，卻很堅強、很有骨氣，而且十分重視子女教育，所以一般人看他們家孩子的教養都很好，都敬稱她為「歐桑（奥さん）」，而他爸爸也被稱為「鄭桑」（へぃさんてぃさん），沒人看輕或瞧不起，非常有尊嚴。

　　在今中山路與靜修路的交叉處，即「建源首席」地方，以前是一個防空壕，爸爸曾帶阿邦去建這個防空壕，目的也是讓阿邦有一頓白飯吃。一九五五年發生太平艦被擊沉事件，台海局勢緊張，所以在各地緊急蓋了很多防空壕，這個防空壕也是當時蓋的。

 

　　廿九、大表哥的球友

　　念中一中初一時，教室在操場後面，離圖書館很近，每兩星期去借書、還書一次。初二換到行政大樓同一棟的二樓，後面有座網球場。有一次他無意中看到大他三屆的大表哥正在那裏打球，所以就常去找他請教功課。

　　小學四年級的寒假，奉父親之命，曾到台中帶大表哥、二表哥回員林過年，上一中後，父親也要他常去二姑家，有一次遇到送人收養的表妹，兩人還聊到「愛的教育」一書。在台中市有親人，更何況親人之一的大表哥，又在同一個學校念書，找他請益討教是自然而然的。

　　另一位二表哥沒升初中，卻是一位省運游泳選手，個性隨和，跟他比較有話聊。至於這位大表哥就很有個性，不容易親近。他每一次到網球場找他時，會先準備一大堆問題，這些問題都在書本裡面，所以常帶好幾本書過去；每本書的問題，並都摺角作記號。當表哥下場休息時，他就捧著一堆書，再一本一本地找摺角作記號的地方，一項一項問他。可是大表哥似乎不耐煩、愛理不理的。據阿邦事後檢討，可能大表哥並不是每一科都很強，何況相差三屆，他以前念過的可能已經忘光光；不過也可能看他個子又小又瘦，而且穿著阿兵哥衣服改的制服，與眾不同，這樣的穿著讓他有丟臉的感覺吧。記得初一結束後收到成績單，剛好在校門口碰到大表哥，就興高采烈地告訴他：「大表哥、大表哥，我讀第一名耶。」他那時反應冷淡，沒一句誇獎的話。

    大表哥雖然對他越來越冷、不太理他，可是他還是很喜歡到網球場，因為其他打網球的高年級同學，越來越喜歡他，見到他就紛紛圍過來，並熱情地為他解答課業上的疑惑。即便在別的地方遇到，都跟他十分熱絡，會主動先打招呼。

    打網球的學生，要買球、球拍、球衣、球鞋……，大多數家境比較好，而且住台中市的多。這些高年級同學並沒有因為他穿阿兵哥改成的衣服，看起來又寒酸又怪異，就瞧不起他，自己的大表哥反而會在意這種枝節小事。

 

　　卅、借錢不用還

　　阿邦幼年從日本神戶返台後，第一站到台北大橋下外公、外婆家。那一次外公帶他到菜市場逛，並買了一塊「潤餅」給他，可是他看到「潤餅」卻猛搖頭說：「這不是用衛生紙包的嗎？怎麼能吃呢？きたな、きたな（很髒、很髒）。」他不敢吃。

　　到小學一、二年級時，又曾到台北大橋下找外公、外婆。後來五姨在三重埔買房子後，外公、外婆才搬離台北大橋下。已有多年沒到台北，直到考上中一中才又去一次。那次奉爸爸的指示到台北找大伯、到和尚洲找大姑，自己又到圓環附近找到在台灣銀行工作的五姨媽。初二時，五姨媽專程到員林探訪，而到初三下學期，她竟連續寄來幾封信，信裡提到外公生病，不過只是輕輕帶過，並沒強調或要求做什麼，大概考慮二姊孩子多、負擔重，要上台北探望非常不簡單。但是最後來的一封信，竟沒提到外公的病情。阿邦看過信後非常訝異，直覺外公的病應該已經非常嚴重。

　　這時連阿邦在內，家裡已有十個小孩。大妹宛香在「港水伯」的麵攤工作，二妹如月在糖果工廠包糖果，雖然收入很少，但都不方便請假，所以這時要全家到台北看外公，毫無可能。不過爸爸還是要媽媽趕去台北。這時爸爸沒辦法去，宛香、如月沒辦法去，而邦雄、麗真、邦光都要上學也沒辦法去；其他有邦鎮、邦家因晚報戶口，還沒念小學，而尚年幼的麗文、麗紅、麗育，又離不開媽媽，就只好全交由媽媽帶去。總計媽媽要帶二男三女。

    媽媽要帶這麼多弟妹到台北、卻缺旅費，這時他爸爸就到中山路一家「祝樂餐廳」向老闆賴火生借錢。爸爸只是一名工人，平時不可能到這家餐廳消費，就算認識老闆，也不算是甚麼知己，怎會想到向他借錢呢？阿邦的爸爸從未提起箇中原委，現在已無從查考。不過當時曾聽到爸爸媽媽用日語交談，約略知道賴姓老闆慷慨借他四十元，並表示不必還錢。當時一斗米十元，四十元可買四斗米，大概相當現在的一千二百元，已足夠她們幾個人搭火車往返台北、員林的旅費。

 

　　卅一、通融不必補票

　　媽媽一個人要帶五個小孩上台北的確非常費事，所以爸爸要阿邦護送他們一程，從員林車站陪同到台中車站，而到台中車站後，他一個人再自行搭車回員林。他身上有月票，不必多花錢。

　　這一天中午在家裡吃過午飯後，阿邦就開始擔負起護送的任務。那時候只有普通車，還沒有對號車或快車；月台上的旅客很多，媽媽抱著一個嬰兒、拉著兩個幼童，而阿邦把兩個雙胞胎弟弟一一推上車，最後自己才擠上去。車子到花壇、彰化，又有人下車、上車，阿邦一家人竟漸漸被擠到車廂中間。不久到了台中站，竟發生了無法預料的事，在一陣下車、上車的人潮後，阿邦本來護送任務至此結束，可是已被擠到車廂很裡面、竟沒辦法下車，最後被迫跟著媽媽上台北。

　　這一趟車程真辛苦，一家人像擠沙丁魚一樣、一直站著擠到北部。後來考慮如在台北車站下車，大車站人多，恐怕會走失，就提前在艋舺（萬華）小站下車。全家人下車後，卻遇到一個問題──阿邦沒有車票怎麼出站呢？其他的弟妹都還小、不必有車票，但阿邦卻已經念初三，不能沒車票啊？

　　到出口收票處，媽媽只好坦然把事實告訴站務員，說：「車廂太擠，我的大兒子送我們到台中站時下不了車，不得已才跟著坐到台北，我沒錢補票，可不可以讓我們出站呢？」這位站務員從未看過一個媽媽帶這麼多小孩坐車，大發慈悲，竟毫不猶豫地點頭讓他們全部出站，阿邦不必補票。　

　　從艋舺到三重埔有一段距離，所以出站後就叫三輪車，大小六個分乘兩部。三輪車開過台北橋，循址到達五姨媽的家，這時已經下午五、六點。

 

　　卅二、外公快掛了

　　外公、外婆生有二男七女，二男都戰死南洋，七女中有一、二、三、六女被收養，四、五、七女未被收養。這些被收養、未被收養的阿姨們，都紛紛帶著她們的兒女趕回娘家。其中大姨媽未生育，收養的兩個女兒也帶回來，大家都圍在外公的床邊。

　　這時外公不但臉色蒼白、緊閉著眼睛，不能言語，而且又喘得很急，大家都十分緊張著急，不知道怎麼辦？阿邦從未遇到這種情況，也十分緊張著急，然而獨不見外婆身影，他忽然想到要趕快去通知她：「外公快掛了。」

　　外公家以前住在台北大橋下，也就是她們從艋舺火車站下車後、搭兩部三輪車經過的鐵橋。台北大橋很長、很高、很寬，上面還有輕便車軌道；大橋兩端斜坡有空地，一些窮人窩居在那裏。阿邦四歲才從日本回來，曾到過，還有印象。他知道外公搬到三重埔後，外婆仍在大橋下擺攤賣香煙。

　　果然越過大橋後，就在橋下找到賣香煙的外婆，他哭紅著眼睛、上氣不接下地對她說：「阿公快要死了。」講完後再上橋跑回三重埔外公那裏。

　　雖然五姨媽接替媽媽在台灣銀行的遺缺、生活有很大改善，並且在三重埔買了房子，可是外婆每天還是在大橋下賣香煙。阿邦推測外婆可能不知道阿公病危，而且現在看到大家都圍在外公身邊，外婆怎麼可以不在呢？才急著去通知。

　　

　　卅三、纏足的外婆走過台北大橋

　　外婆看到外孫跑來報告壞消息，馬上收拾香煙攤。其實她的香菸攤只是一個架子、兩片木板，上面有各種品牌的香煙；有展示的，也有賣的，應該都是一些老顧客才會到橋下光顧。

　　外婆收拾香煙攤後，就從台北市這一頭沿著鐵橋走向三重埔那一頭。

　　五姨媽的房子很矮，門前有小走廊，進去是客廳；再進去才是外公臥病的房間。當天難得大家都回家，連最窮、最遠的老二，即阿邦的媽媽都回來，雖然有看老爸最後一面的心理準備，卻還是一次難得的聚會。

　　由於已請醫生為外公打針，病情好像穩住、沒有先前那樣的緊急，所以這些姊妹們也開始閒話家常。

　　天啊，外婆這樣一個纏足的女人，走路非常辛苦、非常緩慢，居然走過台北大橋，一步一步地走到家；這一趟路走了一、兩個小時。

　　

　　卅四、「你可以死了」

　　這些女兒們看到媽媽回來，停止閒聊，都叫一聲：「阿母！」本來群龍無首、慌成一團，現在阿母回來，總算湊齊，並有個可以作主的人。接著怎麼辦呢？就看阿母怎樣吩咐。

　　可是這時候阿邦的外婆，臉上竟沒什麼表情，冷冷地對著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外公說：「三頓飯自己已經吃了，卻還沒留一點給兒孫吃，怎麼可以死呢！？」講完後就一個人走進另一個房間，未再出現。大家看到這種情形，面面相覷，卻說不出話來。

　　少年阿邦在外公病危時，趕赴大橋另一頭通知外婆，而外婆用她的小腳走回來，但是進門後看見快要斷氣的外公，竟講了這樣莫名其妙的話，並逕自走進她的房間躲起來，令他萬分不解；只能判讀外婆是一個很強勢的女人。

　　因為已經半夜了，阿姨們的小孩有的很累、想睡覺，就一個個哄著他們；等睡了後才抱到房間裡面，然後自己又出來陪爸爸，即病房裡只剩大人；不過阿邦平日晚睡，而且又有一顆強烈的好奇心，一直注意外公臨終前的狀況，所以也在場。

　　阿姨們久未見面，難得碰在一起，就繼續又聊。也有睡了又醒的小孩，跑出來黏在媽媽身邊、不肯離開。

　　想不到這個時候，外婆竟從她的房間出來，並對著病榻上的外公大聲吆喝著：「你可以死了！」而才說完，外公就斷氣、沒有呼吸。這些阿姨們頓時放聲大哭、哭成一團；接著一起把大體移到客廳，並把事前準備好的物品，包括：外公的遺照、衣物、鞋子、寫著「音容宛在」的白布及一些香燭等等，都佈置成靈堂，進入辦後事的階段。

　　外婆半夜裡忽然出來吆喝一聲：「你可以死了！」外公真的馬上斷氣，真是令人震撼！這時的阿邦更全無睡意，腦袋裡一直迴盪著外婆這句「大顯神威」的吆喝。（註：台灣民俗認為臨終長輩若是在晚餐後才去世，等於是把子孫的三頓飯都吃光光，是非常不吉利的一件事。）

　　

　　卅五、外公的腳印？

　　大家佈置好靈堂，應該已經深夜二、三點，都累壞了，陸續回房睡覺。不過仍無睡意的阿邦，表示要留下來打掃靈堂。

　　在靈堂前有一堆才燒過的金紙灰燼，阿邦認為已經燒過，應該掃掉，就去拿掃把畚箕，這時被尚未回房睡覺的屘姨阻止，她說：「不可以掃掉、不可以掃掉。」然後說明外公才剛剛離開人間，依依不捨，還會回到靈堂對著自己的遺像瞻視一番；而如有回來，就會在這一堆灰燼上留下腳印，所以這一堆灰燼不能掃掉。

　　這位屘姨大阿邦三歲，與阿邦媽媽相差十六歲，兩人年紀相近、很有話聊。有一次屘姨本來要上學，看到二姊帶著兒子阿邦來，竟不上學，要陪阿邦玩。

　　屘姨及時阻止阿邦清除那堆灰燼，並講了留下灰燼的意義，也回房睡了。

　　阿邦聽了屘姨的話，半信半疑，等她離開後，就故意在灰燼上踩了兩個自己的腳印，然後再去睡覺。

　　不久天亮，只聽到屘姨在客廳靈堂前大叫：「阿爸有回來、阿爸有回來！」阿邦聽到後偷偷地笑；長大後一想到這件事，也覺得好好笑，但是一直不敢講出來。

　　

　　卅六、外婆的啜泣

　　外公逝世翌日，馬上出殯、進行土葬；因為這些阿姨都從各地回來，而且都帶著兒女、沒辦法久留。

　　不過當天大家忙著殯葬事宜時，卻未見外婆，只隱約間聽見她在房間裡啜泣，啜泣聲極為微細，好像小女孩一樣。阿邦聽見這種啜泣聲頗覺意外，也十分不解，本來昨晚才聽見她對外公吆喝：「你怎麼可以死」、「你可以死了」，認為她很強勢、兇得不得了，而且外公斷氣後，她也不像大家一樣嚎啕大哭、就逕自走回房裡，但是這時候怎麼傳出像小女孩的哭聲呢？

　　阿邦到長大後，對這些疑惑才得到解答。他認為外婆的一切思考與作為都是為了兒孫的幸福，並且以子時為界線，有不同的表現方式。子時前是要外公留一點福分給兒孫，不要只顧自己的三餐；而子時後已經進入新的一天，就要他「安心地走吧！」可能老夫老妻感情彌篤、心心相印，外公要等外婆下令才走得開。至於外婆看到女兒、孫子女一大堆人都累壞了，外公也不宜「歹戲拖棚」，才狠狠地吆喝：「你可以死了。」話說得重，是怕他依依不捨、不肯走。至於外公斷氣後，外婆掩不住心裡的悲痛，就一個人躲進房裡；要是她在房裡嚎啕大哭，又怕女兒們聽到會擔心、並跑進來安撫，這時只好壓住一下、暗自飲泣；聲音雖然微細，卻要有更大的抑制力。

　　阿邦認為外婆的夫妻之情，是被對兒孫們的大愛所壓制。這位纏足還走了一、兩個小時才回到家的外婆，顯然是一位堅強的女性，永遠活在阿邦的心坎裡。

 

　　卅七、鍛鍊身體

　　阿邦的父母都不高，他也不高。弟妹們一個一個出生，家裡真的窮苦，常一餐沒一餐的。念中一中時，為了趕車，常沒吃早餐，中午的便當就當早餐吃，在上午第一節、第二節課之間吃光。中午沒便當吃，得在回家後連晚餐一起吃，就是一天只吃兩餐。而不管吃便當、還是吃晚餐，都不一定有白米飯吃，要吃大魚大肉更甭談，所以營養不良，看起來十分瘦小虛弱。

　　初一通學時，下台中火車站後要排隊上學，常體力不支、跟不上隊伍，得在途中脫隊休息。想到自己這副德行，已經很懂事的阿邦，就決心鍛鍊身體。

　　中一中放學後不必排隊，可以自由回家；不知道從那一天開始，他要訓練自己怎樣加快腳步。每天下午四點放學，如四點廿分從校門出發，走到火車站要四十分鐘，即五點才到；他現在以校門口的大鐘為準，第一週改從四點廿分十秒出發，第二週改從廿秒，第三週改從卅秒……，每周延後十秒，而務必都在五點到達火車站，火車站也有一個大鐘可以作準。這樣漸進式的自我訓練，後來從學校走到火車站，就不需要四十分鐘；而早上排隊時，也能夠跟得上隊伍。

　　後來學校對面開闢了一座運動場，作為省運選手訓練場地，阿邦有空也常到那裏跑步；不過他不好意思跟選手同方向跑，因為一下子就會落單，所以採取反方向跑。當那些選手跟他照面時，都會揮手打招呼，日久也變成朋友。

　　到高三下學期，每次搭火車回員林時，常從花壇站提前下車，然後跑步回家，路程大約七、八公里。

　　阿邦不但訓練自己的腳力，也訓練邦鎮、邦家的腳力。那時兩個弟弟剛念小學一年級，而他念高一，就要他們繞著第二市場跑，不過不想增加他們互相競爭的壓力，也是讓他們反方向跑。除訓練他們的腳力外，又訓練他們的臂力，要他們面對面站著，用雙掌互推或互壓，是一種「斯巴達式」的操練吧！

 

　　卅八、李敖不認識他

　　李敖是台灣史學界、政治界的名人，寫很多書、又當過立法委員，大家都知道這一號人物，被尊稱「大師」。他出身中一中、台大歷史系，跟阿邦一樣。

　　有一次李敖到員林找他的同學蔡明宗醫師，阿邦的好友林松源作陪，就問他：「大師、大師，我們員林有個名人，出身跟你一樣，都是中一中，台大歷史系畢業的，你認識嗎？」並報出「鄭邦雄」三個字。李敖聽過名字，表示不認識，然後以李式幽默說：「如果他是一個名人，為甚麼我會不認識呢？」

　　李敖不認識鄭邦雄確有道理，因為阿邦考上台大歷史系那一年，李敖已在當預備軍官，兩人相差四屆。況且兩人的世界不一樣，一個出身台灣底層窮苦人家；一個出身外省書香門第。

　　不過阿邦是認識李敖的。他在初二或初三時，學校有一位高中國文老師、也是高中國文科主任去世，因為住學校宿舍，所以出殯時全體師生都到校門口送別。到高一時，阿邦才知道這位過世的老師叫李鼎彝。李老師過世後，他的太太到學校訓導處當職員，專辦通學生火車誤點的事宜。由於那時候火車常誤點，通學生常遲到，都須持火車誤點證明到訓導處登記，否則會被記遲到，而剛好阿邦被選為南線火車通學生的隊長，這個工作就由他做。他在車站出口處取得誤點證明，替大家去訓導處登記即可。

　　阿邦不但認識李敖的母親，也認識他的弟弟李放，李放當時念某高職夜間部，父親過世後，白天同樣受雇在學校車棚看車子。

　　中一中校方對李鼎彝老師一家是很照顧的。

　　

　　卅九、「你有沒有拿我兒子的錢？」

　　初中時，阿邦有一位學弟本來低一屆而已，但是後來成績不好留級，變成低兩屆。他爸爸是員林客運公司的一位高階主管，家境不錯，與前妻生有二女一男，男的與阿邦同年，但早念書，比他高一屆，念員林農校。這位學弟的媽媽是二老婆，又生有二男一女。學弟在台中念小學，也住台中，他媽媽還到台中照顧、煮飯給他吃。不過念中一中後卻留級了，他爸爸十分生氣，就讓他回來住員林、每天通學，也因而跟阿邦認識。

　　有一天黃昏，這位學弟的媽媽忽然出現阿邦家附近，詢問：「有一位念台中一中的鄭邦雄，是住哪一家？」阿邦人在屋裡聽到外面有人找，就跑出來回答：「就是我。」接著這位同學的媽媽居然劈頭就問：「我是ＸＸ的媽媽，你有沒有拿我兒子的錢？」阿邦聽到這句話很訝異，不過仍然十分篤定地回答：「我沒拿過他的錢！」

    原來這位低兩屆、已成為通學生的學弟，身上有兩個袋子，一個放紙鈔，有幾拾塊，除非遇到緊急狀況，否則不准動用；另一個放一些零錢，不受限制、隨時可用。這些錢是他爸爸給的，這些規定也是他爸爸訂的，可是有一天他爸爸發現兒子放紙鈔的袋子裡的錢都不見了，就責問兒子：「你那幾拾塊怎麼不見了？」他兒子情急下竟回答：「我有一位學長叫鄭邦雄，他家裡很窮，所以全部借他了。」他爸爸聞言不但沒生氣，而且還深感欣慰；覺得自己的兒子有愛心、有同情心，就拍拍他的肩膀，以示嘉許。

　　然而「知子莫若母」的這位媽媽，對兒子的話半信半疑，私下一個人、也沒照會老公，就跑到阿邦的家求證。當聽到阿邦篤定地說沒拿她兒子的錢後，反而相信阿邦、不相信他兒子。她早知道兒子有賭錢習慣，應該是賭輸了，才隨便編個理由搪塞。這位媽媽的造訪，釋了自己的疑團，也還了阿邦一個公道。

　　

　　四十、「歡迎你到我家讀書」

　　這位學弟的媽媽問完了話後，注意到阿邦家看起來真的很窮，一樓的房屋還隔兩層。本來就聽說這位很聰明、很會念書、都考第一名的孩子，家裡弟妹很多，窮得不得了，果然見識到了。這時已是黃昏，附近的住戶都開了電燈，可是阿邦家仍然很暗，裡面長桌上的煤油燈都還沒點亮，這位媽媽忽然對他說：「我家有電燈，歡迎你到我家讀書。」阿邦聽到很意外，但也沒答腔。接著她又說：「請你順便指導我兒子的功課。」指的是他的學弟。他們家在彰化農田水利會後面的日式宿舍區。

　　阿邦搬到第五個家後，每天晚上忙著提水，也只能利用提水往返的部分時間背誦功課。至於家裡的煤油燈，都優先讓弟妹們使用，自己到火車站旁邊的天橋上，藉著那邊的電燈看書。所以聽到同學媽媽的話有點心動，有時就到她家讀書，並輔導這位學弟功課。

　　學弟的爸爸比阿邦的爸爸年紀大很多，人嚴肅少話，下班後通常拿著一疊報紙回家；在洗完澡、換上日式「福庫」「服」（ふく一種輕便衣）後，就坐在塌塌米上看報。他看報時，這位學弟要乖乖地在旁邊做功課。不過當這位嚴肅少話的爸爸，偶而去廁所小便時，他的學弟就趁機翻開壓在課本下的武俠小說看；而爸爸上完廁所回來，才又把武俠小說壓在課本下面。

　　這位學弟根本不愛讀書，他幫不上忙。後來未考上中一中高中部，改念員林實驗中學（今崇實高工）。不過由於不再上台中，離開了以前的賭友，就不再賭博了。另一位讀小六的妹妹，倒很喜歡讀書，常請教阿邦一些功課上的問題，後來考入員林中學。

　　

　　四十一、兩個妹妹進入員林客運

　　阿邦的大妹宛香小他一歲，小學畢業後就在第二市場倉庫前「港水伯」的麵店洗碗、掃地，而她媽媽也在那裏殺雞宰鴨。這個妹妹後來到家附近中山路上的新月餐廳當小妹。

　　二妹如月小阿邦兩歲，一九五四年小學畢業後先到附近一家糖果工廠包糖果。

　　三妹麗真一九五六年小學剛畢業，還沒找到合適工作，先在光復路三葉戲院(後改名新生戲院)當收票員，而最小的弟弟邦慶又出生。

　　這時候這位阿邦學弟的媽媽，對阿邦家的情況瞭解更多，就提供信息，鼓勵如月、麗真參加員林客運招募員工考試。員林客運招募員工不知考些什麼，無從準備；不過阿邦還是在他家右邊臨中山路矮牆下，站著指導兩個妹妹應考。而就在邦慶出生這一天，兩個妹妹分別考上車掌小姐及工友，待遇雖然不高、卻不無小補。究竟沾了邦慶出生的喜氣，還是學弟的媽媽提供徵才消息外，又暗中相助才有錄用機會呢？不得而知。

　　不管如何，這位學弟的媽媽，那一天唐突地問阿邦：「你有沒有拿我兒子的錢？」的確，冤枉了阿邦，現在總算給了一點補償才心安許多吧！

　　

　　四十二、三姑媽講話傷人

　　一九五五年外公逝世不久，住瑞芳的三姑媽到員林探望弟弟、也就是阿邦的爸爸。

　　這位三姑媽嫁一個姓白的老實人、也就是阿邦的姑丈。他們婚後未生育，收養三伯父一個女兒。三伯父這個女兒比阿邦大，算是堂姊；但是被三姑媽收養後變成表妹，不過都以「哥哥」、「妹妹」稱呼。三姑媽另外收養一個男孩，取名「白中發」，像極了麻將桌上的用語，所以容易記住。

　　三姑媽到員林探訪，難免又聊起這次外公過世、大家奔喪的種種，媽媽不禁充滿著感激的語氣說，「多虧有一家餐廳的賴老闆借我們四十塊，才有旅費到台北。這位賴老闆人真好，不要我們還錢。」三姑媽聽到後竟說：「我每天買菜就花四十塊，沒多少嘛。」媽媽聽到「我每天買菜就花四十塊」，一時悲從中來、十分難過，因為她每天連找一塊錢買菜都難呢。當天可能是星期六或星期日，阿邦剛好在家，不但聽到三姑媽講的話，也看到媽媽悲傷的神情；三姑媽的話，既是炫耀、又是挑釁，令處於劣勢的阿邦媽媽，真是情何以堪。

　　雖然遠從瑞芳專程前來探訪，不過阿邦的家沒地方睡，也沒錢招待住旅社，三姑媽當天就回去了。三姑媽看到弟弟這麼窮困、弟媳這麼辛苦，一句關心的話都沒有，卻丟下一句令人傷心的話。

　　一九六三年阿邦預官訓練後就到埔心初中教書，那時國中老師的薪水，一個月才七百八十塊，三姑媽講她每天菜錢就花四十塊，那麼一個月豈不就花一千二百塊嗎？阿邦不相信三姑媽那麼有錢，認為有一點「膨風」（吹牛）。

　

　　四十三、大伯父警告爸爸

　　比爸爸大十九歲的大伯父，有一天也到員林探訪。他在員林有一位商場上的朋友，先去看朋友、再看弟弟。

　　阿邦小學畢業、考上中一中的那一年暑假，爸爸要他獨自坐車上台北看一些親戚，第一個就是到台北後車站附近拜訪大伯父。那時大伯父跟一些朋友在客廳喝酒聊天，聽到侄兒來報告考上台中一中的喜訊，非常高興，當著朋友面前就考阿邦，要他在黑板上寫「步罡踏斗」四個字。阿邦稍加思索，居然一字不差寫出來，讓大伯父很有面子，並以他為榮。

　　這一天大伯父到員林，全身是汗，聊到下午四、五點時，要求沖個澡。阿邦家裡雖然有個簡陋的浴室，可是還不到晚上時間，阿邦尚未去公共水龍頭地方提水，浴缸沒水，所以爸爸就要他帶大伯父到員林客運汽車保養場沖澡。

　　汽車保養場在中正路蔡眼科前面，很多修車工人在收工後，因為全身烏漆麻黑，所以公司就準備一個沖澡的地方。其實這個澡堂只是「一條溝」廁所，在上端增加沖水設備而已。大家收工後脫光衣服在上面排排站，沖洗後穿好衣服再回家。

　　阿邦把大伯父帶到那裡，只見已有幾個工人站在「一條溝」上面洗了。大伯父二話不說，毫不畏縮地脫光衣服，就光溜溜站在上面，不但大洗特洗一番，而且有說有笑，跟工人們打成一片。這一幕景象看在眼裏，簡直就讓阿邦把大伯父當成英雄人物一樣崇拜了。

　　大伯父淋浴後回阿邦的家，又聊了一下。臨走時在爸爸面前，竟莊重地對著媽媽說：「他（指邦父）若不像話，妳隨時可以告訴我，我會修理（教訓）他。」然後就走了。

　　大伯父說這句話的意思是：他看到阿邦家孩子這麼多，生活這麼苦，這位弟媳還願意跟弟弟苦撐下去，真是太了不起、太可貴了，所以無論如何，弟弟都要疼惜弟媳，不可做出任何傷害她的事；要是做了任何傷害她的事，他一定替她討回公道。大伯父的這番話，令媽媽很窩心，也讓她一直很尊敬大伯父。

　　

　　四十四、布袋戲迷

　　當時隔著中山路、他家對面的中華戲院，在電影散場前十分鐘，都會打開大門，一方面準備讓裡面的觀眾出場，一方面則歡迎外面的人到裡面免費看「戲尾」。這一招有打廣告的意味，看「戲尾」的人若不過癮，改天可能想買票欣賞全場，這樣或可增加票房收入。不過看「戲尾」的人以小孩和遊手好閒的人居多，會不會因此買票再光臨，令人懷疑。

　　阿邦雖然住戲院前不到三十公尺，可是從來不看「戲尾」；至於要他買票進去，根本不可能。早期他不看電影、不看歌仔戲，縱然有野台戲，也不看。不過那時他喜歡看布袋戲，看戲的地方有兩處，一處在今靜修路土地銀行前的三角公園；一處在媽祖宮前廣場、即他家的後面。

　　土地銀行前本來是一片空地，所以常在那裏演布袋戲。空地東邊有一家木屐工廠，大概從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九年，前後十七、八年之間，大家都穿木屐。木屐工廠鋸剩的小木塊可以當燃料，阿邦常到這裡撿，即一共撿了十七、八年，不但解決家裡的燃料問題，也因常到這裡，竟變成一位布袋戲迷。

　　媽祖宮前廣場在中山路西邊，廣場上有戲台，信眾常以演布袋戲酬神。阿邦平日傍晚從台中坐火車回來，途經這裡，有時還在演布袋戲，所以也會看完「戲尾」再回家。

　　可以這樣說，阿邦是看布袋戲長大的。

　
　　四十五、「難兄難弟」──他看的第一部電影

　　台中火車站前中正路上有台中戲院，右轉自由路有遠東戲院。這兩家戲院通常在門口櫃窗上陳列電影海報及部分劇照，以廣招徠。

　　有一次其中一家戲院上映威廉‧荷頓與金露華主演的「野宴」，一些去看中午場的同學回來後，讚不絕口，大談觀感，其中以男女主角跳恰恰舞那一幕，讓同學們如醉如痴、最為難忘。雖然成為大家的話題，可是窮得中午常餓肚子的阿邦，怎麼有錢看「野宴」呢？

　　初中畢業典禮後，學校招待全體畢業生到火車站前、繼光街上的「豐中戲院」看電影。這時上演「難兄難弟」，這是他第一次看電影，猶記得「難兄」由范強生演，「難弟」就忘了誰演。（玉君按：應為1956年美國電影The Bottom of the Bottle，Joseph Cotten、Van Johnson主演）

　　妹妹如月小學畢業後，到員林火車站南邊光復街的三葉戲院當收票員，戲院方面犒賞員工，會給妹妹幾張招待劵，這時念高一的阿邦，終於有機會看第二部電影。十分湊巧，這時看的第二部電影，竟是初三時同學都讚不絕口、爭先恐後去看的「野宴」。

　　「野宴」大致描寫男主角有一天去看一個朋友，這個朋友有一個女友，而居然兩人一拍即合，把朋友的女友奪走私奔了。這樣一個複雜的劇情，竟發生在一天之間，而電影只用兩個小時就把前因後果交代得清清楚楚，並令觀眾大為感動。阿邦認為電影的效果太厲害了，而這部電影引人入勝的地方，絕不只是男女主角跳恰恰舞的那個場景而已。

　　後來又有機會欣賞威廉‧荷頓與葛莉絲凱莉（後嫁摩納哥國王成為王妃）主演的「獨孤里橋之役」（一九五四）。這部電影中的一個鏡頭，演二次大戰後男主角回鄉，並偕妻子到日本洗溫泉，可是女主角不習慣於這種日式的男女合浴，到底脫、還是不脫呢？面露難色、猶豫不決，她的表情最令人難忘。

　　阿邦雖然沒什麼閒錢看電影，但此後卻特別喜歡，並受電影影響很深，也成為一位電影迷。

 

　　四十六、社會不景氣，牛肉最便宜？

　　阿邦考上一中後，爸爸送他三本不知道從哪裡翻出來的大部頭工具書。第一本是「科學大辭典」，在初二上理化課時曾借給許景徽老師參考，並請他上課時也教一些。第二本是「和漢大辭典」，他看到裡面有很多字體，對草書最感興趣，就利用爸爸寫給日本商社的幾疊複製信的背面臨摹練習；可是後來發現這些草書臨摹後，自己完全看不懂，就放棄，而改練楷書。第三本是「日本漫畫大全」雖然文字說明部分看不懂，可是圖像部分卻約略看懂，而且常看得哈哈大笑，甚至還看出一個心得，認為漫畫不管幾格，都常帶有諷刺的味道，容易讓人會心一笑。

　　譬如有一幅漫畫畫物質嚴重缺乏的戰時，一個嗜酒如命的男人，或因缺錢，或因酒缺貨，沒酒喝時，只好把空酒瓶放在鍋底用熱水蒸，然後聞酒精味道乾過癮。漫畫應該都很有趣才對，但是當時還小的他，有的卻看不懂，如有一幅「紅柿」的漫畫，存在心中一輩子，至今想不出它的意義何在。

　　不過不論如何，有了這三本書後，他就喜歡理化、書法與漫畫了。

　　在通學車上，林潤東、賴憲章幾個醫生的兒子，常把看過的「東方少年」及「學友」兩種兒童雜誌，送給大家輪流閱讀，阿邦都是輪最後一個，可以不受時間限制，因此最認真看，對裡面的漫畫、也最欣賞。有一天發現其中一本登出徵漫畫啟事，他就隨手畫了一張，文字內容說：「社會不景氣時，牛肉最便宜。」大意指社會不景氣時，大家都穿著皮鞋、提著皮包，四處奔走做生意，這時大量使用牛皮，宰了很多牛隻，可是牛皮有用、有人買；牛肉卻因為社會不景氣大家沒錢買，況且宰殺過多滯銷，只好便宜地賣了。

　　　　

　　四十七、抄寫孫中山演講本

　　小學時阿邦成績好，從二年級後都考第一名，而且書法、美術、朗誦、演講、作文等等比賽，不論校內、校外，常被級任老師選派參加，也常獲得不錯的名次，所以常有各種獎品。弟弟邦家回憶說：「我哥哥拿回來的獎品自己用不完，讓弟妹都一起分享。記得有一次獲得一打英國製、有連橡皮擦的皇冠牌鉛筆，這種筆好寫、不會割破紙，印象最深刻。」

　　初中時還是常常參加比賽，有一次的獎品是梁實秋編的「英漢四用字典」，成為常用工具。至於高中時有一次不知道參加甚麼比賽，獎品竟是一本孫中山在廣東高等師範學校講三民主義的講本，他讀得津津有味、深為著迷，竟把作文簿後面剩下的空白紙都撕下來訂成一本，然後一個字、一個字地用毛筆抄下來。

　　有人抄寫佛經，有人抄寫聖經，阿邦卻成了孫中山的忠實信徒，用心地抄寫他的三民主義。

　　

　　四十八、升不升高中一度動搖

　難得有上初中念書的機會，他不但勤於到圖書館借書，還向高一屆的李湘津借使用過的課本，拚命地念。初一、初二時，已把初三的課本讀過；初三、高一時，又把高二、高三的課本讀過；而高二、高三時，就到圖書館借各種大學用書，企圖心之強可想而知。

　　由於家裡實在太窮，初三時一度不做升學打算，所以不再急於爭取第一名。爭取第一名花的時間太多，月考、期末考外，連平常考都不能放鬆。以往上下學期平均都達九十幾分，尤其上學期最拚，怕萬一下學期成績滑落，拉不上來。

　　雖然對升不升學有點兒猶豫，功課也因而略有放鬆，然而不是職業學校的學生，沒有一技之長，畢業後就業也有困難。這時有的同學，如吳俊毅、林英夫、邱勝次都準備考高中，而有的已去報考台中師範，如林木柳。升初三時，由六班變成七班，林木柳編到庚班，與邦雄不同班，但仍有來往。已經知道他不再念高中，這件事對他有些影響。

　　不過由於初三暑假時在員林鎮公所當工讀生，身上有一點錢夠報名費，所以最後還是報考中一中，錄取後也只好硬撐下去。

 

　　四十九、「你的臂章哪裡買的？」

　　阿邦小學畢業那一屆，有四個同學念中一中；翌年又有好幾個念中一中；到初三時，又增加了一些。這些中一中的通學生混熟了，都變成好朋友，常會到他家玩。

　　童子軍有露營課程，通常由學校老師策劃，但是有一次阿邦主動向學校要求策劃。他向學校借帳篷，邀請同學到社頭鄉清水岩露營區露營。地點選好後，大夥們開始架帳篷，這時才發覺缺了些甚麼，幾個同學就一起到社頭街上採購。

　　那天傍晚大家光著腳丫到社頭街上，去的時候不覺得地上有甚麼異狀；可是晚上回營地時，大家都踩到黏黏軟軟的東西，可能從樹上掉下來的昆蟲或從地上爬出來的蚯蚓，讓光著腳丫的同學們都驚恐不已，到現在都還不知道踩到甚麼。

　　初三時，有一次老師要大家買一個臂章縫在衣服袖子上，這樣看起來才比較像童子軍。別的同學向家人要了錢就到書局或商店買，都沒什麼問題，可是阿邦就很苦惱，但也不得不告訴媽媽。媽媽問他要買甚麼東西？有多大？甚麼形狀？甚麼顏色？阿邦就畫出來。不久媽媽用手工裁了一塊布，並在上面繡上黑色、金色的線，儼然是一塊臂章，然後縫在阿邦的上衣袖子上。

　　阿邦覺得自己臂章跟同學的不一樣，童子軍老師要檢查的那一天，非常緊張，很怕通不過。但是老師檢查到他的臂章時，彎下身來仔細看了很久，並問他：「你的臂章在哪裡買的？」阿邦回答：「是我媽媽自己裁布、自己繡的。」這時老師就對著大家說：「鄭邦雄同學的臂章最漂亮、最好看！」

　　

　　五十、躲到林家花園

　　每年四月學校放春假，春假期間一般家庭都帶著小孩到郊外遊玩，有的還會合租遊覽車到處旅遊。可是阿邦爸爸在木箱工廠工作，媽媽要帶那麼多小孩、又得四處打雜幫傭，一家人怎麼有旅遊的機會呢？但是畢竟放假了、不必上學，如何過春假就是一個難題，尤其鄰居們常會問：「春假沒去哪裡玩嗎？」也許只是關心，卻問到傷心處，「我能去哪裡玩呢？」

　　邦雄為了怕鄰居們問，一早就搭火車到台中站，再從台中站改搭小火車到霧峰，下車後走路到林家花園。他知道有個林家花園，卻不知它的來歷；現在不是來欣賞庭園建築，不是來研究歷史，不是來觀光度假，而是來找一個隱蔽涼快的地方看書。看到黃昏時，他走回霧峰車站、搭小火車到台中，再從台中搭車回員林。反正身上有月票，不必花錢，而搭小火車到霧峰花的錢也不多。

　　他從初中二年級開始到高中畢業，一共五年的春假都在林家花園度過，林獻堂先生地下有知，應該很高興才對。

　　

　　五十一、一次超完美的徒步旅行

　　初中時，像補習班一樣採取常態編班，但是上國、英、數三主科時又採取能力分班。那時一共六班，阿邦編甲班，各班成績差不多；只是跟同班才比較熟，不同班就不太熟，相處起來也沒那麼有趣。

　　記得高一軍訓課時，有一次從中一中行軍到東海大學，再走回來。又有一次全班郊遊，就意外讓阿邦創下三十公里長的徒步旅行紀錄，頗為得意。

　　這次郊遊，全班約定從台中火車站騎自行車到彰化八卦山的虎山岩（在花壇鄉）。從台中火車站到虎山岩，全程約十九公里，但是阿邦跟一個同學討論過，如果從員林走到虎山岩，大約十一公里、走路頂多花兩個小時，而如果從員林坐火車到台中，再從台中租自行車跟同學一起騎到目的地，不但路程遠、要租車，而且花的時間更多，所以決定走路直接到虎山岩。

　　他們走到虎山岩時，從台中騎自行車來的同學果然都還沒到達；他們當然就先玩，而且爬上爬下玩得很愉快。

　　不久台中來的同學紛紛到達，休息一下後，忽然決定要再騎到芬園寶藏寺。從虎山岩到芬園寶藏寺，大約只有四公里。阿邦就跟那個從員林走路到虎山岩的同學商量，覺得四公里不算遠，兩人就決定再走到芬園寶藏寺玩一玩，而他們也做到了。

　　可是從台中騎車來的、又騎車回去，他們兩個走路來的怎麼辦呢？計算一下直接走回員林的里程和走到台中火車站的里程，大約各十五公里，兩人又討論過，乾脆走到台中火車站再坐車回員林，差別在於原路走回員林，風景都看過了，沒啥好看；但如走到台中，可以觀賞不同景色。阿邦做這個決定，應該是平時受爸爸的影響，爸爸總是鼓勵他接受新的挑戰，並努力去完成一件超完美的事。

　　兩人從草屯那個風景區向北往台中走，路經霧峰時，那位同學累得大呼吃不消、已經走不動，就跟阿邦商量，表示非搭公車不可；但是阿邦身上沒錢，不可能跟他搭公車，兩人只得拖著疲憊不堪的身體走下去。沿路有分隔島，那位同學才走一段路後，就躺在分隔島的草地上休息，阿邦也不得不跟著躺下來。而當他躺下來時，他的同學忽然跳起來，然後就搭著一部公車走了。原來他們躺的地方就是一個公車站。他的同學雖然躺著，卻一直注視著公車來往的狀況，而且他知道阿邦身上沒錢，也顧不得他，就棄之而去了。

　　阿邦休息一下後，也不能不繼續走，就一個人走到台中火車站。當天從員林走到虎山岩，從虎山岩走到芬園寶藏寺、再走到台中火車站，總共走了卅公里。瘦弱不堪的阿邦，締造了一次自己超完美的徒步旅行記錄，沿途看到不同的景色。

　　他到台中火車站時，他的夥伴早已搭車回員林。

 

　　五十二、林嵩明教他「三角」

　　高一上學期上的「幾何」課，因為初中時學過、沒什麼問題；而下學期的「三角」課、就沒學過，是新課程，裡面有上百個公式，對通才的阿邦也應該不會有甚麼問題。但是這時候發現自己的眼睛常「刺刺的」、很不舒服，不得不由家人帶到車站前右邊中山路上的周眼科檢查。

　　檢查後才知道患「砂眼」，一定得動手術。手術時一個一個來，先動右眼、等痊癒，再動左眼。而在痊癒前，要戴眼罩，即只剩一個眼睛，看書就很不方便，大大影響學習情緒。所以像學「三角」要特別用心的新課程，他就沒學好。當時教「三角」的數學老師，還是他的班上的導師，每次見面都覺得很不好意思。

　　這時有一位班上同學林嵩明，就利用課餘時間輔導他；他的「三角」難題，終才獲得解決、趕上了進度。這位同學後來考上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系，畢業後到母校中一中教數學，是阿邦難以忘懷的一位友人。

 

　　五十三、民代視察，整慘了他

　　高一時，遇到中央民代要下鄉考察全國中等學校體育教育的實施成效，到中部時，指名要看中一中。這一來整慘了營養不良、又瘦又小、體力很差，只有三十公斤重的阿邦。

　　首先要考單槓「引體向上」。有些同學下課後就開始練單槓，有人居然還可以單手「引體向上」二十次，但是阿邦連兩隻手做一次都有困難。當他跳上的那一瞬間，趁機跳高一點做一次是可以，不過放下身體後再做第二次，就上不去，只得仰著頭、踢著腳，很難看就是了。

　　其次考「跳箱」。「跳箱」有一定的長度、寬度和高度，要跳過去不簡單，現在只得加強訓練。他利用月考半天、休息一天半的機會，回到母校員林國小，這些設備都還擺在操場東邊的大禮堂。「跳箱」分好幾層，他從第一層開始練，練會一層、再加一層，但是練到三層時，無論怎樣跳都跳不過去；而跳不過去時，屁股都會撞到「跳箱」。撞多次後，雙腿內側很痛，屁股也很痛。這段期間，通學爬天橋時，上去還好，下來就不好，雙腿內側非常酸痛，非常難受。

　　最後考「游泳」。初中時偶而到學校對面的游泳池游泳，其實都只在淺水區或兒童池戲水而已。到高一時已有游泳課，體育老師身材高大，他放任會游泳的同學自己隨便玩，但是對不會游泳的同學盯得很緊，毫不留情，就把他們帶到中間地帶──既不深、也不淺的地方，然後乘其不備，就把同學推下去。這時被推下水的同學，只好邊喝水、邊掙扎，死命地划向岸邊。台中家職沒有游泳池，女生也到這裡上課，她們對不會游泳，邊喝水、邊掙扎，出盡洋相的中一中學生，都會掩面偷笑。阿邦是其中一個最不爭氣的，大家對他的偷笑聲，洋溢池邊。

　　不過後來更發生一件非常可怕的事。當阿邦漸漸地學會了頭可以浮在水面的蛙式游泳時，有一次看到其他同學從水面上消失、都潛入水裡不見了，一時好奇的他，想下去看看，竟直衝到游泳池底部。那時候游泳池底部是粗糙的水泥，這下子不得了，竟把兩手、兩腿及胸部都撞傷。好不容易爬起來、再浮上水面，並急速上岸，才發現自己全身是血。幸好游泳池旁邊有醫務室，他跑過去，一個人就用棉花沾碘酒往傷口擦拭。那時候還沒有「優碘」，用碘酒擦傷口刺痛無比，但也只能忍耐、不敢叫出聲。擦拭後，就一個人坐在游泳池旁邊，想等碘酒揮發、乾過後才離開；但是想不到碘酒雖然乾了，手腳卻變僵硬、無法動彈。真是一次慘痛的教訓！

　　好不容易挨過這場災難，中央民代考察結束，很滿意地走了；不過阿邦最辛苦，也被整得最慘。

　　但是在這個游泳池也留下一點兒甜美記憶，曾看過當時知名影星鍾情來這裡拍片。（見圖）

　

　　五十四、彰商女生向媽媽告狀

　　高一時，大妹宛香在附近的新月餐廳當服務生，餐廳小老闆發現宛香表現良好，也知道她家裡窮困，就很想幫忙。

　　有一次員林鎮公所的員工到這家餐廳用餐，小老闆主動向他們提起阿邦家裡的情形，希望鎮公所給予協助。想不到這個暑假鎮公所就讓阿邦去打工了。

　　每年暑假鎮公所都與彰化女商辦理建教合作，就是讓彰化女商派一組學生到鎮公所工作；但也有的由學校派到銀行、合作社或農會。這段時間鎮公所剛好辦理繳稅業務，就由這一組同學幫忙計算稅款。當時除貧戶免稅外，一般人都要課稅，稅目包括本稅及稅捐三成，如本稅十九元，稅捐三成就是5.7元，一共24.7元。暑假有兩個月左右，這些彰商女生就是利用這段時間，把各戶稅捐計算好，並寫在稅單上。

　　當時員林鎮公所在中正路大街上（今中正路475號附近），戶稅計算由財政課負責。財政課辦公室在鎮公所右側的相連建築物裡面。財政課長坐在靠鎮公所這邊的中間位置上，阿邦的辦公桌在課長的右邊；而那一組彰商女生則坐在課長座位對面的左邊區域。

　　到鎮公所計算戶稅的彰商女生，可能每年都同一批，畢業後才換另一批。阿邦跟她們做同樣的工作，卻一個人坐另一邊，不過阿邦可以看到這些女生的一舉一動，她們有時一起上化妝室，有時一起上福利社，有時好像在閒聊，狀甚輕鬆。

　　彰商是一所頗負盛名的職業學校，廣受各界歡迎，畢業生就業都沒什麼困難。會計是她們的專長，珠算是她們的看家本領，檢定都是幾級幾級、幾段幾段的，所以像到鎮公所計算戶稅這種事，對她們而言，是輕而易舉的。至於阿邦這邊，課長也給他算盤。知道他並不是學商的，算盤會不會拿呢？有時也會注意看他一下。阿邦如發現課長的眼睛在看他，就會撥撥算盤做個模樣。阿邦在小學時就會打算盤，而且還參加過珠算比賽；不過他的心算更厲害，根本不必用算盤。

　　後來察覺那些彰商的女生對他有敵意，遇到時臉色都很難看。有一天幾個彰商的女生，在員林街上竟堵到阿邦的媽媽，口氣不太好、向她告狀，說：「拜託告訴妳的兒子，少開一點好不好！？」他媽媽不知道「少開一點」是甚麼意思，回家後問阿邦，才知道她們是工讀生，在工作上與兒子好像有競爭關係。在計算好戶稅後，要開戶稅單給納稅人，她們每人每天如開一百張，這樣兩個月下來，剛好可以把全部的戶稅單開好；但是如果每人每天多開一些，就會提前把戶稅單開完，開完後她們就沒工作可做了。這件事，每一屆學姊都會告訴學妹，「不可多開、也不必少開，剛剛好就行」，這是傳承，也是不可告人的祕密。由於每天如只開一百張實在太容易了，所以她們就聊天，集體上上化妝室，或到福利社吃冰，沒人會管。

　　不過自從來了阿邦這個男生後，事情就變得很複雜。阿邦不知道上述這些利害關係，一上班就以心算計算，結果速度驚人，比用算盤快很多，每天竟開到二百張，甚至三、四百張。鎮公所方面發現這個男生比女生開得多，一個人可以抵過二、三個，甚至四個，不免起疑，「會不會算錯？」結果特別再核算一次，阿邦都沒算錯、開錯，反而彰商的女生有人算錯、開錯。事後阿邦研究這些女生向媽媽告狀的動機，並非出於妒忌，而是為了自己的飯碗。

　　雖然她們向媽媽告狀，但是阿邦也沒辦法放慢速度，何況一個人坐在課長旁邊，要怎麼偷雞摸狗打發時間呢？這些彰商女生對他的嫌惡，好像又擴散開來。有些彰商的通學生、並不是那一批工讀生，在車站或火車內遇到，一樣沒有給他好臉色。解決這種困境的唯一辦法，就是她們再少開一點，譬如一天只開五十張，讓阿邦繼續多開，但是恐怕她們不敢、也不願意。

　　阿邦非得認真工作不可！其實還有其他原因，就是不能讓新月餐廳的小老闆、這位介紹人沒面子，萬一有人說：「你介紹的這個學生很差、很懶惰。」怎麼辦呢？當然也有更重要的原因，是這份工作對他、對他家庭太重要了。當時每天的工資十元，兩個月下來就有六百元，而當時米一斗十元，三個月一期的月票八、七元，而後來考上台大的註冊費二百九十元……，所以一定要這筆錢，絕不能有任何閃失。

　　高三畢業那一年的暑假，他繼續到鎮公所開稅單。財政課楊課長和一位房姓課員，都住南平庄，南平庄有一些阿邦的同學，很多人知道他很會讀書、成績很好，所以那位房姓課員也請他帶女兒複習功課；後來他女兒考上師範學校。

　　

　　五十五、大伯過世

　　阿邦的二伯住桃園、三伯移民日本，他從來都沒見過。不過見過大伯兩次，一次他考上中一中初中時，奉爸爸指示，專程到台北向他報告；一次是初三時，大伯來員林探望他們，他曾帶他到員林客運「一條溝」上洗澡，也聽過他當著媽媽面前訓爸爸，兩次都留下鮮明深刻的印象。

　　可是高一時就傳來大伯過世的噩耗。上次外公過世，媽媽帶一群兒女去奔喪；這次大伯過世，爸爸只帶他一個去奔喪，可能因為大伯很看重阿邦，而阿邦也很尊敬他。

　　父子到台北後，因為大伯等候出殯，所以阿邦就向爸爸要求，他想當晚到三重埔看外婆和五姨媽，爸爸回答說：「去是可以，但不要說大伯過世。」阿邦說：「好的。」

　　阿邦一個人走過台北大橋到外婆家，在台灣銀行上班的五阿姨看到他很驚訝，就問他：「你一個人到台北嗎？」阿邦回說：「我跟爸爸來，他在大伯那裏。」五姨媽又問：「你們來台北做甚麼事呢？」阿邦與爸爸有約在先，不能講大伯過世的事，但又不敢說謊，在一陣支支吾吾、結結巴巴後，最後被套出實情。這時五姨媽就進去房間，然後拿出一個「白包」給他，說：「請你把這包白包送到大伯那裏。」這一來就為難阿邦了，要是拿了「白包」回去，不就不打自招、違反約定嗎？所以馬上拒絕：「我不要、我不要……。」這時五姨媽非常生氣，說：「紅包（喜事用）可退、白包（喪事用）怎麼可退呢？」看到五姨媽生氣，也只好把「白包」帶回去大伯那邊、交給爸爸。這位五姨媽及住一起的阿姨，都未嫁人。

　　第二天出殯時，已裝入大伯遺體的棺木放在院子空地上，有幾個道士在棺木四周繞來繞去，口中念念有詞，好像講要大伯「平安到西方」一類的歡送詞。法事做完，就有工人把棺木抬到一台卡車上，要載到山上墓地。爸爸坐在卡車司機旁邊，阿邦坐在卡車上陪著大伯。要把大伯送到哪個山上的墓地呢？他不知道。不過卡車進入山區後，忽然有一陣很強的風吹襲過來，阿邦立即轉身背著風、並彎下身。而這一陣風吹襲過去後，他又站起來轉身面向前面，這時竟發現有一根樹枝橫跨路上、高度剛好在他頭上，說時遲、那時快，他立即蹲下，要不然可能會被打飛出去摔死也說不定呢。這樣，那一陣強風不是大伯預先示警嗎？大伯不是救了他小命一條嗎？

　　

　　五十六、不喜歡過年節

　　在媽祖宮後面，有一戶人家免費提供「石磨」給附近鄰居「挨粿（e－kué）」。「挨粿」是兩個人合作，一個推著「石磨」不斷地轉動（附圖）；一個把洗好的米和水，不斷地舀進「石磨」上面的小洞口。然後米漿流入麵粉袋裏，大約到有半袋時，用繩子把袋口綁緊，再把它放在長板凳上，上面綁一根「扁擔」，「扁擔」用一顆大石頭壓著，這樣讓米漿中的水分慢慢滲出，直到麵粉袋裏剩下乾的「粿粞（kué－tshè）」。這些「粿切粞」再加入蘿蔔絲攪拌，就可以蒸出「菜頭糕菜頭粿」；只加入酵母攪拌，就蒸出「發粿」。這兩種粿都是台灣人年節必備的食物，也是拜拜時不可缺的供品。再窮的人家，年節可以無魚無肉，但是不能沒有「菜頭粿糕」和「發粿糕」。「發粿糕」的「發」，也有發財的意思；吃「發粿糕」，就會「發」吧！

　　阿邦家雖然窮，過年節時，媽媽也一定做粿；而身為長子的他，就是最好的助手。媽媽把東西準備好，就要阿邦幫忙帶到「石磨」那裏，媽媽推著「石磨」，阿邦則把洗淨的米和水，一匙一匙地舀進「石磨」上的小洞口。這個動作很單調，而且花的時間很長，他不喜歡做，但是沒辦法不跟媽媽合作，所以他跟一般小孩的心情不太一樣，過年過節沒有絲毫喜悅。

    當時還沒有冰箱，一次做出那麼多粿，沒辦法一、兩天內吃完，但是放久了又會發霉；發霉後，用刀子把上面的霉絲刮掉，蒸熟或煎熱後照吃不誤，可是味道已有一點酸，沒什麼新鮮可言。他真的不喜歡過年節。

 

　　五十七、睡了也會下棋

　　阿邦不喜歡過年節，但是很喜歡上學。上學不是因為學校熱鬧，而是上學後一接觸課本、一聽老師講話，不管甚麼課程，都可接觸許多知識，增長各種見聞，他可說有極強烈的求知慾，這跟藉以逃避一下家裡的窮困毫無關係。

　　尤其進入中一中初中部後，從學校的圖書館發現知識的大寶庫，利用同學的借書證，大量借書、大量閱讀，獲得了無窮的樂趣。至於學校的功課，除向圖書館借當年的課本外，又向高一屆的李湘津借用過的課本，因而初一時已預習初二、初三的功課；初三到高一時，已預習高二、高三的功課；而高二、高三時又開始向圖書館借閱各種大學用書。阿邦不但在學校看書看得起勁，即使通學時在火車的「黑台」上，也藉著昏暗的燈光看書；而晚上回家後，肩上掛著空水桶時，又不忘利用卡片背誦詩詞或課文；不然就跑到天橋上看書，不怕鼻孔被薰黑，可說一分一秒都未浪費。

　　書實在讀得太多，平時睡眠又嚴重不足，這樣眼睛就漸漸受不了，後來發生視力問題。他的身高雖非最矮，座位卻剛好在第一排第四號，即講台正前面；這座位在視覺上是一個死角，站在講台後的老師看不到。由於座位太好，如果太累了想睡就睡，不然也可以悄悄地溜到教室後的地板，躺下來，閉起眼睛休息。至於他第一排第四號的座位，因為位置太好，自然有其他的同學去填補，不會被老師發現有空位。

　　躺在教室後面的地板，並未睡著，遇到上文史課時，他豎起耳朵聽；而遇到理工課時，有很多公式非看不可，就坐起來瞄一瞄黑板。後來覺得這樣很麻煩，竟發明了一套訓練理解能力的方法，即用布把眼睛遮住、思考怎麼演算，久了以後，竟可不必事事靠眼力，即沒有眼睛也可以預習或複習理化公式。

　　後來不論下象棋或圍棋，累的時候就用布把眼睛包起來，仍然繼續「戰鬥」下去，所以一些棋友就傳出「阿邦睡了也會下棋」，成為棋壇美談。

　　

　　五十八、誠心誠意尚要緊

　　阿邦從永靖搬到員林後，第一個認識的朋友，就是同樣住在民權街對鄰的吳俊毅。他爸爸留日，媽媽這邊則是員林魏家望族，吳俊毅家教很好，自不在話下。

　　阿邦在小學四年級時跟他同班，常跟他一起到他外公家玩，到五年級後才不同班。兩人都考上中一中初中部，後來又考上中一中高中部。雖然不同班，卻都是通學生，火車上碰到、也常聊天，還是最要好的朋友。

　　到高一暑假，吳俊毅的父母搬到台北，他為了完成中一中的學業，就住員林外公家。所以在高中時期，阿邦除了到水利會後面一個低兩屆的同學家看書和輔導他們兄妹外，就是到吳俊毅外公的三合院，陪他看書。吳俊毅一定會考大學，所以非常認真準備，而阿邦不知道自己有沒有機會念大學，所以沒什麼升學準備。他到魏家三合院時，其實是喜歡跟吳俊毅的舅舅聊天。

　　兩人偶而會到郊外山坡上一個土地公廟旁看書，常看到有人來拜拜。有一次遇到一位阿婆帶著女兒及媳婦來，他們把「牲禮」擺放在土地公神像前，點三支或五支香，用雙手舉在眉前三拜後插入香爐。然後跪下三拜，站起一拜；再跪下三拜，站起一拜；又跪下三拜，站起一拜，然後用雙手握筊舉在額上，最後拋下地面。這時兩筊剖面都是向上時，稱為「笑筊」，表示神明在笑、不能接受；兩筊都是剖面覆下時，稱為「陰筊」，即神明在生氣，也是不接受。一只向上、一只覆下時，稱為「聖筊」，即神明已經接受你（妳）的心願或要求。（以上見片岡巖著、陳金田譯「台灣風俗誌」）「擲筊」後，還要燒金紙感謝神明，全部完成要花一點時間。

　　阿邦與吳俊毅覺得「擲筊」很有趣，所以常拿著穿在腳上的木屐練習。說也十分神奇，兩人竟練習到只要一丟就是「聖筊」。這兩個還很調皮的高中生，當看到這位阿婆口中唸唸有詞，準備要「擲筊」時，竟也學著她的模樣，並唸著：「誠心誠意尚要緊，不是牲禮大付就有『聖』（siànn靈驗）。」阿婆專心許願，沒聽到他們的話，但是女兒和媳婦都聽到，就瞪大眼睛看他們，露出一絲嫌惡的表情，彷彿在罵他們：「猴囝仔，你們懂個屁！（恁是捌啥（bat siánn）！）」

　　

　　五十九、弟弟發燒

　　高二沒發生甚麼特別的事情，只記得有一天才一歲的最小弟弟邦慶，整個暑假都間歇性地發燒，看遍員林街上的幾家醫院，都沒治好，醫生最後建議送到台中市省立醫院，認為那家醫院醫療水準比較高。

　　阿邦在台中念書已念了四年多，除偶而到民權路表哥家玩以外，範圍都限於從台中火車站到中正路、右轉自由路到台中公園、再右轉育才街到中一中一帶，至於其他地方都不熟。

　　弟弟發燒這一天，爸爸要工作沒辦法離開，媽媽就抱著發高燒的弟弟，由阿邦陪同到台中。

　　他們下火車後，從中正路走到自由路彰化銀行，右轉進去，然後走好幾條路，繞來繞去都找不到省立醫院，最後才終於找到。到現在，他都還記得當時母子著急慌張的情景。

 

　　六十、臘紙刻到手打不開

　　高一時，已經相當熟識的圖書館女管理員，知道阿邦很聰明、很喜歡看書，字體又很工整，但是家境窮苦，就把教務處一向都交由圖書館館員承辦的刻蠟紙工作，再轉給阿邦做。阿邦念國小時就開始幫老師刻臘紙，這項工作難不倒他。

　　一接到刻臘紙的工作，他就讓出第一排第四個座位給其他同學，然後坐到後面；一方面豎耳朵聽課，一方面埋頭刻臘紙。本來可以利用下課十分鐘、中午休息兩個小時才做這件事，但是環境太吵，而且同學跑來跑去、怕桌子被撞到，沒辦法專心。

　　有一天那位圖書館女管理員，一次給他十六張臘紙，每張代價兩塊半，全部刻完可得四十塊，而且沒有時間要求，可以慢慢刻。那時牛肉麵一碗才四塊，四十塊可以吃十碗；而到鎮公所開稅單，一天也才十塊，這真是非常優渥的酬勞呀！阿邦利用白天的七節課、躲在後排座位刻，希望一天就刻完，要創下一天賺四十塊的記錄。

　　白天上課時並沒有刻完，當天晚上回家後繼續刻；刻到半夜也沒刻完。她媽媽看他整個晚上都沒睡覺，問他究竟怎麼一回事？阿邦告訴媽媽，說自己要打破記錄，天亮前要刻完十六張臘紙。他媽媽聽到後很高興、也很感動，就在弟妹們都睡著後，悄悄地到廚房煮一碗鹹粥要給阿邦吃。可是這一碗熱騰騰的鹹粥放到桌上後，飢腸轆轆的他，想放開刻臘紙的筆時，發覺那隻握筆的右手僵硬成一團、竟打不開。媽媽發現他的右手打不開，急著來幫忙，但一試再試仍然打不開，「怎麼變成這樣呢？怎麼變成這樣呢？」急得哭了。

　　阿邦看到媽媽哭，自己也跟著哭，但是當時兩人哭的心情不一樣，媽媽可能比阿邦更複雜，還包括有一種說不上來的心酸。

　　最後媽媽用熱毛巾擦拭及按摩，他的手才慢慢鬆開，而那一碗鹹粥已經冷了，再熱了一次才吃。吃過熱粥後仍繼續刻臘紙，天亮前終於刻完；但是刻完的喜悅，已被媽媽的淚水所沖失。

　　

　　六十一、阿兵哥來攪局

　　高三上學期的某一天，有一位員林國小同屆畢業的同學遇到他，說：「我們國小畢業這麼久了，都還沒開過同學會，你是拿縣長獎的，應該出面號召辦一次。」他聽到後不知道如何回答，但也不敢不接下這項工作，就開始籌備同學會。

　　當時念初中的同學不多，念高中、高職的更少，而如念高三的，這時候又忙著準備考大學，不太可能抽空參加。阿邦只好從同班同學、又在台中工作的先找。有些女同學在台中幫傭或當店員，他一個一個找；有些在台中念高職的，也認真去找。那一屆共七班，每班約五十個，在畢業紀念冊上有名的，共三百七十多個；有些同班卻未畢業，或遷居轉學的，都不在上面。他把找到而願意參加的，印出一本小冊子，由他設計封面、刻印，裡面有同學的姓名、地址和電話。

　　到寒假時，找一些熱心的同學先在女同學洪豔秋家開的永安旅社（在今三民街68號寶雅生活館），借一個房間開會。大家在大通鋪上的榻榻米來進行相關討論，有點兒像孫中山在東京召開同盟會的情形。籌備工作中最重要的項目，就是籌錢買紀念品送老師，並一起在榻榻米上包裝，不過已記不得送甚麼東西。

　　最後大家訂好日期，由他向員林國小借大禮堂；可是出了狀況。

　　預定舉行同學會的前一天，他約幾個同學到學校大禮堂，準備打掃一下，並把桌椅擺好、布置一下。可是到的時候，才發現大禮堂裡面的桌椅已被搬一空，而地板上有許多阿兵哥正在睡覺，旁邊又有一些伙夫在埋鍋造飯，這令阿邦他們嚇了一大跳，原來大禮堂已經出借給路過的部隊。幸好為了打掃、佈置，趕在前一天勘查，不然都還不知道狀況，到時候怎麼辦？不是出糗大了嗎？

　　他們趕緊再跟學校老師商量，才臨時改到學校行政大樓北邊的空地舉行。那塊空地光禿禿的，冬天北風一吹，沙塵飛揚，而且也有大太陽照著，實在不適合作開會場所，可是日期訂了，也沒辦法更改。

  這天早晨一早，阿邦以召集人身分找來幾個同學先到空地上灑水，以免塵土飛揚影響開會。但是水灑太多，地上泥濘不堪；灑太少，又很快乾掉，都不適宜。於是決定分兩次灑，一早先灑一次，開會前再灑一次。那時候還沒有大帳篷；就算有，也租不起，所以只好露天舉行。所幸參加的同學不多，大概只有幾十個或百個左右；學校很幫忙，提供桌椅和茶水。這次同學會沒點心，會後也沒辦謝師宴，但有請校長及老師訓勉，也把預先準備好的紀念品送給他們，聊表心意。總算完成了第一次同學會。

　　　　

　　六十二、爸爸寫信給三堂哥

　　阿邦的爸爸有三個哥哥、三個姐姐，高一大伯過世時，他曾隨著爸爸到台北送葬；高二住桃園的二伯過世時，這次爸爸帶已念小學二年級的邦鎮、邦家去送葬。

　　二伯有三個兒子，老大到日本去了，老二沒有印象，老三比阿邦大兩歲，印象比較深刻。老三只受初農教育，曾帶阿邦到蘆洲祖先的墓地掃墓。二伯過世不久，阿邦的老爸為撫慰與鼓勵這位老三、也就是阿邦的三堂哥，竟常寫信給他。

　　對受日本教育的爸爸而言，開始用中文寫信很辛苦，如日人的「會社」（かいしゃ），中文為「公司」；日人的「出張」，中文為「出差」。日人的外來語很多，如「脫拉庫（トラクとうく）就是「卡車」，「歐多麥（おとめオートバイい）」就是「機車」，「巴庫米（ばくみ）」就是「後視鏡」，「紅不讓（ホームランほむうん）就是「全壘打」，「卡拉ＯＫ」就是「用伴唱機唱歌」，「斯莫（すもうスも）」就是「摔角」，卡拉（からカラテ）」就是「空手道」，「斯多里普（ストリプスとリぷ）」就是「脫衣舞……；阿邦有一個妹婿，就叫弟弟「鄭邦光」為「脫光光」。至於日本有的水果，如「林檎 （りんご）」為「蘋果」；沒有的水果，如「楊洋桃」叫「星星水果」(star fruitSTAR FRUIT)。另外在台灣夜市常聽到的「薩卡里巴（さかリば）」，今稱「燒烤」；在酒家常聽到的「那卡西（なかし）」，叫「走唱」；人與人之間相處的「奇檬子」(きもち)，就是「情緒」等等，語言的表達隨著改朝換代，變化多端，這時候父子就會討論、討論。

    從寫信給侄兒及對寫信的用心這件事看，阿邦的爸爸雖然為「屘子」，但對哥哥、姐姐的小孩，都是盡力照顧，有情有義的。爸爸平時沉默寡言，可能跟早年喪父，或時不我與、陷入貧困有關；但是他做事的認真及好學的精神，都給阿邦樹立了典範。他曾親自鋸一段竹子，剖成兩片，自撰對聯懸掛門口；而在二妹如月出嫁時，也用二妹及二妹婿的名字撰寫一幅對聯祝賀，爸爸的國學造詣，連阿邦都自嘆不如。

　　弟弟邦家也有一些回憶，說過他爸爸平日做工回家，雖然常滿頭大汗、一身髒臭，卻一定先沐浴再吃飯；而媽媽侍奉爸爸吃飯的情形，並不因後來子女增多、生活窮困而有所改變，數年如一日，都是恭恭敬敬把飯菜碗筷準備好，再請他享用。而且爸爸吃飯時，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絕不邊吃邊說話；在日本時代養成的習慣，一直都維持下來。

　　受爸爸的影響，阿邦做事的認真、對弟妹無微不至的呵護，也是一樣的。

 

 

 

 

 

 

 

 

 

 

 

 

 

 

 

 

 

 

 

　　　　肆、台大時代

　　一、台大「醬料」？

　　有一天阿邦到吳俊毅的外公家，他外公有一部載貨用的人力三輪車，駕駛人坐前面的駕駛座，後面可載貨、也可載人。行進時，後面的人坐在兩旁鐵架上。

　　吳俊毅有一位比他年紀小的表弟，很喜歡駕駛這部三輪車到處逛，這一天就載他們兩個到公園裡的孔子廟（即興賢書院）玩。但從三民街下坡右轉進入公園時，因為轉彎不慎，竟造成翻車。這位開車的的表弟安然無恙，坐後面架上的阿邦，個子小也迅速跳開；但是坐另一邊車架上、個子高的吳俊毅，沒跳開、竟撞到對面的車架，倒在地上，又慢慢地爬起來。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大礙，不過卻用左手摸著左眉骨，表示頭有點麻麻的，不久忽然從眉毛流出一滴一滴的鮮血，並滴到地上，蠻可怕的。

　　阿邦及開車的表弟，急忙把三輪車扶正，再由表弟載到中山路林牙科斜對面的一家診所。

　　這家診所的醫師為吳俊毅治療時，阿邦緊握著他的手，認為有安撫的作用。不過看到醫師為他清理傷口時，用夾子硬把傷口撐開，傷口深及骨頭，阿邦竟怕得直發抖，全身「皮皮挫」。這位醫師看到阿邦的樣子，覺得不但達不到安撫的作用，反而礙事，會讓吳俊毅更緊張，所以就叫他：「你走開、你走開！」阿邦只得鬆手，並到診療室外面等候。

　　小學六年級下學期後，阿邦一家人搬到第二市場倉庫邊的木板屋，而媽媽就在對面「港水伯」的麵攤幫忙殺雞殺鴨。他常看到媽媽一手把雞鴨的脖子固定，一手用銳利的菜刀切開脖子上的血管，讓血流到碗裡面；等血流乾後，再用滾開水燙一下，然後拔毛。而拔毛洗淨後，又用銳利的菜刀剖開雞鴨的的胸膛，再把手伸進裡面扒出各種內臟，這時候媽媽的手也是沾滿著血跡，就像為吳俊毅開刀的醫生一樣。這次吳俊毅眉骨裂傷流血，讓他從此以後一看到血就嫌惡害怕，竟變成一個膽小鬼。

　　一九五八年參加的這次大學聯考，「文、理、法、醫、工、農」尚未分組，大家可跨組填十個志願。當時台中農學院尚未併入中興大學，台南工學院尚未併入成功大學，靜宜文理學院尚未升格為靜宜大學；高雄醫學院已成立，但台北醫學院好像尚未成立。各大學或學院，有特別的科系，如台大沒有建築系、卻有土木工程系；成大沒有土木工程系，卻有建築系。

　　阿邦填的第一志願是台大歷史系，而第十個志願卻填「台大醬料」，其中也有填師大藝術系等等。「台大醬料」就是「台大醫科──台大醫學系」，他竟在志願表上白紙黑字地胡亂寫，自以若考上第十個志願，辦理考試單位也弄不清楚「台大醬料」是哪個系，應該不至於分發到台大醫學院醫學系吧。

　　他就是怕血才不敢填台大醫學系，不然以他的成績，如列為第一志願，也是可以上台大醫學系而成為醫生的。

　　父母對他沒選擇念醫學系、而選擇念歷史系，並沒有意見；不過壓根兒不知道兒子不敢念醫科的原因，竟跟媽媽殺雞殺鴨及吳俊毅眉骨受傷流血有關。

 

　　二、帳算到我頭上？

　　中一中的師資相當整齊、相當好，特別是國文科老師。

　　高一的國文老師批改作文很用心，會在學生作文簿上寫一些評語及訂正一些錯別字。這位國文老師的毛筆字不但寫得十分工整，而且寫得十分纖細，一些評語及訂正文字，竟然可以寫在作文簿上每行的小空格裏，令人嘆為觀止。阿邦勤練各種字體，包括會寫「反體字」，可是像這樣纖細的字體，他沒辦法練、辦不到。

　　高三的國文老師也讓他非常欣賞、非常崇拜。這位老師不但教國文，同時又教三民主義，當知道阿邦利用作文簿後面多餘的紙張，抄寫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演講本時，就對他另眼看待。阿邦很喜歡這位老師的粉筆字，每次老師上課後，他一定主動上講台擦黑板；倒不是為了擦黑板，而是想好好鑑賞他的粉筆字。擦黑板時，他先擦掉一部分，而留下的字反覆研究後再擦掉。作文課時，這位老師出的題目，阿邦如不喜歡，就拒絕寫，如「國慶日感言」之類，他就不動筆。不寫的時候，一個人就跑到教室後面的地板上睡覺，不然就會溜到教室外；或在校園間逛，或去圖書館看書。這位國文老師當然知道他的毛病，但放任他、不管他，兩人好像很有默契。不過這位老師如遇到不愉快的事，譬如前一天晚上到夜市買西瓜，西瓜竟不甜，第二天到學校上課時，就會把悶氣發洩在阿邦身上，叫他站起來，莫名其妙地臭罵他一頓。這時候的阿邦，知道老師昨晚不順、心情不好，也不會在意，就任由他發洩。

　　一中有個同學的爸爸在逢甲大學任教，知道這位國文老師很有學問，所以就推薦他到逢甲大學兼課。阿邦的好友林勝憲，曾到逢甲大學進修，也遇到這位國文老師，同樣推崇備至。

　　阿邦進入高中後，越來越有個性、越來越有主見，有時相當叛逆、不太遵守校規；不過不涉及私德，不會害人，也不影響別人。

 

　　三、明天聯考，還下棋到深夜

　　高三時，家境略有改善。大妹宛香在新月餐廳工作，二妹如月、三妹麗真進入員林客運公司；媽媽除照顧年幼的弟妹外，繼續有一些副業，而阿爸在這時候也找到新工作，在小學同學林清志家開的桃花紅酒家當出納。至於阿邦從高一開始，每年暑假都在員林鎮公所工讀，畢業這一年的暑假也還有。

　　家境略有改善後，在高三下學期，媽媽終於為他買了一套卡其布做的制服，上面還為他繡上學號，不再穿阿兵哥的衣服改的了。甚至到下學期，阿邦就開始留頭髮，不再光頭了。不過到底去參加聯考、念大學，還是進入社會工作呢？其實也還沒有十分確定，只是這時候身上有一點錢交聯考報名費，就先報了名再說。

　　報名參加聯考後，仍在鎮公所開稅單，並沒有把聯考這件事放心上，當然也沒在準備功課。到有一天，聽到公所有一個職員跟人聊起：「今天要早一點回家，明天我兒子要考大學。」阿邦才想到：「啊，明天要考試了。」

　　這一天晚上回家後，他找出准考證。也找出答考卷要用的鋼筆──他早就有了，是某一次比賽的獎品，已不再使用pen（沾水筆）及墨水。至於手錶部分，他爸爸借他一只有精美鍊子的懷錶，也解決了。不過當晚提水後、已經很晚，才想到考作文需要毛筆、硯台和墨，他家裏卻沒有，就立即跑到後火車站新生路那邊的同學汪明堯家裡，想向他借。

　　汪明堯初中念一中，高中到台北市念開南商職，剛好暑假回來員林度假。兩人許久未見面，一見面很高興，很喜歡下象棋的汪明堯，竟要阿邦留下下幾盤。不下還好，一下就下到半夜。汪明堯的媽媽知道阿邦明天要考試，不好意思罵阿邦，就罵自己的兒子說：「別再下了，不要影響邦雄明天的考試。」經他媽媽這一罵，兩人才結束鏖戰。

　　阿邦借了汪明堯的毛筆等用具後，總算才準備齊全。

 

　　四、聯考第一天，提前繳卷

　　聯考前一晚與汪明堯下象棋，深夜一點多才回家，而當天一早還要搭六點零八分火車，睡眠嚴重不足，就在火車上打瞌睡，也沒把考試放心上。

　　大學聯考全台共約三萬六千個考生，中部集中在中一中考場。考試科目包括：國文、英文、數學、理化、史地及三民主義，一律都是問答題，毫無僥倖分數。史地、理化作答時，他很專心；但是英文、數學就沒那麼專心。

　　阿邦未把升大學當成人生最重要的目標，所以並不怎麼在乎成績的好壞或錄取與否，況且考場又在自家學校，更沒有感受到特別的壓力。他考英文只花二十三分鐘，就繳卷跑出來，然後在校園漫遊，也到考場外面走來走去，並指著手上的懷錶，向考場內認識的同學提醒注意時間。

　　男女生混合考，考數學時，有一位台中女中的學生，好像有一個要繳卷的動作，阿邦怕她第一個繳會丟中一中男生的臉，所以馬上站起來、打算搶先一步繳。而這時才發現那個台中女中聞風未動，並沒有要繳，但是阿邦一旦站起來就不能再坐下，不然會引起誤會，以為在偷看別人考卷，這時候只得把考卷繳了。其實他並沒有全部作答完，覺得自己有點兒莽撞糊塗。

　　第一天考完還是回二姑家。送人收養的表妹，彰化女中畢業，這一天也到中一中考場參加聯考，晚上同樣住二姑家。他們各睡一個房間，沒辦法聊天，而想跟大表哥聊天、人又不在，而剛好有幾個大表哥打網球的球友來訪，阿邦認識他們，就一起聊了起來。聊了一陣子後，大表哥終於回來，「交班」後讓他們聊，阿邦回房睡覺；不過這時已經半夜了，阿邦還是沒睡飽。

　

　　五、聯考第二天，途中目睹車禍

　　連著兩天沒睡好，第二天早上又爬不起來。表妹及姑姑的侄兒很早就起床，而阿邦卻叫不醒，大表哥只好先帶他們兩個到考場。阿邦最後終於醒了，早飯沒吃，也急急忙忙地趕赴考場。

　　大表哥問過阿邦，中午要不要替他送便當？阿邦說不用，所以大表哥只為表妹他們送。上午考了兩節後，阿邦自己走回二姑媽家。他不知道二姑媽家離中一中很近，仍繞了一大圈。途中經過太平國小，剛好遇到中午放學時間，小學生紛紛走出校門，這時候卻目睹一場極為可怕的車禍。

　　有一部大巴士經過小學大門口時，才發現學生蜂擁走出校門，一時煞車不及，就急由右邊偏往左邊閃避，卻有一位落單的小學生先看到大巴士急駛過來，已先跑到左邊，結果大巴士反而撞倒他，前輪壓過頭部，把他給輾斃了。

　　阿邦人在馬路左邊，看到那位小學生撞倒在地，頭骨碎裂、腦漿四溢、血流如注，並看到他尚活著時的眼神怎樣變成死後翻白的樣子，對比十分強烈，令他萬分驚恐。後來很多人跑來圍觀，阿邦不敢多看，就急奔二姑媽家。

　　這場車禍讓他中午吃不下午飯，而下午再回到中一中考場時，腦海裡一直浮現著小學生腦漿四溢、眼睛翻白的慘狀，影響心情很大。

 

　　六、聯考放榜

　　第二天考完聯考後，並未直接回員林，在二姑媽家多待一晚，並立即寫了一張明信片給在台南出差的爸爸，上面寫著：「爸爸：我考得很滿意，請放心。」他表妹看過這張明信片，記得這句話。

　　第三天他回員林後，仍然到員林鎮公所工讀。他並不怎麼在乎考試的結果，不過吳俊毅卻鬧了一個笑話。

　　好友吳俊毅考完後回台北，他家裡有收音機，放榜時就守在收音機旁。考試單位先發表台大錄取名單，台大分文、理、法、醫、工、農六組，而文學院又分中文、外文、歷史、地理、哲學、考古人類學等系。台大錄取人數不少，當播報到歷史系時，很快就出現鄭邦雄的名字，吳俊毅聽到後大喜過頭、樂不可支；可是等報完了全部名單，他反而弄不清楚自己考上了沒？在鄭邦雄這邊，不但吳俊毅告訴他錄取了，員林街上一些同樣有錄取的同學，也都競相走告、互相道賀。

　　這一年大學聯考報名三萬六千人，錄取六千四百個，錄取率約十六、十七％。台大錄取約一千人，即佔十六分之一、佔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