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幼年印痕

一、撿到一隻小鳥

    阿邦的爸爸鄭燕南先生(1915-1995)台北人,基隆中學畢業後,到日本神戶一家商社工作。這段期間回台灣娶了阿邦的媽媽葉玉鳳女士(1920-1992),並帶回日本。一九三九年四月七日他們生下阿邦,194019411943年又生下宛香、如月與麗真三個妹妹。

    他爸爸有三個哥哥、三個姐姐。大姑比大伯年紀更大,不是同一個母親生的,而大伯比阿邦的爸爸大十九歲。也許他爸爸先在神戶建立了灘頭堡,所以伯伯、姑姑的一些兒女,都紛紛到日本就學或工作,一到周末,這些堂兄堂姐都會到阿邦家吃飯,顯得非常熱鬧;有時跟堂兄們在榻榻米上玩摔角,最為有趣。

    至於平時,因為三個妹妹都還小,阿邦只好一個人到屋外玩。他家在神戶港的上方,往下望有一個斜坡;另一頭對面的地方是一所學校,他常去玩。

    幼年時遇兩次大地震,他剛好都在屋外。有一次看到很多人從屋內跑到屋外,十分慌張;並看到一個日本小孩從石階上跌倒下來,嚇得嚎啕大哭。另有一次他剛好在學校玩耍,一隻還沒有長羽毛的小鳥從樹上被震到地面,他小心翼翼地撿起來,立即捧著回家。阿邦的爸爸看到兒子捧著一隻還沒有長羽毛的小鳥回來,急忙去買鳥籠和飼料;以後餵食的差事就交由阿邦負責。收留了這隻小鳥,讓父子同感快樂。

    在日本的家有兩層,爸爸把鳥籠放在二樓窗台上。說也奇怪,幾天後母鳥竟找到這裡,徘徊不去,甚至常貼進鳥籠作勢援救。因為小鳥從樹上摔下來跌傷很重,元氣還沒恢復,而且還幼小,沒長羽毛、無法飛翔,就算放出去,母鳥也帶不走。這時候阿邦試著把飼料撒在窗台,母鳥竟隔著籠子餵食小鳥,彼此呼應,十分親蜜。

    等到小鳥傷勢痊癒、體力恢復,而且日漸長大、翅膀硬起來了,母鳥就在鳥籠外擔任飛行教練任務。他們在鳥籠裡外又飛又叫,阿邦父子眼見時機成熟,就打開鳥籠,小鳥馬上隨著母鳥飛出天際,從此不見蹤影。這一幕生動的自然課,對阿邦產生了無法言喻的影響。

 

    二、搭軍艦返台

    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一九四一年日軍偷襲美國珍珠港,又爆發太平洋戰爭,日、台兩地人民都進入了戰時生活。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七日,阿邦三妹麗真出生,到一九四四年未滿周歲之前,一家人都回到了台灣。

    阿邦爸爸服務的商社,從事軍用物質採購生意,要指派一個職員到台灣擔任「取締役」。當時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已節節敗退,美軍又開始轟炸台灣,所以年長的同事都不願返鄉,就慫恿最年輕的阿邦的爸爸擔任這項職務。本來他爸爸要一個人回來,年長的同事勸他要把全家都帶走。理由是,戰爭期間家人最好在一起,免得分散;其實也擔心他爸爸如果一個人到台灣,會不會常要求回來探望妻子,屆時商社又得找別人輪流代班呢?年長的同事也有自己的盤算。另一方面,阿邦的四姨本來在日本幫忙照顧他們兄妹,可是不久回台灣嫁人,所以他爸爸如果不把全家帶走,他媽媽也沒辦法一個人帶四個小孩,何況三妹才出生不久。

    有一天阿邦就隨著父母和三個妹妹搭軍艦返台。

    從神戶港到基隆港,到底多少里程、共航行幾天,阿邦已毫無印象;只記得軍艦上有很多平民,船艙十分擁擠,在風平浪靜的白天,小孩都會跑到甲板上「放封」透透氣。

    有一天他在甲板上玩耍時,忽然遇到美軍空襲。當空襲警報響起,一些艦上的士兵就趕忙到甲板上驅趕,要大家跑到救生艇的地方。有一位士兵看他年紀小,馬上抓起他放在肩上,迅速跑到放救生艇的旁邊,並先為他穿上救生衣,再放到救生艇上。按照規定,空襲時老弱婦孺優先乘坐救生艇,其餘男人殿後。

    發生這一次緊急狀況時,他不知道父母及妹妹們在哪裡?不過坐在肩上望著蒼茫大海的經驗,至今難忘。

 

    三、台北空襲所見

    經過幾天,他們搭乘的軍艦終於到達基隆港的外海。軍艦在外海停泊好幾天,不知道是不是港內沒有空位、還是必須先在外海觀望,以防空襲時進入港內就跑不出來。後來他們的軍艦經過一條又窄又長的水道,緩緩開進基隆港。

    停靠碼頭後,大家並沒有立即上岸。只記得港口一邊的山坡上有許多住家,晚上都開著燈,煞是好看;不過空襲時就全部用黑布蓋住燈泡,本來光亮的山坡頓時漆黑一片。

    好不容易可以登岸,不久就到台北「大橋腳」(台北大橋橋下)外婆家。

    話說阿邦有兩個外婆,一個是媽媽的生母,一個是媽媽的養母。生母那邊有七個姊妹、兩個兄弟,姐妹中她排行老二。此時,阿邦的二舅到南洋當軍伕,而大舅在戰爭結束前也去;這兩個舅舅,大的叫「彰仔」、小的叫「福仔」,後來戰歿南洋、都未回來。大舅舅當軍伕前才結婚,未生育;戰歿後,大舅媽改嫁。外婆家十分窮苦,在七個女兒中,老大、老二、老三、老六都送人收養,阿邦的媽媽排行老二,也送人收養;至於老四、老五、老七等三個女兒未被收養、也不能再被收養了,因為兩個兒子都已戰歿。這次阿邦全家回台,是到生母那邊的外婆家,當時看不到二舅,但還看到大舅,大舅曾在榻榻米上扮馬讓他騎。

    至於阿邦媽媽的養母,在這次全家人回台後,才知道已經過世了。可能戰時通訊不易,不然就是這位養女出嫁後,一個人孤獨無依,過世了也沒有親友知道。到一九五九年阿邦念大學時,才獲悉這位養母葬在台大附近的芳蘭山公墓,而他住的第七宿舍剛好在山腳下,就請曾到日本照顧他們兄妹的四姨帶路,到公墓尋找外婆的墳墓;找了很久才終於找到刻有外婆名字的一塊石頭。這位用心教養阿邦媽媽的外婆,名字不雅,後來替她改了名,並列入家祠祭拜。

    在外婆家住幾天後,就在淡水河不知幾號水門的附近租了房子安頓下來。

    這時候空襲最多,而他爸爸到各地做生意常不在家,所以空襲時都由媽媽帶著他和弟妹們躲進防空壕。好奇心很強的阿邦,最喜歡爬到防空壕內的小洞口向外張望。小洞口朝向淡水河,常看到炸彈掉進淡水河爆炸後的水柱、水花;這些水柱、水花呈現粉紅色,非常豔麗,原來市區也遭到轟炸,到處都是火光火花,而這些火光火花都會投射在淡水河這邊的水柱、水花上,真是少見的奇觀啊!

    戰時物資十分匱乏,他們家只有一個爐子、一個鍋子。鍋子用來燒水、煮飯和煮菜,爐子以煤炭為燃料,此外,連夾煤炭的夾子都沒有。搬到豐原時,鄰居有一個中年男人,就用鐵絲做成一支夾子,但是知道阿邦的爸爸到中南部作生意,「男女授受不親」,不便把夾子交給他媽媽,就交給阿邦。阿邦現在還牢牢地記住那支夾子的樣子。(如圖)

 

    四、送一顆子彈到公所

    在淡水河某號水門附近住了不久,又搬到附近幾個地方,然後搬到台中豐原、再搬到彰化永靖,一路南移,都是為了他爸爸工作上的方便。

   搬到永靖時,戰爭還沒結束。他們在鄉下租了一座三合院裡面的一間房間,已記不得是「正身」、還是「護龍」,但記得廁所與廚房都在屋後。前庭有新挖的防空壕,阿邦剛好看到開挖的情形。他家後面有水田,美軍B29飛機常在水田上低飛,而且常向地面掃射。有一天還看到一小隊日本兵走到他們院子裡的井邊,卸下沾滿汙泥的綁腿,使用幫浦打水清洗。

    當時每戶家庭所需要的麵粉、米、糖、鹽等等,都靠政府配給。配給品裝入草袋或麻袋,利用「輕便車」送到各地。所謂「輕便車」,就是有四個鐵輪在鐵軌上行駛的交通工具,鐵輪上有長方形鐵架,鐵架上有木板,木板上可載人或放貨物,以人力用竹桿在上面推動(如圖),永靖、員林之間有這種交通工具。在今中山路大潤發商場、俗稱「大時崎」附近,是一個爬坡,「下坡容易、上坡難」,所以要用力快速推動,而到達員林卸下旅客或貨物後,原車再推回永靖;反過來也一樣。但是有時雙方在「大時崎」會合,交換旅客或貨物後再各自載回。

   阿邦坐過幾趟「輕便車」,小他四歲的麗真也坐過。有一次妹妹坐「輕便車」時,剛好運送一隻軍用犬,在窄小的板車上對著她伸出長長的紅舌頭,讓她好害怕。

    「輕便車」載送貨物在鐵軌上行駛,常引起美軍注意,所以會派B29飛機掃射。有時子彈打進草袋或麻袋,甚至還打傷或打死車上的乘客。聽說曾有車上的工人手指被打斷,而被打斷的手指又掉進草袋或麻袋裡,所以配給品打開後,有時會看到子彈、甚至看到手指。

    有一次阿邦家的配給品裏面,竟發現一顆子彈。阿邦的媽媽嚇壞了,害怕子彈爆炸,就趕緊拿出鋁製盒子,裏面放水後,再小心翼翼地把子彈放進去,然後叮嚀阿邦:「你要用雙手小心捧著喔,不可震動、不可掉下,一步一步地走到公所,交給那裏的大人。」在戰時,無論撿到從空中灑下的傳單或發現什麼違禁物品,都要送交官方,何況是子彈呢。

     從家裡到公所不算遠,他照著媽媽的叮嚀,小心地捧著鋁製盒子走出去。途中看到一戶人家門口有兩排不知名的樹,其中一棵樹下有一付鞦韆靜靜地掛在那裏,沒見一個人影;可能這戶人家在戰時逃走了。這是他第一次看到鞦韆,判斷那是一戶富有的人家。

    當把鋁製盒子裏的子彈送到公所門口時,裏面的職員十分驚訝,問他:「小朋友,你手裡拿什麼東西?有什麼事嗎?」而當靠近一看、看到是一顆子彈,不禁笑了起來,一方面要他把水倒掉,一方面問他:「子彈是哪裡的?誰叫你送來?」阿邦照實說:「我家配給的麵粉裏面,發現有這顆子彈,我媽媽怕它爆炸,才裝進放水的盒子裡、要我交給你們。」

    又有一次爸爸帶他到高雄出差,把他一個人丟在旅社,就逕自出去。那一天晚上不見爸爸回來,忽然傳來空襲警報,家家戶戶的電燈馬上用黑布蓋住,一時陷入漆黑一片。阿邦從旅社的窗戶往外看,只見有探照燈從地面往空中來回移動,天空頓時光亮起來。這時看到美軍、日軍飛機在空中交戰,無法分辨敵我,不過這時又聽到高射砲「碰、碰」的聲音,一架顯然是美軍的飛機,竟像蜻蜓「倒頭栽」一樣摔下來。這令人驚心動魄的一幕,也是難忘的記憶。

 

    五、不會講台語及剛回家鄉所鬧的笑話

    阿邦出生日本,他的母語是日語,小時候母親所教的日語童謠,如「桃太郎」「夕燒小燒」,他都還會哼哼唱唱。可是四、五歲回到台灣後,卻不會台語,而且生活習俗迥然不同,就鬧出各種笑話。

    譬如有一次他從屋外跑回家,邊跑邊嚷著:「ぃし就是石猴、ぃし就是石猴。」,「ぃし」是日語的「石頭」,他剛學會台語的「石頭」,雖然念成「石猴」,卻樂不可支。又有一次夜間空襲時,警報一響,家家戶戶都用黑布把電泡蓋住,一時黑暗、伸手不見五指,小阿邦也會用剛學會的台語嚷著:「暗趖趖、暗趖趖。」十分逗趣。

    阿邦一家從台北一路南下,住的房子都很窄小,但是搬到永靖一座三合院後,頓覺空間變大,而這時家裡增加許多東西,包括床鋪下有很多空的玻璃瓶,應該是父親擔任商社採購工作帶回來的。

    那時候玻璃瓶很稀少、很珍貴,而他家床鋪下居然有這麼多,竟讓他成了「孩子王」,並藉著它增加學習台語的機會。原來鄰居的小孩為了玻璃瓶都喜歡找他玩,他則以送玻璃瓶作為教台語的條件。

   這些鄉下小孩喜歡灌「杜猴」(一種黑蟋蟀),就是用水把洞裡的「杜猴」逼出來,逼出來後裝進玻璃瓶,可以近距離觀賞;而帶回家擠出內臟後,再拿到廚房裡用餘溫猶存的煤渣燒烤,味道又甜又香,不論大人、小孩都愛吃,而且還可以補充一下戰時不足的蛋白質。可是阿邦不敢灌「杜猴」、不敢吃「杜猴」,只是喜歡看「杜猴」被灌水後,從洞裡冒出頭的逗趣模樣。

     回台灣後,才知道媽媽的養母已過世,就到生母、即他的外婆家探視。外公從未見過阿邦這位外孫,所以高興地馬上帶他到附近的市場。剛好遇到清明節,市場裏有賣「潤餅」(春捲),外公就買了一捲給他,可是小阿邦不敢吃,連忙叫著:「きたなぃ、きたなぃ!」(骯髒、骯髒!)原來他以為包在外面的麵粉皮是衛生紙,「衛生紙怎麼能包著東西吃呢!」

 

 

貳、小學回憶

                    一、圍棋不見了

一九四五(昭和廿)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同年十月廿五日,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可能在此之前,阿邦一家人已經從永靖搬到員林。他們第一個落腳處在員林火車站前民權路卅六號(今名留髮廊)。同一排房子是日治時期的二層巴洛克建築,他家樓下為商社辦公室,樓上為住家。辦公室一進門有一座優雅古典的大屏風,屏風後有一些辦公桌椅。長大後非常喜歡圍棋的阿邦,記得那時他家還有兩張圍棋桌和四盒圍棋。

    日本人的圍棋桌,由厚厚的實木製成,正方形,長40.4公分,寬44.2公分,高25.8公分,並有四隻腳支撐;下棋的人、就坐著或跪著在榻榻米上對弈。他家的兩張圍棋桌面上,繪有德川家康愛妾「篤姬」的畫像,與眾不同、十分別緻。而黑白各兩盒的棋子,黑色的由烏石磨製,白色的由貝殼磨製,有點兒條紋,都是高級品,非常漂亮,不是一般平民所能擁有的。

    從租屋在火車站前的黃金地段,又擁有優雅古典的大屏風和名貴高級的圍棋,可見他爸爸在商社的職位很高,生活也很不錯。

    只是不久戰爭結束,他爸爸商社的工作隨之結束,大環境改變、家道中落,才不得不又搬家;而那些屏風、圍棋,不知賣掉、還是送人,都已無從查考。

 

                  二、玩「飛螺」玩瘋

    太平洋戰爭結束,日本人回去,他爸爸也失業,大概在一九四六年寒假後,他們就搬到附近民權街廿八、卅號之間的小巷,距民權街廿公尺處右邊有兩排平房,每排各有四家,他們租北邊的第三、四家,即今中正路5136號、8號;除可通民權路外,又可通中正路,而西邊有小路經媽祖宮到中山路。

    中山路這一邊有一戶從鹿港搬來的施姓人家,阿邦媽媽稱施太太為「六賽嬸」,可見比較年長。她有三個兒子,老大、老二已經成年,但是老三才念小學五、六年級,他叫「施性杰」,大家都叫他「阿杰仔」。兩人年紀差五、六歲,阿邦卻跟「阿杰仔」變成好朋友;不但從他那裏繼續學台語,而且又學玩「飛螺」。

    「飛螺」是當時小孩子的對弈遊戲,兩個人只要撿幾個小石頭,在地上畫一個圓的棋盤,就可以互相廝殺。這種棋,也叫「包棋」或「西瓜棋」,很容易學、也很好玩。「阿杰仔」教阿邦玩「飛螺」,阿邦一學就會。開始幾次都是「阿杰仔」贏,但是幾次後都是阿邦贏,而且「阿杰仔」從此就沒有再贏過阿邦。「阿杰仔」很不服氣,不相信阿邦這麼厲害,就跟他打賭,輸的要被贏的打手心一下,可是他還是輸了。這時竟跟阿邦定下遊戲規則,說:「我這次輸了不讓你打,下次罰一倍,再輸了、也不讓你打,再罰一倍;而且每次輸了都加倍罰、也都不打,但是將來若有一次贏過你,就算扯平,互不相欠。」阿邦同意這個規則,結果「阿杰仔」一路輸、而且輸好幾萬下。「阿杰仔」發現不可能贏回來或扳回來,就不再跟他玩,不過很守信用,每天中午放學回家,就相約到媽祖宮石階上,每次給阿邦打十下手心。每天打十下手心,風雨無阻,直到有一天阿邦才說:「幾萬下打不完,不再打你了;打你,我的手一樣痛。」其實開始打好玩,後來越打越沒趣,就放棄了。

    從這件事判斷,阿邦從小對棋藝就有興趣;不過那位「阿杰仔」居然那麼守信用,每天都願意讓阿邦打十下,也給阿邦上了人生最重要的一課-信守承諾。

 

                  三、台灣人學國語笑話多

    日治時期的學制,兒童都在每年四月入學,一九四五年國民政府來台後,改在每年九月入學。兩個政府青黃不接的時候,阿邦在四月、九月各入學一次,大妹宛香也才跟他同念一年級。阿邦家從永靖搬到員林,本來就方便他念員林的小學,想不到到員林不久,日治時期結束,從公學校改成國民學校,從學日語改學國語;他的台語都還講不好,這時又要學第三種語言-國語。

    四月入學時還沒有教科書,應該是政府還來不及編,到九月再入學一次時,教科書已編出來。第一本漢文讀本的第一課,是「人有二手、一手五指;指有節,能屈能伸」(見圖),國語第一本共有十八課。一年級念三課,二年級念六課,三年級念九課。至於那時候的國語注音雖然跟現在一樣,但四聲卻以小圈圈標示在字的四角。

    台灣的小朋友只會台語、日語,現在要學新的語言都相當吃力。至於當時的老師或校長,除非從中國來的外省人,不然一樣要從頭學,也都很吃力。他們每週週六下午都得參加講習,再以學到的教學生,現學現教、現買現賣,有時就鬧出一些笑話。

譬如有一次朝會時,一位值星老師公開對大家說:「六年級的同學都在忙著準備升學,你們在菜園種的『蕹菜』已經『旋藤』了。」不會講「空心菜」、「過熟」這些字,直接用台語講「蕹菜」「旋藤」,像這種「台灣國語」,見怪不怪、非常普遍。另有一次,校長看到一些學生爬到水槽上洗腳,竟對他們說:「各位同學,不要爬到上面洗你們的『腳子』。」原來初學國語的校長,常聽到「桌子」「椅子」「帽子」「車子」,以為都要加一個「子」,所以自作聰明才講成「腳子」。

    至於一般民眾更誇張、更離譜,鬧的笑話更大。有一個賣麵的「歐巴桑」,因為常聽到外省人講「這是什麼、那是什麼」,都是「麼來麼去」的,所以遇到外省人光顧她的麵攤,就會熱情地介紹她的菜餚,說:「這是豬腳毛(麼)、這是雞肉毛(麼)、這是豆干毛(麼)。」令人捧腹大笑。

 

                  四、外省人學台語也鬧笑話

    外省人初來台灣,入境隨俗,為了學台語也一樣鬧笑話。

    譬如一位外省太太在中國可能是少奶奶,有很多佣人,但逃難來台後,就沒佣人,凡事都得自己來。她的小孩很多,只要一個小孩衣服一髒,就馬上拿到公共水龍頭洗,所以一整天不斷地洗衣服,不像台灣婦女都先把髒衣服放一堆,再一起洗。有一天一位鄰居太太就笑著對她說:「你一下子就洗、一下子就洗,不是很累嗎?」這位原來是少奶奶的外省太太,就用半生不熟的台語回答:「無法度,囝仔濟(多),透早『死』(洗)、透晚『死』(洗),卡『死』都『死』(洗)未了(完)。」

    阿邦回憶這個笑話,也聯想到前立法委員、也是藝人的余天,也有類似笑話。她太太李亞萍是外省人,余媽媽對她非常愛護、非常客氣。有一天晚上洗澡時,就請媳婦先洗,這位外省媳婦對婆婆也是非常尊重、非常客氣,說:「媽媽,妳無『死』(洗),阮袂用『死』(洗);妳無『死』(洗),阮歹勢『死』(洗)。妳先『死』(洗),我才『死』(洗)。」

    阿邦又回憶著,從前有一位當兵的「老芋仔」(外省人),走到一個村莊,看到一個小孩在路邊遊戲,頓時想念自己在中國的兒子,就對他起了憐愛之心,馬上從袋子拿出一個大饅頭,要給那個小孩吃。那個小孩很想吃、卻不敢拿,就趕緊跑回家問媽媽。媽媽從屋裏出來,看見是一個不認識的人要拿饅頭給兒子吃,不免一怔。「老芋仔」看到這個母親用一種遲疑、不信任的眼光看他,就趕緊說:「『碗』(我)不是外省人,你免『鴉』(驚)。」不說還好,一說就穿梆,馬上曝露外省人的身分,因為外省人沒有「g」的音,分不出「我guá)、碗uánn」、「驚kiann、鴉a[YY1] ,也分不清「安an、尫ang」「勸khng、琴khîm」。

    可見台灣人學國語有困難,外省人學台語一樣有困難。尤其撤退來台的外省人各地都有,除語言被拿來當國語的北平人外,都各有腔調,不容易聽懂;有的一旦當老師,就讓台灣學生聽得「霧煞煞 sà sà。倒是閩、粵兩省來的,在生活上比較方便,有的台語嘛會通、有的客語嘛會通。

 

    五、一個外省人被打得好慘

    阿邦及妹妹宛香都在日本出生,到永靖又生一個弟弟邦光,而搬到員林民權街卅六號後媽媽又懷孕,不久搬到民權街廿八、卅號之間的巷子,即前述中正路5136號、8號。

    就在這一年寒假的某一天假日,剛好他在家裏玩,忽然聽到民權街方向人聲吵雜,他就好奇地跑出去,看到從彰化銀行那邊有一群人追打一位穿青色西裝、結花色領帶,又穿著光亮皮鞋的人。那位被打的人,有一隻眼睛的眼球都被打凸出來,鮮血淋漓,表情極為驚恐,但仍掙脫奔跑,直衝對面的鳳儀醫院(今民權街1214號),可是追打的人不放過,不讓他就醫,他只好再奔向前面的「竹廣市」(今光明街),而後面的人也緊追不捨。阿邦沒跟著過去,不知道那個人最後的命運最後如何;不過在幼小的心靈上卻產生一串串的問號:他是誰?為什麼被打?眼球都被打出一個、為什麼還不饒他?大家為什麼那麼憤怒?為什麼大叫「乎伊死、乎伊死?」據當時的理解,認為可能穿著與眾不同,即穿青色西裝、結花色領帶和穿著光亮皮鞋的緣故。

    同一天,他回到中山路媽祖宮玩,忽然中華戲院右邊的員林旅社(今中山路二段36號),也發出一陣吵雜聲。好奇心強的阿邦又跑過去,看到一群憤怒的人跑進旅社,登上二樓後,不斷地拋出行李箱;有的行李箱已被打開,掉出各種衣物。阿邦看不到拋的人,卻看到地上的行李箱和衣物越來越多,好像一堆垃圾,有人還嚷著要放火燒。後來聽說,跑進員林旅社的是台灣人;而住進旅社的是外省人,當時只有外省人才會住旅社。至於先前在民權街被打的,後來知道也是「外省人」。

    小阿邦不知道這一天是哪一天?也不知道這一天為什麼在員林街上發生這些事。據曾慶國所著「二二八現場直擊」一書(2008年一月台灣書房公司出版)所記,這一天是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星期日,書上說:「員林是台中縣政府所在地,三月二日受波及,在火車站發生毆打外省人、搶劫外省人行李財物,在中山路大街上也發生搶劫店家財物情形,街頭有多股人群騷動,外省人及外省人宿舍均受騷擾,而紛紛走避。」另據彰化縣文化局出版「彰化縣二二八事件檔案」(2004年二月出版,呂興忠編),有「員林區警察所三二事件暴徒煽動」記錄,均可證實當年三月二日員林有「阿山被打」情形,與阿邦童年所見不謀而合,他也是二二八事件中,外省人被打的見證人之一。

 

                  六、抓螃蟹換乒乓球

    在商社工作的父親,總是在家裏藏了ㄧ些特別的東西,除前面提到的玻璃瓶外,還有乒乓球。

    搬到員林後,才知道市區有一條叫「萬年溝」的水圳(即今萬年路),去那裏玩,不但可以「灌杜猴」,還可以「抓螃蟹」。「灌杜猴」對剛從日本回來的阿邦已經很新鮮,現在對「抓螃蟹」更是好奇,尤其看到螃蟹側著腳橫行的模樣,令他百思不解。一個高年級的同學,知道阿邦對螃蟹很感興趣,有一天就對他說:「你可以用一個乒乓球和我換一隻螃蟹。」阿邦同意,於是兩人相約到萬年圳。

    到「萬年圳」時,這位高年級的同學卻警告他:「抓螃蟹時,水蛇常跑出來咬人。」說著、說著,又以兩手的虎口比畫成水蛇咬人的樣子,對他說:「這時候你就要斜著身體,趕快跑回家。」從未見過水蛇的阿邦,一聽嚇壞,手握著乒乓球,就沒命地奔到中山路蔡眼科旁邊的巷子裡躲起來。

    不過跟班上同學一起到「萬年圳」抓螃蟹時,大家都會把抓到的小螃蟹交給他,等抓完回去後再由他平均分配給每一個人,他也分得一份。大家為什麼要把螃蟹交給他呢?或許阿邦成績最好、又當班長,平日已習慣由他發號施令;或許只有阿邦有玻璃瓶,螃蟹抓到後只能交給他先保管。

    阿邦分得的一份螃蟹,就用不知從哪裡撿到的蹲大便用的瓷缸圈養。這些事,不論「灌杜猴」、還是「抓螃蟹」,對於從北方日本回到亞熱帶家鄉的他,都有極大的吸引力。

    阿邦這時候有三個妹妹,但女生都只玩橡皮筋或玩跳繩,兄妹玩不起來,所以放學或假日,他都往外面跑;父母無暇管教、完全放任。員林的童年令他非常快樂,而且漸漸產生一種濃濃的土地情懷。

 

    七、玩遍大街小巷

    到小學一年級快結束時,新制大台中縣政府辦公室,剛好選中員林國小,他曾目睹縣政府雇用一群工人搬一座金庫到教室。因金庫很大、搬不進去;後來工人卸下窗戶,兩邊用厚木板各架成一個斜坡,再慢慢推上推下,終於搬進去。

    二年級開學後,共六班的同學就改到現在中正路與和平街交界的中華電信舊址上課。那時有一排地板高出地面很多的木造建築,而教室前面有一塊空地作為升旗典禮用,沒有校門與圍牆。

   男生很喜歡在空地上玩一種「抓人」遊戲。玩的人可各占一根柱子,一手貼上面、兩眼注視著對方,互相作勢要放開貼著柱子的手,先放手的,就輸了;輸的跑給贏的追,如果贏的追到,輸的就被抓回來柱子邊,看誰抓到的多。這種遊戲除可以訓練反應及腳力外,還可以增加認識學校周遭環境的機會。因為大家都會跑出校外,竄到附近的大街小巷;當時街上沒什麼車輛,並不算危險遊戲。阿邦回憶說,很多被追的會跑過「鐵支路」(今靜修路平交道)那邊。剛開始常迷路,久了就沒問題,可以把輸的一個一個抓回來,而每條巷弄也因而摸清楚了。

    因為教室不夠,所以一年級念上午、二年級念下午。念一年級的,在上午十一點多就要打掃教室,並把自己帶來的清潔用具,如鉛桶、畚箕、掃把、抹布等帶回家;下午念二年級的,也要帶自己的清潔用具,而放學前一樣打掃教室,並帶走自己帶來的東西。那時城鄉差距大,住街上的比較富裕,住鄉下的比較貧窮。富裕的街上小孩,用方巾包裹書本,並把它纏在腰間;貧窮的鄉下小孩,用藺草編的「加薦仔ka-tsi-á」放書本,提在手裏。放學後,鄉下的小孩提著「加薦仔」及清潔用具,因為還要走一段路才回到家,所以路上沒什麼耽擱;可是街上的小孩,因為離家很近,書包纏在腰間,所以就拿著清潔用具在路上玩。他們相約到中山路的媽祖宮、中正路的王爺宮,或公園西側的地藏庵,利用廟前廣場「打仗」;以掃把當大刀、以畚箕當盾牌,又以敲鉛桶壯聲勢。雙方擺陣叫囂、互相廝殺,又公推一個將軍盤據廟前兩隻石獅上指揮,場面非常壯觀。

    不論玩「抓人」、還是玩「打仗」的遊戲,阿邦都是觀眾,並未加入;不過同學們都最喜歡到阿邦家旁邊的巷子裏集合。

    由於大台中縣政府把員林國小占用了,才讓他們遷到沒有校門、沒有圍牆的地方上課,也因而擴大他們的活動範圍,對員林加深了解、加深感情,也豐富了童年的生活。

 

    八、「甲伊娘嬭(niû lé)女爾去彰化」?

    一年級上學期成績,他列全班第三名,到下學期進步到第二名;而從二年級以後、直到員林國小畢業,都是全班第一名。那時候的學校非常重視成績,第一名的都被老師指定當班長,他從二年級到六年級都當班長,這是榮譽、也是鼓勵。

    阿邦自幼身體瘦弱,常走幾步路就喘不過氣來,所以既未加入「抓人」遊戲,也未參加在各廟口的「打仗」遊戲;不過有時候卻得幫老師跑腿。

    有一次班上女同學謝芙美未到校上課,一、二年級都當級任的黃旦老師,就要班長阿邦到她家了解一下。由於阿邦的台語還不夠好,又請一個講得好的男同學陪同去。

    謝芙美的家開客棧(今富安旅社),在員林火車站南側不遠、即光復路與三民街交會處。兩位男生走進裏面,就問:「謝芙美有沒有在家?」這時從櫃檯旁樓梯走下一個大人,應該是謝芙美的爸爸,低著頭回答:「甲伊娘niû lé)女爾去彰化。」(跟她的媽媽去彰化),阿邦聽不懂「娘女爾」是什麼意思,傻呼呼地望著陪同的男同學,經男同學說明後才知道,禁不住大笑起來。

    好不容易又學到一句最重要的母語-「娘女爾」;從「歐卡桑」、「媽媽」到「娘女爾」,見證了台灣歷史的詭異,而且都發生在他的童年上。

 

    九、躲進古井

    到一九四八年九月,阿邦已念三年級,這時上課地點換到員林公園興賢書院的廂房。這一年老師換三女一男,共四個,第一位江敏老師,第二位鄭成玉老師,第三位鄭玉琦老師,至於男老師姓名已記不得了。

    兩位姓鄭的女老師,講話字正腔圓,都是道地的北平人,就用標準國語上課和說故事,至今阿邦講國語都還會用捲舌音,應是從她們學的,沒有「台灣國語」問題。推測這兩位女老師是戰後來的,對甫結束被殖民命運的台灣,特別具有辦教育的熱情,令人十分佩服。其中一個女老師,可能來台時間略晚,台語仍一竅不通,不過樂意下鄉做家庭訪問,這時就找台語已經進步很多的阿邦當翻譯。

    暑假的某一天,這位女老師用腳踏車載阿邦做家庭訪問,來到同學曾炎清的家。他家在鄉下,住家周圍被竹子環繞,當到達外面大門時,明明看到曾炎清在裏面,可是他卻跑了。他媽媽看見老師來訪,馬上叫住兒子,可是越叫越跑,瞬間不見,也很無奈。接著這位媽媽趕緊招待老師,一方面從屋裏搬出一條長板凳給老師坐,一方面拿出毛巾和臉盆,並走到井邊打水,準備給老師擦汗洗臉。當他把鉛桶拋下井裏時,忽然傳出一陣淒厲的叫聲,原來他兒子就躲在井裏面,頭部被鉛桶打到了。這位女老師及阿邦也趕快跑到井邊,只見曾炎清雙手雙腳貼在井的牆壁上,上下不得、十分狼狽。鄉下的小孩為什麼這麼怕老師上門,真是令人想不透。

    興賢書院其實是附設在孔子廟的私塾,有完備的學堂設施;而廟前有廣場,右側有水池,左側又有空地,遠比今中華電信舊址那邊寬敞。這時候已經可以上整天課,清潔用具也不用帶回家,在這裡上課,顯然比較快活。

 

    十、掉進糞坑

    翌年九月升四年級,這時候再搬到原日本人念的「小學校」(今崇實高工),四、五年級都在那裡上課。四年級男女合班、共六班;五年級採男女分班,男生四班、女生三班,共七班。未改建前的「小學校」,都是木造教室,他們的教室在校園的西南角;西邊臨今育英路,南邊臨實中巷,並有走廊通到一間獨棟的廁所。

   依照「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編班,阿邦編四年義班。各班輪流掃廁所,輪到的班級,可分配較多的鉛桶,而班長有指揮監督的權責。男女廁所並未分開,男生小便時,站在「一條溝」上;大便就到一間間有門的,與女生合用。當時沒有抽水馬桶和自動灑水設備,都要靠人工清洗。廁所外面有一座洗手台,上面只有一支水龍頭,輪到打掃廁所的班級,可優先使用。

     有一次阿邦那班輪到打掃廁所,當班長的他就爬到洗手台上,以便管制水龍頭。同學們拿著鉛桶排隊等他放水,水滿就提到廁所裡面沖洗;一桶接一桶,大家同心協力要把廁所打掃乾淨。但是排隊等水的時間太久,有的拿著水桶就在廁所四周玩追逐遊戲。這一天好不容易把打掃任務完成,可是清點人數時卻少了一個,帶隊的班長阿邦感到奇怪,就下令要找出這個同學。這棟廁所只有半個教室大,大家分頭找,包括把女生廁所一間一間打開,卻找不到。當大家在廁所外面繞、卻找不到,正在納悶之際,忽然有人說,在廁所外面掏糞的地方,好像有敲打蓋子的聲音,而且蓋子似乎在動,聲音是從下面傳上來的。不久蓋子漸漸移開,並冒出一個沾滿糞便的人頭,臭不可聞,原來是失蹤的同學,他掉到糞坑去了。當然大家一手掩著鼻子,一手拉住他,群策群力,把他給拉上來。這件事成了一件非常聳人聽聞的校園事件。

 

    十一、穿鞋的被「榨油」

    1950年爆發韓戰,韓戰後有不少被俘的中國人「投奔自由」、跑到台灣來,也有一小部分是台灣人。這些台灣人本來是日治時期的「台灣人日本兵」,二次大戰日本投降後,滯留中國戰場未歸,無奈地又變成「台灣人共產黨兵」,然後被中國共產黨派到韓國參加韓戰,並在韓戰中被俘,也一起「投奔自由」、成為「反共義士」。

    韓戰對台灣產生一個重要的影響,美國開始以大量的物資援助台灣,稱為「美援」。其中最重要的是麵粉,有美援麵粉才解決了台灣的糧荒;而且用過的麵粉袋,則多少又解決了當時布料不足的問題。大家把麵粉袋拿來作內褲,其實也當外褲,沒什麼分別。很多男生不分老少都穿著麵粉袋做的褲子到處跑。當時沒有拉鍊,而褲子也不需要拉鍊,只要把褲頭裁成「蔥管」,在裡面穿繩子,繩子就是褲帶,一束緊,褲子就不會掉下來。

    到冬天,這樣的穿著不夠暖,小朋友為取暖,就玩一種叫「榨油」的遊戲。下課時,大家跑到教室的一角互相推擠,一推擠就產生熱能;不過若被擠到最角落裡面,會喘不過氣來,十分難過。

    班上有一位叫梁漳生的新來同學,他是外省子弟,父親可能是在縣政府上班的公務員,穿著跟台灣人子弟不一樣。台灣人子弟赤腳,他穿包子鞋;台灣人子弟穿麵粉袋做的褲子,他穿卡其布做的褲子,腰間又有皮帶。至於台灣人講台灣話,他都還不會講,所以大家欺侮他。在「榨油」時,故意集中力量把他擠到角落去,就好像員林發生二二八事件時,那個外省人因穿青色西裝、結花色領帶,又穿光亮皮鞋,所以才被打一樣。

    至於夏天天氣熱,如遇到「西北雨」時,一部分住鄉下的同學,又喜歡在滿是泥濘的操場玩「泥巴戰」。他們會到操場上的跑道賽跑,在終點地方劃一條橫線,抵達時就忽然跪下,看誰滑的最遠,最遠的冠軍。

    阿邦營養不良,身體虛弱不堪,常說:「我一個人自己跑五十公尺還好,若跟人賽跑,就喘不過氣來。」所以他從不玩「榨油」、也不玩「泥巴戰」。

 

    十二、男生欺侮女生

   在「小學校」的木造教室,臨近今育英路的西邊有一塊空地,而東邊有一面大操場,兩邊都可以讓學生們下課時遊玩。那時候男女生的遊戲項目中,最受歡迎、最流行的,是「踢毽子」。

    「踢毽子」在日治時期已經是台灣小孩很普通的遊戲。據日人片罔嚴所著台灣風俗誌說:「所謂躂球,中國話叫『踢毽子』,日語叫『蹴鞠』。先把兩三個台灣錢重疊在一起,用紙包好,再用繩子把紙包的根部綁緊,多餘的紙留兩寸左右,用剪刀把紙剪成纓狀,如此就可做好一個毽子。」(見70年元月陳金田譯台灣風俗誌大立出版社出版)另據童玩專家吳望如「童玩與我」一書說:「據說少林高僧慧光在十二歲時就可以在井上連踢毽子500下,可見在北魏時期踢毽子已相當流行。」這項遊戲顯然在中國比日本更早。

    阿邦回憶當時的同學也喜歡踢毽子,不過男生的毽子包的紙粗糙,毽子也粗糙;而女生毽子包的紙精緻,毽子也精緻。毽子都是自己做,但起碼要有幾個中間穿洞的銅錢,阿邦從未有過銅錢,所以也從未做過毽子、更沒踢過毽子。

    踢毽子時,男女生分開,男生跟男生比,女生跟女生比;而且兩邊踢的位置不同,男生就在教室東邊的走廊,女生就在教室西邊的走廊。由於女生的毽子比較精緻,男生竟跟女生約定:「如果上課鐘聲響起後,還在踢毽子的人,毽子要被沒收。」因為鐘樓在教室東邊操場上,所以鐘聲響時,男生聽到就故意大叫,讓叫聲干擾鐘聲,結果女聲聽不到,上課了還在踢,這時男生就跑過去沒收毽子。

    阿邦長大後常想起這件男生欺侮女生的往事,對有權制定法律的人就抱著懷疑的態度,他們是不是藉著它來欺負別人、圖利自己呢?

    不過也發生一件耐人尋味的兩性故事。住民權街合作金庫右側的同學吳俊毅,應該是他員林最好的鄰居和同學,有一次兩人竟為女生的事吵了起來,那也是兩人唯一一次的吵架。

    有一次他們班上的女生被別班的女生欺侮,吳俊毅為自己班上的女生大抱不平,就找別班的女生理論,而且打起來,結果吳俊毅打輸逃了回來。阿邦認為男生被女生打敗很丟臉,就責問他:「為什麼被打敗?真丟臉!」吳俊毅被打敗已經很沒面子,現在又被取笑,惱羞成怒,兩人就發生口角。阿邦事後檢討,認為當時的男生並沒有比女生強壯,不一定打得過女生;吳俊毅見義勇為已經很不錯,不該苛責;但他恨鐵不成鋼、念他幾句,也沒什麼不好。阿邦萌芽了小小的正義感及一點大男人主義-男生不能敗在女生手下。

 

    十三、「仁愛週」變成「戀愛週」

    阿邦四年義班的級任陳坤鍛老師,剛從台中師範畢業,那時還非常年輕。他有一個妹妹陳玉春,剛好與阿邦同班,而四年信班的陳珮玉老師,也有妹妹陳陽玉在自己的班上。可是編班不久後,兩位老師的妹妹對調,陳玉春調信班,陳陽玉調義班,才沒有級任老師教自己妹妹的情形。這件事在阿邦的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並學習到一項很簡單、卻很重要的原則-無論做什麼事都要避嫌,不要讓人家議論,試想:「哥哥或姐姐老師怎樣為自己的妹妹打分數呢?怎樣表揚或處罰呢?」

    陳坤鍛老師人很幽默風趣,曾做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也許同是台中師範畢業的關係,他常跟三年忠班蕭煥村老師開玩笑。有一次陳老師到蕭老師的教室,悄悄地把寫在黑板上的中心德目「仁愛週」改成「戀愛週」。這件事被阿邦撞見,讓他小小的心靈產生無法理解的疑惑,為什麼陳老師到人家的教室改德目?「仁愛」為什麼改成「戀愛」?「仁愛」與「戀愛」有什麼不同?「戀愛」是什麼意思、什麼東西呢?長大後才知道那不是開小玩笑,而是開大玩笑-就是大人的玩笑,應該是陳老師向蕭老師釋出愛慕,很喜歡她、想追求她吧!不過後來證實陳老師並沒有追到蕭老師,這位蕭老師嫁了別人,並任職至校長職位榮退。

   四年級借「小學校」上課,教室比較好,戶外空間也比較大,畢竟日本小孩念的學校,設施上比台灣小孩念的「公學校」要完備。以前一、二年級上音樂課時,學生得到辦公室搬風琴;三年級在公園裡的興賢書院上課,忘了怎樣上音樂課。但到四年級時,每班教室就有一部風琴。

    陳坤鍛老師教學認真,而且教學方式靈活,譬如上說話課時,常要學生打扮成演員,一邊比手畫腳、一邊互相對話,非常逗趣,一點兒都不枯燥。

    這位陳老師對學生愛護備至,即在學生畢業或自己退休後,都還會探視學生;十幾年前,他還到員東路看阿邦。此外,這位陳老師也非常愛作媒,如在劉峰松所著《媒合也可以找到真愛》一書中提到:「劉峰松年輕時代,雖然也常戀愛,但屢戰屢敗、灰頭土臉,有一次不得不接受小學級任陳坤鍛老師安排,到員林大街某一戶人家去相親….。」(2001年一月,玉山出版社)按;劉峰松小學六年級的級任,也是陳坤鍛老師,可見他是如何地關心學生、如何地愛作媒,即把「戀愛週」廣為推行、發揚光大了。

 

    十四、被童乩嚇到

    有八成同學的名字,阿邦都還記得,尤其住員林街上的,連他們住哪裡都知道,如:吳俊毅住民權街,邱秋銘、張貴深、邱練珠、邱石彬、何樵牧(綽號「火車母」)住光明街,巫本源、王岳振、詹啟造、邱勝次、邱憲紳、楊祺宗住民生路,吳炳堂住中山路,謝芙美住光復街。街上這些同學放學後,喜歡到阿邦住的巷子玩,也都到過他家。

    吳炳堂班上編號一號,巫本源二號,王岳振三號。巫本源的爸爸在打石巷開一家山店,裡面堆滿鋤頭、畚箕、掃把、鐮刀….,東西很多、十分雜亂,沒地方可玩;但是臨民生路還有一家店是他們的,裡面就相當寬敞。巫本源年紀還小,可是有一個年紀大很多的哥哥,而且已經結婚。在民生路的店,常可以看到他哥哥、他嫂嫂坐在櫃台上。

    唯一一次到巫本源哥哥的店,竟玩了一項畢生難忘的遊戲-製作「獅頭」。大家先用水把泥土拌成軟泥塊,然後塑成一個獅頭的模型;接著以棉紙貼在模型上,等乾了後再貼一張,一張一張黏上去,直到有一個厚度,再把裡面的模型泥土敲碎,然後塗上各種顏色,就成了「弄獅」用的獅頭。在民間迎神賽會中,「弄獅」是不能少的活動。

    迎神賽會中,「童乩」的角色也不能少,有一次他被嚇到。

    阿邦住的巷子裡,有一位鄰居是寡母,他一個兒子長期生病,沒去當兵,每天都在家。這位寡母很煩惱,有一天就恭迎一尊神明到她家客廳,並找來一位「童乩」作法。這時阿邦被這位寡母拉到客廳裡面,給他一把香,並拜託他在放神明的桌子邊不斷地敲打桌沿,而那位「童乩」則伏在桌子上睡覺,一動也不動。阿邦敲打一陣子後,這位「童乩」忽然醒了,口吐白沫,接著全身抖動,並大聲吆喝、不知道講什麼,讓在旁的阿邦嚇一跳。這一幕景象,至今記憶猶新。

    他家巷子可通媽祖宮(福寧宮),那裏常有迎神賽會活動,也常出現「弄獅」及「童乩」作法,久了見怪不怪,阿邦慢慢融入台灣人的社會生活裡面。

 

    十五、吃蕃薯簽、撿稻穗

    阿邦當班長,跟街上的同學混得很熟,而因常陪老師作家庭訪問,與鄉下的同學也混得很熟。他現在還記得「三條圳」(今三條里)一帶,有江麗華、江美慧兩個女同學,及江世昌、江世超、江增展、江靖棍、江正茂、江炳瑩等六個男同學。

    當時社會不景氣,住鄉下的同學生活很苦、伙食很差,除非常去抓蟋蟀、青蛙、螃蟹、泥鰍或釣魚,補充一點蛋白質,不然營養不良,面黃肌瘦,精神萎靡不振,十分可憐。他們的主食不是白米飯,而是「蕃薯簽」;爌肉免談,常只有醃瓜、醬菜或地瓜葉當副食。

    有一次他一個人到「三條圳」找同學玩,看到同學的媽媽把地瓜「剉」成「蕃薯簽」,然後馬上泡在水桶裡,等泡了一陣子後,再把「蕃薯簽」撈起來,就當主食吃;而泡過的水,等裡面澱粉沉澱後,倒掉上面的水,再拿去曬成粉,就變成「蕃薯粉」,也可以賣錢增加收入。

   台灣尚未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以前,大部分農民可說苦不堪言,不過農家子弟也有打牙祭的機會。

    每年夏秋二季收割季節,很多鄉下的同學都請假了,一方面到田裡「撿稻穗」-收割時掉下的穗子,這些穗子可餵雞鴨,不撿太可惜;而另一方面可大吃一頓。收割需要請人幫忙,為了讓工人有足夠的體力,不但提供三餐,又增加兩次點心。不管正餐、還是點心,都吃米飯、不吃「蕃薯簽」,而且一定有大魚大肉,一塊一塊美味可口的「爌肉」更不會少;割稻季節,大家都像過年一樣高興。

 

    十六、母親的床邊故事

   在日治時期念過台北第三高女(今中山女中,見註一)、為嫁給在日本的先生才辭台灣銀行工作的葉玉鳳女士,這時候除有已經念四年級的阿邦外,還有宛香、如月、麗真三個稍大的女兒和邦光、邦鎮、邦家三個還幼小的兒子。每天晚上先安頓三個最小的兒子睡覺,然後為上面四個大的蓋上棉被,就開始講床邊故事。她講太多故事,而且時間已經太久,阿邦大多忘了。不過有兩個故事還有印象。

    其中一個是講喬.巴魯喬(Zang Baru Zang)的故事,只記得故事名稱,卻忘了故事內容(玉君按:可能是雨果《悲慘世界裡》的Jean Valjean。而另一個,只記得故事內容,卻忘了故事名稱。大意說,有一位年輕人在尋找殺父的仇人,準備報仇。後來終於在一座山的山麓找到仇人。兩人相遇時,這位殺父的仇人並不知道對方要報殺父之仇,竟向他說了自己的一段故事:「我以前犯了一件很嚴重的錯誤,曾殺了一個人,希望有生之年做一件對的事來彌補。」接著並說出補過贖罪的方法,就是打通一條山洞,讓住兩頭的人們不必繞一大圈。這位本來要報父仇的年輕人,聽了後就想:「不如等他打通了山洞後再報仇。」但是怕他逃掉,也一起跟著挖山洞。兩人並肩工作一段時間後,終於挖通了山洞,讓住兩頭的人來往大為方便。而就在這時候,這位打算報父仇的年輕人,竟原諒了殺父的仇人,兩人並成為最好的朋友。

    這個故事到底影響阿邦多大,我們無從知道,但是阿邦長大後始終疑惑著:「我懂事後從未看過媽媽讀書,她哪來那麼多故事呢?」

    阿邦的弟弟邦家,對媽媽也有ㄧ些很生動的回憶,並寫了一首詩:

    《談我想談》

    母親是

    母親是不要消失最好

    母親是校長

    母親是老師 良師 師範

    母親是同學 學長 班長

    母親是朋友 益友 同黨

    母親是兄姐 弟妹 警察 判官

    母親是推銷員 採購員

    母親是親善大使 行政院長

    母親是支柱 談心單位

    母親是港灣 燈塔 導航員 糾察員

    母親是遠景 希望 智慧

    母親是堅定 遠見 目標

    母親是仁慈 見地 包容

    母親是毅力 能力

    母親是營養師 保健師

    母親是企劃師 馴獸師

    母親是 幾乎完美

    母親是不要消失最好

          2013730日 

    

註一:據八十三年十一月五日中國時報記者陳榮裕報導:「日治時代台北第三高女即今中山女高前身,當時第一、第二高女都只給日本子女就讀,第三高女可說集合了全台最優秀的女學生,培育人才無數,半個世紀以前的台灣婦女,能夠進入高女讀書,都是本身條件極為優異或有相當的家境。」其校名沿革為「國語學堂」(即芝山岩學堂1895年)、「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女子分教場」(1897年)、「台灣總督府第三附屬學校」(1919年)、「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1923年)、「台灣省立台北二女中」(1945年)、「台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1967年)。   

 

    十七、四萬換一元

    1949年大陸變色,蔣介石把幾十萬軍民撤退到台灣,造成台灣政治、社會與經濟上的重大變動,發生所謂「四萬換一元」的金融風暴。

    那時候老百姓到雜貨店買油,要自備瓶子;買米、麵粉、糖、鹽等等,就用舊報紙摺成的四角形盒子盛放。被摺成四角形的盒子,回家後打開、又變成報紙,常看到有關金元券擠兌及台幣貶值的報導。

    阿邦從報紙知道有一家銀行擠兌非常嚴重,不分男女老幼,甚至連孕婦都爭先恐後排隊。排第一個的,三元換一元,第二個的四元換一元….,一直到四萬元換一元。大家一急,秩序大亂,結果人擠人,有人跌倒後又被踩,死的死、傷的傷,竟造成銀行內外都是一具一具的屍體。報紙上的畫面十分驚悚,在阿邦幼小的心靈上投下相當恐怖的死亡映像。

    隨著台幣貶值,米價也節節上揚,而且不只「一日三市」,一天裡不知道漲幾次呢。阿邦當時聽說,有一位太太到第一市場買米,到了才知道價錢跟昨天不一樣,因為身上的錢帶不夠,趕緊回家拿;可是到市場時,米價又漲了,身上的錢還是不夠,只好再回家拿。她先生不相信有這種事,改由他去買,結果先生到了後,米價又不同。以前米店都幫客人準備袋子,現在連袋子都沒有;聽說有些太太小姐就捲起裙子,請店家把米放在上面,以致春光外洩,內褲都被看到了。

    「四萬換一元」後,大家一下子變窮,本來常有同學到他家的巷子玩,忽然都不來了。

    1945年生邦光,1947年生邦鎮、邦家雙胞胎,1949年生麗文,而1952年又生麗紅、麗育雙胞胎。子女越生越多,一胎還好,雙胞胎奶水不足,就只好餵米麩,這一來營養不良、發育不好,個個面黃肌瘦。早期無法照顧這麼多小孩,有請一位竹山來的女孩阿雲幫忙;阿雲出嫁後,又請一位台中來的小姐幫忙。後來請不起,全靠媽媽ㄧ人。

    在那個艱苦的年代,阿邦還記得在博愛巷、今和平教會那裏,常發放救濟物資,包括麵粉和舊衣,阿邦家常去排隊領取。

 

    十八、朋友媽媽臉上的脂粉塗得真厚

    大家變窮了以後,ㄧ些到阿邦家巷子玩的同學,有的也像阿邦一樣去賣冰棒,大約從1950年七、八月暑假開始。

    員林街上有多家賣「枝仔冰」的冰廠,大家批貨的地點並不一樣。有一位綽號叫「毛澤東」的吳自東,他賣冰的動機、目的和方式,跟別人不一樣,他是為了愛「軁nǹg狗孔」騎腳踏車才賣。他們這個年紀的小孩,腳還不夠長,而那時候又還沒出現為孩子設計的小型腳踏車,所以不像大人可以坐在腳踏車坐墊上騎,而只能雙手握著車把,右腳從車架中間穿過去踩右邊的腳踏板,左腳踏著左邊的腳踏板,然後雙腳划動車子,這叫「軁狗孔」。「毛澤東」愛「軁狗孔」,但又沒錢,只好賣冰賺錢後,再到光明街文化戲院左邊的腳踏車店租車。他只要賺夠租車的錢,就不再賣,譬如賣廿枝「枝仔冰」賺到兩塊,而兩塊可租車一小時,這時就暫時不賣,並把裝「枝仔冰」的木盒子藏在文化戲院門口的垃圾箱。那時候的垃圾箱有蓋子,前面用活動橫木板封住,清理時再取出橫木板就好。他的「枝仔冰箱」藏在垃圾箱,以為神不知、鬼不覺,可是賣冰的同伴都知道這個祕密。

    阿邦賣冰棒批貨的地方,固定在員林火車站左邊,即吳耳鼻喉科右邊那一家。那時「清冰」每枝賣一角,有五分的利潤。據後來同樣賣冰棒的弟弟邦鎮回憶,他1960年前後,即八、九歲時,在中華戲院裏面賣時,「清冰」每枝賣兩角、賺一角,而加太白粉的紅豆冰、牛奶冰,每枝批發價二角半、賣五角,可賺一半。

    剛開始,阿邦不敢在大街上叫賣,都跑到今中正路「黃金帝國」大廈(原警察局)後面的警察宿舍區,不過那邊家家戶戶都圍著高牆,而他的叫賣聲又小,住宿舍裡的警眷可能聽不到,所以生意並不好。後來膽子越來越大,慢慢地敢在大街上叫賣。甚至有一天還爬過天橋到後火車站,即到「五分仔車站」、進入車廂內叫賣。但是只去一次,因為被一位站務員發現,沒收他的「枝仔冰箱」,除非阿邦把車廂打掃乾淨,作為交換條件。阿邦只好把一節一節的車廂打掃乾淨,最後才取回了「枝仔冰箱」。從此以後,他再也不敢去了。

    因為賣枝仔冰到處逛、到處叫賣,所以就認識了一位在國際戲院(今中山路一段610號福懋加油站,原「員林大舞台」)賣冰的小孩。有一天傍晚這位「同行」帶阿邦到他家,他家在離國際戲院不遠、俗稱「鐵支路邊」的巷子裡。

    到他家時,看到他一個還幼小的弟弟,可能肚子餓要吃奶,就哭個不停,這時正在化妝的媽媽只好一手把他抱在懷裡,而一手忙著在臉上打妝。這位又哭又叫的弟弟,因為吃不到奶,雙手就到處亂抓,抓到他媽媽的臉,這時已經差不多化好妝的臉,被劃出幾道抓痕,天啊,竟可以看出脂粉的厚度。阿邦長大後才知道,這位「日落梳妝」的「同行」媽媽,是一位妓女。

 

    十九、來旺兄,你在哪裡?

    暑假賣「枝仔冰」,通常從上午十時開始,賣到什麼時候休息不一定,要看銷售情形。早賣完、早休息;晚賣完、晚休息。

    有一天賣到夜晚十一、二點還沒賣完,當走到光明街與三民街交叉處、即文化戲院斜對面的一家照相館時,有幾個在門口乘涼的大人,忽然叫住他,問:「囡仔,有紅豆冰否?」因為紅豆冰的成本比較高,每支批發價要二角,而且銷路比較小,所以阿邦才沒賣;可是一聽到幾個大人要買紅豆冰,而想到每枝可賺一角,機會難得,「三步併兩步」,就趕到火車站前的冰廠,打算批幾枝紅豆冰賣他們。

    可是從火車站轉過幾條街再回到照相館時,竟看到那幾個大人人手一枝,已在吃紅豆冰了。阿邦一時愣住,到底怎麼回事?他們的紅豆冰哪裡來的?誰賣他們的?原來有個六年級的學長也在賣「枝仔冰」,剛才聽到那些大人要買紅豆冰,就急著到另一家冰廠批貨,捷足先登、先賣他們,阿邦晚了一步。當時那些大人看到阿邦滿頭大汗又拿了紅豆冰要賣,也愣住了。大家非常同情他,每人又各買了一枝,即他們各吃了兩枝紅豆冰,總算皆大歡喜。

    那位六年級的學長可能還在附近,這時就挨近阿邦的旁邊,並認出了他。他知道阿邦很會念書、而且當班長,兩人相偕離開照相館,並邊走邊聊了各人的家世。那位學長說:「我媽媽過世很早,後來爸爸娶了後母。我由後母撫養長大,而後母又生了幾個弟妹,人口很多,家裏很窮苦,所以我從賣冰幫忙家計,並報答後母的養育之恩。我出來賣冰是心甘情願、無怨無悔的。」而阿邦也說:「我父母都親生的,有三個妹妹、三個弟弟,人口也很多,生活很苦.。」這時這位學長竟拍了他的肩膀,說:「你不管多苦,一定要幫父母賺錢、照顧弟妹。我是後母養長大的都這樣了,更何況你是親生的,更不能不這樣。」這位學長鼓勵的話,他深植於心,常想:「人家對後母都這樣了,我對生母怎能不一樣呢?」

    這位非常懂事的學長,後來成為他的好朋友。阿邦知道他小學畢業後未升學,在火車站旁一家貨運行工作。直到他當兵前都有來往,那時阿邦已念中一中高二或高三。阿邦非常懷念和敬重這位大哥,可惜後來失去聯絡、已找不到他,他的名字叫詹來旺。

    阿邦賣「枝仔冰」賣到小學五年級暑假,六年級寒假不能賣冰,就賣炸熱的「韭菜條」,本來也可以賣「蚵仔嗲」,但成本太高,不敢批購。到六年級下學期暑假,這時已經畢業,忙著準備考初中,就沒再賣「枝仔冰」。

 

    廿、兩個表哥個性與才華不同

    到小學四年級,阿邦才知道台中市有位二姑媽,並有兩個表哥。這一年大年初二,爸爸要阿邦到台中市把二姑媽和兩個表哥帶回員林過年。

    當天阿邦下火車站後,沿著中正路直走,記得第一個路口為自由路,有一邊右轉是彰化銀行,對面ㄧ邊是賣太陽餅的店。直走到民權路口右轉,不久就找到二姑媽的家,然後帶他們回員林。

    當時大表哥念台中一中初ㄧ,而到阿邦進入台中一中念初ㄧ時,大表哥已念高ㄧ。大表哥念台中一中,可見也很聰明優秀。至於二表哥念完小學後未再升學,不過很喜歡游泳,後來成為省運選手。

   大表哥、二表哥倆人個性不同。二表哥很有親和力,喜歡開玩笑,這次到他家時,看到糞坑裡面有很多白色的蛆蟲蠕動,竟笑著說:「你們家的糞坑裡有很多吻仔魚。」至於大表哥就嚴肅、正經許多,並且表現出滿腹經綸的樣子,還講了一個十六個字的謎語,要阿邦猜一個字。這十六個字的謎語是:「草王作亂,打破同關;北門兩散,四將排班。」阿邦從沒玩過猜謎遊戲,當時猜不出來,不過始終記住這十六個字,長大後終於猜出「燕」這個字。阿邦的爸爸叫「鄭燕南」。

 

    廿ㄧ、台灣人腔調各地不同

    小孩學語言很快、並不難。阿邦首先接觸的台語,帶有永靖腔,因為四、五歲時在那裏住過。永靖原名「關帝廳」,早期發生閩、粤械鬥,平靜後才改名「永靖」。當地住的客家人,可能跟新竹的客家人有關,很多人姓邱,中間字有「創」的很多,所謂「創」字輩,如前省政府主席邱創煥、前立法委員邱創進;又如有「垂」字輩的,新竹有前立法委員邱垂貞、知名教授邱垂亮。這些客籍人士雖然閩化,但是從姓氏字號可以看出端倪。另從稱謂上也可以識別,如閩人稱舅媽為「阿妗」,客人則叫「舅媽」。而最特別的,莫過於閩化過程中竟產生特殊的腔調,如「永靖枝仔冰冷冷定定(硬硬)」,「冷冷」念成「lián lián捏捏」,「定定」念成「tiān tiān鄭鄭」,所以要認出永靖人並不難。

    在永靖時間不久,學的永靖台語並不多,到員林念小學後,又有機會學到帶有「尾」音的員林腔,如「吃菝仔」(吃番石榴),會講成「吃菝仔ㄨㄟ」。他的母語是「日語」,初學台語鬧很多笑話,如把「暗趖趖àm-sô-sô」(很暗)拉長為「暗-趖-趖,又如把「石頭」講成「石猴」。到二年級時當班長,跟同學互動較多,尤其住街上的常到他家巷子玩,台語進步更多。

    那時候不管講台語、國語,對阿邦都是一種新語言,考驗很大。他媽媽怕他上課聽不懂,還會帶著宛香、如月、麗真、邦光,並抱著邦鎮、邦家共六個弟妹到學校教室窗外旁聽,晚上再為阿邦補強一番。

    寒暑假時,他媽媽會帶阿邦及弟妹們到台北看外公、外婆。外公、外婆住台北市延平北路盡頭台北大橋橋下,住那裏的台灣人,腔調又有不同。如「炊糕」講成「炊假tshue ké」,「飼雞」講成「tshī kue飼歸」,「碗糕」講成「拗假,「鵝」講成「giâ」,「頭髮」講成「thâu mn̂g頭門」等等。南北腔調不同,ㄧ講話就露餡,北部人叫南部人為「下港人」,南部人叫北部人為「頂港人」;「下港人」有「下港腔」,「頂港人」有「頂港腔」,都假不了。

    要是從北部回來,就學會一點「頂港腔」,如把「鵝毛」講成「giâ mn̂g鴨門」,大家就會笑著問他:「門安怎夯giâ?」(門怎樣舉?)。這時阿邦也很困擾,後來想出解決的辦法,即到北部就用「頂港腔」,回南部就用「下港腔」。

    念ㄧ、二年級時,台籍的老師也一樣要學國語,邊學邊教、現買現賣,並沒有比學生高明。到三年級有兩位從北平來的女老師,這時阿邦才學到道地的國語。從日語到腔調不同的各地台語,然後從「台灣國語」到標準國語,讓阿邦從小見識了語言的奧秘,長大後不但學英語,甚至回頭又學日語。他對各種語言都有興趣。

 

    廿二、擺攤人家

()、不得不找出路

    阿邦的爸爸受日本教育,戰前到神戶ㄧ家商社工作,戰時被派回台灣,職務與待遇應該不錯,從他們在火車站前民權街租的家,有屏風、辦公室、兩副高級圍棋等等設備可知;即便在戰後初期,可能跟國軍仍有生意往來,如常有穿著軍裝的中國軍官陪同進進出出,晚上還安排他們到三民街的永安旅社住宿,情況也應該還不錯。又如即使搬到民權街三十號的巷子裡,每到夜晚,永安旅社的服務生都會提著燈籠來帶阿邦及弟妹到旅社洗澡。

    媽媽在日本時已生下阿邦等四個兄妹,在永靖又生一個,到民權街巷子裏再生三個。阿邦小學五年級、即1951年時,已共有八個,包括麗文兩歲,邦鎮、邦家四歲,邦光六歲,麗真八歲,如月十歲,宛香十一歲及阿邦十二歲,可說人口眾多、食指浩繁、負擔沉重。而沒幾年後,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通貨膨脹、「四萬換一元」,台灣社會經濟狀況嚴重惡化,爸爸的事業宣告失敗,此時就不得不另謀生活,才毅然擺路邊攤賣麵。

   (二)、採購與準備

    早上媽媽要先打理八個兒女的早餐,接著催促幾個該上學的去上學,然後自己從家裡出發,沿著民權街、中正路,到與民生路交叉的第一市場採購,全程大約八、九百公尺。她要買油麵、米粉、粿仔等主食,也要買豬肝、豬腸、豬血、豬皮、豬頭皮、豬尾巴、豬排骨、三層肉、肥肉、瘦肉、雞蛋、油豆腐等等副食;另外要買蔥、薑、蒜、韭菜、香菜、辣椒和白菜等等。那時沒有手推車,都靠著手提或肩扛,並且來回要走很多趟才能完成,很難想像她怎能勝任這項繁重的工作。

    全部採買回家後,馬上進行清洗、剁切與烹飪。如肥肉先榨油;排骨洗好、切好,沾了太白粉後炸成排骨酥;ㄧ些滷味加佐料燉煮;米粉也得先川燙成半熟;白飯所需要肉燥及白切肉,分別要弄好;要切薑絲、搗蒜泥及備好各種佐料。

   (三)、出攤與營業

    中午要為上學回家或準備上學的孩子打理午飯,然後可能有ㄧ、二個小時的午休;下午三、四點準備出攤,五、六點開始營業。

    從巷子裡的家到民權街攤位大約五十公尺,擺攤所需的設備,包括:1.長方型的活動櫥車,下有兩層,放碗盤;上用斜玻璃罩罩住,裏面擺放海帶、豆干、油豆腐、豬肉、滷蛋等等滷味及青菜。2.「摵仔桶tshik-á-tháng」一個,下有火爐、上有一鍋燒開的熱水,作為現場燙煮油麵、米粉、粿仔之用。3. 活動櫥車旁邊又有一座火爐,上有一鍋滷湯,內有ㄧ些滷味可隨時取用。4.長板凳、小圓凳及方型桌各數張,放麵攤周邊以便顧客使用。 

    清晨採購前後,媽媽還要忙著為一家十口洗衣服、晾衣服;中午在休息後、出攤前,又必須把滷味滷好。一切都就緒後,再幫忙爸爸出攤-就是把家裏先弄好的碗盤菜餚搬到民權街攤位,這時大概傍晚五、六點,阿邦、宛香都加入搬運行列。ㄧ些桌椅太重太佔空間,都放原地,並沒有搬回家,省掉一點人力。當時治安良好,桌椅不會被偷。

    出攤後,媽媽為小孩準備晚餐,晚餐後為他們洗澡,並哄著大家睡覺,這時忙一整天的她,也跟著睡覺,直到午夜、大概一、二點時,阿邦回家叫她起床。這時阿邦睡覺,媽媽幫爸爸收攤;爸爸收攤後回家睡覺,而媽媽處理善後,直到天亮,接著開始她忙碌的一天。

   (四)、阿邦的角色

    阿邦每天下午五、六點開始幫忙出攤後,就被「綁」在攤位上,直到深夜。他的工作就是洗碗,客人多時要不停地洗,少時,因為雙手油膩也沒辦法偷閒做別的事,想藉機看書、做功課,都不可能。那時市面上還沒有洗碗精、洗潔劑,只能用肥皂洗碗、洗盤子,不管怎樣洗,雙手都是油膩的。夏天熱還好,冬天冷,雙手長時間浸泡在水裡,非常難受。

   有時也有「外燴」服務。那時在火車站新生路、今東海補習班地方,有一家「七里香酒家」,客人越晚越多,到半夜時,這些酒客、酒女肚子餓,就會請裏面的小弟騎腳踏車到阿邦他們的麵攤買麵;但是麵煮好了都由阿邦送。從火車站前送到新生路的酒家有一段路,那時候地面都還未鋪柏油路,凹凸不平;阿邦一次只能端著兩碗麵,小心翼翼地送到酒家。有時遇到下雨,地上泥濘不堪,端著麵走路更得小心,而每碗麵上還要蓋一個盤子,以免雨水滴到麵裏面。送麵的阿邦並沒有雨衣可穿,就只能被淋得像落湯雞,十分狼狽。麵送到後,要等客人吃完才行,不然就要多走一趟。不論晴雨,阿邦都要在酒家門外等客人吃完麵才能走,後來酒家老闆的媽媽看到瘦小的身影等在門外,十分同情,就叫他到裏面的樓梯下等候。

    過年節時,他家的麵攤沒休息,客人更多、更忙碌;因為坐夜車回家過節的旅客,下火車站後肚子餓了,都會吃碗麵再回家。

    阿邦第二天早上還得上學,通常在十二點到一點之間,回巷子裡叫醒媽媽,再由媽媽接班。不過有兩種情況例外,一是生意太好,一是下大雨。吳俊毅的家就在對面,他有三個兄弟及四個妹妹,早晨他們起床、燈亮了,就知道天亮。阿邦整夜沒睡的情形很少。

    (五)、爸爸是總指揮

    爸爸受日本教育,一絲不苟,要求非常嚴格,而且做事有步驟,井然有序。譬如韭菜洗好後,先算數目,一把三株,橫直交叉疊放,方便取用;每碗麵一定三株,不多不少。

    爸爸具有日本精神,不但刻苦耐勞,而且十分精明,算準夜班車、早班車時間,苦守火車站前;慘澹經營,也只有他做得到。

    他又富有同理心、同情心,譬如夜裡貨車上的捆工來吃排骨麵時,排骨有沒有沒關係、但求麵多放ㄧ些。這時爸爸現場煮了一大碗公排骨麵給他外,並用油加拌了一碗,包好後免費送他在車上吃。家裏雖窮,還是樂於助人。

    不苟言笑的爸爸,看起來很嚴肅、卻十分和氣,與人無爭。這位麵攤上的總指揮,大家都叫他「鄭桑」(てぃさん);沒人叫他綽號、他也沒綽號,甚至沒人知道他的名字。

 

    廿三、魏家樂園

    阿邦二年級當班長以後,不論街上、還是鄉下的同學,他都擁有好人緣,俱受擁戴。不過在這些同學中最要好的,要算住街上的吳俊毅。

    吳俊毅在二年級時,才從田尾鄉海豐崙搬到員林,就住在火車站前民權街現在合作金庫右邊,也就是阿邦員林第一個家的正對面。他爸爸可能是早稻田或慶應大學的台灣留學生,媽媽則是員林人。外公魏錫清為地方望族,樂善好施,在福寧宮捐款徵信錄上可看到名字,且當了三屆員林鎮民代表。

    魏家有一座與眾不同的三合院,在今博愛街、新興街交叉處的頂好超市附近。正廳有一個亭子延伸到前庭,亭子還有四隻腳,非常氣派。要從側門才能進入三合院,而一進去就可看到一棵百年的蓮霧樹。有一次吳俊毅爬上去摘蓮霧,下來時被外公撞見,就急忙把蓮霧藏到胸口衣服裡。

    阿邦雖然有好多位街上的同學,不只常到巫本源的家,至於進入吳俊毅外公的三合院,更不計其數。念小學四年級前常去,五六級時他改編乙班,比較少來往,但是念中一中及台大時,又常一道去,跟他門家族混得很熟。

    他外公年紀很大才念書,後來竟娶了自己的小學老師。印象中,他外婆後來變成瞎子,不過由於阿邦常去玩,所以認出聲音,只要聽到、就會叫一聲「邦雄」。吳俊毅舅舅和阿姨的子女中,有魏美津、魏美智及魏光宣,都跟阿邦同年不同班;吳俊毅還有年紀比他小的舅舅。

    魏家大宅不但種蓮霧、金桔,在今育英路的大圳溝邊,更有一座不小的菜園,種了各種蔬菜。菜園有很多田螺,繁殖快速,而且會啃食蔬菜,所以要常去撿;撿到後用鐮刀剝開,然後餵鴨子吃。有時也用鐮刀剖木瓜吃,阿邦在魏家常玩得很開心。他沒到過吳俊毅在民權街的家,卻是魏家大宅的常客。魏家子弟也有念中一中或台大的,可說關係極為密切。

 

  廿四、街上同學群像

    四年級前,街上的同班同學大約有十個,分佈在中山路、光明街、民生路一帶。到五年級改為男女分班,重新編班後,阿邦編丙班;同班同學有的編到別班,而別班的男同學也有編進丙班。

    這時在民權街、光明街有林照晨、廖繼統,在水利會附近有李煥東、曹祥賓、陳松增、巫松輝,在員林國小東邊有張式甫,在公園興賢書院右側一家冰菓室有林世銘,在員鹿路有楊祺宗。至於鄉下地方,在西北角南平庄有楊從、楊清一、馮瑞卿、古炳懷,接近大村鄉有游潤鎏兄弟。那時候尚未設靜修國小,所以這兩位游姓兄弟每天上下學都要走好幾公里路;一個長個很高很瘦,一個長得很矮很胖,大家叫他們「七爺八爺」。這兩個兄弟早上走到學校時,通常已上完第一節課;而下午放學時,老師特准他們提前一小時離開,等於少上兩節課。中午休息時間,大家各自回家吃午飯,他們倆兄弟卻帶便當在教室裡吃。

    六年級時,賴瑞朝校長的第三個兒子賴要三,編進乙班,與吳俊毅同班。印象中賴要三個性安靜,跟同學互動較少;可能剛隨父親初到員林國小,還有陌生感,或許是校長的兒子,行事比較低調吧。

    阿邦編在丙班仍繼續擔任班長,那時甲班班長林恩仲,乙班班長詹啟造、丁班班長賴豐三、賴為督學的兒子,林及詹均為醫生的兒子,而阿邦為攤販的兒子,當時導師依序為蔡守仁、魏應陽、巫金煥、賴鑑等。

 

廿五、巫老師的下馬威

升五年級放暑假的一個返校日朝會時,有一位年紀大同學三歲、又長得很高的張金錶,他站第一排第一個,而比他矮兩個頭的阿邦站在旁邊。這一天站在各班旁邊的老師並不是原級任老師。他們這一班來了一個個子很小的女老師,站在張金錶的另一邊。這時張金錶既淘氣又神氣地從女老師背後伸出自己的手比劃一下,以嘲弄女老師和班長都比他矮很多。這一幕,阿邦至今印象深刻。

    五年級最後一個返校日,這次站在他們班級隊伍旁邊的,換成巫金煥老師。巫老師剛從師範畢業,年紀很輕,長得高高瘦瘦,又架著深度眼鏡,樣子很酷很兇。這一次返校日升旗後,他竟留下全班同學操練,有時喊立正、稍息,有時喊起步走、停,煞有介事地上了一節軍訓課。想不到六年級開學後,他竟成了他們的級任老師。這次返校日是一個預告,也讓大家先領教、領教他的下馬威。

    五、六年級的男同學,冬天除玩「榨油」遊戲外,又多了一項「獨腳雞」遊戲。大家在空地上,玩的人各自彎起一隻腳,並用同側的一隻手從後面握住腳踝,然後跳躍、互相碰撞,如被碰撞而鬆手、以致兩腳落地的,就算輸。可以單挑,也可以一次挑兩個或兩個以上。這種遊戲很不簡單,輸贏立判,毫無模糊地帶。那時候最厲害的,要算張式甫,他手腳靈活、可攻可守,一個可敵好幾個,大家都不是他的對手。

    有一次張式甫在教室前花圃旁邊玩「獨腳雞」遊戲,卻因為花圃周邊磁磚長出青苔而不慎滑倒。他跌得很重,可能骨折或扭傷,不得不請病假休息。後來傷勢痊癒回校上課,可是功課落後很多。有一天上算術課,巫金煥老師指名要他回答問題,張式甫沒答出來,巫老師未予處罰。可是第二次再指名要他回答時,他還是答不出來,這時站在講台上的巫老師,竟把板擦丟向張式甫,一個正著、打到他的頭,只見粉筆灰瞬間擴散,像白霧一樣瀰漫,讓全班同學嚇一大跳。從此以後,大家上課都必須全神貫注,絕不能分心。

    住南平庄的馮瑞卿,天生十一個指頭,同學送他「十一指仔」的渾號。這位同學不知何故,常被巫老師處罰,可是卻很有心得。譬如老師愛用細長的「掃梳」(竹枝做的大掃把)打同學的手背,被打的同學要立正站好,雙手伸直,手背向上,手心向下,當被「掃梳」抽打時,一手的手背先打到、另一手的手背後打到,先被打到的手背固然很痛,後被打到的手背更痛,但是真正會痛徹心扉的,是「掃梳」從後打到手背、再倒抽到手心時,那才可怕!馮瑞卿就想出一個手心不會被倒抽的方法,這個方法是,當「掃梳」打到第一隻手的手背時,要趕快把另一隻手的手背壓低一點,這樣就可以避免被抽到手心、可以逃過一劫。一般老師用「掃梳」打屁股還好,因為屁股有的是肉,而手背上沒什麼肉,抽起來真痛;至於手心上的神經很敏感,千萬不要被倒抽到才好。

    這位巫老師偶而也會賞嘴巴,大家不乖不行、不認真不行。不過嚴師出高徒,他造就好多出色的學生,像常被抽打手背的馮瑞卿,後來考上師範學校,並當了小學老師。至於他有沒有師承巫老師的嚴格管教方式,就不得而知了。

    阿邦五年級前,沒遇到會賞嘴巴、打手背、會丟板擦的老師,到六年級才見識到厲害的老師。不過據說後來巫老師升主任後,也許沒有擔任級任,就沒聽說再打學生;但也可能上級單位三令五申要實施愛的教育,就不敢再打。但又有可能年紀大了以後,脾氣管控得當,修養變好了吧。

    巫老師也是一位知名業餘攝影家,非常喜歡拍攝,與專業攝影家江村雄,都是員林鎮的攝影前輩。阿邦在他過世前幾年,曾在員林農校的社區大學碰到他和師母。

       

    廿六、退出「鎮長」競選

    某一天深夜,巫金煥老師從台中搭火車回員林,下火車後經過民權街,竟看到他的班長阿邦在爸爸的麵攤上洗碗,兩人四目碰觸,瞬間各出現一種令人無法形容的表情。

    這位班長每天晚上在麵攤上洗碗,從傍晚五、六點洗到深夜十二點,有時生意特別好或遇到雨天,還得洗到天亮,卻是全班第一名,而且每科成績都最好;他根本沒時間溫習功課,卻有這種優異的表現,當時要這位年輕的級任老師怎樣想、怎樣說呢!?

    巫老師開始瞭解他的班長。知道他爸爸受日本教育,戰前在日本商社服務,並派到台灣負責採購工作,職位相當高,可是戰後不久,竟變成一無所有;而這時已有八個年幼的小孩,生活擔子真的很重。當然也知道阿邦在日本出生,三、四歲才回台灣,剛上學時台語都不太會講,可以成績進步神速,從二年級開始都考第一名,並擔任班長至今。這位年輕的老師知道這些事後,備感憐惜,所以有一次做家庭訪問時,巫老師還帶一包配給米給阿邦他們。

    學校為讓全校各年級學生有互相認識的機會,這一年特別舉辦票選「鎮長」活動。阿邦被老師指定為候選人,可是選舉活動進行到一半,巫老師卻要他退選。原來另一位候選人、即六年乙班班長詹啟造,他父親詹位為醫生、母親詹陳愛珠為縣議員,而親族又經營製冰廠、賣枝仔冰,財力雄厚,聲勢奪人。巫老師可能認為這樣的競選無法公平公正,選下去沒什麼意義,所以才要阿邦退出。

    長大後,詹啟造果然如願當選了兩屆員林鎮長(1973),卸任後長居美國,已在二○一二年過世。

 

    廿七、擠得不得了

    六年級寒假,即在一九五二年一、二月間,阿邦又搬家,而爸爸的麵攤也收了。在民權街卅巷裏面的房子,房東好像在員林街上開店賣汽車零件,可能房子另有用途,或阿邦他們付不起房租,小時候的阿邦不知道搬家原因,長大後也沒問過父母。

    從永靖搬到員林後的第三個家,在當時員林警察分局(今黃金帝國)右側東勢巷(今正興街)裏面的一座三合院。這座三合院距離吳俊毅外公魏家三合院不遠,不過格局大小差很多,像是窮人的三合院。正廳左側住著一戶人家,其餘廳房都堆積雜物。這戶人家是一對年輕夫婦,還沒有小孩,先生叫「天送」、太太叫「蕭蕊」,「天送」以「黏鉛桶」為業。

    他們的房間不到四坪,已經很小,這時再用竹片隔成裏外兩間,「天送」夫婦住裏面一坪,阿邦全家住外面三坪;「天送」夫婦進出要爬過阿邦他們前面的房間。

    這時阿邦的媽媽又在這裡生下麗紅、麗育雙胞胎,即第五、第六個女兒,連同前面的邦雄、宛香、如月、麗真、邦光、邦鎮、邦家、麗文,再加上父母兩個,共十二個,全擠在三坪左右的房間裡。

    他們睡的是通鋪,上面有床板,而床板下面用長板凳頂住。靠門地方的床板與長板凳是活動的,白天移開,到晚上人員全部都到齊,把門關上後,再用長板凳架上最後的床板,才夠大家睡,可說擠得不得了,連翻身都沒辦法。至於煮飯、燒水、洗衣、洗澡、上廁所,都只能到屋外。

    不過只暫住一個寒假,寒假結束前再搬到第四個地方。這次再搬新家,阿邦的爸爸借來一部「離阿卡」(手推車),傢俱放上面,爸爸在前拉,阿邦在後推;瘦弱不堪的他,推得滿頭大汗,而且上氣接不著下氣,氣喘如牛。

    在第三個家是過渡的、短暫的,原來他爸爸在今中山路媽祖宮(福寧宮)對面第二市場那邊,利用倉庫的一面牆壁搭建的新屋已經落成了。寒假這段時間,爸爸正忙著那邊的工事呢。

    他爸爸跟「天送」到底有甚麼特殊的交情,阿邦並不知道,不過他們全家人在「窮人的三合院」擠的這段期間,阿邦體會到濃濃的人情味。

    附帶一提,兩個在一九五二年寒假生的雙胞胎妹妹麗紅、麗育,竟到四月才報戶口,本來肖兔,竟變成肖龍。至於一九四五年在永靖生的邦光,因為戰爭結束,政權移轉青黃不接,也遲到一九四六年才報戶口,本來肖雞,變成肖狗。

     

    廿八、找到有水的地方

    現在員林中山路媽祖宮(福寧宮)對面,已蓋滿了商店,十分繁榮,但是在四十年代,那裏有廣場、有第二市場、有倉庫,並有許多違章建築,是一個十分雜亂的地方。

    他們第四個家,是由爸爸親手搭建的竹屋,有一面挨著倉庫的牆壁,有三面用橫的木板圍成,屋頂則用剖成兩半的竹片、上下勾連而成;地面是泥土,當然也有出入的門。這座依著牆壁搭建的長條狀的竹頂木屋,十分簡陋,不過空間比第二、第三個家大很多,裏面還有各自的床鋪,不是打通鋪。但是遇到下雨天,大事不妙,屋頂會漏水;有時半夜裏下雨,爸媽還要把小孩抱到不漏水的床鋪上。年紀比較大的阿邦,爸媽抱不動,而他也不想換床鋪,寧願睡著淋雨。至於冬天風大的時候,冷風從木板縫隙吹進屋裡,是令人很受不了的。

    他們的竹屋搭在倉庫南邊,而倉庫的東邊為第二市場,市場南側則有公共廁所,所以全家大小便還算方便。公共廁所外側,有一道水泥牆與鐵路宿舍隔開,而牆邊有一支公共水龍頭。這支公共水龍頭提供附近人家使用,大家都在這裡取水、洗衣服,甚至淋浴。由於大家早晚都會在這裡碰頭,彼此就成了朋友;這裡並成為聯誼中心、「新聞」中心。

    有一次在公共水龍頭地方,阿邦目睹一幕永生難忘的景象。

    隔著矮水泥牆的西南邊,是鐵路局宿舍,但是西北邊又有屬於鐵路局的倉庫。倉庫裏可能存放大批軍用物質,所以派有一些士兵輪流看守。這些士兵都是隨著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的,那時年紀都不大,而他們駐守倉庫期間,也是翻過矮牆到這支公共水龍頭盥洗;阿邦就常看到他們穿著內褲洗澡。

    不過有一次竟看到一個遍體鱗傷、奄奄一息的士兵,被幾個同袍抬到水龍頭這邊,然後大家為他清洗傷口;清洗後,好像用油或蛋白之類東西塗在他身上。原來這個負傷的士兵想逃跑,卻不幸被抓回來毒打一頓,而幾個同袍有所不忍、發揮了同袍愛,才悄悄地抱他翻過矮牆,來水龍頭這邊拭擦傷口和身體。

    阿邦的爸爸找到有水的地方,並在附近搭建了竹板屋,把一家人安頓下來;而在這裡,又引導他進入一個新的世界。

   

    廿九、外省鄰居、外省同學

    搬離民權街卅號巷子後,他們家就沒再擺攤賣麵。他爸爸把一家人安頓在好友「天送」的家,利用第二市場倉庫的牆壁,忙著搭建新居,落成後再把一家人帶過去。這時爸爸也在媽祖宮前廣場對面旁邊的一家木箱工廠找到工作。

    剛搬到這裡,媽媽要照顧十個小孩,到阿邦初二時又生了一個,即共有十一個,早期還有能力雇人幫忙,現在全靠她一個。這時已經不賣麵,不必每天忙著採購及準備食材,卻必須設法彌補收入的不足。

    這段期間,她媽媽有以下三份工作:

    ()、住附近鐵路局宿舍的員工太太,如有人生小孩、坐月子,她就去幫忙洗衣、煮飯;

    ()、市場南邊門口有一家小吃店,她幫忙店家殺鴨子。這時先切開脖子放血,鴨血流到白米上,再作成鴨血糕;另外燒熱水燙熟後拔毛,然後剖開胸腹,扒開肝臟腸子,做成滷味;

    ()、到附近一家西服店開鈕扣、「車布邊」。

    當時那地方好像是三不管的貧民區,除了他家外,在東側中山路這邊,有一排沿著矮牆搭建的草寮,裡面住著一些「老芋仔」,其中一位以賣大餅為業。他扛著一架隨時可收可放的木架,沿路拉長嗓子,「大──餅、大──餅」,邊叫邊賣。如有人要買就停下來,張開木架,然後把大餅擺在木板上,再一塊一塊地切,買多少、切多少。這位「老芋仔」有一位年輕的台灣太太,老少配很不搭,而且「老芋仔」的脾氣十分暴躁,動不動就打罵太太;可是不管他怎麼罵,這位台灣太太就是緊跟身邊、絕不逃跑。

    有一位湖南籍太太也住對面,他先生姓姚,在媽祖宮廂房有一個中央日報的辦公室,他是裡面的職員。這位太太在大陸那邊可能是個富家女,但隨夫逃難來台,現在也只能每天到公共水龍頭那裏洗衣服,常大喊「死不了、死不了」(洗不完、洗不完)。她有三個女兒,大女兒叫姚翠霞,二女兒叫姚雲霞,三女叫姚彩霞。姚太太叫胖嘟嘟的二女兒為「小胖子」,叫三女兒為「三毛」。他們這家應該是一九五○年才到台灣,大女兒姚翠霞跟阿邦同年,卻還不會國語注音符號,常找阿邦補習,可見所謂「推行國語政策」,在中國大陸尚未普及。

    在阿邦四、五年級時,有一個父親在縣政府上班的外省同學梁漳生,六年級時因台中縣政府已從員林國小遷到台中,這位外省同學隨父遷走、就不見了。不過這時又來了兩位外省同學,一位叫王忠文、一位叫張清來。

    這兩位同學跟梁漳生一樣,衣著都很特別,下面穿著包子鞋,上面穿著華麗的衣服,還留著平頭,一看就知道不是台灣人的小孩。他們的書包也不一樣,街上的台灣人小孩用方巾包書、再纏在腰上;鄉下的台灣人小孩,則提著用藺草編的「加薦仔」(ka-tsi-aá),但他們卻揹著有背帶的黑書包。

    六年級回員林國小上課後,因為學校在公園旁邊,所以放學後大家喜歡到公園裏的網球場打手球。小朋友打的手球,跟大人用拍子打的網球不一樣。他們利用網球場的一隅,在地上畫成四個格子,分成甲、乙、丙、丁,每格各站一個人,然後用手拍打球。四個人打來打去,沒接到的要降一格,即從甲降為乙,從乙降為丙,或從丙降為丁,是屬於「大地遊戲」的一種。

  後來又盛行玩「躲避球」。躲避球有橄欖球大,圓圓的,大家搶著球傳來傳去、槌來槌去,是一項激烈的球類運動,可以在校園裡玩。這兩個外省同學玩「躲避球」時,卻無處可躲,因為台灣人小孩把球傳來傳去就是對準他們。這有點像冬天在教室裡玩「榨油」時,故意把梁漳生擠到最角落的情形一樣。

    阿邦身為班長,很想主持公道,要大家不要欺侮外省同學,可是身體瘦弱,就像以前看大家「榨油」時故意把梁漳生擠到屋角,他一點兒也幫不上忙一樣;這時看到大家用躲避球攻擊王忠文和張清來,就算再動起保護他們的念頭,還是無能為力。

    從學校生活中接觸到外省同學,從社區生活裡也接觸到外省鄰居,包括那些看守倉庫的阿兵哥、洗衣服常叫「死不了」(洗不完)的湖南籍太太,以及愛打罵老婆的賣大餅的「老芋仔」,我們可以知道這位從日本回來的阿邦,由於特殊的人生境遇,在很小的時候就見識到台灣的族群問題;對他們抱著極大的同情心。

  

  卅、早期的「惡補」

  小學六年級開始有升學考試壓力,考試考「國語」、「常識」和「算術」三科,各科教學的情形不一。

  「國語」科上課時,老師指定同學站起來朗讀或背誦,然後由其他同學糾正,看念錯了沒?背錯了沒?不像五年級陳坤鍛老師教學時,由學生扮成演員、互相對話那麼地生動有趣。大家只死背課文,日常生活中講國語的情形很少,連老師都不講、講也不流利。不過外省老師及外省同學講國語就非常滑溜,舌頭不會打結,畢竟那是他們的母語。譬如他們可以把「慈祥」、「滋味」分得清楚、毫不含糊;但是台灣人老師或學生,就往往把「慈祥」念成「滋祥」、「滋味」念成「慈味」。念錯被糾正會很不好意思,這樣更不敢隨便講,所以當時推行國語很勉強,帶有強迫性,講台語會被罰錢或挨打。

  「常識」科包括歷史、地理與公民,為應付升學考試也是死背就好。巫老師幾乎沒來上課,放任學生在教室背誦,而自己則到學校北側的網球場打球。

  至於「算術」科,巫老師就教得非常認真,而且十分嚴格。那時加減乘除外,有時鐘問題、水流問題、雞兔問題……,常有考試。老師都先叫邦雄刻臘紙,刻好後去油印,油印一定數量,等乾了再發給每一個同學作答。考試很密集,往往教一、兩個單元就叫邦雄去刻臘紙,油印好馬上考;考完由老師立即改考卷,考不好的也立即處罰,同學因算術成績不好而挨打的最多。

  這個時候,阿邦的天份也表現在數學上,尤其對雞兔問題,不管是講幾隻腳、幾千隻腳、幾萬隻腳,他幾乎不假思索,就可以算出來是幾隻雞、幾隻兔,令人張目結舌、不敢置信。

  雖然已開始出現升學競爭,不過還沒有升學補習班,補習工作都落在級任老師身上。每班學生家長選出一個家長委員,這些委員出面請求級任老師作課外輔導,除給老師補習費外,還要請老師吃飯和送紀念品,以示感激,是很尊師重道的。不是每個學生都有能力繳補習費、請吃飯和送紀念品,所以學生就分成有補習和沒補習的。補習的時段和地點又分兩種,一種在學校,一種在老師家裡。依學生經濟能力與條件,有的只參加學校補習,有的又到老師家補習。

    第一階段在學校補習,是利用第七節課。本來每位同學都有各自的座位,但到第七節課時,座位重新調整,有錢繳補習費的坐前面,沒錢繳補習費的坐後面;即前面是補習的,後面是不補習的。也可以說,前面是有錢準備升學的,後面是沒錢不打算升學的。

    阿邦雖然身為班長,可是家裡窮困、弟妹那麼多,繳不起學費,到第七節課就被弄到後面去;不過巫老師卻要他督導坐後面的同學寫功課,成為他們的小老師。至於下課後有的又到「竹市」(今光明街)「綠雲莊」東側巫老師的家補習,這就沒他的事了。

    這種很令人討厭的「惡補」,後來雖然被禁止,但是一方面轉入地下,一方面補習班應運而生。到實施九年國教後,變本加厲;在升學主義猖獗及家長望子成龍成鳳的心理下,是永遠沒辦法根絕的。

   

    卅一、縣長獎爆出冷門

    為了鼓勵學生用功讀書,現在每所小學在學生畢業時設有各種獎項,縣長獎外,有校長獎、家長會長獎、鄉鎮長獎、議長獎……,其中最光榮的縣長獎也有好幾個名額,但是在阿邦那個時代,全校只有一個縣長獎、沒別的獎。為了公平起見,這一個縣長獎是經過考試出列的。

    那一年男生四班、女生三班,共七班,各班推出五名、共卅五名,一起參加縣長獎考試。考試範圍從一年級到六年級,而且國語、算術、常識三科都考。因為當時各班第一名才當班長,所以各班班長理所當然都有資格參加。甲班班長林恩仲、乙班班長詹啟造、丁班班長賴豐三,前兩個父親都是醫生,後一個是督學,他們都是最熱門的角逐者,勝負攸關家長、老師及各班同學的面子。考試結果,前幾名平均大概六、七十分,而六年丙班班長鄭邦雄,平均卻高達九十幾分,差距很大。一個學校唯一一個名額的縣長獎,竟為沒錢補習、攤販的兒子所獨得,讓大家目瞪口呆、訝異得不得了,他瞬間成了全校、家喻戶曉的人物。

    在縣長獎名單出爐前,發生一件插曲。

    有一天下午三、四點上「常識」課時,老師去打網球、不在教室,忽然有一位皮膚泛紅的大人跑到教室,問:「班長鄭邦雄是哪一個?」大家紛紛指著他,說:「坐在第一排那個、那個。」於是這位大人就走到阿邦面前,拿一張紙給他,要求用注音符號標出「省立員林農業職業學校」十個字。阿邦不知道他是誰?為甚麼要他這樣做?可是也難不倒他,就把這十個字拚出來、寫在紙上。這位有泛紅皮膚的大人沒說甚麼,就走了。

    後來才知道他是低一屆同學林潤東的爸爸。林潤東的爸爸叫林漢忠,此行目的在測試鄭邦雄的實力,應該已從側面得知他是本屆縣長獎得主。原來林潤東的爺爺林糊,日治時期參與文化協會,是員林鎮的名醫,在今員林鎮中山路開設長春醫院,而他媽媽林陳碧雲公認是才女、也是一位醫生,一家都非常重視子女教育。林潤東也是班長,全家都盼望他翌年也可以脫穎而出,獲得唯一一個名額的縣長獎。因為這是莫大的光榮,早已提前準備。當天找阿邦,一方面想知道縣長獎考試有沒有公平公正,一方面也要瞭解這位本屆縣長獎得主是不是實至名歸,有沒有真的那麼強,所以才來測試一下。翌年,林潤東果然獲得縣長獎,後來也成為醫生,實力並不差,只是沒跟攤販的兒子同一屆,比較幸運而已。

    阿邦從二年級開始就當班長,而畢業時又拿到縣長獎,到底他是怎樣辦到的?除靠天資聰明的優勢外,其實跟父母的鼓勵、自己的努力,也大有關係。阿邦說:「我就是喜歡讀書,雖然四年級課後要賣枝仔冰,五、六年級課後要在麵攤上洗碗、常洗到半夜,但是有空還是做功課,尤其上課時,我非常專心。」他得縣長獎絕非偶然、也絕非幸運。

   

    卅二、「筆掃千軍」

    阿邦家在東勢巷(今正興街)巷內三合院--「天送」的家暫住一個寒假後,六年級下學期搬到第四個地方,即又回到中山路媽祖宮(福寧宮)一帶的生活圈。他們第一、二個家在媽祖宮左側,現在則在對面。

    在第二個家,即民權街30號的巷子裡,有一位叫「美英」、先生姓周,好像在縣政府上班;他們有兩個女兒,一個叫麗嬌、一個叫瓊嬌。周先生永靖人,二次大戰期間,被日本政府徵調到南洋當兵;本來已有配偶,到南洋又認識了當地的女孩,戰爭結束還帶回台灣,這位細姨就是「美英」。「美英」為減輕先生的負擔,在中華戲院與媽祖宮之間的走廊擺香菸攤。像這樣已有老婆、又從南洋帶回女人的有情人,在員林街上共有兩對,周先生與「美英」是其中一對,他們均與元配相安無事,傳為地方美談。「美英」的台語有濃濃的南洋腔,她以前就很疼阿邦,現在看到他搬回來,非常高興。

    在這個時候,不知道那個單位舉辦雲林、彰化、南投、苗栗及台中縣市,共六縣市的作文比賽,參加的學校很多,巫老師推薦阿邦代表學校出賽。這項機會頗為難得,不過卻給阿邦一家人帶來困擾,「阿邦平時赤著腳上學,鞋子沒穿怎麼參加作文比賽呢?」這件事給「美英」知道後,她竟找到一雙破鞋給阿邦。這是他第一次穿鞋子,於是風光地代表學校出賽。

    這次比賽在台中市舉行,作文題目:「早晨」,冠軍由台中市的高信譚所得,後來知道他是外省人子弟,長大後兄弟都成名人。亞軍由阿邦所得,消息傳來全體師生同感光榮。獎品包括:賞給一張一尺半長方形、粉紅色的彩紙,上面寫著「筆掃千軍」四個字。校長、主任及巫老師都跟阿邦一起拍照;照片上,校長與主任站一起,巫老師與阿邦站一起,阿邦手持彩紙。這張照片曾懸掛校長辦公室,彩紙由學校保存。已隔了六十多年,四、五年級的級任老師陳坤鍛還記得這件事,但是誤把「筆掃千軍」記成「筆掃萬羅」。地方又傳,當時校長深感榮耀,還舉辦踩街活動,由阿邦手持彩紙坐在三輪車上,敲鑼打鼓、繞街一周,以示慶賀;跟歌仔戲團公演前踩街一樣。

    阿邦的四弟邦家,曾提到他們弟妹念書時,鉛筆用不完;並使用過一種英國製、有橡皮擦的「皇冠牌鉛筆」,是大哥參加比賽所獲得的獎品。

    

    卅三、被巫老師打過三次的翔實經過

    阿邦從小成績好,二年級以後都是班上第一名、並當班長,所以老師打手心、打手背、打耳光、打屁股或罰掃地、罰跑步這些事,一直到五年級都未曾發生在他身上。不過到六年級巫金煥老師當級任時,卻被他打過三次耳光,詳情如下。

    第一次挨打。有一天升旗典禮時,賴瑞朝校長忽然公開問大家:「最近總統蔣公在文化上提出甚麼口號,有誰知道嗎?」然後問六年級甲班班長,答不出來;接著問六年乙班班長,一樣答不出來;問六年丙班班長,阿邦也答不出來,一直問到庚班都沒人答出來,就是沒人知道蔣公提甚麼口號。這件事,讓校長有點兒失望與生氣。回教室後,巫金煥老師竟公開賞阿邦一個耳光,好似認為:「別人不知道還講得過去,你居然也不知道,讓我太丟臉了。」按:那時候巫老師應該已先知道阿邦獲縣長獎,獲縣長獎的人怎麼也不會回答呢?但是蔣公到底提甚麼口號,課本並沒寫,老師也沒教,要看報紙才知道,而阿邦家沒報紙,他又怎能知道呢?

    第二次挨打。有一天上算術課,老師把考過很久的題目又拿出來問,結果大家都忘記、無法回答。他一氣之下,就下令每人都立即回家把以前的考卷帶來。以前那份考卷,阿邦回家有找到,是考了一百分,馬上帶回學校。可是巫老師看到他在考卷背後寫了很多奇怪的文字,竟隨手賞他一個耳光,並罰他拿考卷到各班教室門口,雙手張開考卷的背面,給各班的同學看他寫的那些奇怪的文字,以示懲罰。其實那些奇怪的文字,是他在三民街、靠近員林公園橋頭上,向一家印鋪老闆學的。他上下學都經過這家印鋪,常好奇地駐足觀看老闆怎麼刻印章,並注意到刻印章時要把字翻過來寫,他覺得很有趣,回家後就開始練習。那時候紙張非常缺乏,這位窮人家子弟哪有多餘的錢買簿子或紙張呢?所以就利用考卷的背面練習這種反體字,想不到現在卻意外被老師處罰。除了印鋪的老闆會寫反體字外,大概沒人有這種本事,可是阿邦小學時就已經學會。阿邦的弟弟邦家,有一次看到大哥在黑板上寫這種奇怪的字,就用照相機偷偷拍下來,並製成杯子紀念(見圖)

    第三次挨打就非常複雜了。有一個星期六,上午上正常課,下午上補習課。這一天上午的第四節上算術,巫老師又把考過的題目拿出來問,結果很多人還是忘記、不會答。這次老師一氣之下竟自己回家了。這一天第四節課後要掃地,掃完地要由老師檢查通過才能回家。可是老師已氣走了,怎麼辦?這時候同學就要班長去老師家,報告地已經掃好了,要請他回來檢查。但是阿邦不肯去,大家只好在教室裡玩「榨油」。

    這時候同學王清志的姊姊,發現弟弟還沒回家吃飯,就到學校探視。有一個同學看到她,竟大聲問王清志:「你姊姊是酒家女嗎?」王清志聽到非常生氣,兩人就打起來。其實王家在今三民街開一家「桃花紅」酒家,但他姊姊並不是酒家女,而是老闆娘。又是「榨油」、又是打架,教室亂成一團。不久又有廖繼統的爸爸看到兒子沒回家吃飯,也來瞭解,問大家是甚麼原因?大家回答他:「班長不去向老師報告地掃好了。」但是阿邦向廖父表示:「上課時間老師應該在校園內、不可以跑回家。」廖父聞言就趕到光明街「綠雲莊」那裡,要請巫老師回學校處理;因為他不回學校,學生也不敢回家吃飯。巫老師回學校後,這件事才得以解決,大家才能回家吃飯。

    不過當天下午補習課開始前,巫老師在辦公室正要打開大櫃子拿考卷時,剛好阿邦在旁邊,因為個子小拿考卷比較方便,就主動替老師拿,想不到巫老師看到他,餘怒未消,竟用手背賞阿邦一個耳光。有幾個同學看到老師打班長,十分不滿,當天放學後,集合在今公園內于國楨紀念碑前討論「罷課」,「我們明天早上不要太早去上課,讓老師等我們。」不過有的同學膽小,還是要準時上課,最後「罷課」不成。

    以上被打三次耳光,都不是成績不好或犯規,尤其最後一次,他至今都不明白,為甚麼當時堅持不去請老師回來?也弄不清楚老師為甚麼要跑回家?不過倒想過,廖繼統的爸爸逕自去老師家,不知講甚麼,可能讓老師很難堪,所以才把怒氣發洩在他身上。

    

    卅四、「咱子第一名,竟嘸去參加伊的畢業典禮」

    員林國小校園東邊有一座日治時期留下的大禮堂,可容納一、兩千個學生集會,以往畢業典禮都在這裡舉行。但是這一屆卻不知道什麼原因,選在中山路的中華戲院舉行。

    這一屆畢業生有男生四班、女生三班,大約三百七十到三百八十人,另有全校各年級師生,加起來也有一、兩千人,都參加了畢業典禮。在校生有一位被選派上台致「歡送辭」,而阿邦則代表畢業生致「謝辭」。

    在畢業典禮上正式公開宣布鄭邦雄為本屆縣長獎得主,獎狀外,另有一份獎品為「中華民國分省地圖集」,每頁都是一張一個省的地圖,並附上文字說明,相當詳細。譬如江西省部分,除標示鐵路外,並畫出鄱陽湖及四條支流。這份獎品很珍貴,幫助阿邦認識中國地理,也奠立了他日後教中國歷史的基礎。拿回家後,爸爸媽媽很高興,媽媽還特別在那本書的最後一頁,註明這是鄭邦雄獲得縣長獎的獎品。

    中華戲院就在阿邦家前面不遠,典禮結束後,觀禮的貴賓先行離開,接著學生再慢慢離開。先離開的貴賓中,有不少家長委員竟相偕走到第二市場倉庫邊阿邦的家,要拜訪培育這位傑出縣長獎得主的父母,向他們道賀,因為在這一個盛大的典禮上,竟然沒看到他們的身影。這時候只有二妹如月在家,看到這麼多大人,嚇了一跳,也不知道怎麼打招呼,只能事後結結巴巴地告訴父母及大哥阿邦:「有很多大人來我們家。」這些家長委員看到房子這麼簡陋,除了兩個大人之外,還有十個小孩擠在這裡,莫不深表同情;但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這裡竟誕生了縣長獎得主,又無不佩服萬分。離開時議論紛紛,直呼不可思議、不可思議。

    這一天阿邦的爸爸在附近的木箱工廠趕工,媽媽則在附近的鐵路宿舍替人洗衣服,為了生計,根本沒辦法抽出時間出席兒子的畢業典禮。當獲知有一群家長委員簇擁到家裡祝賀時,阿邦聽到爸爸用日語對媽媽說:「咱子第一名,竟嘸去參加伊的畢業典禮。」並露出幾許愧疚與無奈。

    早在兩年前的有一天,阿邦的爸爸似若有所思,忽然在一張紙上寫著:「國有大臣,家用長子」八個字,無意間給阿邦瞥見。這位長子無負父母的期許,已在今天嶄露頭角,而且有信心在未來挑起大樑,撐住這個家。

 

 

        參、中一中

  一、入學考試考第三名

  巫金煥老師老師雖然有時脾氣很壞、會打學生,卻是阿邦的恩師,有一次還送「配給米」到他家,而且鼓勵他升學,甚至替他出了報名費,後來還替他向地方士紳募款,他才順利進了中學。

    老師替他報考三所學校,即台中一中、彰化中學及彰化商職。台中一中先考,員林國小報考的大約廿名,由老師帶隊到台中。下火車後沿中正路走,到自由路彰化銀行轉角,旁邊有一間家旅社,他們住那裏。那天晚上大家都睡在通舖「塌塌米」上,翌晨就在「塌塌米」上吃早餐,這時旅社服務生把幾張方形的矮桌子搬進來。一向睡眠不足的阿邦,居然有這麼舒適地方睡,所以睡得很甜,別人起床、他還未起床。服務生怕吵醒他,就先把矮桌子架在阿邦整個人上面。不久服務生再送早餐進來,這時同學才叫醒他,他驀然發現被蓋住、以為發生甚麼事,雙手雙腳往上推,桌子一被推動,上面已經擺好了的味噌湯,竟被打翻,並流到「塌塌米」上,讓他很不好意思。

    那時中部比較出名的學校,在嘉義有嘉義中學,台大李鴻禧教授出身的那個學校;在新竹有新竹中學,中研院前院長李遠哲出身那個學校。至於在台中有台中一中,作家李敖出身這個學校。報考台中一中的人數大約兩千四百多名,第一關筆試只錄取六百名。名校的菁英才敢報考,如員林國小報考的廿名,都是各班前五名,要考上非常不簡單。

    通過第一關筆試後,還要進行複試──也就是第二關「口試」。「口試」在台中一中禮堂舉辦,已經通過筆試的六百名學生,要先在禮堂門口抽籤,抽到幾號就到禮堂內的幾號地方複試。禮堂內有一整排的老師坐在前面,他們各有一個號碼,如抽到三號就到三號的老師那裏。依籤號到老師的座位前面後,又要抽籤;這次抽考題,考題的號碼就在籤筒裡面,考生抽到幾號的考題,就由老師依幾號的考題發問,題目可能是「國語」、「算數」或「常識」。這時看答對幾題、共得幾分,然後把「筆試」、「口試」成績合併計算,再刷掉三百個、即只錄取三百個,過程非常嚴謹、非常公正。

    這次考試,鄭邦雄不負眾望,在三百名錄取者排第三名,第一名為雲林縣考生,第二名為台中市考生。他考上台中一中,而且還考第三名,可說是員林國小莫大的光榮,也是員林之光。

 

二、造成一些影響

    按:員林國小在以前並未有人考上台中一中,到前一屆才有李湘津考取。而這一屆除鄭邦雄外,還錄取六年甲班的邱勝次、六年乙班的吳俊毅和林英夫,這三位同學都是阿邦四年級時的同班同學,也都是陳坤鍛老師曾教過的學生。六年甲班班長林恩仲,錄取彰化中學;六年乙班班長詹啟造,錄取員林中學。六年丁班無人錄取中一中。

    這次有四個同學錄取中一中,員林國小聲名大噪,那時被稱為「第二國小」的育英國小,同屆的縣長獎得主並未考上中一中,以致影響到一些家要把小孩轉到員林國小;有些未錄取理想學校的重考生,也紛紛爭取到員林國小重讀。影響所及,下一屆林潤東(縣長獎)及張春男(後當選國大代表)等多人都考上中一中;而在激烈競爭下,後來育英國小也有人考上了。

    據二○一四年三月六日台視新聞報導:「全台灣億萬富翁最多的地方在哪裡?就在彰化縣的員林鎮。根據銀行公會的統計,員林鎮存款超過億萬的富翁,就有將近四百人,因此員林也有三多的傳統,也就是律師多、銀行多,以及有錢人多。」員林人有錢人多早已不是新聞,這麼多有錢人錢賺夠後,應該把錢投資在下一代的教育上,這才要緊。可惜的是,這麼多有錢人的子弟卻比不上連鞋子都沒得穿的窮人子弟阿邦,讓大家汗顏,不過也很服氣。後來巫金煥老師為阿邦向這些有錢人募款時,他們毫不遲疑,都紛紛慷慨解囊,十分有人情味。

    巫老師等阿邦考上中一中、又為他募到了註冊費後,才告訴阿邦的父母,並鼓勵鄭家無論如何都要克服困難,好好栽培下一代。

 

三、制服與膠鞋

    阿邦的父母獲知兒子考上中一中,老師又幫他募到了一筆註冊費,自然欣喜與感激萬分,不過各種煩惱跟著來,首先要解決的是制服與鞋子問題。

    離他們家一牆之隔有鐵路倉庫,倉庫有一些老芋仔「阿兵哥」駐守,他們常爬過矮牆到公共水龍頭這邊洗澡、洗衣服,所以也在那邊取水、洗衣服的阿邦媽媽,跟他們都認識。這些「老芋仔阿兵哥」聽到鄭太太的大兒子考上中一中,卻沒有制服與鞋子穿,有人就把褪了顏色的軍服送給她。這些軍服都很大件,瘦小的阿邦當然沒辦法穿,媽媽就修改。改軍服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上面有兩個大口袋,如果不改,口袋就垂到腰帶下;而如果改,拿下口袋後就留下又綠又大片的底色,很不搭配。所以改成小口袋後,留下的顏色怎樣跟周圍的顏色搭配,可說煞費周章。

    一直到高三時,阿邦的媽媽終於有錢買一塊卡其布,並請西服店做了一套制服,才結束穿「阿兵哥」衣服的狼狽時代。

    「美英」曾送一雙破鞋給阿邦,以便他參加中部六縣市作文比賽,但是這雙破鞋僅僅穿一次,念中一中後要每天穿就不行。這些「老芋仔阿兵哥」也把穿過的膠鞋送給他,但是這些大人穿過的大號膠鞋,又怎樣改成阿邦能穿的小鞋呢?已無從想像、無從回憶了。

 

    四、「步罡踏斗」

    考上中一中的這個暑假,他爸爸展開了一連串的訓練計畫。

    首先,他要阿邦到台北拜訪一些親戚,一方面報佳音,一方面作訓練。

    阿邦的爸爸排行老四,大伯比爸爸大十九歲,另有二伯、三伯。在大伯上面還有一位大姑,在三伯下面又有二姑、三姑,兄弟姊妹總共七位。這次主要的任務是找大伯、大姑,並順便去阿姨家。有一位三姑住瑞芳、沒去找;二姑住台中,都不是任務範圍內。

    這一天帶著爸爸給大伯的信,就一個人搭火車上台北。他下火車後,從候車站出去,先找到當時的市政府(在長安西路),然後在重慶北路一條小巷裡找到大伯的家。那時已接近晚餐時間,大伯、大伯母和一些朋友在客廳喝酒,阿邦把爸爸的信交給大伯。他已有多年沒見到阿邦,讀過信後才知道來訪的是幼弟的兒子,也才知道他考上中一中。因為喝一點酒,有些許酒意,一時興起,竟對著幾個喝酒聊天的朋友炫耀,「我這個姪兒很厲害,考上中一中、還考第三名哩,現在就出一個題目來考考他。」客廳裡剛好有一塊黑板和幾隻粉筆,就對阿邦說:「我念四個字,你把它寫在黑板上。」然後遞給他粉筆。這時阿邦很緊張,不知道大伯要念哪四個字,可是也無法拒絕。

    這時大伯用台語唸出的四個字,阿邦從沒聽過,但是想了一下,竟拿起粉筆寫出來,這四個字是「步罡踏斗」。大伯豎起大拇指,對著大家說:「完全寫對!」非常地高興。阿邦雖然寫出這四個字,卻不知道甚麼意思,即使現在,他都無法確切明白它的含義。按:「步罡踏斗」為道士語,「罡」、「斗」均是星宿名。

   

    五、大姑殺雞迎接

    在大伯家住一個晚上,翌晨五、六點起床後,就向大伯、大姆辭行,接著到「和尚洲」(今蘆洲)找大姑。大伯看他年紀小,好意要用車子載他去,但他婉拒,說:「爸爸要我走路去。」

    於是從重慶北路的巷子走到另一頭延平北路,並往北一直走到台北大橋。大橋下有淡水河,過橋為「三重埔」(今三重),然後再往北走,才到「和尚洲」。他手上有地址,沿途問人。

    進入「和尚洲」後已近中午,太陽十分炙熱,幸好沿路有樹、有樹蔭,但在路旁的水溝看到好幾條水蛇在水面上昂首遊走,好像響尾蛇一樣,非常可怕!阿邦從小就怕蛇,嚇得拔腿就跑。

    大姑從未見過阿邦,經他自我介紹後,喜出望外,雖然已經吃過午飯,卻馬上殺雞迎接。等殺好雞再吃飯,已經下午兩點多。

    吃過飯後告辭,阿邦可說已完成了預期的任務。不過又想到有一位五姨在台灣銀行工作,回程就順路到南京西路圓環附近的台灣銀行找她。

    本來外公住台北大橋下,阿邦一家在一九四四、一九四五之間,剛回台時,曾住過那裏。阿邦的媽媽台北第三高女畢業後,就到台灣銀行工作;一九三七年她十八歲結婚、並隨阿邦的爸爸到日本,這時銀行的職缺由十六歲的五姨媽接替。五姨媽從工友幹起,後來升職員,存了錢後就在「三重埔」買房子,他們全家就不再住台北大橋下。

    阿邦媽媽從日本回來後,曾帶阿邦到台灣銀行拜訪她以前的同事,當時銀行經理並出面接待。阿邦記得當時四歲多的他,非常頑皮,還用「筷子橡皮筋」攻打經理。

    阿邦記得這件事、記得這家銀行,也知道五姨媽在這裡工作,所以回程探望,讓她知道他現在已經是一個中學生了。五阿姨的高興,自不在話下。

 

    六、爸爸送他許多寶物

    一九四九年局勢逆轉,國民政府撤退台灣,貨幣貶值,「四萬換一元」,民不聊生,阿邦的媽媽又陸續生下不少小孩,爸爸不得已才在他五年級時擺攤賣麵。至於從員林民權街第一個家搬到後面巷子第二個家,一些貴重的傢俱,像桌椅、屏風、圍棋等等,或送或賣,都已不見;除了小孩,幾乎一無所有。可是阿邦考上中一中後,他爸爸不知從哪裡又翻出一些寶物,包括:「三本書、一瓶Pilot牌墨水、幾枝沾水筆(pen)、一些信紙及一個蓋子上有一隻彩色鸚鵡的便當盒,現在分別「展寶」一下。

    第一本書為「和漢字典」,裡面有各種和、漢字體。漢字有甲骨文、鐘鼎文、大篆、小篆及楷書等,和字有片假名、平假名,還標注語音、讀音,十分詳盡。

    第二本書為「科學大辭書」,搜羅當代所有理化名詞、計算程式及實驗方法等等,為研究理化所必備的工具書。

    第三本書為「古今漫畫大全」,匯集日本報章雜誌上的漫畫,內容非常有趣。

    當時還沒有原子筆,但有鋼筆和沾水筆,鋼筆和沾水筆都需要墨水(ink)。小學生使用鉛筆,中學生才開始使用鋼筆;同學都有鋼筆,阿邦沒有、但卻有好幾枝沾水筆。一般人的墨水都用銀行牌(Bank ink)的,而且都是小瓶的,但是他家居然保存一大瓶日治時代留下來的PilLot牌墨水。阿邦曾看到爸爸廿一歲時的一張獨照,穿著西裝,戴著西洋呢絨帽,而且在照片上簽「鄭燕南」三個字,時間記明一九三六年。這三個字顯然用沾水筆寫的,直劃很寬、橫劃很細,跟鋼筆字粗細都一樣不同。用沾水筆比用鋼筆不方便,可是沒錢買鋼筆、那也沒辦法。爸爸把大瓶墨水倒一點在小瓶子上,又在小瓶子的蓋子下繫一條繩子,然後掛在書包背帶上,讓小墨水瓶與書本分開,免得打翻時弄髒。

    爸爸在日本商社服務時,平時與商社常有書信來往,所寫出的信函都用複寫紙留下一份,即有很多複印的信函;每年信函各堆成一疊,共有五、六疊。當時紙張奇缺,這些書函雖然有爸爸的字跡,背面卻是空白的,所以這時候就全部送給阿邦做筆記本用。阿邦曾從一本中學國文課本的註釋上讀到,有顧炎武的「日知錄」三個字,不解其義,但借來應用,即把日常所學得各種知識,每天都記在這些信函背面,成了他的「日知錄」。這些商社專用的信紙都印有商社名稱,遺憾的是,後來都丟掉了,而且沒記下商社名稱,爸爸到底在哪個商社服務,已無跡可尋。

    最後一件寶物,就是十分別緻的便當盒。當時一般的便當盒是長方形的、鋁製的,但是爸爸送的便當盒,卻是橢圓形的、鍍金的,而且在蓋子上有一隻凸出的彩色鸚鵡。一般人不可能使用這麼貴重的便當盒,真不知道他爸爸以前是幹甚麼的?這東西怎樣來的?而他每天就帶著它上下學。

    家裡窮得一餐沒一餐的,而這時候考上中一中,巫老師已籌到註冊費,又非念不可!而意外的是,家裡竟挖出這麼多寶物,恐怕一般小孩、甚至富家公子都沒這麼幸運呢。

   

    七、爸爸教他寫英文字母

    才剛考上的這個暑假,爸爸就開始教阿邦寫英文字母,不讓他輸在起跑點上;不過爸爸的教法卻十分奇特。

    英文字母有好幾種字體,包括大寫、小寫及草體幾種,而草體字又有大寫、小寫之分。不管哪一種字體,都從A開始教,即要他寫A大寫、A小寫及草體字的A大寫、A小寫。即A就有四種寫法,都分別練習過後才教BB當然也教四種寫法,教完再依次練習下去。又不管練習哪一種字體,一律用沾水筆(pen)Pilot牌墨水(ink),而且直筆劃一定用力壓,成為很粗;橫筆劃則輕輕帶過,成為很細。結果他練成的各種英文字母字體,別樹一格,跟別人用鋼筆寫的不一樣;別人用鋼筆寫的,粗細都一樣。

  光練習A的各種字體寫法就要花一點時間,他爸爸沒告訴他字母一共多少字,只覺得好像很多、很多,都寫不完,並深感納悶。直到有一天沿員林中山路右邊走廊往南走,走到華南銀行再過去一點點,發現有一位員林農校的初一學生在走廊上做功課,靠近一看,他正在寫英文作業,也是在寫字母,這時才知道共有二十六個字母,而英文是由這些字母併列組合的。

    爸爸所教的英文字母寫法,就跟他自己在廿一歲拍的獨照上的簽名一模一樣,直劃粗、橫劃細,與眾不同。

    阿邦的母語是日語,戰後回台灣先學台語,上小學後開始學國語,上中一中後又學英語。除國語、台語外,他一生都不斷地學日、英語,至今每周都看自由時報的「中日對照讀新聞」及「中英對照讀新聞」。閱讀能力與書寫能力超好的,有一天在員林高中教美國史講到美國憲法,他可以不必看稿,就用英文把前文寫在黑板上,讓學生瞠目結舌、佩服不已。

    筆者每周到彰化「龍極品」公寓採訪時,還聽到他用印尼語跟鄰居的印尼籍看護交談,他對語言學習的能力與興趣,有點兒不可思議。

   

    八、教室大搬風

    中一中這一屆錄取初一新生三百名,每班五十名,共編六班。編班方式很特別,依據入學考試成績編,第一名第一班、第二名第二班…,而第七名則在第六班、第八名在第五班,即倒過來交叉編排,十分公平合理。阿邦入學考試考第三名,編在第三班。不過這是上普通課,即上歷史、地理、博物、體育、音樂、勞作、美術時的編班,上國文、英文及數學等三主修科時,卻又分別依能力分班。

    入學考試已有國文、數學分數,就依個人的成績編班,前五十名編A班,次五十名編B班,再次五十名編C班……。至於入學考試未考英文,所以等第一月考後,再依成績分別編入ABC……班。阿邦的國文、英文課都編在A班,但是數學考滿分的有一班半,所以一開始被編入B班,但第一月考後也編在A班。每次月考就編一次,所以A班的同學也可能編到別班,別班的同學又可能編到A班。第一月考後,三科主修科能力分班時,阿邦都編在A班;但是同學變來變去、不完全相同。久了以後,同年級的同學可能都同班過,彼此認識。

    因為只要一考試,三門主修科就有變動,所以每周十幾節主修科上課時,就玩大搬風。這種現象聞所未聞,也是中一中特有的制度。念這所學校不簡單,大家神經都得繃得緊緊的。

    大家搬來搬去都還會記得自己的書包,不過遇到下雨天,大家帶雨傘、雨衣上學,放學時如天氣放晴,就常會忘了把雨具帶回家。

    教主修科老師有的是名師,如記得有一位英文老師羅時釗,就是羅家倫的女兒。國文及數學老師大多是從中國來的外省人;另外一般普通科的老師,大多是台灣人,素質都很高,師資相當整齊。

    外省老師來自中國許多省份,腔調不同,有的鄉音很重,如福建來的,口頭禪是「這一介、這一介」,不知在講甚麼?訓導主任不知哪一省的,常公開講:「各巴巴長,從這個門到那個門。」大家都聽得「霧煞煞霧嗄嗄」。至於教務主任上台的第一句話,都把「今天」念成像台語發音的「錢疼」,又令大家會心一笑。有一位上海老師教地理,因為上課時有課本可對照,知道他講甚麼,但上課外講話,就聽不太出來;不過聽久、聽慣了,大家都記得他的九字箴言,就是「查埔人」要「立如松、坐如鐘、臥如弓」,所有男生都受用不盡。

  

    九、有六、七張借書證

    在小學六年級時,因為家裡沒錢,所以並沒有參加課外輔導。通常在下午第七節的課外輔導課,就坐在後面、並幫老師輔導未補習的同學;當然放學後也不可能到老師家裡補習。除課本外,他沒有補習用的參考書,更不可能有所謂課外讀物。不過考上初中後,爸爸忽然找出前述三本書:「和漢字典」、「科學大辭書」和「古今漫畫大全」,這三本工具書簡直讓阿邦著了迷,猛翻猛讀、樂不可支。而上了中一中後,發現學校有那麼大的圖書館、有那麼多的圖書,而且可自由借閱,真是讓他大開眼界、欣喜若狂。

    中一中校門口面對育才街,進校門後,左右有兩排沿著校牆設置的車棚,中間為一個鐘座、上有時鐘。然後有一棟二樓的教室,而穿過中堂就是操場,操場另一頭又是一棟兩層教室,在這一棟教室後面,是學生宿舍。操場左邊有一座大禮堂,右邊有「文化走廊」;「文化走廊」旁邊有一間溫室,種一些室內植物,而溫室旁邊就是圖書館。一年級的教室在操場後面,離圖書館很近。

    圖書館的出入口與育才街平行,進門後左邊為「ㄇ型」報紙閱覽室,中間為雜誌閱覽室;右邊為新書展示櫥,展示櫥後面為書庫。書庫前有櫃台,櫃台後有辦公桌椅,裡面有一位女性管理員為全校師生提供借書服務,沒人來就在椅子上勾毛線衣。

    借書要填一張卡片,上有書名欄及借書者姓名、班級、借閱時間,借書時並要持有借書證才行。借書證一人一張,借閱時本人要親自到場,一次只能借一本。然而阿邦最多時擁有六、七張借書證,可借六、七本。那一位女性管理員看到阿邦已借了一本,卻換另一張借書證要借另一本,不予允許,表示借書證的持用人要親自到場,這時候阿邦就請坐在雜誌閱覽室的借書證持有人進來,這時管理員啞口無言、不能不借。換句話說,最多有六、七個同學配合他,等待驗明正身。

    借書前要先填借書單,所以他先從書目索引找出很多想看的書,常找到上百本,而他的借書單也有上百張。他把上百張的借書單放在上衣右邊的口袋。當在櫃檯借書的時候,每次從右邊口袋摸出一張,如果管理員說:「這本書被借走了。」他就把這張借書單放到左邊口袋,然後從右邊口袋再摸出一張。

    這位閒著沒事就勾毛線衣的女性管理員,一看到這位一年級新生造訪,就忙碌起來,開始有點懷疑、有點不耐煩,「這小子真的會看書嗎?真的全部看完嗎?才一年級真的都看懂嗎?有沒有毛病呀!」可是看他一本正經地站在那裏,口袋裡放了那麼多借書單,每張借書單的字體又特別工整、一點兒不潦草;尤其當她說:「這本書被借走了」時,這位新生卻不慌不忙地又拿出一張,而當她進入書庫找書時,又安靜地等在那兒。有時她正在勾毛線衣,這位新生還耐心地等到她到兩支勾子交叉、告一段落時,才說要借書。從種種跡象顯示,他真的想借書、看書,不是來搗蛋的。

    兩人這樣一來一往地「交戰」,最後這位女性管理員不得不服了他,就更心平氣和、更殷勤地替他找書。有時怕他不相信書已被借走,以為在欺騙或敷衍,乾脆就請阿邦自己到書庫裡面找。書庫是連著新書展示櫥的,所以他進到裡面找書時,等在雜誌閱覽室的同學,看到後無不訝異地說:「他真有辦法,跑到裡面了。」

    中一中的學生雖然十分優秀,可是像阿邦才一年級,看起來就是小孩子模樣,會這樣認真地借書、看書,可說絕無僅有。尤其正值青少年的叛逆期,一些同學還會作弄這位管理員,譬如利用她進入書庫時,會故意把書庫的門關起來,讓她出不來;甚至有人故意把墨汁抹在她放車棚裡的自行車坐椅上,這位管理員如果失察坐上去,回家後才發現自己的褲子沾滿了墨汁,就氣憤不已。阿邦跟同學顯有不同。

   

    十、冬天怕過大肚溪

    同屆同校考上中一中的,共有四位,即邱勝次、吳俊毅、林英夫和他,高幾屆的也有,如李湘津、吳尚勳(醫生,在火車站前開「吳耳鼻喉科診所」)。翌年員林國小又有林潤東、張春男、汪明堯、陳永吉、賴獻章等人考上,而且育英國小也有人考上了。此外,考上市中二中、高農、高工、家商的也不少。這些員林子弟到台中念書,都搭台鐵火車,升二年級後人數增多;但物以類聚,同屆同校同學比較親,常會在一起,在火車上很熱鬧。

    當時火車班次很少,早上大家在員林搭六點零八分開的,下午從台中搭五點的回來,車程大約一小時。阿邦的家在員林火車站北側不遠,隔著一道矮牆與火車站的倉庫相鄰。平時常看到駐守倉庫的「老芋仔阿兵哥」,為了洗澡常跑到他們這邊的公共水龍頭,所以阿邦知道越過矮牆、穿過鐵絲網,就可以進入月台,不必繞到火車站那邊。

    由於從台中回到員林時已經晚上六點多,而且回家後忙著做家事,都到很晚才能睡覺,所以早上起不來、媽媽也叫不醒,不過五點多,有一班南下的火車會「篤──」地常鳴一聲,這時就把阿邦吵醒,他急著穿衣服、揹書包,媽媽準備的便當都來不及包好,他常抓著包便當的布就跑;迅速爬過矮牆、穿過鐵絲網,然後跑到月台上。因為要穿過鐵絲網,所以衣服常被勾破。

    早上到達台中火車站後,中一中的同學要先在火車站前的小公園集合,由彰化某校訓導處的職員帶隊集體走到學校。由於同學都比他高、比他壯,身體瘦弱、走路很慢的他,總是走了一段路就吃不消,常脫隊邊走邊休息,都是最後才到學校。

    冬天火車駛過大肚溪,坐在沒車廂、載貨用的「黑台」、卻沒外套穿的他,北風一吹,讓他冷得打寒噤、哆嗦不已;但過了溪就好很多。

  

    十一、通學生的惡作劇

    員林中一中的通學生裡面,固然也有像林潤東、賴獻章這些屬於忠厚老實型的,但也有一些愛搗蛋、愛惡作劇的。下列這些事也許大家都忘了,但記性超好的阿邦,卻牢牢記住,而且還常津津樂道。

    故意打「噴嚏」。在學校前面育才街的轉角處,有一家外省人開的小吃店,專賣水餃、餛飩之類的北方點心。同學經過時,會成群結隊光顧,但進入店裡後,一個人佔一張桌子;然後趁老闆手忙腳亂的時候,有人會偷偷地把胡椒粉倒入手帕,再帶著去乘火車。在火車上故意打「噴嚏」,當把手帕拿出來遮時,就大力把手帕裡的胡椒粉吹出來,車廂裡的人聞到,一個一個跟著打「噴嚏」,這樣作弄別人,以為很好玩。

    吃冰吃「免驚」。星期六中午的一班火車只開到彰化,有些同學故意搭這班火車,然後在彰化火車站下車,並在附近玩。火車站旁邊有一家冰菓室,同學進去後趁著老闆正忙,擅自到櫃檯下放砂糖的地方多舀了一匙,然後放到自己的冰碗上,再對老闆抱怨:「為甚麼這一碗這麼甜呢?不相信你吃吃看。」老闆就嘗了一口,果然太甜,就多加一點冰給他。這都是有錢學生玩的把戲。

    打「紙彈」過去。彰化火車站為山線、海線交會的地方,當兩線火車平行進站時,有些同學會拉開窗戶,向海線的乘客揮手,海線的乘客看到,十分興奮,也會拉開窗戶揮手回報。這的確是很有人情味的特別招呼,可是有些同學頑皮過頭,竟事前折一些「紙彈」,再拉橡皮筋打過去。至於有沒有打中,也不管了;當然吃定對方被打也無從追究。

    是「裸體」、不是「棵體」。有一位在台中上班的成年女子,她從員林站上車,另有一個同事從彰化站上車。這位從彰化站上車的,一定會找員林站上車的聊天。有一次她們聊到電影,一個問:「有一部『人間仙土』的電影妳看過嗎?」另一個回答:「這部電影我不敢看,因為裡面『棵』體的鏡頭太多。」在車廂上的中一中同學聽到,第二天早上竟模仿她們的口吻再聊一次,一個說:「有一部叫『人間仙土』的電影你看過嗎?」另一個回答:「這部電影我不敢看,因為裡面『棵』體的鏡頭太多。」問的同學馬上大聲糾正:「是裸體、不是『棵體』啦!」這一來讓那兩個成年女生害羞得抬不起頭。

    CK、還是ETCK火車有主動輪三組,後面裝土炭;ET火車有主動輪五組,後面有煤炭車跟著。每隔一段時間,兩種火車換一次、有個循環。這些通學生在月台上等火車時,就會賭一賭等一下進站的是CK、還是ET。覺得這樣好玩,又可以打發時間。

    猜電線桿幾號。遇到乘客少的車次,有人會跑到載貨的「黑台」車廂。「黑台」車廂的座位跟一般「客車」車廂用不同;後者一排一排兩人並坐,前者有長條形的座位靠在窗邊,中間可以放貨物。跑到「黑台」車廂,就躺在長條形椅子上,眼睛望著車窗外,並記著沿鐵路兩旁電線桿的編號。這時有一位同學發號施令,隨時喊「停!」再問大家:「現在是幾號?」目的在訓練大家的注意力有沒有集中。

    通學生在路上或在火車上,會遇到各種趣事或製造各種話題,尤其在火車上無聊,花樣特別多。在乘客少的時候,有人也會走來走去,傳遞各種信息,讓這一小時的車程不至於太枯燥。不過唯獨阿邦不同,他寧願選擇到人少的「黑台」車廂,雖然冬天火車駛過大肚溪,北風一吹十分難受,卻可利用往返各一小時的時間看書。不過「黑台」車廂的光源太暗,而且搖晃得太厲害,通學六年下來,嚴重影響視力;這是後來才知道的。

   

    十二、書包上的「志」

    阿邦最小的一個弟弟邦慶生於一九五六年,這時他還在念中一中,一家十二個小孩的生活,全靠父母親微薄的收入維持。

    平時未上學時,阿邦常要到檢驗所撿菜販丟棄的各種菜葉回家,母親洗淨後就像煮「豬菜」一樣煮成一大鍋,每天都吃大鍋菜過日子。當阿邦上初中後,每天要為他準備一個便當,怎麼辦呢?雖然有一個日本時代留下來極為高貴的便當盒,可是裡面裝著甚麼飯菜呢?原來是這樣的。媽媽先煮了一大鍋稀飯,再撈起一部份米粒,等它冷了、乾了後,才放進便當盒,就成了白飯了。至於菜餚部分,每天都是青菜、菜脯、醃瓜,頂多加一塊豆腐或豆干。阿邦固然窮,但是同學中也有不富裕的,都在為這個便當煩惱。所以午飯時,有錢人家子弟的便當都打開,大魚大肉紛紛曝光亮相,而且馬上散發撲鼻的芳香,但是多數窮苦人家的子弟,不敢把便當盒打開,都是低著頭扒飯吃,吃到那裏、蓋子再掀到那裏。「好佳哉 hó ka tsai甲在(好在)阿邦並不是唯一不好意思掀開便當盒的,況且他還常在上午第一節休息時間,就悄悄地把便當吃光了。

    多年前有一次好友林木柳提到,他遇到一位後來擔任中小企銀督察的朋友,說:「那時候一般人都很窮苦,他家弟妹也很多,每次媽媽煎一份『菜脯蛋』,每人只能分一小塊。而他便當盒裡的這一小塊,都是在吃完青菜、白飯,最後才吃,並意猶未盡地慢慢品嘗那種菜脯蛋的味道。」聽到這個故事的阿邦表示:「我連菜脯蛋的滋味都不知道。」

    阿邦每學期保持班上第一名,因此註冊費學雜費全免,而教科書可以向圖書館借用,初中三年學期結束再還,因此讀六年的中一中,頂多坐火車的月票用到錢,負擔並不重。最初每三個月一張的月票要八塊七毛錢,每天平均不到一毛錢:後來漲一次,增加為每三個月一張十一塊七毛錢。他都是一個月前就提醒父母要準備好。

    圖書館的書可借閱外,他又向上一屆員林國小縣長獎得主李湘津借他使用過的課本。他念一、二年級時,已把三年級的課本讀完;三年級時又開始讀高中課本,並在高一結束前,把全部的高中課本讀完。至於到高二、高三,又開始去圖書館借大學用書,隨意借、隨意翻,也不知道看過多少。

    阿邦有異於常人的聰明外,又有異於常人的毅力與鬥志,這些本事怎麼來的?從他書包上的一個字,也許可見端倪。

    阿邦的制服是用軍服改的,鞋子也是用軍鞋改的,至於書包則用麵粉袋做的。這個由麵粉袋縫製的書包,一樣掛在肩上,不過媽媽卻在書包外面親手繡一個「志」字。不言而喻,就是提醒他「人窮志不窮」,即不但不可自暴自棄,反而要立志遠大、使命必達。而其他同學的書包,有的用帆布做、掛在肩上;有的用手提,像當時收電費的台電收費員一樣;也有很時髦的,使用美軍放防毒面具的墨綠色不規則袋子。這三種書包都比用麵粉袋做的書包堅固美觀,可是卻沒有那個「志」字。

   

    十三、窮,朋友反而多

    阿邦從稚齡四、五歲(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六)到七十五歲(二○一三)行動不便、生活無法自理離開,已經在員林住了七十年,可說一輩子大部分的時光都在員林待過;不但在台灣島內很少有旅遊活動,更從未到國外,因此員林是他成長的故鄉、靈魂的故鄉,一花一草、一事一物,無不令他眷戀。尤其從二年級到六年級都當班長,畢業時又獲縣長獎,不但成為學校裡的風雲人物,還成為員林鎮上的風雲人物。

    他小時候從日本回來,為了學台語,用家裡床底下的玻璃瓶作為代價,不但學到台語,也交到朋友、獲得友誼。入學後,不管在員林街上或鄉下的同學,都常玩在一起,甚至還陪著不諳台語的外省籍女老師做家庭訪問,深入鄉村,讓他接觸了土地,也熟悉了一些民情風俗。

    從民權街搬到媽祖宮後面後,不論在上學或放學時,常有同學到他家的巷口找他;媽祖宮一帶成為他的生活圈,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這些鄰居都認識了。在搬到第四個家,即媽祖宮前第二市場倉庫旁後,他又認識了許多鄰居,其中包括看守鐵路倉庫的年輕阿兵哥及逃難來台的外省「老芋仔」。念中一中後,朋友不減反增,許多舊雨新知,最喜歡到他家找他,並在倉庫周邊玩耍嬉戲。

    他家是搭在倉庫外牆的違建物,簡陋不堪,完全沒門禁,有誰找他、一定找到,而毗鄰的倉庫及附近的巷弄,都是極好玩的開放空間。有個梯子可以爬到倉庫屋頂,倉庫裡外又有很多裝菜的簍筐,把簍筐集中放在地上,人爬到倉庫屋頂,再從上面跳到簍筐上,竟像跳進棉花球裡,可以毫髮無傷。至於倉庫周邊,視日照方向,總有幾面遮陽的空地,十分涼快

,也可以盡情地玩,這是他家吸引人的地方。

    這個窮人的家常有同學出入,而其他街上人家,像賴獻章、林潤東他們家開醫院,就沒人敢找。原因不在於沒生病到醫院會觸霉頭,而在於醫院門口有櫃台,櫃台上有護士,當看到你進來時,都會問:「你怎麼了?有甚麼地方不舒服嗎?」而如果你回答:「我要找林潤東。」護士就以標準答案告訴你:「他說他不在。」常聽到「他說他不在」,大家還好意思再去嗎?

    不過那時候有兩本十分風行的兒童讀物,一本是「東方少年」、一本是「學友」,也只有賴獻章、林潤東這種醫生家庭才有能力訂閱。他們看完後會帶到火車上,這時大家爭相借閱,每人限借一本,輪流看。阿邦不計較先後,都是輪最後一個;而最後一個不限時間,就可以慢慢看、仔細看、用心看。像這些有醫生家庭背景的同學,也帶給大家方便,成為提供精神糧食的大阿哥。

 

    十四、只記住「巴塞隆納」

    念小學四年級的寒假,爸爸曾要他到台中接二姑到員林過年。二姑有兩個兒子,即他的大表哥和二表哥,到他念中一中時,大表哥已唸同校高一,二表哥只喜歡游泳、為省運選手,未升學,到工廠工作。現在阿邦已在台中念書,爸爸希望他常到二姑家玩。

    二姑家離中一中很近,可是他每次都從育才街走到中正路,再轉入自由路,可說繞一大圈、多走了許多冤枉路。有一次到二姑家時,看到廚房裡除了二姑,還多一個女生,而且這個女生「黏」住二姑,狀甚親密;後來才知道是二姑的女兒、也就是阿邦的表妹。原來二姑有一個小姑、就是姑丈的妹妹,因為婚後未生育,所以這位表妹送給她收養,另外還收養一個男孩。這位表妹一九四○年生,比阿邦小一歲,當時念彰化女中,家住彰化,偶而回台中時才去探望一下生母。

    阿邦跟這位表妹熟了以後,就常聊讀書心得。有一次聊到艾德蒙多‧狄‧亞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的「愛的教育」(原名Cuore),兩人都讀過,可是聊過後竟發現記下來的不同。表妹說:「我對『千里尋母』那一段印象深刻、最為感動。」可是阿邦不記得這一段,對她說:「我只記得書裡面提到西班牙有一個港口叫『巴塞隆納』。」一個記下「千里尋母」,一個記下「巴塞隆納」,這時讓阿邦深感訝異,後來研究後才發現自己擅長議論文,而非抒情文;理性比感性強。譬如念中一中時,作文題目如果是議論文,他一定拿最高分,而如果是抒情文,就一定輸給住清水的一位同學。

    不過他跟表妹記下的東西,卻都非常有意思。

    「愛的教育」一書,是作者藉著義大利一個小學四年級小孩的日記,記錄著自己童年度過的一個小鎮的生活情形,時間從某年十月到翌年七月,共分十卷。除日記外,每月還夾帶著老師所講的「每月故事」一篇,共計九篇。表妹所記住的「千里尋母」見於第八卷,阿邦記住的「巴塞隆納」見於第一篇「少年愛國者」。

    巴塞隆那是西班牙的一個港口,故事說有一艘法國輪船從那裏開往義大利的熱那亞,船上乘客有法國人、義大利人、西班牙人和瑞士人,而其中有個十一歲的少年,「服裝襤褸,他總是避開人群,像頭野獸似地盯著人看」。為甚麼用這種眼神看人呢?原來他被種田的父母賣到戲班,戲班裡面的人不但打他、虐待他,還讓他挨餓。等他學會把戲後,又被帶到法國、西班牙一帶表演。

    這個戲班到了巴塞隆納後,他實在受不了,就跑到義大利領事請求保護。領事十分同情他,交給他一封信,並安排他搭這艘船,要他船到熱那亞後找一位官員,想送他回父母那裏。

    航行中,船上有三個乘客不斷地探問他的身世,知道後深表同情,就給他一點錢。另外有一大群婦女得知他的處境,也一樣同情,又紛紛扔了錢在桌上給他。這時候少年身上有了錢,想到可以買件新衣服穿回家,才終於展露了一絲笑容。

    可是當他躺在床上時,卻聽到那三個給他錢的乘客,竟大肆批評他的國家義大利,罵他的同胞「愚蠢」、官員「人渣」、住的都是「混混、土匪」……。講到這裡、話還沒說完,「忽然銅板就像冰雹一般地落在他們的頭上和肩上,只見桌上、地板上到處滾的都是銅板」。原來是少年從床扔過來的,他怒吼著:「統統拿回去,我不拿說我國家壞話的人的東西!」(見「愛的教育」,康華倫教授審定,希代出版公司一九九六年五月發行)

    這個「少年愛國者」的故事的確相當生動,而且具有震撼力,可是阿邦沒記住故事內容,卻只記住「巴塞隆納」,可能他小學畢業拿到縣長獎後,他爸爸送他一本「中華民國分省地圖集」,從此非常喜歡地理,對「巴塞隆納」這個地理名詞特別感興趣吧!

   

    十五、從旗袍到五線譜

    中國語文大有學問,尤其對當時以日語為母語、又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人而言,學起來狀況百出。阿邦又講了兩個故事。

    一九五二年到中一中後,裡面的女老師十之八九都穿旗袍,那時旗袍的顏色相當素樸;而男老師有的穿輕便服,有的穿西裝,甚至還有穿長袍馬褂的。有一天上國文課時,阿邦看到課文後面的注釋,有一個字不懂,就向教國文的女老師發問:「老師,『殿』是甚麼意思?」這位女老師聽不懂是哪個「殿」字,所以一時無法回答。一向喜歡追根究柢的阿邦,連問好幾次,最後女老師終於懂了,就拍拍自己的屁股,表示「就是這裡!」原來阿邦把「臀」念成「殿」,雞同鴨講,老師才沒辦法回答;後來弄懂了,還做一個示範動作,適時展現了她旗袍裡的美臀。

    國小六年級時,又有一次,一位外省同學講到:「這東西的滋味很棒」時,阿邦居然糾正說:「是慈味、不是滋味。」

    初一的導師陳炳熙,也教班上的音樂課,上課時很認真,不但教唱歌,連五線譜上的上音符、升音符及曲調都教,而且隨教隨考,卻只有阿邦考滿分。阿邦念小學一、二年級時,教室還有風琴,老師會教大家唱唱歌,但到三、四年級後,音樂課都挪作他用,所以一點樂理的基礎都沒有。那時候大概只有台中師範學校附屬的小學才教五線譜,一般學校都不教。

  這位陳炳熙老師非常訝異為甚麼只有鄭邦雄考滿分?就問他:「你小學有學過五線譜嗎?」他回答:「沒有。」「你是哪一所小學畢業的?」老師又問。「員林國小。」阿邦回答。這時再問:「你認不認識員林火車站前長春醫院的林糊醫師呢?」阿邦回答:「我認識。」原來陳老師是林糊醫師孫子林潤東的舅舅,林潤東的媽媽林陳碧雲是陳老師的姊姊,也是員林的一位才女,後來當醫師,接下長春醫院的院務。

  陳老師白天在中一中教書,晚上卻穿燕尾服、結著「啾啾」(蝴蝶結),在台中一些夜總會演奏鋼琴,是一位演奏家。阿邦在音樂上的天賦,是給這位演奏家發現的。

    他樂理可以考滿分,卻不喜歡唱歌,不過很愛聽歌,初二時曾聆聽李湘君高唱:「歸來吧,蘇蘭多!」印象深刻;而且也喜歡欣賞鍾情唱的國語歌曲,至今尚保留她的玉照(見圖)

   

    十六、真理就是「公平」

    初二時,有一位教理化的台灣人老師許景徽,剛從台灣師範大學畢業,年紀很輕,上課講的國語還不太標準。有一次上課點名時,他一算共有七個同學名字上都有「雄」,就說:「剛好七個,你們這一班有戰國七『巡』。」即把「雄」念成「巡」,舉座譁然。有些外省老師,只是腔調不同,但是台灣人老師卻常有很離譜的發音。

    阿邦考上中一中後,他爸爸不知從哪裡翻出三本日文大辭書送他,其中一本跟理化有關,書名「科學大辭典」,裡面全是理化名詞和計算公式,如提到溫度越高,聲音傳播越快,有一條「三三一加零點六T」的計算公式,阿邦實在看不懂,就把這本書借給許景徽老師,請他上理化課時多少也教一些。

    這位許老師接手這本書,又聽到這位學生的要求,大感意外、也十分好奇,就問他:「你是哪裡人?」阿邦回答:「我是員林人。」剛好許老師的太太也是員林人,丈人就在中山路林牙科北邊不遠,開一家代書事務所。有這一層地緣關係,師生兩人互動更加密切。升三年級後,許老師沒再教這班,不過偶而會請阿邦幫他帶東西給住員林的丈人。

    三年級畢業時,大家都有一本畢業紀念冊,不但同學之間互相簽名留言,而且也紛紛請教過課的老師簽名留言。各科的老師有沒有簽名留言,紀念冊持有人不講別人也不知道,然而發放畢業紀念冊那天,一些通學生在火車上無聊,就拿出來翻一翻,結果發現這位許老師在簽名外,一律題「真理」兩字作為訓勉,但是給阿邦的留言卻寫了一段話,對他鼓勵有加。大家看到許老師獨厚鄭邦雄,心裡都很不是滋味,有的甚至氣得要把「真理」這兩個字撕掉。

    許景徽老師獨厚鄭邦雄,顯然有原因。他家裡多了一本「科學大辭典」,還借給老師教,比別人用功、用心;而且跟他太太又是同鄉、都是員林人,平時會托他送東西,交情匪淺,別人也沒有這層關係。即不論公誼私情,慧眼識英雄,特別留言期勉,也沒什麼不對。不過因而引起公憤這件事,卻足以引為炯戒,所以後來阿邦到學校教書,就絕不受公誼私情干擾羈絆,對學生一視同仁,毫不偏心。他甚至還把「公平」的原則用在待人處事上,認為「公平」是一項不易的真理,施之四海皆準,不能打折扣。

  

    十七、文化走廊見真章

    初一的教室在操場後面那棟,初二搬到操場前面,即學校行政大樓這一棟。

    中一中的考試,從入學考到平時月考,都力求公正公平,所以月考也分年級到學校操場左側的大禮堂舉行。每周一、三、五上午,由二年級使用;二、四、六下午,由三年級使用。

    全年級在大禮堂舉行月考,各班分開;監考老師不多,走來走去,看起來比在教室監考悠閒。寫完考卷的同學先繳出,各班誰先繳出,頗有較勁的味道;最先繳出的都得意洋洋,因為大家都看到了。

    不過先繳考卷的,不一定分數最高。考試成績都會公佈在操場右側圖書館及溫室這邊的「文化走廊」。「文化走廊」有時展出入選的各班壁報,有時陳列優勝的學生美術作品,再不然就作為各班月考成績的公佈欄,並附有前幾名同學的考卷。所以在禮堂較勁誰先繳出考卷,並不重要,大家還是比較在乎「文化走廊」上成績的高低。

    至於前幾名成績同分時,雖然並列其上,可是試卷同時公布,誰的字體比較工整,誰答得比較正確,一目了然;即便公布在「文化走廊」,都還有得比。

    阿邦的書法特別工整,雖然寫得比較慢,沒辦法在禮堂上提前繳卷、出鋒頭,但他的考卷常被公布在「文化走廊」,受到全校師生的公評與讚賞。

   

    十八、午休時間及髮型的自由

    午休時間有兩個小時,住台中市區的同學都騎車回家吃飯。他們時間相當充裕,有的吃飯後脫下制服、換上睡袍,可以好好睡一下,睡飽後再騎車回學校;有的利用這段時間看電影,在中正路上有「台中戲院」,繞過自由路又有「遠東戲院」。這兩家電影居然都有十二點到二點之間的中午場,不過因「唱國歌」及演預告片,常會拖過時間。不回家吃飯、不去看電影的,還可以到公園游泳池游泳。有一個愛游泳的同學,利用第四節課老師轉身在黑板寫字時,也轉身打開窗戶、爬出圍牆,游泳去了。這位同學的一個午休時間都在游泳,體力耗盡,下午上第一節就會打瞌睡。他打瞌睡的模樣,被老師誤以為在偷看小說,但走近一查,沒有查到小說,就感到十分納悶;不過同學都知道他游泳回來太累,是在打瞌睡。

    一般台灣人的子弟都理光頭,外省人的子弟則理平頭,而家裡富有的,不論台灣人子弟、外省人子弟,有的都留「西裝頭」──「後嚕巴庫」(ほるばく),就是把頭髮留長抹油、並梳到後面去,每天還會到理髮店「吹風」、整理一下。至於阿邦與吳俊毅兩個,都直到高三才留頭髮。

    總之,從午休時間的自由到髮型的自由,可以見識到中一中開放的校風,這是當時別的學校所沒有的。

   

    十九、中午沒便當吃

    午休時間有的回家吃飯,有的看電影,有的去游泳,而沒離開學校的,就在教室吃便當或看書、下棋打發時間。

    同學中有窮有富,中午吃飯時,富有的,打開便當盒,立見大魚大肉,就一大口、一大口暢快地吃;窮苦的,不敢打開便當盒,遮遮掩掩地吃,怕被瞧到今天的菜色。阿邦的便當盒雖然特別精緻漂亮,裡面卻只是從稀飯撈上來的米粒,及一些青菜、菜脯、醃瓜,頂多加一塊豆腐或豆干,而在上午第一節下課時,已悄悄地扒光吃光、一粒不剩,到中午就沒便當吃了。

    阿邦每天都晚睡,有時到子夜一點才上床,所以上午起得晚。而當聽到南下火車發出汽笛聲,廿分鐘後,北上火車就會到達,這時倉促起床,抓著媽媽準備包便當的方巾布的四個角,急忙翻越矮牆、穿過鐵絲網,奔向月台;也就是說,他根本沒吃早餐就搭火車上學了。所以他才利用第一節下課後吃便當,不然會餓壞。不過像這樣提前吃便當的窮苦同學還有好幾個,演變到最後,就比賽誰先把便當吃完,有人甚至上第一課時就偷偷地吃完。

    大約在第四節時,工友會在走廊提供一桶熱開水讓學生飲用,但是阿邦的便當是鋁製的,沒辦法裝滾熱的開水。他習慣到水槽洗便當盒,並用它裝冷水當湯喝。

    中午時間,他已經沒便當吃,也不可能有錢去看電影或游泳,只得留在教室。吃過便當的同學,有的在看小說,有的在下棋或玩「拿破崙」(撲克牌),阿邦就坐在看小說與下棋、玩「拿破崙」的同學之間,一方面瞄同學的小說,一方面看同學下棋、玩「拿破崙」。他瞄小說的速度很快,才能夠又有時間看下棋或看玩「拿破崙」。換句話說,午休時間他一心多用,十分忙碌,學到的東西真不少。

   

    廿、被美術老師賞一個耳光

    有一位湖南籍的男性美術老師姚漁湘,在台中農學院教中國近代史,也在中一中教美術。這位老師身兼二職,所以到中一中上課時,常邊走邊準備中國近代史的教材,甚至走進教室還低著頭看書。

    他的美術課排在某周某天的下午第一節,當他低著頭走進教室、踏上講台時,一定會踢到一位在講台上躺著午睡的同學。這位同學豐原人,故意躺在講台上睡覺,雙腳朝向門口,用棕梠葉子蓋住內褲部位;據他說:「我是故意要給老師踢的。」

    這一踢揭開美術課的序幕,然後其他同學就發問:「老師,今天要畫甚麼呢?」有濃濃湖南鄉音的老師回答:「畫花盆兒。」這時候班長就跑到溫室去捧一個盆景回教室,放在講桌上。接著有同學發問:「今天要用甚麼顏料呢?」老師就在黑板上寫了許多圖畫顏料名稱。同學再問:「要怎樣著色呢?」這位美術老師用他的湖南鄉音一定這樣回答:「等第一層『渴』()了,再畫第二層;等第二層『渴』()了,再畫第三層……。」同學最後問:「怎樣開始呢?」老師也一定用湖南腔回答:「手要伸直,用筆比一比,就知道花盆、花的位置和比例。」師生每次都這樣對話,而同學都喜歡模仿他的腔調,上美術課是滿快樂的。

    他來中一中客串一下,而多數同學只是喜歡這種輕鬆的氣氛,並不喜歡畫畫、也沒認真在學畫。於是有一些同學就把畫紙和顏料交給阿邦和另一位喜歡畫畫的同學;也就是說,他們兩個要替好幾個畫、要畫好多張。

    有一次老師在提到「手要伸直,用筆比一比」時,因為看到阿邦頭沒抬起來,只顧在畫圖,就很生氣地叫他站到前面去,問他:「老師剛才講甚麼?」阿邦的確沒注意聽,不過隱約中聽到「伸直」的諧音,就回答:「要用繩子。」結果全班大笑,老師也不客氣地賞他一個耳光。

  

    廿一、未能直升

    在管理上,中一中很開明自由,不過又很有制度,該嚴的地方還是很嚴,而且一點兒都不通融。

    員林國小時期,都由成績第一名的擔任班長,但是中一中的班長都由同學選出;因為住台中市區的比較多,也都選出住台中市區的當班長。不過外縣市未補習就考進來的,成績比較好;住市區的有補習,考進來後可能放鬆,成績卻比較差,結果留級的比例,住市區的比較高。住市區的好比「飼料雞」,住他縣市的好比「土雞。」

    由於考試制度很健全,而且加以貫徹,如規定有幾科成績未達要求,就一定留級;而即使一科分數太低,也一樣留級。被留級的都沒話講。中一中也有直升制度,即初中成績好的就可以直升高中,不需經入學考試。但是有一項規定:如果有記過大過,就不能直升,儘管成績達到直升標準。

    阿邦的初中成績很好,國、英、數三主科的能力分班都編在A班,而且各科成績常連考卷被公布在「文化走廊」,直升是沒問題的。可是初二時卻被記一支大過。記這支大過到底冤不冤枉呢?當學生的他,到現在都無話可說、無所辯解;而被記大過的原因,只是在教室黑板上寫了一些字被發現而已。

    阿邦班上的同學及阿邦的父母,都不覺得這支大過記得合理,也沒因此看輕或責備他。至於阿邦自己的心情是:「我作夢都沒想到念初中,有沒有機會再念高中或直升高中,都是很遙遠的事,我毫不在乎。」

   

    廿二、宛香慘叫一聲

    大妹宛香比阿邦小一歲,兩人卻同一年畢業於員林國小。阿邦小學畢業後,受到巫金煥老師及地方仕紳的幫助,幸運地念了中一中,但是宛香就沒這麼幸運,她畢業後到家門口、即倉庫對面的麵店,做一些洗碗、掃地的工作。這家麵店由「港水伯」、「港水姆」經營,老婦兩人的度量大,知道宛香一家人弟妹多,所以不但請宛香的媽媽來幫殺雞宰鴨,也請宛香來洗碗、掃地。

    有一天晚上約七、八點麵店收攤時,「港水伯」特別把剩下的麵和粿仔混合煮在一起,用一個很大的「碗公」盛著,要宛香端回去給弟妹們吃。宛香小心翼翼地端著這一大「碗公」的麵走回家,可是地面不平,一不小心給磚塊絆倒,寧靜的夜晚忽然傳出一聲慘叫;不但麵弄翻、碗打破,連她的足踝都受傷了。這一聲慘叫雖然隔了六十幾年,卻常縈迴在阿邦的耳際,而且只要一出現,就熱淚盈眶。

    「港水伯」有一個叫「阿鴻」的兒子,長得肥肥胖胖,大家都叫他「大箍鴻」。後來娶了一個叫「阿春」的女孩,娶進門後,「阿春」又叫自己的妹「秀裡」到麵店幫忙,人手夠了,宛香才離開。

    不久從倉庫旁邊的違章建築搬到斜對面的房子,宛香就到新家後面新開的另一家麵攤洗碗。這家麵攤的老闆叫「白毛仔」,以賣「凸皮麵[YY2] 」出名,後來他一個店員阿香到博愛街開另一家,互相較勁。在「白毛仔」麵攤左邊,又有一位賣「米苔目」的「阿桃」,「阿桃」弟弟後來也在華成市場賣,姊弟一樣較勁。阿邦曾在華成市場遇到「阿桃」的弟弟。不管「凸皮麵」、還是「米苔目」都是員林人家喻戶曉的小吃,大家不可不知道來歷。

    「阿春」嫁過來好幾年都未生育,「港水伯」夫婦很想早日抱孫子卻苦等不到,十分心急,就到處求神問卜;想不到居然靈驗,後來竟接連生了好幾個,讓阿公、阿嬤笑得合不攏嘴。在第二市場周遭有一些小水溝,「港水伯」的孫子們就常在小水溝上大便,這裡蹲一個、那裏蹲一個,而大好了就叫:「阿嬤緊來拭尻川(tshit khatshng擦屁股」,這句話竟成為鄰居的玩笑話。

  宛香改到附近面向中山路的新月餐廳當小妹。這家餐廳一直經營到九○年代(1980-1990),阿邦擔任員林高中老師時,曾在這裡參加一次員林地區歷屆中一中畢業生的同學會,當然還會想到宛香的那一聲慘叫。

  

  廿三、五姨探訪

  在一九五四年暑假,即阿邦唸初二時,台北的五姨帶著她台灣銀行的一位同事,專程南下探望姐姐一家人。

  這位五姨在阿邦媽媽、即她姊姊出嫁到日本後,接了姐姐的遺缺,就進入台灣銀行工作。開始從工友做起,後來升等變成一般銀行員,待遇應該不錯。這位五姨並未被收養,留在父母身邊,可能感念姐姐的恩情,所以專程來員林。

  五姨第一次到員林,循址找到他們的住家,看到一家人住在靠著倉庫牆壁搭建的木板屋,地面還凹凸不平,而這一年又生麗彬,全家共有十一個小孩,連同姊姊、姊夫共十三個。姐姐也才卅四歲,竟梳著「歐巴桑」型的大髮結,神情十分憔悴;多年未見,如今看在眼裏,不知是喜是悲,百感交集,就用照相機拍了下來。這張照片令人印象深刻,媽媽站在木板屋前,而才兩歲大的麗紅、麗育雙胞胎,竟在旁邊哭個不停。

  這一天剛好同學吳俊毅來找阿邦,五姨還為他們兩個拍了一張站著的合照。兩人看起來一樣高,但是到高中後,吳俊毅卻變得比他高很多。事後研究這張照片,才發現差別之處,在於吳俊毅腰線比他高、腿比他長。

  當時照相機很少,只有富有人家才可能持有,或才有可能到照相館照相。可惜這兩張非常珍貴的照片,已不知去處、無從找到,只長留在腦海裡。

   

  廿四、這種女人誰敢要!?

  第二市場旁邊後來蓋了魚市場。魚市場蓋好後,裡面有冷凍庫、有拍賣場,每天清晨拍賣時,捕魚的送魚來,中小盤商藉著拍賣制度把魚標回去,場面非常熱鬧。

  有一位被叫「鋪落」(ぽろ)的拍賣員,拍賣時,一方面手指向人群、比來比去;一方面大喊「鋪落、鋪落」,即煽動這邊加碼、那邊加碼的意思,久了大家就叫他「鋪落、鋪落」。他舉足輕重、掌控全場,可說是魚市場的頭號靈魂人物,沒人不認識他。

  各地來批貨的魚販,通常是男的,但也出現一個女的。這位少女的魚販,穿貼身牛仔褲,像男人一樣會抽菸、嚼檳榔;中氣十足,叫價時聲音宏亮,顯得特別搶眼,不能小覷。在魚市場進出的人,私下常評論這個女性魚販,最後眾人一致的結論是:「這種女人誰敢要!?」可是天下無奇不有,出乎意料之外,她竟被市場裡賣豬肉的一位「歐吉桑」看中,央媒人去提親,要把她娶進門當媳婦。原來他有一個兒子個性木訥、十分老實,到現在年紀不小都還沒成親,這位肉商老爸著急,而且也一直想找個厲害的媳婦進門,以利於自己的生意。

  還令人跌破眼鏡的是,這對夫妻恩恩愛愛、從未吵架,大家都一致認為是天下絕配、模範夫妻呢。由此可見,夫妻性情不同沒關係,剛好可以互補;過於男性化的女人,也可以找到很理想的歸宿,不會嫁不出去。重點不在於有沒有千里馬,而在於有沒有伯樂而已。又據說,這位肉商的生意,後來由媳婦接手,人氣比以前旺,賺很多錢自不在話下。

  

  廿五、第五次搬家始末

  第二市場西邊有一塊空地,連阿邦家依附的倉庫都要改建為魚市場,這時不得不再搬家。這是到員林後第五次搬家、也是搬到第五個家。

    這次的家不是自己找的,而是被鎮公所安排的,地點就在原來第四個家對面商店、靠東邊的第一戶。以前自己搭建的違章建築沒有房租問題,搬新家後卻得付房租。新家不但要付房租,而空間僅十坪左右,比原來的地方小很多。大小十三個人怎麼夠住呢?窮則變,變則通,阿邦的爸爸展現了設計規劃的天才。

    這間一樓店面有四片拉門,每片拉門寬度約一公尺長,從左邊第一片拉門進去,直走幾步,他架設一座活動樓梯,即把這十坪左右的空間分隔為上下兩層,以活動樓梯作為上樓工具;樓上沒人時,樓梯收起來。

    「二樓」竹子搭設,並用竹片打成通鋪,晚上年紀大的小孩統統爬到上面,樓上很暗,白天都在下面;那時候大家都赤著腳,要洗腳才能上樓。屋頂是斜的,所以「上樓」只有中間部分可以站立,不然都要彎著身體,或用爬的行動。最靠近樓梯口地方是阿邦分配到的位置,因為他總是最後把工作做完才爬上去。

    至於「一樓」、即樓下部分,進門右邊有一張長板凳,接著有一張長桌子,再過去有床鋪,床沿可以坐人。這裡就成為飯廳和廚房,是全家的活動中心。樓下的床鋪,是給父母和年幼弟妹睡的。

    「一樓」裡面約三分之一的空間,最右邊有一個水泥做的水槽,供儲水用;然後是浴室,淋浴時可拉開布幔遮掩。右邊則是一個袖珍廚房,有灶,也有擺放餐具的架子。

    浴室的那面牆有一個窗戶,這裡窗戶連到「二樓」一點點;有人洗澡時要關閉,平時打開可通風,並可看到「白毛仔」的攤位。

    阿邦家這裡住了八年多,即從阿邦初三一直到服兵役歸來,從未有人從樓上摔下來,設計蠻周延安全的。

    十幾年前,阿邦還回故鄉瞻仰,但是第二市場已拆掉,並改建為立體停車場。這一次回來,還遇到他一個學生在當停車場督察員,熱心地跟他打招呼,並遞給他一張名片。

   

    廿六、整個晚上都在提水

    住倉庫旁邊時,離公共水龍頭很近,媽媽就在那裏洗菜、洗衣,不必擔心小孩從屋裡竄出來。不過阿邦也得提水,但只提一桶、讓媽媽煮飯夠用就好。搬到新家後,離公共水龍頭較遠,媽媽如在那裏用水,就無法兼顧屋子裡小孩的安全,因此當老大的阿邦,每天放學回家後,得到公共水龍頭提水。

    阿邦個子小、力氣又不大,每天傍晚提水就變成很費力、很辛苦的工作。而且社區鄰居共用這支水龍頭,都要排隊,所以又非常費時。他中午的便當,在第一、二節之間就當早餐吃光,中午已沒東西吃,然後得捱到下午放學後回家才有第二頓飯吃,這時餓得發慌,已沒什麼體力提水,兩個水桶也只能各裝半桶,而如此一來又增加往返的次數。等到吃晚飯後,一家共有十三個人要洗澡,又不斷地再提水,等全部洗好澡洗衣服、再加滿水槽後,通常已經十一、二點,甚至一、二點了。

    不過提水途中,卻可以利用一半的時間預習或複習功課。原來提水回家時,兩手提著水桶固然沒辦法做別的事;但是去提水時,卻可以把兩個空水桶掛在肩上,然後把在學校圖書館借書的那一套搬出來用。即把各科的功課寫在卡片上,並統統放在右邊口袋上,沿途一張一張地拿出來讀,讀過的就放到左邊口袋上。至於遇到要背誦的詩詞,也有「撇步phiat pōo(註:指捷徑,好方法)」,譬如范仲淹的「重修岳陽樓記」,先把每句話的頭一個字寫在卡片上,這樣一看就可以聯想到全句,然後把全文背熟。

    不論傍晚、還是到入夜後,提水時只要路上有一絲微弱的光線,就利用它做功課。

   

  廿七、鼻孔常黑黑的

  搬到第五個家後,遇到用電上的困擾。

  原來他們新家跟鄰居共用一個電錶,要平均分攤電費。住鄰居的先生在鎮公所服務,太太卻在家裡替人做衣服,做好衣服難免要燙一燙;而且他們家又賣「養樂多」,也使用冷藏櫃,都需要大量的電。這樣共同使用一個電錶,讓阿邦家很吃不消,所以經過談判,他們這一家不再用電,改用煤油燈。

  煤油燈光線很弱,不如燈泡亮,而且會發出一種臭油味;在燈下坐久了很不舒服,而且鼻孔會燻黑,如不小心用手一抹,連臉頰都會抹黑。有時又不得不讓弟妹們優先使用煤油燈,然後一個人跑到火車站天橋上,再藉著上面的燈光看書;不過天橋下常有火車經過,那時候的火車都用煤炭,所以在天橋久了,鼻孔一樣被燻得黑黑的。

  

  廿八、肚子很餓,卻不敢多吃

  小學六年級搬到第二市場倉庫這一邊後,不上學時要跟媽媽到離家大約一百公尺,即中山路上的標準檢驗局撿菜打工。雖然有一點工錢、但不多;真正的目的,是那裏中午有頓白飯吃,而且還會煮一大鍋菜。在那邊撿菜打工的人不少,即中午吃飯的也很多。當阿邦吃過一碗白飯、還想再吃時,他媽媽會阻止,都叫他先等著,讓別人先盛飯,有剩才可以再吃第二碗,不允許他爭先恐後、搶著吃。他家孩子多,窮得常沒飯吃,可是受日本教育、且是台北第三高女畢業的媽媽,卻很堅強、很有骨氣,而且十分重視子女教育,所以一般人看他們家孩子的教養都很好,都敬稱她為「歐桑奥さん)」,而他爸爸也被稱為「鄭桑」(ぃさんぃさん),沒人看輕或瞧不起,非常有尊嚴。

  在今中山路與靜修路的交叉處,即「建源首席」地方,以前是一個防空壕,爸爸曾帶阿邦去建這個防空壕,目的也是讓阿邦有一頓白飯吃。一九五五年發生太平艦被擊沉事件,台海局勢緊張,所以在各地緊急蓋了很多防空壕,這個防空壕也是當時蓋的。

 

  廿九、大表哥的球友

  念中一中初一時,教室在操場後面,離圖書館很近,每兩星期去借書、還書一次。初二換到行政大樓同一棟的二樓,後面有座網球場。有一次他無意中看到大他三屆的大表哥正在那裏打球,所以就常去找他請教功課。

  小學四年級的寒假,奉父親之命,曾到台中帶大表哥、二表哥回員林過年,上一中後,父親也要他常去二姑家,有一次遇到送人收養的表妹,兩人還聊到「愛的教育」一書。在台中市有親人,更何況親人之一的大表哥,又在同一個學校念書,找他請益討教是自然而然的。

  另一位二表哥沒升初中,卻是一位省運游泳選手,個性隨和,跟他比較有話聊。至於這位大表哥就很有個性,不容易親近。他每一次到網球場找他時,會先準備一大堆問題,這些問題都在書本裡面,所以常帶好幾本書過去;每本書的問題,並都摺角作記號。當表哥下場休息時,他就捧著一堆書,再一本一本地找摺角作記號的地方,一項一項問他。可是大表哥似乎不耐煩、愛理不理的。據阿邦事後檢討,可能大表哥並不是每一科都很強,何況相差三屆,他以前念過的可能已經忘光光;不過也可能看他個子又小又瘦,而且穿著阿兵哥衣服改的制服,與眾不同,這樣的穿著讓他有丟臉的感覺吧。記得初一結束後收到成績單,剛好在校門口碰到大表哥,就興高采烈地告訴他:「大表哥、大表哥,我讀第一名耶。」他那時反應冷淡,沒一句誇獎的話。

    大表哥雖然對他越來越冷、不太理他,可是他還是很喜歡到網球場,因為其他打網球的高年級同學,越來越喜歡他,見到他就紛紛圍過來,並熱情地為他解答課業上的疑惑。即便在別的地方遇到,都跟他十分熱絡,會主動先打招呼。

    打網球的學生,要買球、球拍、球衣、球鞋……,大多數家境比較好,而且住台中市的多。這些高年級同學並沒有因為他穿阿兵哥改成的衣服,看起來又寒酸又怪異,就瞧不起他,自己的大表哥反而會在意這種枝節小事。

 

  卅、借錢不用還

  阿邦幼年從日本神戶返台後,第一站到台北大橋下外公、外婆家。那一次外公帶他到菜市場逛,並買了一塊「潤餅」給他,可是他看到「潤餅」卻猛搖頭說:「這不是用衛生紙包的嗎?怎麼能吃呢?きたな、きたな(很髒、很髒)。」他不敢吃。

  到小學一、二年級時,又曾到台北大橋下找外公、外婆。後來五姨在三重埔買房子後,外公、外婆才搬離台北大橋下。已有多年沒到台北,直到考上中一中才又去一次。那次奉爸爸的指示到台北找大伯、到和尚洲找大姑,自己又到圓環附近找到在台灣銀行工作的五姨媽。初二時,五姨媽專程到員林探訪,而到初三下學期,她竟連續寄來幾封信,信裡提到外公生病,不過只是輕輕帶過,並沒強調或要求做什麼,大概考慮二姊孩子多、負擔重,要上台北探望非常不簡單。但是最後來的一封信,竟沒提到外公的病情。阿邦看過信後非常訝異,直覺外公的病應該已經非常嚴重。

  這時連阿邦在內,家裡已有十個小孩。大妹宛香在「港水伯」的麵攤工作,二妹如月在糖果工廠包糖果,雖然收入很少,但都不方便請假,所以這時要全家到台北看外公,毫無可能。不過爸爸還是要媽媽趕去台北。這時爸爸沒辦法去,宛香、如月沒辦法去,而邦雄、麗真、邦光都要上學也沒辦法去;其他有邦鎮、邦家因晚報戶口,還沒念小學,而尚年幼的麗文、麗紅、麗育,又離不開媽媽,就只好全交由媽媽帶去。總計媽媽要帶二男三女。

    媽媽要帶這麼多弟妹到台北、卻缺旅費,這時他爸爸就到中山路一家「祝樂餐廳」向老闆賴火生借錢。爸爸只是一名工人,平時不可能到這家餐廳消費,就算認識老闆,也不算是甚麼知己,怎會想到向他借錢呢?阿邦的爸爸從未提起箇中原委,現在已無從查考。不過當時曾聽到爸爸媽媽用日語交談,約略知道賴姓老闆慷慨借他四十元,並表示不必還錢。當時一斗米十元,四十元可買四斗米,大概相當現在的一千二百元,已足夠她們幾個人搭火車往返台北、員林的旅費。

 

  卅一、通融不必補票

  媽媽一個人要帶五個小孩上台北的確非常費事,所以爸爸要阿邦護送他們一程,從員林車站陪同到台中車站,而到台中車站後,他一個人再自行搭車回員林。他身上有月票,不必多花錢。

  這一天中午在家裡吃過午飯後,阿邦就開始擔負起護送的任務。那時候只有普通車,還沒有對號車或快車;月台上的旅客很多,媽媽抱著一個嬰兒、拉著兩個幼童,而阿邦把兩個雙胞胎弟弟一一推上車,最後自己才擠上去。車子到花壇、彰化,又有人下車、上車,阿邦一家人竟漸漸被擠到車廂中間。不久到了台中站,竟發生了無法預料的事,在一陣下車、上車的人潮後,阿邦本來護送任務至此結束,可是已被擠到車廂很裡面、竟沒辦法下車,最後被迫跟著媽媽上台北。

  這一趟車程真辛苦,一家人像擠沙丁魚一樣、一直站著擠到北部。後來考慮如在台北車站下車,大車站人多,恐怕會走失,就提前在艋舺(萬華)小站下車。全家人下車後,卻遇到一個問題──阿邦沒有車票怎麼出站呢?其他的弟妹都還小、不必有車票,但阿邦卻已經念初三,不能沒車票啊?

  到出口收票處,媽媽只好坦然把事實告訴站務員,說:「車廂太擠,我的大兒子送我們到台中站時下不了車,不得已才跟著坐到台北,我沒錢補票,可不可以讓我們出站呢?」這位站務員從未看過一個媽媽帶這麼多小孩坐車,大發慈悲,竟毫不猶豫地點頭讓他們全部出站,阿邦不必補票。 

  從艋舺到三重埔有一段距離,所以出站後就叫三輪車,大小六個分乘兩部。三輪車開過台北橋,循址到達五姨媽的家,這時已經下午五、六點。

 

  卅二、外公快掛了

  外公、外婆生有二男七女,二男都戰死南洋,七女中有一、二、三、六女被收養,四、五、七女未被收養。這些被收養、未被收養的阿姨們,都紛紛帶著她們的兒女趕回娘家。其中大姨媽未生育,收養的兩個女兒也帶回來,大家都圍在外公的床邊。

  這時外公不但臉色蒼白、緊閉著眼睛,不能言語,而且又喘得很急,大家都十分緊張著急,不知道怎麼辦?阿邦從未遇到這種情況,也十分緊張著急,然而獨不見外婆身影,他忽然想到要趕快去通知她:「外公快掛了。」

  外公家以前住在台北大橋下,也就是她們從艋舺火車站下車後、搭兩部三輪車經過的鐵橋。台北大橋很長、很高、很寬,上面還有輕便車軌道;大橋兩端斜坡有空地,一些窮人窩居在那裏。阿邦四歲才從日本回來,曾到過,還有印象。他知道外公搬到三重埔後,外婆仍在大橋下擺攤賣香煙。

  果然越過大橋後,就在橋下找到賣香煙的外婆,他哭紅著眼睛、上氣不接下地對她說:「阿公快要死了。」講完後再上橋跑回三重埔外公那裏。

  雖然五姨媽接替媽媽在台灣銀行的遺缺、生活有很大改善,並且在三重埔買了房子,可是外婆每天還是在大橋下賣香煙。阿邦推測外婆可能不知道阿公病危,而且現在看到大家都圍在外公身邊,外婆怎麼可以不在呢?才急著去通知。

  

  卅三、纏足的外婆走過台北大橋

  外婆看到外孫跑來報告壞消息,馬上收拾香煙攤。其實她的香菸攤只是一個架子、兩片木板,上面有各種品牌的香煙;有展示的,也有賣的,應該都是一些老顧客才會到橋下光顧。

  外婆收拾香煙攤後,就從台北市這一頭沿著鐵橋走向三重埔那一頭。

  五姨媽的房子很矮,門前有小走廊,進去是客廳;再進去才是外公臥病的房間。當天難得大家都回家,連最窮、最遠的老二,即阿邦的媽媽都回來,雖然有看老爸最後一面的心理準備,卻還是一次難得的聚會。

  由於已請醫生為外公打針,病情好像穩住、沒有先前那樣的緊急,所以這些姊妹們也開始閒話家常。

  天啊,外婆這樣一個纏足的女人,走路非常辛苦、非常緩慢,居然走過台北大橋,一步一步地走到家;這一趟路走了一、兩個小時。

  

  卅四、「你可以死了」

  這些女兒們看到媽媽回來,停止閒聊,都叫一聲:「阿母!」本來群龍無首、慌成一團,現在阿母回來,總算湊齊,並有個可以作主的人。接著怎麼辦呢?就看阿母怎樣吩咐。

  可是這時候阿邦的外婆,臉上竟沒什麼表情,冷冷地對著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外公說:「三頓飯自己已經吃了,卻還沒留一點給兒孫吃,怎麼可以死呢!?」講完後就一個人走進另一個房間,未再出現。大家看到這種情形,面面相覷,卻說不出話來。

  少年阿邦在外公病危時,趕赴大橋另一頭通知外婆,而外婆用她的小腳走回來,但是進門後看見快要斷氣的外公,竟講了這樣莫名其妙的話,並逕自走進她的房間躲起來,令他萬分不解;只能判讀外婆是一個很強勢的女人。

  因為已經半夜了,阿姨們的小孩有的很累、想睡覺,就一個個哄著他們;等睡了後才抱到房間裡面,然後自己又出來陪爸爸,即病房裡只剩大人;不過阿邦平日晚睡,而且又有一顆強烈的好奇心,一直注意外公臨終前的狀況,所以也在場。

  阿姨們久未見面,難得碰在一起,就繼續又聊。也有睡了又醒的小孩,跑出來黏在媽媽身邊、不肯離開。

  想不到這個時候,外婆竟從她的房間出來,並對著病榻上的外公大聲吆喝著:「你可以死了!」而才說完,外公就斷氣、沒有呼吸。這些阿姨們頓時放聲大哭、哭成一團;接著一起把大體移到客廳,並把事前準備好的物品,包括:外公的遺照、衣物、鞋子、寫著「音容宛在」的白布及一些香燭等等,都佈置成靈堂,進入辦後事的階段。

  外婆半夜裡忽然出來吆喝一聲:「你可以死了!」外公真的馬上斷氣,真是令人震撼!這時的阿邦更全無睡意,腦袋裡一直迴盪著外婆這句「大顯神威」的吆喝。(註:台灣民俗認為臨終長輩若是在晚餐後才去世,等於子孫的三頓吃光光,是非常不吉利的一件事。)

  

  卅五、外公的腳印?

  大家佈置好靈堂,應該已經深夜二、三點,都累壞了,陸續回房睡覺。不過仍無睡意的阿邦,表示要留下來打掃靈堂。

  在靈堂前有一堆才燒過的金紙灰燼,阿邦認為已經燒過,應該掃掉,就去拿掃把畚箕,這時被尚未回房睡覺的屘姨阻止,她說:「不可以掃掉、不可以掃掉。」然後說明外公才剛剛離開人間,依依不捨,還會回到靈堂對著自己的遺像瞻視一番;而如有回來,就會在這一堆灰燼上留下腳印,所以這一堆灰燼不能掃掉。

  這位屘姨大阿邦三歲,與阿邦媽媽相差十六歲,兩人年紀相近、很有話聊。有一次屘姨本來要上學,看到二姊帶著兒子阿邦來,竟不上學,要陪阿邦玩。

  屘姨及時阻止阿邦清除那堆灰燼,並講了留下灰燼的意義,也回房睡了。

  阿邦聽了屘姨的話,半信半疑,等她離開後,就故意在灰燼上踩了兩個自己的腳印,然後再去睡覺。

  不久天亮,只聽到屘姨在客廳靈堂前大叫:「阿爸有回來、阿爸有回來!」阿邦聽到後偷偷地笑;長大後一想到這件事,也覺得好好笑,但是一直不敢講出來。

  

  卅六、外婆的啜泣

  外公逝世翌日,馬上出殯、進行土葬;因為這些阿姨都從各地回來,而且都帶著兒女、沒辦法久留。

  不過當天大家忙著殯葬事宜時,卻未見外婆,只隱約間聽見她在房間裡啜泣,啜泣聲極為微細,好像小女孩一樣。阿邦聽見這種啜泣聲頗覺意外,也十分不解,本來昨晚才聽見她對外公吆喝:「你怎麼可以死」、「你可以死了」,認為她很強勢、兇得不得了,而且外公斷氣後,她也不像大家一樣嚎啕大哭、就逕自走回房裡,但是這時候怎麼傳出像小女孩的哭聲呢?

  阿邦到長大後,對這些疑惑才得到解答。他認為外婆的一切思考與作為都是為了兒孫的幸福,並且以子時為界線,有不同的表現方式。子時前是要外公留一點福分給兒孫,不要只顧自己的三餐;而子時後已經進入新的一天,就要他「安心地走吧!」可能老夫老妻感情彌篤、心心相印,外公要等外婆下令才走得開。至於外婆看到女兒、孫子女一大堆人都累壞了,外公也不宜「歹戲拖棚」,才狠狠地吆喝:「你可以死了。」話說得重,是怕他依依不捨、不肯走。至於外公斷氣後,外婆掩不住心裡的悲痛,就一個人躲進房裡;要是她在房裡嚎啕大哭,又怕女兒們聽到會擔心、並跑進來安撫,這時只好壓住一下、暗自飲泣;聲音雖然微細,卻要有更大的抑制力。

  阿邦認為外婆的夫妻之情,是被對兒孫們的大愛所壓制。這位纏足還走了一、兩個小時才回到家的外婆,顯然是一位堅強的女性,永遠活在阿邦的心坎裡。

 

  卅七、鍛鍊身體

  阿邦的父母都不高,他也不高。弟妹們一個一個出生,家裡真的窮苦,常一餐沒一餐的。念中一中時,為了趕車,常沒吃早餐,中午的便當就當早餐吃,在上午第一節、第二節課之間吃光。中午沒便當吃,得在回家後連晚餐一起吃,就是一天只吃兩餐。而不管吃便當、還是吃晚餐,都不一定有白米飯吃,要吃大魚大肉更甭談,所以營養不良,看起來十分瘦小虛弱。

  初一通學時,下台中火車站後要排隊上學,常體力不支、跟不上隊伍,得在途中脫隊休息。想到自己這副德行,已經很懂事的阿邦,就決心鍛鍊身體。

  中一中放學後不必排隊,可以自由回家;不知道從那一天開始,他要訓練自己怎樣加快腳步。每天下午四點放學,如四點廿分從校門出發,走到火車站要四十分鐘,即五點才到;他現在以校門口的大鐘為準,第一週改從四點廿分十秒出發,第二週改從廿秒,第三週改從卅秒……,每周延後十秒,而務必都在五點到達火車站,火車站也有一個大鐘可以作準。這樣漸進式的自我訓練,後來從學校走到火車站,就不需要四十分鐘;而早上排隊時,也能夠跟得上隊伍。

  後來學校對面開闢了一座運動場,作為省運選手訓練場地,阿邦有空也常到那裏跑步;不過他不好意思跟選手同方向跑,因為一下子就會落單,所以採取反方向跑。當那些選手跟他照面時,都會揮手打招呼,日久也變成朋友。

  到高三下學期,每次搭火車回員林時,常從花壇站提前下車,然後跑步回家,路程大約七、八公里。

  阿邦不但訓練自己的腳力,也訓練邦鎮、邦家的腳力。那時兩個弟弟剛念小學一年級,而他念高一,就要他們繞著第二市場跑,不過不想增加他們互相競爭的壓力,也是讓他們反方向跑。除訓練他們的腳力外,又訓練他們的臂力,要他們面對面站著,用雙掌互推或互壓,是一種「斯巴達式」的操練吧!

 

  卅八、李敖不認識他

  李敖是台灣史學界、政治界的名人,寫很多書、又當過立法委員,大家都知道這一號人物,被尊稱「大師」。他出身中一中、台大歷史系,跟阿邦一樣。

  有一次李敖到員林找他的同學蔡明宗醫師,阿邦的好友林松源作陪,就問他:「大師、大師,我們員林有個名人,出身跟你一樣,都是中一中,台大歷史系畢業的,你認識嗎?」並報出「鄭邦雄」三個字。李敖聽過名字,表示不認識,然後以李式幽默說:「如果他是一個名人,為甚麼我會不認識呢?」

  李敖不認識鄭邦雄確有道理,因為阿邦考上台大歷史系那一年,李敖已在當預備軍官,兩人相差四屆。況且兩人的世界不一樣,一個出身台灣底層窮苦人家;一個出身外省書香門第。

  不過阿邦是認識李敖的。他在初二或初三時,學校有一位高中國文老師、也是高中國文科主任去世,因為住學校宿舍,所以出殯時全體師生都到校門口送別。到高一時,阿邦才知道這位過世的老師叫李鼎彝。李老師過世後,他的太太到學校訓導處當職員,專辦通學生火車誤點的事宜。由於那時候火車常誤點,通學生常遲到,都須持火車誤點證明到訓導處登記,否則會被記遲到,而剛好阿邦被選為南線火車通學生的隊長,這個工作就由他做。他在車站出口處取得誤點證明,替大家去訓導處登記即可。

  阿邦不但認識李敖的母親,也認識他的弟弟李放,李放當時念某高職夜間部,父親過世後,白天同樣受雇在學校車棚看車子。

  中一中校方對李鼎彝老師一家是很照顧的。

  

  卅九、「你有沒有拿我兒子的錢?」

  初中時,阿邦有一位學弟本來低一屆而已,但是後來成績不好留級,變成低兩屆。他爸爸是員林客運公司的一位高階主管,家境不錯,與前妻生有二女一男,男的與阿邦同年,但早念書,比他高一屆,念員林農校。這位學弟的媽媽是二老婆,又生有二男一女。學弟在台中念小學,也住台中,他媽媽還到台中照顧、煮飯給他吃。不過念中一中後卻留級了,他爸爸十分生氣,就讓他回來住員林、每天通學,也因而跟阿邦認識。

  有一天黃昏,這位學弟的媽媽忽然出現阿邦家附近,詢問:「有一位念台中一中的鄭邦雄,是住哪一家?」阿邦人在屋裡聽到外面有人找,就跑出來回答:「就是我。」接著這位同學的媽媽居然劈頭就問:「我是XX的媽媽,你有沒有拿我兒子的錢?」阿邦聽到這句話很訝異,不過仍然十分篤定地回答:「我沒拿過他的錢!」

    原來這位低兩屆、已成為通學生的學弟,身上有兩個袋子,一個放紙鈔,有幾拾塊,除非遇到緊急狀況,否則不准動用;另一個放一些零錢,不受限制、隨時可用。這些錢是他爸爸給的,這些規定也是他爸爸訂的,可是有一天他爸爸發現兒子放紙鈔的袋子裡的錢都不見了,就責問兒子:「你那幾拾塊怎麼不見了?」他兒子情急下竟回答:「我有一位學長叫鄭邦雄,他家裡很窮,所以全部借他了。」他爸爸聞言不但沒生氣,而且還深感欣慰;覺得自己的兒子有愛心、有同情心,就拍拍他的肩膀,以示嘉許。

  然而「知子莫若母」的這位媽媽,對兒子的話半信半疑,私下一個人、也沒照會老公,就跑到阿邦的家求證。當聽到阿邦篤定地說沒拿她兒子的錢後,反而相信阿邦、不相信他兒子。她早知道兒子有賭錢習慣,應該是賭輸了,才隨便編個理由搪塞。這位媽媽的造訪,釋了自己的疑團,也還了阿邦一個公道。

  

  四十、「歡迎你到我家讀書」

  這位學弟的媽媽問完了話後,注意到阿邦家看起來真的很窮,一樓的房屋還隔兩層。本來就聽說這位很聰明、很會念書、都考第一名的孩子,家裡弟妹很多,窮得不得了,果然見識到了。這時已是黃昏,附近的住戶都開了電燈,可是阿邦家仍然很暗,裡面長桌上的煤油燈都還沒點亮,這位媽媽忽然對他說:「我家有電燈,歡迎你到我家讀書。」阿邦聽到很意外,但也沒答腔。接著她又說:「請你順便指導我兒子的功課。」指的是他的學弟。他們家在彰化農田水利會後面的日式宿舍區。

  阿邦搬到第五個家後,每天晚上忙著提水,也只能利用提水往返的部分時間背誦功課。至於家裡的煤油燈,都優先讓弟妹們使用,自己到火車站旁邊的天橋上,藉著那邊的電燈看書。所以聽到同學媽媽的話有點心動,有時就到她家讀書,並輔導這位學弟功課。

  學弟的爸爸比阿邦的爸爸年紀大很多,人嚴肅少話,下班後通常拿著一疊報紙回家;在洗完澡、換上日式「福庫」服」ふく一種輕便衣)後,就坐在塌塌米上看報。他看報時,這位學弟要乖乖地在旁邊做功課。不過當這位嚴肅少話的爸爸,偶而去廁所小便時,他的學弟就趁機翻開壓在課本下的武俠小說看;而爸爸上完廁所回來,才又把武俠小說壓在課本下面。

  這位學弟根本不愛讀書,他幫不上忙。後來未考上中一中高中部,改念員林實驗中學(今崇實高工)。不過由於不再上台中,離開了以前的賭友,就不再賭博了。另一位讀小六的妹妹,倒很喜歡讀書,常請教阿邦一些功課上的問題,後來考入員林中學。

  

  四十一、兩個妹妹進入員林客運

  阿邦的大妹宛香小他一歲,小學畢業後就在第二市場倉庫前「港水伯」的麵店洗碗、掃地,而她媽媽也在那裏殺雞宰鴨。這個妹妹後來到家附近中山路上的新月餐廳當小妹。

  二妹如月小阿邦兩歲,一九五四年小學畢業後先到附近一家糖果工廠包糖果。

  三妹麗真一九五六年小學剛畢業,還沒找到合適工作,先在光復路三葉戲院(後改名新生戲院)當收票員,而最小的弟弟邦慶又出生。

  這時候這位阿邦學弟的媽媽,對阿邦家的情況瞭解更多,就提供信息,鼓勵如月、麗真參加員林客運招募員工考試。員林客運招募員工不知考些什麼,無從準備;不過阿邦還是在他家右邊臨中山路矮牆下,站著指導兩個妹妹應考。而就在邦慶出生這一天,兩個妹妹分別考上車掌小姐及工友,待遇雖然不高、卻不無小補。究竟沾了邦慶出生的喜氣,還是學弟的媽媽提供徵才消息外,又暗中相助才有錄用機會呢?不得而知。

  不管如何,這位學弟的媽媽,那一天唐突地問阿邦:「你有沒有拿我兒子的錢?」的確,冤枉了阿邦,現在總算給了一點補償才心安許多吧!

  

  四十二、三姑媽講話傷人

  一九五五年外公逝世不久,住瑞芳的三姑媽到員林探望弟弟、也就是阿邦的爸爸。

  這位三姑媽嫁一個姓白的老實人、也就是阿邦的姑丈。他們婚後未生育,收養三伯父一個女兒。三伯父這個女兒比阿邦大,算是堂姊;但是被三姑媽收養後變成表妹,不過都以「哥哥」、「妹妹」稱呼。三姑媽另外收養一個男孩,取名「白中發」,像極了麻將桌上的用語,所以容易記住。

  三姑媽到員林探訪,難免又聊起這次外公過世、大家奔喪的種種,媽媽不禁充滿著感激的語氣說,「多虧有一家餐廳的賴老闆借我們四十塊,才有旅費到台北。這位賴老闆人真好,不要我們還錢。」三姑媽聽到後竟說:「我每天買菜就花四十塊,沒多少嘛。」媽媽聽到「我每天買菜就花四十塊」,一時悲從中來、十分難過,因為她每天連找一塊錢買菜都難呢。當天可能是星期六或星期日,阿邦剛好在家,不但聽到三姑媽講的話,也看到媽媽悲傷的神情;三姑媽的話,既是炫耀、又是挑釁,令處於劣勢的阿邦媽媽,真是情何以堪。

  雖然遠從瑞芳專程前來探訪,不過阿邦的家沒地方睡,也沒錢招待住旅社,三姑媽當天就回去了。三姑媽看到弟弟這麼窮困、弟媳這麼辛苦,一句關心的話都沒有,卻丟下一句令人傷心的話。

  一九六三年阿邦預官訓練後就到埔心初中教書,那時國中老師的薪水,一個月才七百八十塊,三姑媽講她每天菜錢就花四十塊,那麼一個月豈不就花一千二百塊嗎?阿邦不相信三姑媽那麼有錢,認為有一點「膨風」(吹牛)。

 

  四十三、大伯父警告爸爸

  比爸爸大十九歲的大伯父,有一天也到員林探訪。他在員林有一位商場上的朋友,先去看朋友、再看弟弟。

  阿邦小學畢業、考上中一中的那一年暑假,爸爸要他獨自坐車上台北看一些親戚,第一個就是到台北後車站附近拜訪大伯父。那時大伯父跟一些朋友在客廳喝酒聊天,聽到侄兒來報告考上台中一中的喜訊,非常高興,當著朋友面前就考阿邦,要他在黑板上寫「步罡踏斗」四個字。阿邦稍加思索,居然一字不差寫出來,讓大伯父很有面子,並以他為榮。

  這一天大伯父到員林,全身是汗,聊到下午四、五點時,要求沖個澡。阿邦家裡雖然有個簡陋的浴室,可是還不到晚上時間,阿邦尚未去公共水龍頭地方提水,浴缸沒水,所以爸爸就要他帶大伯父到員林客運汽車保養場沖澡。

  汽車保養場在中正路蔡眼科前面,很多修車工人在收工後,因為全身烏漆麻黑,所以公司就準備一個沖澡的地方。其實這個澡堂只是「一條溝」廁所,在上端增加沖水設備而已。大家收工後脫光衣服在上面排排站,沖洗後穿好衣服再回家。

  阿邦把大伯父帶到那裡,只見已有幾個工人站在「一條溝」上面洗了。大伯父二話不說,毫不畏縮地脫光衣服,就光溜溜站在上面,不但大洗特洗一番,而且有說有笑,跟工人們打成一片。這一幕景象看在眼裏,簡直就讓阿邦把大伯父當成英雄人物一樣崇拜了。

  大伯父淋浴後回阿邦的家,又聊了一下。臨走時在爸爸面前,竟莊重地對著媽媽說:「他(指邦父)若不像話,妳隨時可以告訴我,我會修理(教訓)他。」然後就走了。

  大伯父說這句話的意思是:他看到阿邦家孩子這麼多,生活這麼苦,這位弟媳還願意跟弟弟苦撐下去,真是太了不起、太可貴了,所以無論如何,弟弟都要疼惜弟媳,不可做出任何傷害她的事;要是做了任何傷害她的事,他一定替她討回公道。大伯父的這番話,令媽媽很窩心,也讓她一直很尊敬大伯父。

  

  四十四、布袋戲迷

  當時隔著中山路、他家對面的中華戲院,在電影散場前十分鐘,都會打開大門,一方面準備讓裡面的觀眾出場,一方面則歡迎外面的人到裡面免費看「戲尾」。這一招有打廣告的意味,看「戲尾」的人若不過癮,改天可能想買票欣賞全場,這樣或可增加票房收入。不過看「戲尾」的人以小孩和遊手好閒的人居多,會不會因此買票再光臨,令人懷疑。

  阿邦雖然住戲院前不到三十公尺,可是從來不看「戲尾」;至於要他買票進去,根本不可能。早期他不看電影、不看歌仔戲,縱然有野台戲,也不看。不過那時他喜歡看布袋戲,看戲的地方有兩處,一處在今靜修路土地銀行前的三角公園;一處在媽祖宮前廣場、即他家的後面。

  土地銀行前本來是一片空地,所以常在那裏演布袋戲。空地東邊有一家木屐工廠,大概從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九年,前後十七、八年之間,大家都穿木屐。木屐工廠鋸剩的小木塊可以當燃料,阿邦常到這裡撿,即一共撿了十七、八年,不但解決家裡的燃料問題,也因常到這裡,竟變成一位布袋戲迷。

  媽祖宮前廣場在中山路西邊,廣場上有戲台,信眾常以演布袋戲酬神。阿邦平日傍晚從台中坐火車回來,途經這裡,有時還在演布袋戲,所以也會看完「戲尾」再回家。

  可以這樣說,阿邦是看布袋戲長大的。

 
  四十五、「難兄難弟」──他看的第一部電影

  台中火車站前中正路上有台中戲院,右轉自由路有遠東戲院。這兩家戲院通常在門口櫃窗上陳列電影海報及部分劇照,以廣招徠。

  有一次其中一家戲院上映威廉‧荷頓與金露華主演的「野宴」,一些去看中午場的同學回來後,讚不絕口,大談觀感,其中以男女主角跳恰恰舞那一幕,讓同學們如醉如痴、最為難忘。雖然成為大家的話題,可是窮得中午常餓肚子的阿邦,怎麼有錢看「野宴」呢?

  初中畢業典禮後,學校招待全體畢業生到火車站前、繼光街上的「豐中戲院」看電影。這時上演「難兄難弟」,這是他第一次看電影,猶記得「難兄」由范強生演,「難弟」就忘了誰演。(玉君按:應為1956年美國電影The Bottom of the BottleJoseph CottenVan Johnson主演

  妹妹如月小學畢業後,到員林火車站南邊光復街的三葉戲院當收票員,戲院方面犒賞員工,會給妹妹幾張招待劵,這時念高一的阿邦,終於有機會看第二部電影。十分湊巧,這時看的第二部電影,竟是初三時同學都讚不絕口、爭先恐後去看的「野宴」。

  「野宴」大致描寫男主角有一天去看一個朋友,這個朋友有一個女友,而居然兩人一拍即合,把朋友的女友奪走私奔了。這樣一個複雜的劇情,竟發生在一天之間,而電影只用兩個小時就把前因後果交代得清清楚楚,並令觀眾大為感動。阿邦認為電影的效果太厲害了,而這部電影引人入勝的地方,絕不只是男女主角跳恰恰舞的那個場景而已。

  後來又有機會欣賞威廉‧荷頓與葛莉絲凱莉(後嫁摩納哥國王成為王妃)主演的「獨孤里橋之役」(一九五四)。這部電影中的一個鏡頭,演二次大戰後男主角回鄉,並偕妻子到日本洗溫泉,可是女主角不習慣於這種日式的男女合浴,到底脫、還是不脫呢?面露難色、猶豫不決,她的表情最令人難忘。

  阿邦雖然沒什麼閒錢看電影,但此後卻特別喜歡,並受電影影響很深,也成為一位電影迷。

 

  四十六、社會不景氣,牛肉最便宜?

  阿邦考上一中後,爸爸送他三本不知道從哪裡翻出來的大部頭工具書。第一本是「科學大辭典」,在初二上理化課時曾借給許景徽老師參考,並請他上課時也教一些。第二本是「和漢大辭典」,他看到裡面有很多字體,對草書最感興趣,就利用爸爸寫給日本商社的幾疊複製信的背面臨摹練習;可是後來發現這些草書臨摹後,自己完全看不懂,就放棄,而改練楷書。第三本是「日本漫畫大全」雖然文字說明部分看不懂,可是圖像部分卻約略看懂,而且常看得哈哈大笑,甚至還看出一個心得,認為漫畫不管幾格,都常帶有諷刺的味道,容易讓人會心一笑。

  譬如有一幅漫畫畫物質嚴重缺乏的戰時,一個嗜酒如命的男人,或因缺錢,或因酒缺貨,沒酒喝時,只好把空酒瓶放在鍋底用熱水蒸,然後聞酒精味道乾過癮。漫畫應該都很有趣才對,但是當時還小的他,有的卻看不懂,如有一幅「紅柿」的漫畫,存在心中一輩子,至今想不出它的意義何在。

  不過不論如何,有了這三本書後,他就喜歡理化、書法與漫畫了。

  在通學車上,林潤東、賴憲章幾個醫生的兒子,常把看過的「東方少年」及「學友」兩種兒童雜誌,送給大家輪流閱讀,阿邦都是輪最後一個,可以不受時間限制,因此最認真看,對裡面的漫畫、也最欣賞。有一天發現其中一本登出徵漫畫啟事,他就隨手畫了一張,文字內容說:「社會不景氣時,牛肉最便宜。」大意指社會不景氣時,大家都穿著皮鞋、提著皮包,四處奔走做生意,這時大量使用牛皮,宰了很多牛隻,可是牛皮有用、有人買;牛肉卻因為社會不景氣大家沒錢買,況且宰殺過多滯銷,只好便宜地賣了。

    

  四十七、抄寫孫中山演講本

  小學時阿邦成績好,從二年級後都考第一名,而且書法、美術、朗誦、演講、作文等等比賽,不論校內、校外,常被級任老師選派參加,也常獲得不錯的名次,所以常有各種獎品。弟弟邦家回憶說:「我哥哥拿回來的獎品自己用不完,讓弟妹都一起分享。記得有一次獲得一打英國製、有連橡皮擦的皇冠牌鉛筆,這種筆好寫、不會割破紙,印象最深刻。」

  初中時還是常常參加比賽,有一次的獎品是梁實秋編的「英漢四用字典」,成為常用工具。至於高中時有一次不知道參加甚麼比賽,獎品竟是一本孫中山在廣東高等師範學校講三民主義的講本,他讀得津津有味、深為著迷,竟把作文簿後面剩下的空白紙都撕下來訂成一本,然後一個字、一個字地用毛筆抄下來。

  有人抄寫佛經,有人抄寫聖經,阿邦卻成了孫中山的忠實信徒,用心地抄寫他的三民主義。

  

  四十八、升不升高中一度動搖

 難得有上初中念書的機會,他不但勤於到圖書館借書,還向高一屆的李湘津借使用過的課本,拚命地念。初一、初二時,已把初三的課本讀過;初三、高一時,又把高二、高三的課本讀過;而高二、高三時,就到圖書館借各種大學用書,企圖心之強可想而知。

  由於家裡實在太窮,初三時一度不做升學打算,所以不再急於爭取第一名。爭取第一名花的時間太多,月考、期末考外,連平常考都不能放鬆。以往上下學期平均都達九十幾分,尤其上學期最拚,怕萬一下學期成績滑落,拉不上來。

  雖然對升不升學有點兒猶豫,功課也因而略有放鬆,然而不是職業學校的學生,沒有一技之長,畢業後就業也有困難。這時有的同學,如吳俊毅、林英夫、邱勝次都準備考高中,而有的已去報考台中師範,如林木柳。升初三時,由六班變成七班,林木柳編到庚班,與邦雄不同班,但仍有來往。已經知道他不再念高中,這件事對他有些影響。

  不過由於初三暑假時在員林鎮公所當工讀生,身上有一點錢夠報名費,所以最後還是報考中一中,錄取後也只好硬撐下去。

 

  四十九、「你的臂章哪裡買的?」

  阿邦小學畢業那一屆,有四個同學念中一中;翌年又有好幾個念中一中;到初三時,又增加了一些。這些中一中的通學生混熟了,都變成好朋友,常會到他家玩。

  童子軍有露營課程,通常由學校老師策劃,但是有一次阿邦主動向學校要求策劃。他向學校借帳篷,邀請同學到社頭鄉清水岩露營區露營。地點選好後,大夥們開始架帳篷,這時才發覺缺了些甚麼,幾個同學就一起到社頭街上採購。

  那天傍晚大家光著腳丫到社頭街上,去的時候不覺得地上有甚麼異狀;可是晚上回營地時,大家都踩到黏黏軟軟的東西,可能從樹上掉下來的昆蟲或從地上爬出來的蚯蚓,讓光著腳丫的同學們都驚恐不已,到現在都還不知道踩到甚麼。

  初三時,有一次老師要大家買一個臂章縫在衣服袖子上,這樣看起來才比較像童子軍。別的同學向家人要了錢就到書局或商店買,都沒什麼問題,可是阿邦就很苦惱,但也不得不告訴媽媽。媽媽問他要買甚麼東西?有多大?甚麼形狀?甚麼顏色?阿邦就畫出來。不久媽媽用手工裁了一塊布,並在上面繡上黑色、金色的線,儼然是一塊臂章,然後縫在阿邦的上衣袖子上。

  阿邦覺得自己臂章跟同學的不一樣,童子軍老師要檢查的那一天,非常緊張,很怕通不過。但是老師檢查到他的臂章時,彎下身來仔細看了很久,並問他:「你的臂章在哪裡買的?」阿邦回答:「是我媽媽自己裁布、自己繡的。」這時老師就對著大家說:「鄭邦雄同學的臂章最漂亮、最好看!」

  

  五十、躲到林家花園

  每年四月學校放春假,春假期間一般家庭都帶著小孩到郊外遊玩,有的還會合租遊覽車到處旅遊。可是阿邦爸爸在木箱工廠工作,媽媽要帶那麼多小孩、又得四處打雜幫傭,一家人怎麼有旅遊的機會呢?但是畢竟放假了、不必上學,如何過春假就是一個難題,尤其鄰居們常會問:「春假沒去哪裡玩嗎?」也許只是關心,卻問到傷心處,「我能去哪裡玩呢?」

  邦雄為了怕鄰居們問,一早就搭火車到台中站,再從台中站改搭小火車到霧峰,下車後走路到林家花園。他知道有個林家花園,卻不知它的來歷;現在不是來欣賞庭園建築,不是來研究歷史,不是來觀光度假,而是來找一個隱蔽涼快的地方看書。看到黃昏時,他走回霧峰車站、搭小火車到台中,再從台中搭車回員林。反正身上有月票,不必花錢,而搭小火車到霧峰花的錢也不多。

  他從初中二年級開始到高中畢業,一共五年的春假都在林家花園度過,林獻堂先生地下有知,應該很高興才對。

  

  五十一、一次超完美的徒步旅行

  初中時,像補習班一樣採取常態編班,但是上國、英、數三主科時又採取能力分班。那時一共六班,阿邦編甲班,各班成績差不多;只是跟同班才比較熟,不同班就不太熟,相處起來也沒那麼有趣。

  記得高一軍訓課時,有一次從中一中行軍到東海大學,再走回來。又有一次全班郊遊,就意外讓阿邦創下三十公里長的徒步旅行紀錄,頗為得意。

  這次郊遊,全班約定從台中火車站騎自行車到彰化八卦山的虎山岩(在花壇鄉)。從台中火車站到虎山岩,全程約十九公里,但是阿邦跟一個同學討論過,如果從員林走到虎山岩,大約十一公里、走路頂多花兩個小時,而如果從員林坐火車到台中,再從台中租自行車跟同學一起騎到目的地,不但路程遠、要租車,而且花的時間更多,所以決定走路直接到虎山岩。

  他們走到虎山岩時,從台中騎自行車來的同學果然都還沒到達;他們當然就先玩,而且爬上爬下玩得很愉快。

  不久台中來的同學紛紛到達,休息一下後,忽然決定要再騎到芬園寶藏寺。從虎山岩到芬園寶藏寺,大約只有四公里。阿邦就跟那個從員林走路到虎山岩的同學商量,覺得四公里不算遠,兩人就決定再走到芬園寶藏寺玩一玩,而他們也做到了。

  可是從台中騎車來的、又騎車回去,他們兩個走路來的怎麼辦呢?計算一下直接走回員林的里程和走到台中火車站的里程,大約各十五公里,兩人又討論過,乾脆走到台中火車站再坐車回員林,差別在於原路走回員林,風景都看過了,沒啥好看;但如走到台中,可以觀賞不同景色。阿邦做這個決定,應該是平時受爸爸的影響,爸爸總是鼓勵他接受新的挑戰,並努力去完成一件超完美的事。

  兩人從草屯那個風景區向北往台中走,路經霧峰時,那位同學累得大呼吃不消、已經走不動,就跟阿邦商量,表示非搭公車不可;但是阿邦身上沒錢,不可能跟他搭公車,兩人只得拖著疲憊不堪的身體走下去。沿路有分隔島,那位同學才走一段路後,就躺在分隔島的草地上休息,阿邦也不得不跟著躺下來。而當他躺下來時,他的同學忽然跳起來,然後就搭著一部公車走了。原來他們躺的地方就是一個公車站。他的同學雖然躺著,卻一直注視著公車來往的狀況,而且他知道阿邦身上沒錢,也顧不得他,就棄之而去了。

  阿邦休息一下後,也不能不繼續走,就一個人走到台中火車站。當天從員林走到虎山岩,從虎山岩走到芬園寶藏寺、再走到台中火車站,總共走了卅公里。瘦弱不堪的阿邦,締造了一次自己超完美的徒步旅行記錄,沿途看到不同的景色。

  他到台中火車站時,他的夥伴早已搭車回員林。

 

  五十二、林嵩明教他「三角」

  高一上學期上的「幾何」課,因為初中時學過、沒什麼問題;而下學期的「三角」課、就沒學過,是新課程,裡面有上百個公式,對通才的阿邦也應該不會有甚麼問題。但是這時候發現自己的眼睛常「刺刺的」、很不舒服,不得不由家人帶到車站前右邊中山路上的周眼科檢查。

  檢查後才知道患「砂眼」,一定得動手術。手術時一個一個來,先動右眼、等痊癒,再動左眼。而在痊癒前,要戴眼罩,即只剩一個眼睛,看書就很不方便,大大影響學習情緒。所以像學「三角」要特別用心的新課程,他就沒學好。當時教「三角」的數學老師,還是他的班上的導師,每次見面都覺得很不好意思。

  這時有一位班上同學林嵩明,就利用課餘時間輔導他;他的「三角」難題,終才獲得解決、趕上了進度。這位同學後來考上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系,畢業後到母校中一中教數學,是阿邦難以忘懷的一位友人。

 

  五十三、民代視察,整慘了他

  高一時,遇到中央民代要下鄉考察全國中等學校體育教育的實施成效,到中部時,指名要看中一中。這一來整慘了營養不良、又瘦又小、體力很差,只有三十公斤重的阿邦。

  首先要考單槓「引體向上」。有些同學下課後就開始練單槓,有人居然還可以單手「引體向上」二十次,但是阿邦連兩隻手做一次都有困難。當他跳上的那一瞬間,趁機跳高一點做一次是可以,不過放下身體後再做第二次,就上不去,只得仰著頭、踢著腳,很難看就是了。

  其次考「跳箱」。「跳箱」有一定的長度、寬度和高度,要跳過去不簡單,現在只得加強訓練。他利用月考半天、休息一天半的機會,回到母校員林國小,這些設備都還擺在操場東邊的大禮堂。「跳箱」分好幾層,他從第一層開始練,練會一層、再加一層,但是練到三層時,無論怎樣跳都跳不過去;而跳不過去時,屁股都會撞到「跳箱」。撞多次後,雙腿內側很痛,屁股也很痛。這段期間,通學爬天橋時,上去還好,下來就不好,雙腿內側非常酸痛,非常難受。

  最後考「游泳」。初中時偶而到學校對面的游泳池游泳,其實都只在淺水區或兒童池戲水而已。到高一時已有游泳課,體育老師身材高大,他放任會游泳的同學自己隨便玩,但是對不會游泳的同學盯得很緊,毫不留情,就把他們帶到中間地帶──既不深、也不淺的地方,然後乘其不備,就把同學推下去。這時被推下水的同學,只好邊喝水、邊掙扎,死命地划向岸邊。台中家職沒有游泳池,女生也到這裡上課,她們對不會游泳,邊喝水、邊掙扎,出盡洋相的中一中學生,都會掩面偷笑。阿邦是其中一個最不爭氣的,大家對他的偷笑聲,洋溢池邊。

  不過後來更發生一件非常可怕的事。當阿邦漸漸地學會了頭可以浮在水面的蛙式游泳時,有一次看到其他同學從水面上消失、都潛入水裡不見了,一時好奇的他,想下去看看,竟直衝到游泳池底部。那時候游泳池底部是粗糙的水泥,這下子不得了,竟把兩手、兩腿及胸部都撞傷。好不容易爬起來、再浮上水面,並急速上岸,才發現自己全身是血。幸好游泳池旁邊有醫務室,他跑過去,一個人就用棉花沾碘酒往傷口擦拭。那時候還沒有「優碘」,用碘酒擦傷口刺痛無比,但也只能忍耐、不敢叫出聲。擦拭後,就一個人坐在游泳池旁邊,想等碘酒揮發、乾過後才離開;但是想不到碘酒雖然乾了,手腳卻變僵硬、無法動彈。真是一次慘痛的教訓!

  好不容易挨過這場災難,中央民代考察結束,很滿意地走了;不過阿邦最辛苦,也被整得最慘。

  但是在這個游泳池也留下一點兒甜美記憶,曾看過當時知名影星鍾情來這裡拍片。(見圖)

 

  五十四、彰商女生向媽媽告狀

  高一時,大妹宛香在附近的新月餐廳當服務生,餐廳小老闆發現宛香表現良好,也知道她家裡窮困,就很想幫忙。

  有一次員林鎮公所的員工到這家餐廳用餐,小老闆主動向他們提起阿邦家裡的情形,希望鎮公所給予協助。想不到這個暑假鎮公所就讓阿邦去打工了。

  每年暑假鎮公所都與彰化女商辦理建教合作,就是讓彰化女商派一組學生到鎮公所工作;但也有的由學校派到銀行、合作社或農會。這段時間鎮公所剛好辦理繳稅業務,就由這一組同學幫忙計算稅款。當時除貧戶免稅外,一般人都要課稅,稅目包括本稅及稅捐三成,如本稅十九元,稅捐三成就是5.7元,一共24.7元。暑假有兩個月左右,這些彰商女生就是利用這段時間,把各戶稅捐計算好,並寫在稅單上。

  當時員林鎮公所在中正路大街上(今中正路475號附近),戶稅計算由財政課負責。財政課辦公室在鎮公所右側的相連建築物裡面。財政課長坐在靠鎮公所這邊的中間位置上,阿邦的辦公桌在課長的右邊;而那一組彰商女生則坐在課長座位對面的左邊區域。

  到鎮公所計算戶稅的彰商女生,可能每年都同一批,畢業後才換另一批。阿邦跟她們做同樣的工作,卻一個人坐另一邊,不過阿邦可以看到這些女生的一舉一動,她們有時一起上化妝室,有時一起上福利社,有時好像在閒聊,狀甚輕鬆。

  彰商是一所頗負盛名的職業學校,廣受各界歡迎,畢業生就業都沒什麼困難。會計是她們的專長,珠算是她們的看家本領,檢定都是幾級幾級、幾段幾段的,所以像到鎮公所計算戶稅這種事,對她們而言,是輕而易舉的。至於阿邦這邊,課長也給他算盤。知道他並不是學商的,算盤會不會拿呢?有時也會注意看他一下。阿邦如發現課長的眼睛在看他,就會撥撥算盤做個模樣。阿邦在小學時就會打算盤,而且還參加過珠算比賽;不過他的心算更厲害,根本不必用算盤。

  後來察覺那些彰商的女生對他有敵意,遇到時臉色都很難看。有一天幾個彰商的女生,在員林街上竟堵到阿邦的媽媽,口氣不太好、向她告狀,說:「拜託告訴妳的兒子,少開一點好不好!?」他媽媽不知道「少開一點」是甚麼意思,回家後問阿邦,才知道她們是工讀生,在工作上與兒子好像有競爭關係。在計算好戶稅後,要開戶稅單給納稅人,她們每人每天如開一百張,這樣兩個月下來,剛好可以把全部的戶稅單開好;但是如果每人每天多開一些,就會提前把戶稅單開完,開完後她們就沒工作可做了。這件事,每一屆學姊都會告訴學妹,「不可多開、也不必少開,剛剛好就行」,這是傳承,也是不可告人的祕密。由於每天如只開一百張實在太容易了,所以她們就聊天,集體上上化妝室,或到福利社吃冰,沒人會管。

  不過自從來了阿邦這個男生後,事情就變得很複雜。阿邦不知道上述這些利害關係,一上班就以心算計算,結果速度驚人,比用算盤快很多,每天竟開到二百張,甚至三、四百張。鎮公所方面發現這個男生比女生開得多,一個人可以抵過二、三個,甚至四個,不免起疑,「會不會算錯?」結果特別再核算一次,阿邦都沒算錯、開錯,反而彰商的女生有人算錯、開錯。事後阿邦研究這些女生向媽媽告狀的動機,並非出於妒忌,而是為了自己的飯碗。

  雖然她們向媽媽告狀,但是阿邦也沒辦法放慢速度,何況一個人坐在課長旁邊,要怎麼偷雞摸狗打發時間呢?這些彰商女生對他的嫌惡,好像又擴散開來。有些彰商的通學生、並不是那一批工讀生,在車站或火車內遇到,一樣沒有給他好臉色。解決這種困境的唯一辦法,就是她們再少開一點,譬如一天只開五十張,讓阿邦繼續多開,但是恐怕她們不敢、也不願意。

  阿邦非得認真工作不可!其實還有其他原因,就是不能讓新月餐廳的小老闆、這位介紹人沒面子,萬一有人說:「你介紹的這個學生很差、很懶惰。」怎麼辦呢?當然也有更重要的原因,是這份工作對他、對他家庭太重要了。當時每天的工資十元,兩個月下來就有六百元,而當時米一斗十元,三個月一期的月票八、七元,而後來考上台大的註冊費二百九十元……,所以一定要這筆錢,絕不能有任何閃失。

  高三畢業那一年的暑假,他繼續到鎮公所開稅單。財政課楊課長和一位房姓課員,都住南平庄,南平庄有一些阿邦的同學,很多人知道他很會讀書、成績很好,所以那位房姓課員也請他帶女兒複習功課;後來他女兒考上師範學校。

  

  五十五、大伯過世

  阿邦的二伯住桃園、三伯移民日本,他從來都沒見過。不過見過大伯兩次,一次他考上中一中初中時,奉爸爸指示,專程到台北向他報告;一次是初三時,大伯來員林探望他們,他曾帶他到員林客運「一條溝」上洗澡,也聽過他當著媽媽面前訓爸爸,兩次都留下鮮明深刻的印象。

  可是高一時就傳來大伯過世的噩耗。上次外公過世,媽媽帶一群兒女去奔喪;這次大伯過世,爸爸只帶他一個去奔喪,可能因為大伯很看重阿邦,而阿邦也很尊敬他。

  父子到台北後,因為大伯等候出殯,所以阿邦就向爸爸要求,他想當晚到三重埔看外婆和五姨媽,爸爸回答說:「去是可以,但不要說大伯過世。」阿邦說:「好的。」

  阿邦一個人走過台北大橋到外婆家,在台灣銀行上班的五阿姨看到他很驚訝,就問他:「你一個人到台北嗎?」阿邦回說:「我跟爸爸來,他在大伯那裏。」五姨媽又問:「你們來台北做甚麼事呢?」阿邦與爸爸有約在先,不能講大伯過世的事,但又不敢說謊,在一陣支支吾吾、結結巴巴後,最後被套出實情。這時五姨媽就進去房間,然後拿出一個「白包」給他,說:「請你把這包白包送到大伯那裏。」這一來就為難阿邦了,要是拿了「白包」回去,不就不打自招、違反約定嗎?所以馬上拒絕:「我不要、我不要……。」這時五姨媽非常生氣,說:「紅包(喜事用)可退、白包(喪事用)怎麼可退呢?」看到五姨媽生氣,也只好把「白包」帶回去大伯那邊、交給爸爸。這位五姨媽及住一起的阿姨,都未嫁人。

  第二天出殯時,已裝入大伯遺體的棺木放在院子空地上,有幾個道士在棺木四周繞來繞去,口中念念有詞,好像講要大伯「平安到西方」一類的歡送詞。法事做完,就有工人把棺木抬到一台卡車上,要載到山上墓地。爸爸坐在卡車司機旁邊,阿邦坐在卡車上陪著大伯。要把大伯送到哪個山上的墓地呢?他不知道。不過卡車進入山區後,忽然有一陣很強的風吹襲過來,阿邦立即轉身背著風、並彎下身。而這一陣風吹襲過去後,他又站起來轉身面向前面,這時竟發現有一根樹枝橫跨路上、高度剛好在他頭上,說時遲、那時快,他立即蹲下,要不然可能會被打飛出去摔死也說不定呢。這樣,那一陣強風不是大伯預先示警嗎?大伯不是救了他小命一條嗎?

  

  五十六、不喜歡過年節

  在媽祖宮後面,有一戶人家免費提供「石磨」給附近鄰居「挨粿ekué)」。「挨粿」是兩個人合作,一個推著「石磨」不斷地轉動(附圖);一個把洗好的米和水,不斷地舀進「石磨」上面的小洞口。然後米漿流入麵粉袋裏,大約到有半袋時,用繩子把袋口綁緊,再把它放在長板凳上,上面綁一根「扁擔」,「扁擔」用一顆大石頭壓著,這樣讓米漿中的水分慢慢滲出,直到麵粉袋裏剩下乾的「粿粞kué-tshè)」。這些「粿」再加入蘿蔔絲攪拌,就可以蒸出「菜頭糕菜頭粿」;只加入酵母攪拌,就蒸出「發粿」。這兩種粿都是台灣人年節必備的食物,也是拜拜時不可缺的供品。再窮的人家,年節可以無魚無肉,但是不能沒有「菜頭粿」和「發粿」。「發粿」的「發」,也有發財的意思;吃「發粿」,就會「發」吧!

  阿邦家雖然窮,過年節時,媽媽也一定做粿;而身為長子的他,就是最好的助手。媽媽把東西準備好,就要阿邦幫忙帶到「石磨」那裏,媽媽推著「石磨」,阿邦則把洗淨的米和水,一匙一匙地舀進「石磨」上的小洞口。這個動作很單調,而且花的時間很長,他不喜歡做,但是沒辦法不跟媽媽合作,所以他跟一般小孩的心情不太一樣,過年過節沒有絲毫喜悅。

    當時還沒有冰箱,一次做出那麼多粿,沒辦法一、兩天內吃完,但是放久了又會發霉;發霉後,用刀子把上面的霉絲刮掉,蒸熟或煎熱後照吃不誤,可是味道已有一點酸,沒什麼新鮮可言。他真的不喜歡過年節。

 

  五十七、睡了也會下棋

  阿邦不喜歡過年節,但是很喜歡上學。上學不是因為學校熱鬧,而是上學後一接觸課本、一聽老師講話,不管甚麼課程,都可接觸許多知識,增長各種見聞,他可說有極強烈的求知慾,這跟藉以逃避一下家裡的窮困毫無關係。

  尤其進入中一中初中部後,從學校的圖書館發現知識的大寶庫,利用同學的借書證,大量借書、大量閱讀,獲得了無窮的樂趣。至於學校的功課,除向圖書館借當年的課本外,又向高一屆的李湘津借用過的課本,因而初一時已預習初二、初三的功課;初三到高一時,已預習高二、高三的功課;而高二、高三時又開始向圖書館借閱各種大學用書。阿邦不但在學校看書看得起勁,即使通學時在火車的「黑台」上,也藉著昏暗的燈光看書;而晚上回家後,肩上掛著空水桶時,又不忘利用卡片背誦詩詞或課文;不然就跑到天橋上看書,不怕鼻孔被薰黑,可說一分一秒都未浪費。

  書實在讀得太多,平時睡眠又嚴重不足,這樣眼睛就漸漸受不了,後來發生視力問題。他的身高雖非最矮,座位卻剛好在第一排第四號,即講台正前面;這座位在視覺上是一個死角,站在講台後的老師看不到。由於座位太好,如果太累了想睡就睡,不然也可以悄悄地溜到教室後的地板,躺下來,閉起眼睛休息。至於他第一排第四號的座位,因為位置太好,自然有其他的同學去填補,不會被老師發現有空位。

  躺在教室後面的地板,並未睡著,遇到上文史課時,他豎起耳朵聽;而遇到理工課時,有很多公式非看不可,就坐起來瞄一瞄黑板。後來覺得這樣很麻煩,竟發明了一套訓練理解能力的方法,即用布把眼睛遮住、思考怎麼演算,久了以後,竟可不必事事靠眼力,即沒有眼睛也可以預習或複習理化公式。

  後來不論下象棋或圍棋,累的時候就用布把眼睛包起來,仍然繼續「戰鬥」下去,所以一些棋友就傳出「阿邦睡了也會下棋」,成為棋壇美談。

  

  五十八、誠心誠意尚要緊

  阿邦從永靖搬到員林後,第一個認識的朋友,就是同樣住在民權街對鄰的吳俊毅。他爸爸留日,媽媽這邊則是員林魏家望族,吳俊毅家教很好,自不在話下。

  阿邦在小學四年級時跟他同班,常跟他一起到他外公家玩,到五年級後才不同班。兩人都考上中一中初中部,後來又考上中一中高中部。雖然不同班,卻都是通學生,火車上碰到、也常聊天,還是最要好的朋友。

  到高一暑假,吳俊毅的父母搬到台北,他為了完成中一中的學業,就住員林外公家。所以在高中時期,阿邦除了到水利會後面一個低兩屆的同學家看書和輔導他們兄妹外,就是到吳俊毅外公的三合院,陪他看書。吳俊毅一定會考大學,所以非常認真準備,而阿邦不知道自己有沒有機會念大學,所以沒什麼升學準備。他到魏家三合院時,其實是喜歡跟吳俊毅的舅舅聊天。

  兩人偶而會到郊外山坡上一個土地公廟旁看書,常看到有人來拜拜。有一次遇到一位阿婆帶著女兒及媳婦來,他們把「牲禮」擺放在土地公神像前,點三支或五支香,用雙手舉在眉前三拜後插入香爐。然後跪下三拜,站起一拜;再跪下三拜,站起一拜;又跪下三拜,站起一拜,然後用雙手握舉在額上,最後拋下地面。這時兩筊剖面都是向上時,稱為「笑筊」,表示神明在笑、不能接受;兩筊都是剖面覆下時,稱為「陰筊」,即神明在生氣,也是不接受。一只向上、一只覆下時,稱為「聖筊」,即神明已經接受你(妳)的心願或要求。(以上見片岡巖著、陳金田譯「台灣風俗誌」)「擲筊」後,還要燒金紙感謝神明,全部完成要花一點時間。

  阿邦與吳俊毅覺得「擲筊」很有趣,所以常拿著穿在腳上的木屐練習。說也十分神奇,兩人竟練習到只要一丟就是「聖筊」。這兩個還很調皮的高中生,當看到這位阿婆口中唸唸有詞,準備要「擲筊」時,竟也學著她的模樣,並唸著:「誠心誠意尚要緊,不是牲禮大付就有『聖』(siànn靈驗)。」阿婆專心許願,沒聽到他們的話,但是女兒和媳婦都聽到,就瞪大眼睛看他們,露出一絲嫌惡的表情,彷彿在罵他們:「猴囝仔,你們懂個屁!(恁是捌啥(bat siánn)!

  

  五十九、弟弟發燒

  高二沒發生甚麼特別的事情,只記得有一天才一歲的最小弟弟邦慶,整個暑假都間歇性地發燒,看遍員林街上的幾家醫院,都沒治好,醫生最後建議送到台中市省立醫院,認為那家醫院醫療水準比較高。

  阿邦在台中念書已念了四年多,除偶而到民權路表哥家玩以外,範圍都限於從台中火車站到中正路、右轉自由路到台中公園、再右轉育才街到中一中一帶,至於其他地方都不熟。

  弟弟發燒這一天,爸爸要工作沒辦法離開,媽媽就抱著發高燒的弟弟,由阿邦陪同到台中。

  他們下火車後,從中正路走到自由路彰化銀行,右轉進去,然後走好幾條路,繞來繞去都找不到省立醫院,最後才終於找到。到現在,他都還記得當時母子著急慌張的情景。

 

  六十、臘紙刻到手打不開

  高一時,已經相當熟識的圖書館女管理員,知道阿邦很聰明、很喜歡看書,字體又很工整,但是家境窮苦,就把教務處一向都交由圖書館館員承辦的刻蠟紙工作,再轉給阿邦做。阿邦念國小時就開始幫老師刻臘紙,這項工作難不倒他。

  一接到刻臘紙的工作,他就讓出第一排第四個座位給其他同學,然後坐到後面;一方面豎耳朵聽課,一方面埋頭刻臘紙。本來可以利用下課十分鐘、中午休息兩個小時才做這件事,但是環境太吵,而且同學跑來跑去、怕桌子被撞到,沒辦法專心。

  有一天那位圖書館女管理員,一次給他十六張臘紙,每張代價兩塊半,全部刻完可得四十塊,而且沒有時間要求,可以慢慢刻。那時牛肉麵一碗才四塊,四十塊可以吃十碗;而到鎮公所開稅單,一天也才十塊,這真是非常優渥的酬勞呀!阿邦利用白天的七節課、躲在後排座位刻,希望一天就刻完,要創下一天賺四十塊的記錄。

  白天上課時並沒有刻完,當天晚上回家後繼續刻;刻到半夜也沒刻完。她媽媽看他整個晚上都沒睡覺,問他究竟怎麼一回事?阿邦告訴媽媽,說自己要打破記錄,天亮前要刻完十六張臘紙。他媽媽聽到後很高興、也很感動,就在弟妹們都睡著後,悄悄地到廚房煮一碗鹹粥要給阿邦吃。可是這一碗熱騰騰的鹹粥放到桌上後,飢腸轆轆的他,想放開刻臘紙的筆時,發覺那隻握筆的右手僵硬成一團、竟打不開。媽媽發現他的右手打不開,急著來幫忙,但一試再試仍然打不開,「怎麼變成這樣呢?怎麼變成這樣呢?」急得哭了。

  阿邦看到媽媽哭,自己也跟著哭,但是當時兩人哭的心情不一樣,媽媽可能比阿邦更複雜,還包括有一種說不上來的心酸。

  最後媽媽用熱毛巾擦拭及按摩,他的手才慢慢鬆開,而那一碗鹹粥已經冷了,再熱了一次才吃。吃過熱粥後仍繼續刻臘紙,天亮前終於刻完;但是刻完的喜悅,已被媽媽的淚水所沖失。

  

  六十一、阿兵哥來攪局

  高三上學期的某一天,有一位員林國小同屆畢業的同學遇到他,說:「我們國小畢業這麼久了,都還沒開過同學會,你是拿縣長獎的,應該出面號召辦一次。」他聽到後不知道如何回答,但也不敢不接下這項工作,就開始籌備同學會。

  當時念初中的同學不多,念高中、高職的更少,而如念高三的,這時候又忙著準備考大學,不太可能抽空參加。阿邦只好從同班同學、又在台中工作的先找。有些女同學在台中幫傭或當店員,他一個一個找;有些在台中念高職的,也認真去找。那一屆共七班,每班約五十個,在畢業紀念冊上有名的,共三百七十多個;有些同班卻未畢業,或遷居轉學的,都不在上面。他把找到而願意參加的,印出一本小冊子,由他設計封面、刻印,裡面有同學的姓名、地址和電話。

  到寒假時,找一些熱心的同學先在女同學洪豔秋家開的永安旅社(在今三民街68號寶雅生活館),借一個房間開會。大家在大通鋪上的榻榻米來進行相關討論,有點兒像孫中山在東京召開同盟會的情形。籌備工作中最重要的項目,就是籌錢買紀念品送老師,並一起在榻榻米上包裝,不過已記不得送甚麼東西。

  最後大家訂好日期,由他向員林國小借大禮堂;可是出了狀況。

  預定舉行同學會的前一天,他約幾個同學到學校大禮堂,準備打掃一下,並把桌椅擺好、布置一下。可是到的時候,才發現大禮堂裡面的桌椅已被搬一空,而地板上有許多阿兵哥正在睡覺,旁邊又有一些伙夫在埋鍋造飯,這令阿邦他們嚇了一大跳,原來大禮堂已經出借給路過的部隊。幸好為了打掃、佈置,趕在前一天勘查,不然都還不知道狀況,到時候怎麼辦?不是出糗大了嗎?

  他們趕緊再跟學校老師商量,才臨時改到學校行政大樓北邊的空地舉行。那塊空地光禿禿的,冬天北風一吹,沙塵飛揚,而且也有大太陽照著,實在不適合作開會場所,可是日期訂了,也沒辦法更改。

  這天早晨一早,阿邦以召集人身分找來幾個同學先到空地上灑水,以免塵土飛揚影響開會。但是水灑太多,地上泥濘不堪;灑太少,又很快乾掉,都不適宜。於是決定分兩次灑,一早先灑一次,開會前再灑一次。那時候還沒有大帳篷;就算有,也租不起,所以只好露天舉行。所幸參加的同學不多,大概只有幾十個或百個左右;學校很幫忙,提供桌椅和茶水。這次同學會沒點心,會後也沒辦謝師宴,但有請校長及老師訓勉,也把預先準備好的紀念品送給他們,聊表心意。總算完成了第一次同學會。

    

  六十二、爸爸寫信給三堂哥

  阿邦的爸爸有三個哥哥、三個姐姐,高一大伯過世時,他曾隨著爸爸到台北送葬;高二住桃園的二伯過世時,這次爸爸帶已念小學二年級的邦鎮、邦家去送葬。

  二伯有三個兒子,老大到日本去了,老二沒有印象,老三比阿邦大兩歲,印象比較深刻。老三只受初農教育,曾帶阿邦到蘆洲祖先的墓地掃墓。二伯過世不久,阿邦的老爸為撫慰與鼓勵這位老三、也就是阿邦的三堂哥,竟常寫信給他。

  對受日本教育的爸爸而言,開始用中文寫信很辛苦,如日人的「會社」(かいしゃ),中文為「公司」;日人的「出張」,中文為「出差」。日人的外來語很多,如「脫拉庫(トラク)就是「卡車」,「歐多麥(おとめオートバイ)」就是「機車」,「巴庫米(ばくみ)」就是「後視鏡」,「紅不讓(ホームランほむ)就是「全壘打」,「卡拉OK」就是「用伴唱機唱歌」,「斯莫(すもうスも)」就是「摔角」,卡拉(からカラテ)」就是「空手道」,「斯多里普(ストリプスとリぷ)」就是「脫衣舞……;阿邦有一個妹婿,就叫弟弟「鄭邦光」為「脫光光」。至於日本有的水果,如「林檎 (りんご)」為「蘋果」;沒有的水果,如「桃」叫「星星水果」(star fruitSTAR FRUIT)。另外在台灣夜市常聽到的「薩卡里巴(さかリば)」,今稱「燒烤」;在酒家常聽到的「那卡西(なかし)」,叫「走唱」;人與人之間相處的「奇檬子」(きもち),就是「情緒」等等,語言的表達隨著改朝換代,變化多端,這時候父子就會討論、討論。

    從寫信給侄兒及對寫信的用心這件事看,阿邦的爸爸雖然為「屘子」,但對哥哥、姐姐的小孩,都是盡力照顧,有情有義的。爸爸平時沉默寡言,可能跟早年喪父,或時不我與、陷入貧困有關;但是他做事的認真及好學的精神,都給阿邦樹立了典範。他曾親自鋸一段竹子,剖成兩片,自撰對聯懸掛門口;而在二妹如月出嫁時,也用二妹及二妹婿的名字撰寫一幅對聯祝賀,爸爸的國學造詣,連阿邦都自嘆不如。

  弟弟邦家也有一些回憶,說過他爸爸平日做工回家,雖然常滿頭大汗、一身髒臭,卻一定先沐浴再吃飯;而媽媽侍奉爸爸吃飯的情形,並不因後來子女增多、生活窮困而有所改變,數年如一日,都是恭恭敬敬把飯菜碗筷準備好,再請他享用。而且爸爸吃飯時,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絕不邊吃邊說話;在日本時代養成的習慣,一直都維持下來。

  受爸爸的影響,阿邦做事的認真、對弟妹無微不至的呵護,也是一樣的。

 

 

 

 

 

 

 

 

 

 

 

 

 

 

 

 

 

 

 

    肆、台大時代

  一、台大「醬料」?

  有一天阿邦到吳俊毅的外公家,他外公有一部載貨用的人力三輪車,駕駛人坐前面的駕駛座,後面可載貨、也可載人。行進時,後面的人坐在兩旁鐵架上。

  吳俊毅有一位比他年紀小的表弟,很喜歡駕駛這部三輪車到處逛,這一天就載他們兩個到公園裡的孔子廟(即興賢書院)玩。但從三民街下坡右轉進入公園時,因為轉彎不慎,竟造成翻車。這位開車的的表弟安然無恙,坐後面架上的阿邦,個子小也迅速跳開;但是坐另一邊車架上、個子高的吳俊毅,沒跳開、竟撞到對面的車架,倒在地上,又慢慢地爬起來。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大礙,不過卻用左手摸著左眉骨,表示頭有點麻麻的,不久忽然從眉毛流出一滴一滴的鮮血,並滴到地上,蠻可怕的。

  阿邦及開車的表弟,急忙把三輪車扶正,再由表弟載到中山路林牙科斜對面的一家診所。

  這家診所的醫師為吳俊毅治療時,阿邦緊握著他的手,認為有安撫的作用。不過看到醫師為他清理傷口時,用夾子硬把傷口撐開,傷口深及骨頭,阿邦竟怕得直發抖,全身「皮皮挫」。這位醫師看到阿邦的樣子,覺得不但達不到安撫的作用,反而礙事,會讓吳俊毅更緊張,所以就叫他:「你走開、你走開!」阿邦只得鬆手,並到診療室外面等候。

  小學六年級下學期後,阿邦一家人搬到第二市場倉庫邊的木板屋,而媽媽就在對面「港水伯」的麵攤幫忙殺雞殺鴨。他常看到媽媽一手把雞鴨的脖子固定,一手用銳利的菜刀切開脖子上的血管,讓血流到碗裡面;等血流乾後,再用滾開水燙一下,然後拔毛。而拔毛洗淨後,又用銳利的菜刀剖開雞鴨的的胸膛,再把手伸進裡面扒出各種內臟,這時候媽媽的手也是沾滿著血跡,就像為吳俊毅開刀的醫生一樣。這次吳俊毅眉骨裂傷流血,讓他從此以後一看到血就嫌惡害怕,竟變成一個膽小鬼。

  一九五八年參加的這次大學聯考,「文、理、法、醫、工、農」尚未分組,大家可跨組填十個志願。當時台中農學院尚未併入中興大學,台南工學院尚未併入成功大學,靜宜文理學院尚未升格為靜宜大學;高雄醫學院已成立,但台北醫學院好像尚未成立。各大學或學院,有特別的科系,如台大沒有建築系、卻有土木工程系;成大沒有土木工程系,卻有建築系。

  阿邦填的第一志願是台大歷史系,而第十個志願卻填「台大醬料」,其中也有填師大藝術系等等。「台大醬料」就是「台大醫科──台大醫學系」,他竟在志願表上白紙黑字地胡亂寫,自以若考上第十個志願,辦理考試單位也弄不清楚「台大醬料」是哪個系,應該不至於分發到台大醫學院醫學系吧。

  他就是怕血才不敢填台大醫學系,不然以他的成績,如列為第一志願,也是可以上台大醫學系而成為醫生的。

  父母對他沒選擇念醫學系、而選擇念歷史系,並沒有意見;不過壓根兒不知道兒子不敢念醫科的原因,竟跟媽媽殺雞殺鴨及吳俊毅眉骨受傷流血有關。

 

  二、帳算到我頭上?

  中一中的師資相當整齊、相當好,特別是國文科老師。

  高一的國文老師批改作文很用心,會在學生作文簿上寫一些評語及訂正一些錯別字。這位國文老師的毛筆字不但寫得十分工整,而且寫得十分纖細,一些評語及訂正文字,竟然可以寫在作文簿上每行的小空格裏,令人嘆為觀止。阿邦勤練各種字體,包括會寫「反體字」,可是像這樣纖細的字體,他沒辦法練、辦不到。

  高三的國文老師也讓他非常欣賞、非常崇拜。這位老師不但教國文,同時又教三民主義,當知道阿邦利用作文簿後面多餘的紙張,抄寫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演講本時,就對他另眼看待。阿邦很喜歡這位老師的粉筆字,每次老師上課後,他一定主動上講台擦黑板;倒不是為了擦黑板,而是想好好鑑賞他的粉筆字。擦黑板時,他先擦掉一部分,而留下的字反覆研究後再擦掉。作文課時,這位老師出的題目,阿邦如不喜歡,就拒絕寫,如「國慶日感言」之類,他就不動筆。不寫的時候,一個人就跑到教室後面的地板上睡覺,不然就會溜到教室外;或在校園間逛,或去圖書館看書。這位國文老師當然知道他的毛病,但放任他、不管他,兩人好像很有默契。不過這位老師如遇到不愉快的事,譬如前一天晚上到夜市買西瓜,西瓜竟不甜,第二天到學校上課時,就會把悶氣發洩在阿邦身上,叫他站起來,莫名其妙地臭罵他一頓。這時候的阿邦,知道老師昨晚不順、心情不好,也不會在意,就任由他發洩。

  一中有個同學的爸爸在逢甲大學任教,知道這位國文老師很有學問,所以就推薦他到逢甲大學兼課。阿邦的好友林勝憲,曾到逢甲大學進修,也遇到這位國文老師,同樣推崇備至。

  阿邦進入高中後,越來越有個性、越來越有主見,有時相當叛逆、不太遵守校規;不過不涉及私德,不會害人,也不影響別人。

 

  三、明天聯考,還下棋到深夜

  高三時,家境略有改善。大妹宛香在新月餐廳工作,二妹如月、三妹麗真進入員林客運公司;媽媽除照顧年幼的弟妹外,繼續有一些副業,而阿爸在這時候也找到新工作,在小學同學林清志家開的桃花紅酒家當出納。至於阿邦從高一開始,每年暑假都在員林鎮公所工讀,畢業這一年的暑假也還有。

  家境略有改善後,在高三下學期,媽媽終於為他買了一套卡其布做的制服,上面還為他繡上學號,不再穿阿兵哥的衣服改的了。甚至到下學期,阿邦就開始留頭髮,不再光頭了。不過到底去參加聯考、念大學,還是進入社會工作呢?其實也還沒有十分確定,只是這時候身上有一點錢交聯考報名費,就先報了名再說。

  報名參加聯考後,仍在鎮公所開稅單,並沒有把聯考這件事放心上,當然也沒在準備功課。到有一天,聽到公所有一個職員跟人聊起:「今天要早一點回家,明天我兒子要考大學。」阿邦才想到:「啊,明天要考試了。」

  這一天晚上回家後,他找出准考證。也找出答考卷要用的鋼筆──他早就有了,是某一次比賽的獎品,已不再使用pen(沾水筆)及墨水。至於手錶部分,他爸爸借他一只有精美鍊子的懷錶,也解決了。不過當晚提水後、已經很晚,才想到考作文需要毛筆、硯台和墨,他家裏卻沒有,就立即跑到後火車站新生路那邊的同學汪明堯家裡,想向他借。

  汪明堯初中念一中,高中到台北市念開南商職,剛好暑假回來員林度假。兩人許久未見面,一見面很高興,很喜歡下象棋的汪明堯,竟要阿邦留下下幾盤。不下還好,一下就下到半夜。汪明堯的媽媽知道阿邦明天要考試,不好意思罵阿邦,就罵自己的兒子說:「別再下了,不要影響邦雄明天的考試。」經他媽媽這一罵,兩人才結束鏖戰。

  阿邦借了汪明堯的毛筆等用具後,總算才準備齊全。

 

  四、聯考第一天,提前繳卷

  聯考前一晚與汪明堯下象棋,深夜一點多才回家,而當天一早還要搭六點零八分火車,睡眠嚴重不足,就在火車上打瞌睡,也沒把考試放心上。

  大學聯考全台共約三萬六千個考生,中部集中在中一中考場。考試科目包括:國文、英文、數學、理化、史地及三民主義,一律都是問答題,毫無僥倖分數。史地、理化作答時,他很專心;但是英文、數學就沒那麼專心。

  阿邦未把升大學當成人生最重要的目標,所以並不怎麼在乎成績的好壞或錄取與否,況且考場又在自家學校,更沒有感受到特別的壓力。他考英文只花二十三分鐘,就繳卷跑出來,然後在校園漫遊,也到考場外面走來走去,並指著手上的懷錶,向考場內認識的同學提醒注意時間。

  男女生混合考,考數學時,有一位台中女中的學生,好像有一個要繳卷的動作,阿邦怕她第一個繳會丟中一中男生的臉,所以馬上站起來、打算搶先一步繳。而這時才發現那個台中女中聞風未動,並沒有要繳,但是阿邦一旦站起來就不能再坐下,不然會引起誤會,以為在偷看別人考卷,這時候只得把考卷繳了。其實他並沒有全部作答完,覺得自己有點兒莽撞糊塗。

  第一天考完還是回二姑家。送人收養的表妹,彰化女中畢業,這一天也到中一中考場參加聯考,晚上同樣住二姑家。他們各睡一個房間,沒辦法聊天,而想跟大表哥聊天、人又不在,而剛好有幾個大表哥打網球的球友來訪,阿邦認識他們,就一起聊了起來。聊了一陣子後,大表哥終於回來,「交班」後讓他們聊,阿邦回房睡覺;不過這時已經半夜了,阿邦還是沒睡飽。

 

  五、聯考第二天,途中目睹車禍

  連著兩天沒睡好,第二天早上又爬不起來。表妹及姑姑的侄兒很早就起床,而阿邦卻叫不醒,大表哥只好先帶他們兩個到考場。阿邦最後終於醒了,早飯沒吃,也急急忙忙地趕赴考場。

  大表哥問過阿邦,中午要不要替他送便當?阿邦說不用,所以大表哥只為表妹他們送。上午考了兩節後,阿邦自己走回二姑媽家。他不知道二姑媽家離中一中很近,仍繞了一大圈。途中經過太平國小,剛好遇到中午放學時間,小學生紛紛走出校門,這時候卻目睹一場極為可怕的車禍。

  有一部大巴士經過小學大門口時,才發現學生蜂擁走出校門,一時煞車不及,就急由右邊偏往左邊閃避,卻有一位落單的小學生先看到大巴士急駛過來,已先跑到左邊,結果大巴士反而撞倒他,前輪壓過頭部,把他給輾斃了。

  阿邦人在馬路左邊,看到那位小學生撞倒在地,頭骨碎裂、腦漿四溢、血流如注,並看到他尚活著時的眼神怎樣變成死後翻白的樣子,對比十分強烈,令他萬分驚恐。後來很多人跑來圍觀,阿邦不敢多看,就急奔二姑媽家。

  這場車禍讓他中午吃不下午飯,而下午再回到中一中考場時,腦海裡一直浮現著小學生腦漿四溢、眼睛翻白的慘狀,影響心情很大。

 

  六、聯考放榜

  第二天考完聯考後,並未直接回員林,在二姑媽家多待一晚,並立即寫了一張明信片給在台南出差的爸爸,上面寫著:「爸爸:我考得很滿意,請放心。」他表妹看過這張明信片,記得這句話。

  第三天他回員林後,仍然到員林鎮公所工讀。他並不怎麼在乎考試的結果,不過吳俊毅卻鬧了一個笑話。

  好友吳俊毅考完後回台北,他家裡有收音機,放榜時就守在收音機旁。考試單位先發表台大錄取名單,台大分文、理、法、醫、工、農六組,而文學院又分中文、外文、歷史、地理、哲學、考古人類學等系。台大錄取人數不少,當播報到歷史系時,很快就出現鄭邦雄的名字,吳俊毅聽到後大喜過頭、樂不可支;可是等報完了全部名單,他反而弄不清楚自己考上了沒?在鄭邦雄這邊,不但吳俊毅告訴他錄取了,員林街上一些同樣有錄取的同學,也都競相走告、互相道賀。

  這一年大學聯考報名三萬六千人,錄取六千四百個,錄取率約十六、十七%。台大錄取約一千人,即佔十六分之一、佔三%左右。阿邦以第一志願錄取台大歷史系,到底排第幾名?他的分數有沒有到台大醫學系標準?他都不知道。但是錄取台大法學院的楊祺宗表示,以他的成績應該可以上台大醫學院醫學系。

  當年員林中學考上台大的,只有四位;台中一中考上台大的,高達二百五十位,光阿邦班上就有四十位,而其中有八個考上台大醫學院醫學系,如跟阿邦一起做壁報的那位也考上。另外,又有考上高雄醫學院或台灣師大念公費的。

  他姑丈的侄兒考上國防醫學院藥劑系,而表妹雖未考取,但是後來也進入了師大美術專修科。

  

  七、背著鋁皮書包上台大

  考上台大後到底念不念?阿邦好掙扎,不過剛好爸爸有了新工作,而且自己在員林鎮公所工讀、也有收入,全家共湊了一千三百元,他就帶著這些錢北上。

  各種費用,包括學雜費二百九十元,宿舍費每學期一百二十元,共四百一十元。另有軍訓課所需的服裝費,即白色長短衫、長褲及外套共一百七十元,合計五百八十元。以上是馬上要繳的部分。至於伙食費每天早餐五角、午晚餐各一元,一天共二‧五元,每月合計七十五元,另收加菜金五元,即八十元;以五個月計算則需四百元。兩項合計約一千元。而選修、必修所用的書也得買,偶而外出的車費及寒暑假來回員林、台北的車費,全部再加上來,一學期就把一千三百元花光了。

  住水利會後面那位學弟的媽媽,多年來阿邦常去他家借燈光讀書、也幫忙輔導她的兒子和女兒功課,知道他考上台大後,就包一個大紅包給他,阿邦卻婉謝她的好意,後來改勾一件褐色的毛線衣送他,作為賀禮。

  至於小學六年級寒假時,把自己在三合院裡的一個房間分給阿邦全家一起合住的天送,為了祝賀阿邦金榜題名,就以他製作鋁桶的專長,為他特製了一個史無前例、絕無僅有的鋁皮書包。阿邦的書包與眾不同、用錢買不到,就背著它昂然進入台大了。

 

  八、常想到那位踏三輪車的老芋仔

  開學後他沒抽到宿舍,先住松山二嬸家;二嬸有間「鴿樓」,就住裡面。

  那時候基隆路尚未開築完成,從松山到台大上課,要先搭火車到台北車站,再改搭「零號」公車到公館,每趟路得花一個半小時,每天來回共需三個小時,時間非常浪費、深以為苦。不過「天公疼憨人」,老天爺特別眷顧他,有個好機會來了。

  新生入學訓練時,大家都坐在像戲院一樣的大禮堂,座位一排一排的,而且越後面越高。有一天聽到坐前排的一位彰中畢業的同學發牢騷,說他分配到的寢室住十個人,他以外九個室友都是南一中畢業的,他們開口閉口就很神氣地說「咱一中、咱一中的」,讓他聽了極不舒服,所以很想搬出來。阿邦聽到後,二話不說,就付了一百二十元宿舍費,馬上從松山二嬸家搬進芳蘭山下的第七、八宿舍。

  二嬸一九○三年生,比一九一五年生的阿邦爸爸和一九二○生的阿邦媽媽,年紀大很多。雖然住二嬸家不必付房租和膳食費,但是每天看老人家替他準備便當、這樣麻煩她,覺得很不好意思,絕不只是通學太浪費時間而已。

  阿邦北上時帶了一些行李,所以就雇用一部三輪車,從松山沿著顛簸不堪的基隆路到公館。踏三輪車的是一位外省退役老兵──俗稱「老芋仔」,他載著阿邦和行李走這一段路,流汗、用力、氣喘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

 

  九、跟南一中的室友較勁

  台大一年級新生通常先住公館芳蘭山下的第七、八宿舍,大二後才到基隆路校區內的第九、十宿舍。第七、八宿舍各為兩層,一頭有中廊、一頭有餐廳,兩端都有樓梯。阿邦住第七宿舍。

  剛搬進宿舍後,南一中畢業的同學,口氣都是「咱一中、咱一中的」,聽了的確令人有點不爽,但是阿邦不以為意。在宿舍裡,這些南一中的同學常下象棋自娛,阿邦也會在旁觀戰。有一天一位室友就找他戰一局,結果他贏了;然後另一個室友又要他戰一局,他也贏了。九個南一中的室友都跟他戰過,每一個都敵不過他。從此以後,他們就不再講「咱一中、咱一中的」,而改講「咱南一中、南一中的」,以示區隔。東帝士集團的少東陳由豪,出身南一中,也住第七宿舍,同學們都很捧他,可見那時候的陳家已經很富有。

  阿邦從小出身窮苦家庭,卻沒有自卑感,但也沒因為功課好而有優越感;他以誠待人、一視同仁,並不在乎別人的出身。後來這些南一中的室友,對阿邦都很有好感,變成了朋友。

 

  十、爸爸送他一部拼裝車

  中一中的校友在台大的很多,他中一中的同班同學就有四十個,所以在校園裡常不期而遇。翌年(一九五八)大專聯考已改採文理分組,念理工的,包括醫學院,功課比較重,如要上微積分之類的課程。雖然他們擔任家教最受歡迎、也都有家教,不過遇到期中考試,就挪不出時間,常需要找人代課。阿邦念文學院不容易找到家教,可是遇到考試期間,許多念理工的中一中同學,竟紛紛找他代課,於是阿邦開始忙著替人代課。由於教得好、受家長信任,有的家長就指定他繼續教,由代理變成正式;而他的學雜費等等,也就有了著落。

  家教比打工收入高,可是卻比較辛苦。這時他已搬到校區內的第十宿舍,下課後先回宿舍、再走出校園,光這一段路就得花二、三十分鐘,然後才到羅斯福路的公車站,接著坐公車到不同學生的家裡去。到底有多少家教已無法計算,但是有一個叫王迪克的學生住最遠,要坐公車到新店,走過碧潭吊橋,然後左轉進入山區,爬了一段山坡才到達他家。這位學生是空軍子弟,每週上兩次,每次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為他補習英文。

  來回補習,重複走同樣的路、坐同樣的車,又做同樣的事,而且星期日也得出門,非常辛苦、也非常耗時。到大二寒假回家時,就向爸爸要求:「爸爸,我需要一部腳踏車。」他爸爸同意,不久就送一部「拼裝車」到台北給他。這部腳踏車全部用舊的零件拼湊而成,而且是爸爸親自搜集零件和親自動手的。

  從此他以車代步,以小車代大車,節省不少時間與金錢。從公館到新店的路很遠,不過騎車對他不無益處,可以鍛鍊腳力;他有時還專程騎到碧潭划船,又可以鍛練臂力。按當時碧潭划船的收費,白天每小時八元,晚上只要二元,他都是利用晚上去。

 

  十一、人類發明棉被不是給人摺的

  大二時,法學院的學生搬到校外法學院的校區上課及住宿,醫學院的學生也搬到台大醫院校區上課及住宿,所以靠近基隆路的第九、十宿舍就騰出很多空間,而住公館芳蘭山下第七、八宿舍的同學,也就有機會搬過來。

  有一次第九、十宿舍的餐廳因故停炊,學生要到第七、八宿舍用餐,曾是中一中同學的楊祺宗,這時候到那邊用餐,剛好瞥見阿邦,才知道他也考入台大、並住在第七、八宿舍,所以就邀他搬到第十宿舍,於是兩人住同一宿舍、並分睡上、下鋪。

  大一住第七、八宿舍,一間住十個人;大二到第十宿舍,一間住八個人。分上、下鋪,兩邊各有四張床,而中間擺有八張桌椅,共用一盞電燈。白天下課後,晚上回宿舍,並在自己的座位上複習功課,都相當用功。十點熄燈後,有的同學不怕舍監或教官查到,會偷偷地接電源到裡面,然後躲在棉被裡面看書。

  阿邦晚上都常要外出擔任家教,幾乎沒時間跟同學在宿舍裡複習功課;而當夜晚回宿舍時,通常已經過了熄燈時間。他不懂怎樣偷接電源、躲在棉被裡看書,只好一個人到餐廳,藉著裡面的小燈泡溫習一下功課。

  因為晚上睡得晚,所以早上也起得晚。有一次清晨發生不小的地震,同學們都被震醒,紛紛奪門而出,全往公館方向跑,可是阿邦睡得正酣,捨不得放開棉被、還不肯下床;而當他想到該起床時,已經地震過後,同學們都紛紛回來了。

  從進入中一中初中部以後,每天阿邦都忙得不得了,有一天忽然想到:「人類發明棉被是給人蓋、不是給人摺的。」悟到這項「真理」後,從那一天開始就不再摺棉被。有一天傍晚,他爸爸看到他沒摺棉被,就問他:「你為甚麼不摺棉被呢?」他就把發現的「真理」告訴爸爸。他爸爸也未講甚麼,從此以後,他更寧把時間花在看書、也不把時間花在摺棉被。大二時,睡在下鋪的楊祺宗說:「有時候睡熟了,棉被從上層掉到地板,他寧願捲著身體繼續睡,也不下床撿。」所以他的「真理」甚至是:「棉被也不是要給人類撿的。」

  不管是為了節省時間、還是為了多睡覺,他不但不摺棉被,而洗衣服後也不擰乾水,就溼答答地直接掛在宿舍外面的鐵絲上,讓它風乾、曬乾,認為這是風與太陽要負責的事。到吃飯時間,同學都爭先恐後到餐廳,為的是趁熱或想多吃一點,但是阿邦常都是最後一個帶著鋁盤和寬口碗──俗稱「狗碗」,把飯菜全部混在鋁盤上,用「狗碗」裝湯,然後用湯匙一邊掏飯、一邊舀湯,又邊吃、邊看書,一副氣定神閒的樣子。吃過後還會再去舀一碗湯,喝完再裝一碗水,順便沖一下。四年大學生活,共洗八次碗,懶惰的天性一覽無遺、無可救藥。

  一些糗事還包括:早上起得晚,要是第一節有課,就匆匆穿上衣服,再到浴室刷牙洗臉;因為當時使用牙粉、不是牙膏,所以刷牙後就把牙刷插在口袋上,也不管口袋上濕濕的,就慌慌張張地去上第一節課。

  有一些共同科目,如中國通史,都在大教室或大禮堂上,不同系的同學濟濟一堂、眾目睽睽,都會看到阿邦狼狽的樣子。不但講課的教授注意到他,坐在前面幾排的女生更注意到他;因為遲到的他,得從中間走道拾級而上,躲不過眾人的眼光。

 

  十二、國有大臣,家用長子

  阿邦的大弟邦光,一九四五年在永靖出生,一九五一年小學畢業。小學畢業後未升學,就到員林鎮民生路、光明街口一家五金行當店員,也算學徒。老闆提供三餐外,每月給他薪水四十元。

  邦光工作表現良好,很受器重。有一次老闆與老闆娘吵架時,在場的他,怕波及玻璃櫥窗,張開手護著,老闆夫婦看在眼裡,覺得他很懂事、很有責任,就有意栽培。

  到阿邦大二後,家教收入比較穩定,就想到小學四年級時,爸爸有一次在一張紙上寫著「國有大臣,家用長子」八個字,被阿邦無意間看到、並牢記在心。所以這次寒假回員林時,就向爸爸建議:「三個妹妹都沒念初中,現在我已經有了家教收入,是不是給邦光回去重念六年級、準備考初中才好?」爸爸想不到阿邦會主動提出這項建議,大表讚許,就接受了。

  邦光要辭去五金行的工作、重回學校,可是五金行的老闆夫婦,不相信他要回去念書,以為要跳槽,就表示可以提高酬勞、想留住他。不過後來看到邦光的確回去念書,老闆夫婦就沒再說甚麼。

  邦光重返員林國小時,學校已經有很大的改變。以前升學的坐前面,沒升學的坐後面;坐前面的有繳補習費,坐後面的沒繳補習費。但是現在分成升學班、不升學班(又被稱「放牛班」)。前者有繳補習費、準備升學;後者沒繳補習費、未準備升學。這一下就為難邦光了,他沒錢繳補習費、卻要升學,但是也只能編到不升學班了。

  一九四七年生的雙胞胎邦鎮、邦家,本來同班,也都編在不同的不升學班。升學班與不升學班的老師不同,有夠力的「大牌」都教升學班,不是「大牌」、沒夠力的,教不升學班,令一些老師也很頭痛。

  雖然編在不升學班,但是邦光仍然考上員林中學初中部。阿邦念大四時,邦光初中畢業,由於不太喜歡讀書,就未考高中。

  阿邦有一點錢後,不但鼓勵弟妹念書,而且也給他們一點福利,不論已婚、未婚,在國內旅遊時,一人補助一千元,策劃及開車者另加一千元。

  弟妹們有的很有成就,有的遇到狀況,如喪失生活能力在家或在安養院,這位長兄照樣信守父親的教訓,善盡長子的責任,好友楊祺宗甚至說,阿邦退休後領的退休俸,都還用在弟妹身上。

 

  十三、「過年」沒什麼好談

  台大畢業後,跟同學沒什麼聯絡,直到二○○八年四月一日愚人節那一天晚上,忽然有一位自稱他台大同學的女生打電話給他。他聽不出聲音,以為誰在開玩笑,但是慢慢聊開後,才確認真的是他的同學。聊一陣子後,她說:「我跟你不同,是早睡早起的。我要去睡了,明天一早五、六點就可以打電話再聊。」阿邦睡得晚,不可能一早打電話給她,到晚上八、九點時才打。可是這位女同學要去美容院做頭髮,說:「你晚一點再打我。」到晚一點的時候,又連絡上了,兩人聊得很起勁、很開心。從此以後,在台北有甚麼活動,這位女同學就通知他,而他也欣然參加。 

  台大歷史系有兩位同學分別從國外拿到博士學位,並回台大擔任教授,一位是李永熾,一位是○○○。他們留學期間若回國,阿邦班上那位女同學就會通知阿邦北上聚聚。

  李永熾東勢客家人,中一中時跟他同屆、不同班,為留日博士,曾當過建國黨發言人,在陳水扁總統時代擔任國策顧問。至於○○○為外省人,留學○國,台大退休後住國外,但為保留台大宿舍居住權,每年都回台。在二○○八前的一次聚餐時,他把所寫的一篇文章印給大家,裡面提到大學時代的故事,其中一段寫到鄭邦雄。

  文章說大一時有一次作文課,教授出的作文題目為「過年」,正當大家埋首寫作時,阿邦竟只寫了兩個字──「過年」、就繳卷。「過年」為作文題目,而他寫「過年」兩字作為內容,莫非開教授的玩笑嗎?可是這次作文評分的結果,大家只獲得六、七十分,阿邦卻獲得八十分,等於一字四十分、兩字八十分,引起譁然。

  在中一中上作文課時,有時遇到題目太迂腐、太八股,令他不爽,他連一個字都不寫,就跑出室外,那位老師不但不以為忤,還視他為奇傑,非常看重他。這次在台大不敢造次,還算有寫了兩字交差,想不到一樣獲得教授欣賞,而五十年後,這件事仍留在同學的印象中。看起來不只是阿邦的特立獨行令人好奇而已,中一中與台大都不愧為名校,開明的校風不可小覷。

  中一中高一屆的同學李湘津,他有一位同學楊維哲,本來考上台大醫學系,但是不想讀,花兩年時間重考,終於考上台大數學系,後來並擔任台大教授,而且擔任大專聯考闈長一段時間。此人不修邊幅、常穿短褲,大學時代與嘉義人李鴻禧等人組成布袋戲社。據說楊維哲上數學課時,教授常趕他出去,因為程度太高,聽也無益。

 

  十四、原住民女孩黃秀妹的迷惑眼神

  大一念完的那個暑假,可能是八月初的某一天,陳奇祿教授(首任文建會主任委員)帶著歷史系及考古人類學系的學生多人,到山地考察原住民部落。他們搭專用卡車從豐原進入東勢,再進入谷關,最後到達久良栖。

  到達部落時,晚上睡在當地只有一間大教室的學校。大教室中間用活動木板隔成兩間,晚上男女學員分開各睡一間,教室外有一大片空地。白天四處探勘,餓了就埋鍋造飯,十分辛苦。難得晚上回來後,可以在教室外空地聊天或辦點聯誼;可是隨行的教官和助教,卻催大家養精蓄銳、早睡早起,以便迎接新的一日的挑戰。然而同學們那裏聽得進去,不過也不敢公然抗命,大家就佯裝乖乖地睡覺著。不過等到教官與助教脫下衣服爬進被窩裡後,大家就開始作怪了。

  男生輕輕地敲打地板,在寧靜的山地夜裡造成一點聲響,睡另一頭房間的女生聽到,以為出現蟑螂或老鼠,竟嚇得驚叫起來。這一來教官與助教也被驚醒,就爬出被窩、穿起衣服,趕快查明究竟發生何事,可是查不出所以然,就安撫一下,請大家放心睡覺,而自己也睡覺去了。隔了不久,又有男生敲打活動門板,然後女生又是一聲驚叫,已經脫下衣服鑽進被窩的教官與助教,只好再穿上衣服、起來查看,同樣沒查出甚麼,安撫一下,請大家放心睡覺,自己又睡覺去了。

  這樣的戲碼演了幾次後,教官與助教終於看清楚怎麼一回事,也懶得理睬。這時候有些不想睡覺、又有些春心蕩漾的男女學員,就到外面聊天,淺嚐了一點好像在戀愛的美好時光。

  過了幾天後,到八月七日那一天,忽然下起傾盆大雨,不能出去勘查了。因為山地沒有報紙,收音機又收訊不良,根本不知道中部發生大水災,這跟他在大一時(一九五九年)發生八二三砲戰,政府故意封鎖新聞的情形不一樣。

  話說大雨過後,陳奇祿教授還是帶大家繼續在山地勘查,不過橋斷了,無法前進;要是回豐原,一樣橋也斷了,無後路可退。這時候只好請當地一位就讀台中女中初中部的原住民女孩黃秀妹當嚮導。猶記得她穿黑裙子和綠色上衣,非常地熱情活潑,就帶大家爬上爬下、就近勘查部落遺跡。

  整個活動結束後,陳奇祿教授從袋子裡拿出四十元要答謝黃秀妹,她愕了一下,那種既疑惑又感謝的純真表情,令阿邦至今難忘。「你們到我們山地玩,我們已夠高興了,歡迎都不及,為甚麼要給我錢呢?」這一趟山地之旅,眼前這一幕恐怕是最大的收穫,應該不會是陳奇祿教授精心設計的吧!?

  關於原住民,阿邦聯想到大學時學校也有原住民同學,他們聯考有加分,而且考上後都住同一個宿舍。至於外省人子弟,念小學時遇到的不多,到中學時也不覺得多,但到大學後發現有大量的僑生,包括:香港、馬來西亞、印尼、越南、泰國、緬甸、韓國的……,他們聯考一樣優待加分,入學後一樣有僑生宿舍。大二時,阿邦參加美術社,因搬運石膏常經過僑生宿舍,曾學到兩句廣東話。住宿舍樓上的僑生看到有訪客,會探頭往下問:「嘎斯果?」(找哪個);如有誰走出去,裡面的人也會問:「嘎斯多?」(去哪裡)從同學的多國別、多族群、多語言,可以看到台灣是一個多元社會,而台大就是一個縮影。

  

  十五、讀書心得(一)

  阿邦從小喜歡讀書,一到學校就很高興,不過小學、中學及大學念書的體會卻各不相同。

  小學時,記得念過「來來來,來上學;去去去,去遊戲」,還念過「蘇武牧羊」、「李西曹大騙子」、「司馬光打破水缸」等等故事。到中學時,印象最深刻的,是劉鶚(一八五七──一九○九,晚清文士,筆名洪都百鍊生)寫的「老殘遊記」,及裡面的兩篇文章,一為「黃河結冰記」,一為「明湖居聽書」。

  「老殘遊記」屬於遊記體章回小說,是記作者晚年在山東各地遊歷的見聞,一方面有山水遊記的特色,一方面也揭發社會的許多醜陋現象,咸認是一本寫實的政治小說。作者對當時社會局勢的悲觀和絕望,都寫入書中,言人所不敢言、見人所未見,如稱:「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蓋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自以為不要錢,何所不可為?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劉鶚生在亂世,此書也是他個人感情之所寄託,曾自敘:「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國家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宗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鍊生所以有老殘遊記之作也。」

  在「黃河結冰記」的末段,並有一段生動的描敘。當他想到「百事俱廢,將來又是怎樣個了局」而滴下眼淚時,竟成了兩條滴滑的冰。而「明湖居聽書」則把「說書哼唱」的巧妙,形容為「有如花塢春曉,好鳥亂鳴」,可說十分傳神。

  到高中時,讀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寫於北宋慶曆六年、一○四六),最後以「先天下之憂、後天下之樂」作結束,道出作者憂國憂民的情懷,也在阿邦心中留下難以抹滅的印象和造成鉅大的影響。

  至於一篇至情至性的韓愈(768-824)「祭十二郎文」(寫於唐貞元十九年、西元803年)自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末段則嘆息著:「汝病吾不知時,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殮不得撫汝以盡哀;歿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這些感人肺腑的文句,如今都還牢牢地記在阿邦的心崁裡,時而吟詠。

 

  十六、讀書心得(二)

  雖然下課後忙著到處家教,但是白天卻可隨心所欲聽課及到圖書館借書、看書。

  大一時有選修、必修,也可以到各系旁聽;他特別喜歡詩詞,所以常到中文系旁聽。有一位女同學的爸爸在法學院教政治課,用英文講馬基維里的Prince(君主論),阿邦知道後,還跑去旁聽。

  阿邦喜歡語文,對英文情有獨鍾,大量閱讀「英文選」,最後甚至歸納兩個做人做事的心得,一為「凹底鏡」,一為「凸透鏡」。

  「凹底鏡」是講人遇到困難或心情鬱卒時,猶如身處冰天雪地的北歐,這時最好把自己當成一座高聳的山岳,讓堆積其上的冰雪迅速滑落山谷,而不要像平面的屋頂,讓冰雪把房屋壓垮了。這是讓人類發洩情緒的一種比喻。

  至於做事的原則與精神,就要像「凸透鏡」一樣,當陽光射入後,迅速聚焦,可讓「凸透鏡」下的紙燃燒起來;即指做甚麼事都要集中全部力量、發揮熱情,就無事不克、無事不成了。一樣是從眾多「英文選」學到的修為與修養。

  在大學時代,阿邦也喜歡閱讀「讀者文摘」,其中有兩篇成為他處世的指南。

  一篇提到有一位爸爸喜歡帶自己的兒子到各地旅遊,每到一個地方玩了一下,就告訴兒子:「我再帶你到另一個更好玩的地方去。」大概愛子心切,要讓兒子多玩一些地方。可是到有一天,兒子卻說:「爸爸,這裡已經很好玩了,何必去別的地方呢?」這位爸爸聽到兒子的話,頓有所悟,認為兒子開導了他,兒子的話是對的。

  另一篇講一個患有殘障的小孩,從小都需要依賴別人,覺得自己很無用、很自卑,日子過得很不愉快。不過後來忽然領悟到:由於自己的殘障、行動不便,才讓人有行善的機會;可以這麼說,他也在幫忙一般的正常人呀!從此以後,遇到有人幫助他時,不但坦然接受,還有一種行善的自得與快樂。

  這兩篇文章是文摘中的文摘,精華中的精華,影響阿邦很大,也應該影響過很多人吧。

 

  十七、難忘的第一瓶啤酒

  大二搬到第十宿舍後,室友有嘉義人、宜蘭人、虎尾人……,有念植物系的、地理系的、化工系的……。記得有兩位大四的學長,其中一位是念化工系的宜蘭人,台語有濃濃的宜蘭腔,典型的句子如:「軟軟酸酸nuí nuí suinn suinn」、「吃飯配粥tsia̍h puīnn phuè muê」、「月娘光光,照到我腳(屁股)gue̍h niû kuinn kuinntsiò tio̍h guá kha tshuinn」。阿邦從小學北港腔、永靖腔、社頭腔、員林腔、鹿港腔……,對語言有濃厚興趣的他,又有機會學到宜蘭腔了。

  另一個大四化工系的嘉義人,有一次寢室只有他們兩個,不知道他心情特別好、還是特別不好,竟邀請阿邦到台大外面的一家餐廳吃飯;不但點海帶、滷蛋、豆干、豬頭皮等等滷味,又點了一瓶啤酒,這也是阿邦第一次喝啤酒。 

  雖然這時家教很多,下課後忙不迭地四處上課,但還是有機會跟室友相聚。在第七宿舍時,常跟南一中出身的室友下象棋;而大二後學會橋牌,雖然要湊到四個玩不容易,不過有一次連玩三天三夜都沒睡覺。

 

  十八、清明掃墓

  阿邦的外公生有二男七女,二男都在太平洋戰爭中戰歿,而七個女兒中,有一、二、三、六,四個送人收養;四、五、七,三個未送人收養。阿邦的媽媽葉玉鳳女士,一九二○年生,排名第二,也是送人收養的。

  媽媽的養母,自己也是養女,對她管教非常嚴格,小時候吃飯,只能一個人坐著矮凳子,不准跟大人一起吃飯。這位養母未受教育,卻非常重視教育,讓阿邦媽媽受教育。他媽媽小學成績優異,都考第一名,小學都還沒畢業,當時在台北後車站圓環附近的台灣銀行,就打算等畢業後錄用她。不過養母不同意,又讓她念第三高女(今中山女中)。當時學制為五年,五年後畢業才進入台灣銀行上班,李前總統夫人曾文惠女士,一九二六年生,比她小六歲,也念第三高女。據楊祺宗回憶:她談吐優雅,聲音柔和,態度誠懇,禮貌周到,待人親切,非常尊重別人,像這樣賢慧的太太,員林街上只有兩個,另一個是員林書局的老闆娘,即張弘叡的母親。

  一九三八年,她媽媽十八歲時,嫁給在日本商社工作的爸爸,離開台灣後留下的台灣銀行遺缺,竟可以由阿邦的五姨遞補,可見她媽媽的工作表現非常好。在戰後一家人回台灣時,媽媽曾帶阿邦到台灣銀行拜訪,經理親自出面接待,當時頑皮的阿邦,還用橡皮筋射經理。

  他媽媽嫁到日本後,媽媽的養母孤獨無依,過世時也沒人告訴在日本的養女、即阿邦的媽媽,所以他們從日本回台灣,才知道她已過世了。

  大一時,阿邦告訴在員林的媽媽,說他的第七宿舍在公館芳蘭山下。媽媽聽到後就請一位阿姨帶阿邦到山上找媽媽養母的墓碑。這位帶他去找墓碑的阿姨,有參與喪葬事宜,還有一些印象,終於有找到。媽媽養母的墓碑,只是一塊大約十六開簿子大的石頭,刻有姓名,已埋沒在荒煙漫草中。他們扶正了墓碑,燒一些金紙拜拜後才離開。此後大學四年,每到清明節都到芳蘭山掃墓,這位外祖母並列入他們的家祠祭拜。

  大學四年的清明節都到芳蘭山掃墓外,也曾隨著大二歲的堂兄──二伯的大兒子,到蘆洲山上的一個墓地為祖父掃墓。祖父的墓園十分宏偉,比一般人的墓園要大好幾倍,周圍還有兩三座像土地公廟的建築物。阿邦的爸爸有三個哥哥、三個姊姊,最大的哥哥、即大伯,大爸爸十九歲,以他豪邁的個性和海派的作風,而且有一次到員林探視他們時,還曾到員林一位商人那裏拜訪,可推論祖父在世時,應該是一位大商人。他的祖父叫鄭植旺,不知何故,後來家道沒落。

  

  十九、表妹念書也很辛苦

  念中一中時,常到二姑媽家玩。有一次在廚房看到一個女孩黏在二姑媽身邊,狀甚親密,才知道是二姑媽送給自己親哥哥收養的女兒。這位表妹念彰化女中,同一年參加大學聯考,沒考上,但後來仍考上台灣師範大學美術專修科。

  阿邦從小喜愛書法與美術,上初中後常負責製作班上壁報,以參加校內比賽。高中時有一位本來不同班的做壁報高手,後來變成同班,兩人聯手合作,所做壁報所向無敵。這位夥伴考上台大醫學院醫學系,也參加台大美術社,並擔任社長;不久課業重,社務都請阿邦代理。

  一向愛好美術的表妹考上師大美術專修科後,阿邦常到師大找她。有一次遇到當時非常有名的林絲緞,被學生們請來當人體模特兒,赤裸裸地坐在一堆年輕小伙子面前,簡直令人不敢置信。

  同年參加聯考的一位姑丈兄弟的兒子,考上國防醫學院藥學系,租在新生南路距離台大不遠的地方,也跟阿邦有來往。有一次表妹要阿邦帶她去找他借錢,原來表妹念美術專修科花費浩大,每盒油畫顏料就要一百七十元,全套軍訓制服也才這個價錢,令表妹非常吃不消。表妹還說過一段話:「有一位同學的爸爸當立法委員,她買的油畫顏料是法國製的,每盒二、三千元。」

  大一寒假時,鐵路局有學生專車服務中南部的學生,表妹就請阿邦早一點到火車站排隊,並要他多佔兩個位置。阿邦當天晚上就去,並先在火車站大廳椅子上等,可是等到半夜卻被站務人員趕出來。而這時才知道南下的學生專車,廿四小時隨到隨開,火車並未停靠月台等人,沒辦法先佔座位。

  不久看到表妹跟一個男生到火車站。這個男生穿著青色西裝、白邊皮鞋,年紀顯然比一般大學生大很多,原來是一位小學老師,後來再念師大,成為表妹的同學。他的穿著跟一般大學生不一樣,當時一般大學生並沒有人穿西裝和皮鞋。

  阿邦跟他們搭同一班火車、同一個車廂,表妹在彰化下車,阿邦在員林下車,那位年紀大的同學卻坐到高雄。很多年後,才知道那個男生後來成為名人,曾做過高雄市政府副市長,而且家裡開大飯店。

 

  廿、從西台灣到東台灣

  話說大一暑假,台大歷史系及考古人類學系由陳奇祿教授帶到久良栖作原住民部落勘查之旅時,因遇到八七水災,橋樑斷裂、進退不得,就困在那裏多待了幾天。等雨停水退後,終於可以離開,並繼續東部山地的部落之旅。

  他們計劃從谷關回東勢,從東勢回豐原,然後從豐原搭台鐵火車,經苗栗、新竹、桃園、台北、基隆、宜蘭到蘇澳,再從蘇澳改搭巴士,沿蘇花公路回到花蓮。

  道路開通後,他們一早吃過飯、收拾行李,每人還分配到公用物品,包括:鍋子、碗盤、枕頭、毛毯……,然後坐上軍用卡車。卡車上坐滿人、裝滿行李,到達豐原火車站時,車站人滿為患,都是災後要回家關心災情。車站人多,所以他們勘查隊的同學,只好分散在各節車廂。

  由於阿邦念中一中時已當了六年的通學生,習慣於坐火車,並不覺得特別累;不過倒是想到一件事:大家分散不同車廂,無法聯絡:哪個車廂坐幾個人、坐誰也不知道,萬一有事就無法處理。所以阿邦每到一站停車,就一個人就到一個車廂探視,並把每個人的行李,不管私的、公的,都帶到教官及助教坐的「黑台」,集中保管。

  從豐原坐到蘇澳時,已經半夜,他們共坐了十七、八小時的火車;阿邦以外,每個人都累壞了。

 

  廿一、只買到兩張票

  抵達蘇澳後,大家住進旅社,但是旅社熱水不夠用,只有教授、教官、助教和女同學才能淋浴,其餘男同學只好到戶外洗冷泉。

  翌日起床盥洗、吃飯後,就到蘇花公路上的巴士站排隊,準備改搭巴士前往花蓮。那時蘇花公路的巴士,每天只開兩班,一班上午七點,一班上午十一點。糟糕的是,他們一行三、四十人卻只買到兩張票。哪兩個人先用這兩張票到花蓮呢?安排行程的助教──職責所在、義不容辭,就成為其中一個。而另一個呢?阿邦自告奮勇、當仁不讓,也願意陪同助教打頭陣。

  兩人到花蓮後,這位助教馬上到電信局打電話給領隊陳奇祿教授,但在連絡後才知道另一個颱風要來,領隊決定取消所有行程,大夥兒都回台北、不去花蓮了。這項消息令人相當意外,這位助教只好給阿邦一點錢,然後自己先回台北,而阿邦一個人竟在花蓮住了兩天。

  說來很巧,阿邦的大姨媽未生育,有收養一個養女嫁在花蓮。這位養女即阿邦的表姊,年紀比阿邦大很多,她的女兒也才小阿邦幾歲而已。

  阿邦是全隊唯一一個按照勘查行程抵達花蓮、又在花蓮活動的隊員,他要跟當地的原住民打交道,認為這樣才不虛此行。他在中部山地的久良栖學到幾句原住民語言,所以想在這裡賣弄一下,可是卻沒人聽懂。經過研究後,才知道台灣原住民有很多族,在久良栖的是泰雅族,而在花蓮的卻是阿美族,語言根本不同。如他在久良栖學到的問候語「斯克辣」,花蓮的原住民完全聽不懂,一點兒反應都沒有。

  回到員林後,才知道西部發生的八七水災相當嚴重。有一位女同學寫信關心他,他只把一些聽聞告訴她:「屋內流水很嚴重,木屐都浮了起來。」而據弟弟邦鎮後來寫的回憶錄,知道家裡床底下漂來一塊「神主牌」,上有姓名,卻不知道從何而來;他們不敢亂丟,後來到媽祖宮「擲筊」請示神明,最後送到靈骨塔存放了事。

 

  廿二、舞會上落跑、卻滑倒

  阿邦這一屆大學聯考不分組,翌年文理分組,大家就依據性向或興趣紛紛轉系。本來歷史系錄取三十二名,到二年級時,有的轉到法學院、農學院、醫學院……,大概只剩下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轉系、不轉系,從學號可以看出端倪。學號共六個碼,前兩碼考入年別,第三碼為院別,第四碼為系別,最後兩碼為編號。譬如阿邦的學號「四七一三一三」,「四七」代表四十七年參加聯考,「一」代表文學院,「三」代表歷史系,「一三」為編號;不管做好事、壞事,一查就無所遁形。

  國小時,同班女同學中只有一個是單名,到初中後,男女同學單名的略增加;到大學後,單名就很多。單名的大都外省人,很多是僑生。雖然有很多外省人,卻沒發生歧視的情形。

  大二時,阿邦被選上班代表,而且全體一致、大獲全勝。原來暑假這一趟原住民部落勘查之旅,他在回程火車上的表現,以及到蘇澳後一馬當先志願陪助教先到花蓮,這種犧牲奉獻精神,大大感動了同學,大家就推他為班代表。

  當班代表也不知道要幹甚麼,有一天忽然想到念中一中時遇到一位小學同學,認為他既然拿到縣長獎,應該當召集人、號召大家辦一次同學會;而這次當選了班代表,也應該舉辦一個甚麼活動才好交代,就想辦一場舞會。

  阿邦不會跳舞、沒參加過舞會,根本沒有辦舞會的經驗。不過從常識上推論,辦舞會要先有一個場地,再請人處理燈光音響等事宜,然後發出布告廣邀大家參加,大概就是做這些事。

  首先,他到台北師專(今天台北教育大學)借到場地,再請人弄一些燈光音響,而且結上一些彩球,彩球一旋轉五色繽紛,女生如穿上銀色裙子,就十分燦爛奪目。有一位女同學常參加舞會,當天穿著銀色裙子來,竟成為全場注目焦點。

  當然也找人請教一些辦舞會的細節及規矩。其中有一項不成文的規矩,就是大家結伴進了舞池後,若有任何一個女生沒有舞伴或未被邀請,孤伶伶地坐在椅子上,那麼這場舞會的主辦人,義不容辭地就非邀請她跳一支舞不可!阿邦特別留意到這個不成文的規矩,而這次卻真的出現這種狀況。有一個女生孤伶伶地坐在椅上子,等了許久都沒人邀請。不會跳舞、卻是這場舞會主辦人的阿邦,眼見大事不妙,全場就只有他跟她尚未踏入舞池;可是不跳舞的他怎樣去邀人家呢?跳舞這件事,會就會、不會就不會,無法造假偽裝,也很難當場惡補、現學現賣。

  阿邦越想越緊張、越想越害怕,並捏出一身冷汗,不如「三十六計走為上策」,他想。他真落跑開溜了,但是不甘心辦一場舞會連糖果都沒吃半顆,所以才溜出會場、又跑回抓一把糖果放在褲袋裏,再急著飛奔而出。想不到卻狠狠地滑倒摔了一跤,四腳朝天,引起大家一陣驚叫,全部都亂了舞步。阿邦萬想不到在舞池上撒了不少的「滑石粉」,本來要給舞者跳華爾滋旋轉用的,並不是給他這個落跑的人用的;這一滑創下了人類有史以來最獨特的舞步「四腳朝天」。

 

  廿三、提出「原諒論」

  有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他跟同寢室的室友一起到陽明山賞花,剛好遇到八個師大大三家政系的女生。其中一個女生的哥哥,跟阿邦這邊一位大四化工系的室友,是同學;這位女生認出他後,兩邊的人馬就配對起來聊天,並一起拍照留念。

  這一趟不期而遇,正是天賜良機,台大這邊一個男生竟愛上師大那邊的一個女生。回學校洗出照片後,這位被愛神射中的男生,就主張要加洗一些照片寄到師大給那些女生。阿邦這邊的室長,就是愛上師大女生的那位;另外,他們室友有做分工,包括擔任「國防部長」「交通部長」「外交部長」「內政部長」等等,各有職掌。而寄照片的工作就由「內政部長」負責。這位「內政部長」有一點調皮,竟發揮創意,把洗出來的照片放進一個紙箱,然後又用襪子、抹布、內褲……,塞滿空隙,再以「包裹」寄出。

  師大這邊的女生收到「包裹」後打開一看,竟看到襪子、抹布、內褲……,而且還聞到各種異味,互相走告後震怒不已,一致決定把「包裹」原封退回、就是拒收。台大這邊的男生收到退回的「包裹」,這一驚非同小可,知道「代誌大條」,不知怎樣善後。那位已經愛上師大女生的室長,非常不高興,就指示擔任「外交部長」的鄭邦雄,要寫一封道歉信,向人家賠罪。

  阿邦並不是肇事者,卻得收拾爛攤子,不過只能奉命行事。想了好久,他才想出一個賠罪的理由,在信裡說:

  「我們這邊有兩個大四、兩個大三、四個大二,以二X四+二X三+四X二計算,共得二十八,而除以八,平均二‧七五。而你們師大那邊,八個都是大三,即八+八+八共得廿四,再除以八,等於三。如果換算成年齡,我們才二‧七五歲,而你們已經三歲。即妳們是學姐,我們是學弟。學弟做錯事,難道學姐不能原諒嗎?」

  這封信由室長及各部首長親自簽名,起草的「外交部長」簽在最後一個,然後把照片和道歉信一併寄過去,裡面不再塞襪子、抹布、內褲……,以求化敵為友、平息糾紛。結果這一次沒被拒收,可說是外交上的一次勝利。

  有一次阿邦在台大附近搭上一部公車,公車上沒什麼人,他就坐在前面。可是不久,後面竟有一群女生大叫「鄭邦雄」,阿邦馬上回頭看個究竟,卻看不到後面有人;當他轉回頭正納悶之際,不久又聽到後面那群女生大叫「鄭邦雄」,而阿邦回頭再看時,也看不到半個人影。原來那些女生喊「鄭邦雄」後,就馬上躲在椅背後;到下車時才知道竟是師大那群一起爬山的女生!學姐比學弟還調皮呢。

 

  廿四、年糕的味道非常怪異

  大二上學期,遇到一個特別的巧合,在期末考與學期結束之間,剛好是過年,大部分同學都回家去了。阿邦覺得來回兩趟車資及搭公車都要花錢,就決定不回家。曾想過到松山二伯家,或到三重埔外婆家過年,但又覺得叨擾人家不好,如收到紅包或被以為要去拿紅包,都十分不妥;況且往返也要花錢坐車和坐車浪費時間,所以乾脆哪裡都不去,在宿舍看書就好。

  沒想到除夕夜宿舍不開伙、沒東西吃,只得徒步到校外的基隆路、羅斯福路逛逛,找看看有沒有東西吃。結果發現飲食店全關門,但幸好有一家雜貨店照常營業,就走到裡面看看有什麼東西可裹腹。果然發現一個玻璃櫥內還放著一塊菱形的花生糖,他就買下來;另外又買了一大張紅紙。

  回宿舍途中遇到一位小朋友,他手上拿著一支沖天炮,阿邦問他:「你的沖天炮可以賣給我嗎?」那位小朋友竟說:「好啊!」於是這次過年,他有一塊菱形的花生糖、一張紅紙和一支沖天炮。

  他把那張大紅紙切成兩張長條形的和很多方塊形的,在長條形紅紙上,自己湊成字句,寫了一對門聯,就貼在寢室門外,上面又補了一張橫批。他的寢室位在川堂,來往的人都會看到。至於在一些方塊形的紅紙上,寫了「福」字、「春」字,然後四處張貼,增添一點春節的喜氣。

  除夕這一晚,有一位室友也沒回家過年,但是到台北一位親戚家。離開親戚家後,親戚送他一塊年糕,拿回宿舍後,就分一點給阿邦。

  年糕要煎過才能吃,所以阿邦跑到餐廳廚房拿了一個鋁製盤子和一支煎匙,再用寢室裡的一個電爐,準備煎年糕,好好過年。可是煎年糕要有油,哪來油呢?「窮則變、變則通」,竟發現寢室裡有一瓶室友的魚肝油,既然都叫油,就用它煎年糕。他倒出幾粒魚肝油到鋁製盤子上,加熱後馬上溶解;再把年糕放上去,果然就把年糕煎好了。不過聞在鼻子、吃在嘴裏,味道卻非常怪異。這個過年,令他回味不盡,十分難忘。大家有嚐過用魚肝油煎的年糕嗎?要不要請媽媽試一次吃吃看?

 

  廿五、一件可求證、一件不值得求證

  大學時還有兩件事值得提,一件可求證、一件不值得求證。

  大二時有一次回員林,媽媽親手為他製作一大包魚鬆,要他帶到台北吃。阿邦用報紙把一大包魚鬆包好,那時候還沒有冰箱,想吃就拿一點吃。

  記得有一天中午過後,有位同學看他滿臉通紅、不太尋常,就建議他到保健室看一看,結果才知道食物中毒。後來他告訴媽媽,媽媽就沒再做魚鬆;因為做得太少一下就吃光、沒意思,而做太多又會壞掉。有這一次食物中毒的經驗,阿邦就不敢吃魚鬆或肉鬆。這件事值得一提,也值得求證──吃魚鬆會中毒嗎?中毒後會變成「關公」嗎?二0一三年有一天,他到市場買秋刀魚,賣魚的說:「沒有秋刀魚,鯖魚好不好?」阿邦一聽鯖魚,就想起媽媽、也想起那段吃魚鬆的日子。

  小學四年級前,跟編號二號的巫本源同班,阿邦曾到他家製作「獅頭」。後來他考上員林中學,大學唸東海經濟系,平常還有聯絡。

  有一天巫本源專程從員林坐火車到台北看電影。這部電影在台北首輪上映,每張票價六十元,片名為「賓漢」,卻爾登希斯頓主演。當時一學期伙食費八十元,每個月宿舍費二十元,而他暑假到員林鎮開稅單,每天工資十元。他賺的工資都交媽媽,有一次媽媽從裡面拿幾塊錢給麗真,麗真就拿去買了一只小皮包,可是有了小皮包、卻沒銅錢可放,可說窮得一文莫名。至於他的家教,也是要教好幾個才有一點收入。對巫本源看一場電影六十元,來回車資還不算,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巫本源看完電影後,到台大宿舍找他,當晚並同住宿舍,旅館費倒省下來。這天晚上阿邦的室友就豎起耳朵,聽巫本源蓋一下看這場電影的心得;畢竟包括阿邦在內,全部室友都只看過二輪電影而已。巫本源講「賓漢」的故事內容,都還不算重點,重點在於這是一部「身歷聲」,馬從銀幕左邊跑到銀幕右邊,或從遠方迎面而來,聲音就隨著馬的速度在觀眾耳朵裡逐漸加大,而且影像也跟著衝過來,非常逼真、非常壯觀。這種視覺與聽覺效果十分神奇,觀眾十分過癮,可說值回票價,一張票六十元就不算甚麼。

  這部「賓漢」是那一天首輪首映?在那一家電影院首輪首映?賣座如何?台灣「身歷聲」電影是不是從這部「賓漢」開始?阿邦說,這件事不值得求證。

  

  廿六、出任美術社社長

  大一阿邦就加入台大美術社,到大二時,一位中一中高中同學,竟被選為美術社社長。這位同學在中一中初中部並未同班,但都是負責班上的壁報製作。校際比賽時,彼此較勁、卻互相欣賞;想不到高中時竟同班,兩人攜手合作,所做的壁報屢獲佳績、所向無敵。這位同學考上台大醫學院醫學系,大一、大二在校本部念,大三到台大醫學院念,並常在醫學院那邊。醫學院功課繁重,所以雖掛名社長,社務工作卻一向請阿邦代理。這位社長近視嚴重,書法卻很厲害,素描功力也極強,可說很有美術天分、相當傑出,不過阿邦的腦筋靈活,比較有創意。兩人從初中的競爭關係,到高中時進入合作關係,而這時變成代理關係。

  這當中有一段插曲。大二時有一位外文系的女生加入美術社,阿邦的這位同學愛上這位女生,就鼓勵她接社長職務,以示討好,並想藉機親近。他對這位女生說:「妳擔任社長,反正一些雜物都有鄭邦雄做。」可是這位女生興趣缺缺。

  大二下學期結束時,美術社循例舉辦同樂會,可是鄭邦雄沒去參加,竟去聽台大哲學系一位教授演講「希臘藝術的特性」;聽完又去聽剛從美國回來的葉公超、用英語演講「中美關係」。那一年「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而代之,駐美大使葉公超雖然主張以「台灣」名稱繼續爭取留在聯合國,可是蔣介石不同意。此時中美關係緊張,葉公超回台灣、又到台大演講,當然引起師生注意。前往聽講的很多,阿邦進不去,只能在窗外走廊上聆聽。

  他聽完兩場演講後,才記起美術社有一場同樂會,就走回辦理同樂會的教室,看看還有沒有糖果吃;可是活動早已結束,糖果一顆都沒留下來,只見在黑板上公佈著「下屆美術社社長──鄭邦雄」幾個字。

  

  廿七、人數超過「純誼合唱團」

  阿邦不論在小學當班長,或到大學當班代表,都有一種使命感。現在被選為「美術社」社長,也是一樣,希望為大家做一點事。

  當時台大最大的社團為「純誼合唱團」,不但人數最多,素質也最整齊,團員一定要喜歡唱歌、會唱歌、會五線譜。至於其他社團就比較寬鬆,如加入「柔道社」,想學一點防身術或喜歡穿「柔道服」就參加,並沒什麼要求,不需要甚麼條件。參加「美術社」也一樣,想參加就參加,不需要甚麼條件。

  現在他擔任了「美術社」社長,很想把它搞得像樣一點;而首要之計,就是增加人數。

  他注意到大一新生參加社團,都是到訓導處公佈欄看社團招生公告,並在那裏填報名表。各社團的報名表格式都一樣,每一張可填十個人。阿邦研究結果是,報名表填多的恆多,填少的恆少,因為報名時大家都往人多的社團登記,就好像大家到夜市消費,都會選生意好的攤位;寧肯花時間排隊,也不光顧生意清淡的攤位。假定可以透過各種關係,把大家都拉到「美術社」登記,讓「美術社」的報名表張數增加,看起來有爭先恐後、都想加入的聲勢,就會產生一種暗示作用,表示「美術社」很熱門、「我也要參加!」阿邦發現這個道理後,就開始找一中的同學或認識的,動用人情關係,請大家拉人到「美術社」,果然大奏奇效,參加人數竟超過「純誼合唱團」,成為台大最大的社團,開會時大教室都坐不下。

  人數暴增當然是好現象,可是如果不增加或充實活動內容,也留不住人,所以阿邦開始策劃各種活動。

  阿邦的表妹就讀台灣師大美術專修科,透過這層關係,就邀請師大的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分別到台大演講。大一時,大家只畫臘果和石膏,後來增加水彩、油畫、國畫;國畫又有山水、花鳥和人物,項目大增,當然引起大家的興趣。

  除鼓勵作畫外,也得提供展覽發表的機會,所以大三上學期借到空間很大的學生交誼廳,就舉辦了一場盛況空前的畫展。這次展覽,作品不必裱框、不必裝框,畫甚麼題目、使用甚麼媒材都行。大家紛紛繳出畫作,竟把整個場地的牆壁,自天花板以下,懸掛得密密麻麻的。在展覽場的櫃台有賣飲料,參觀者走累了可坐下來聊天、喝飲料。參展者自動邀請朋友參觀,也有外校的學生及家長聞風而至,可說十分轟動。

  這次展覽的成功,讓學校「課外活動」組長大感驚奇,而且覺得很有面子,竟指派他代表台大參加當年台南成大舉辦的全國大專社團活動。

  在那次盛大的全國性活動裡,他一個都不認識,不過卻記住由大會報出的一位國立藝專女生的名字,她是一九四四年出生的歸亞蕾,後來成為知名演員。這次活動,他被安排坐在禮堂的二樓,並聽到當時救國團主任蔣經國演講。

  他擅長辦活動,大三時還有人請他出面舉辦「員林地區旅北大專學生同鄉會」,所謂「員林地區」,包括永靖、埔心、社頭、大村、花壇在內。他用同樣的方式和熱忱,就辦了一場同鄉會,歷屆的同學都有人參加,辦得有聲有色,還留下一張大合照,員林的洪修三律師一直都放在辦公桌上。

 

  廿八、「美術社」變成「戀愛社」

  同寢室有一位大三念地理系的同學,看到阿邦當社長的「美術社」辦得有聲有色,有一次問他:「我只會用粉蠟筆畫圖,可以加入嗎?」阿邦當然鼓勵他加入。有一位大一的女生,身體孱弱,可說弱不禁風,找他問:「我水彩、油畫都不會,只會粉蠟筆,可以加入嗎?」阿邦不但鼓勵她加入,還介紹他們兩個只會用粉蠟筆畫圖的認識。他們兩人都很客氣,都很尊重對方,有一天那位男生、也就是他的室友問那位女生:「我們到那裏畫圖呢?」那位女生竟回答:「你到哪裏,我就跟你到哪裏。」這句話讓他的室友立即發揮很大的想像空間,一個晚上陶陶然,都睡不著覺。

  有些男生喜歡畫圖,就找不會畫圖的女朋友加入;有些女生喜歡畫圖,也找不會畫圖的男朋友加入。這個「美術社」已成為男女朋友聯誼會、甚至變成「戀愛社」,而非純美術的社團。有時大家到郊外畫圖,一些不相干的男生為了某個女生來參加;女生畫圖時,就在旁邊烤地瓜給大家吃,一片和諧的景象,比眼前的山水畫更動人。

  「美術社」人數增加,活動也增加,阿邦忙著辦活動,自己根本沒時間畫圖。他到底會不會畫圖?作家林雙不的著作裏說:

  「在美術社裡,莊秋雄結識到同一年級歷史系的鄭邦雄。台中一中畢業,來自彰化縣員林鎮、聰明而又能言善道的鄭邦雄,喜歡畫油畫,而且喜歡一面畫、一面講歷史故事。不曾畫過油畫的莊秋雄正在努力跟他學油畫,同時非常喜歡他講歷史故事。」(見林雙不著「深秋天涯異鄉人,安安靜靜莊秋雄」,晨星出版社)

  另在弟弟邦鎮一份未命名、未發表的回憶錄裏說:

  「我做小孩時,也有暗戀的女明星,以及非常佩服的偶像……。男明星我最欣賞的就是三船敏郎、仲氏達矢和石原裕次郎,其中三船敏郎演的『宮本武藏』,那個武士為了愛人阿通子,被師父老和尚誘騙關禁閉在佛寺的樓上,強制繼續修心,後來修成,終於以耐心和智慧決鬥勝利。對這片子記憶特別深刻的另一原因是我大哥邦雄,他有一天隔街看著電影院二樓高的電影海報牆,用水彩照著畫了一張三船敏郎舉著劍的英姿,我站在旁邊看他畫,三船敏郎那雙眼神,和反光的劍鋒,至今不忘。」

  可見阿邦不僅會油畫、會水彩,而且都畫得不錯。

  社長任期結束後,繼任者也是中一中畢業的同學,他念台大工學院機械系。工學院的男生在參加「美術社」後,有機會接觸女生,人數應該不少,所以才會被選為社長,所以從另一個角度觀察,「醉翁之意不在酒」,「美術社」也有一點「掛羊頭賣狗肉」呢。

 

  廿九、兩個「光頭」終於出現

  大一國慶日那天,台大學生到總統府前廣場參觀閱兵典禮,因為站在最前排,第一次看到、聽到蔣介石總統演講。

  大二時、也就在一九六○年六月某日,美國總統艾森豪來台,並發佈消息要在總統府前廣場演講。這次公開演講,民眾與學生出席踴躍,人群從四面八方湧進,無法管制;在重慶南路北一女的圍牆上都坐滿人。阿邦夾在台大學生的隊伍裏面,但是隊伍進不去,「潰」不成軍,各自想辦法鑽進去。阿邦個子小又瘦弱,鑽到人群後總被擠來擠去。有時不得已拉別人的肩膀,頭就冒了出來;可是一下子又掉下,只好在人們的腳下竄來竄去。像這樣的人潮,實為平生首見,這時也體會到「人山人海」這句成語,一點兒都沒騙人。

  從下午一點推擠到三點,人群中常傳出:「艾森豪到了,艾森豪到了。」卻都沒真的到。倒是最後有人說蔣總統陪艾森豪出現台上,才真的看到,而且看到的人都大叫:「有看到兩個光頭了。」這也是阿邦第二次看到蔣介石。

  大四遇到尼克森與甘迺迪正在競選總統,當時台大一門「國際組織與國際現勢」課程,有一次請一位教授分析選情。那位教授只作分析,卻未講哪一個會當選,不過聽起來好像尼克森的機會比較大。在場聽講的僑生很不爽,就大喊:「到底哪個會當選?」那位教授不得已才講出自己的判斷,認為尼克森會贏。翌日公佈選舉結果,尼克森卻落選,讓這位教授很沒面子,這件事也成為校園笑話。教授分析甚麼事情都要有所保留才好,但是學生上課這樣沒禮貌、逼教授非表態不可,也是令人不敢苟同的。

 

  卅、在車籠埔遇見大表哥

  大學四年級時,阿邦奉爸爸之命,曾到台中市帶二姑及她兩個兒子,即大表哥、二表哥回員林過年。那時候就知道大表哥、二表哥兩人個性不一樣,大表哥比較缺乏親和力。到唸中一中初一時,大表哥已在中一中唸高一。他喜歡打網球,阿邦常到網球場請教他功課,可是大表哥可能看他穿著阿兵哥改的衣服及破爛的鞋子,就不太理他。二姑丈經營木桶店,阿邦的爸爸曾到那邊工作,可是好像也被瞧不起。這位大表哥住台中市,衣著講究、愛打網球,結交對象都是有錢人,連女朋友都是富家女,長期以來看輕阿邦一家人是有跡可循的。

    阿邦大三時到台中「車籠埔」,這裡是訓練二等兵的地方,但那時大專生也在這裡受訓,到後來才有王田的成功嶺。巧的是,阿邦受訓時,竟遇到當排長的大表哥。大表哥高中畢業後,兩人很少來往,此時遇到真是意外。按理遇不到才對,因為阿邦大三時,大表哥應該大學畢業兩年,怎麼會在這裡當排長呢?可能聯考不順,重考才考上台中農學院,有耽擱了時間。

  大專集訓時,以個子高矮排隊後,再按所報號碼編入連隊。報數時,以「一、二、三」「一、二、三」喊下去,凡是喊「一」的,編在第一連;喊「二」的,編在第二連;喊「三」的,編在第三連。連隊編好後,再以同樣的方式編排,即喊「一」的編第一排,喊「二」的編第二排,喊「三」的編第三排。這時候大表哥為值星排長,竟作了手腳,把阿邦排進他的那一排,編號為「一一九」(腰腰果)。

  在短暫的新兵訓練中,阿邦受到大表哥的照顧,他有某種受自己人保護的安全感,一掃以前認為大表哥瞧不起他們一家人的錯誤印象;即對大表哥的誤會從此冰釋。

 

  卅一、魔鬼訓練

  那時大專生暑期集訓都在「車籠埔」,以當年聯考報名三萬六千人、錄取六千人計算,如扣除一半女生及少數殘障體弱不必當兵者而論,應該還有三千多人。一連有四排,一排四十人,這樣也有廿連。在這次集訓中,有唸中一中初中部、後來唸師專,又當選國大代表的張春男,也在同一連,但不同排。

  在三個月共十二週的集訓中,表現特別好的,可獲「榮譽假」,即可提前一小時放假、並可晚一小時收假。而ㄧ般都有「普通假」,每週可回家一次;周日早上回家、晚上銷假歸營。同學邱勝次常放「榮譽假」,而阿邦不但沒有「榮譽假」,還常被「禁足」──就是假日留營、不准回家,連「普通假」都沒有。

  受訓者遵守營裡的各種規定,並由班長嚴格督導執行,包括每天早上的內務檢查,有沒有把床單拉平?有沒有把棉被摺疊整齊、像豆腐一樣?犯規一項就記一點,絕無通融。至於白天每堂課之間、即回寢室的那十分鐘,則規定漱口杯、肥皂、牙刷、牙膏排放的位置順序都不一樣,做錯一項,也一樣記一點。如果一週中被記三點,就要「禁足」、不能回家。阿邦每天至少被記四點,一周六天就超過廿四點,怎麼能回家呢?大表哥雖然是自己人,卻也愛莫能助、無能為力。

  平日都穿草綠色的野戰服,星期日放假時要改換卡其色布的外出服。這時還要把野戰服上的臂章、名牌都改別在外出服上。開玩笑的是,被「禁足」、不能回家的人,一樣要做同樣的動作,即把臂章、名牌移來移去,故意戲弄的成分很大。

  阿邦在大二時,就請教中一中高一屆、後來念成大的李湘津,關於集訓的一些經驗,畢竟他早一年參加集訓。李湘津提供兩點寶貴的意見,第一、受訓曬太陽時間太長,為了避免中暑,要多喝水,而且水裡要加一點鹽。第二、因為每天要做「伏地挺身」很多次,所以要提前自我訓練,才應付得了。身體原本就虛弱的阿邦,聽了李湘津的意見後,很擔心無法通過「伏地挺身」的考驗,所以大三時就利用睡上舖的機會,開始在上面默默地作「伏地挺身」。開始做一下都不行,後來竟可以做到二、三十下,這樣才安心許多。

  可是到「車籠埔」集訓時,還是通不過考驗,因為這裡的「伏地挺身」做法不一樣。原來認為喊「一」就要伏地,喊「二」就要挺身,所以聽到「一、二,一、二」,就「伏地」、「挺身」,「伏地」、「挺身」……,其實並非如此。班長出身軍旅,都是職業軍人,整人的方式特別高明,有時會把「一」拉長,讓你慢慢「伏」;有時則把「一」縮短,一下子變成「二」;或把「二」拉長、一下子變成「一」,變來變去、無可捉摸。這一來比用「一、二,一、二……」規律的口號所作的動作,要吃力得多。如果做不來、達不到要求,一樣要被記點。

  犯規時不只是被「禁足」、不能出營,還要拿「棉被」處罰。處罰的方式又分三種,一種是背著「棉被」跑運動場,一種是躺到籃球場的水泥地上蓋「棉被」,第三種是遇到雨天時,頭頂著「棉被」站在大門口鏡子前幾個小時,讓大家看到你出洋相。在軍中,整人也是逗樂的一種;不管整人的,還是被整的,都帶有一點小樂趣。

 

  廿二、神槍手在屋頂上瞄準你

  集訓期間,平時早上六點鐘起床,但是有一天忽然提前五點半就起床。平時一天吃一頓早餐,可是那一天竟吃二、三頓早餐,顯得精神飽滿、士氣高昂。

  平時打靶回來都要「清槍」──看看槍管裡面還有沒有子彈?但是那一天並未打靶,卻要「清槍」。平時「清槍」由班長檢查即可,但是那一天在班長檢查後,排長、連長又分別各檢查一次。就是說,那一天沒打靶,卻「清槍」三次。而且一直講一件事,就是蔣總統到處巡視時,都隨身帶著一批神槍手,如果他在司令台上訓話時,這些神槍手就埋伏在周邊的屋頂上,一發生狀況──如果有人不識相要暗殺總統,屋頂上的神槍手一定先發制人,而且命中率百分百。

  原來那一天蔣介石到「車籠埔」向集訓的大專生訓話,事前安全防範措施非常徹底,弄得全連官兵十分緊張。

  他在司令台上訓話時,果然屋頂埋伏著神槍手,而站在最前排聽講的,都挑選個子特別高大的,每人雙手都豎著一面國旗,動都別想動。長官們還特別加重口氣提示:「你們若隨便彎身、彎腰,或手亂摸、亂動,神槍手的子彈不長眼睛,一槍斃命!」就是說,誰敢輕舉妄動,就會活活被打死。有一位站第一排的「班頭」,怕得要死,事後對大家說,他全身僵硬,差一點就撲倒在地。

  這是阿邦第三次看見蔣介石總統。

 

  卅三、結訓心得──並沒有吃虧

  十二個禮拜的集訓終於結束了,雖然好像受盡了折磨──內務檢查不通過被記點、「伏地挺身」不通過被記點;別人有假、他沒有;別人可以回家、他不可以……,不過他不但不覺得吃虧,反而自認為頗有收穫。

  首先,他認為這是預備軍官的集訓,是來這裡學習管人、而不是來學習被管的。況且這是盡國民的義務,而不是來這裡爭取甚麼權利。他覺得有一天就會放出來,並沒什麼壓力。

  其次,集訓時間,該吃就吃、該睡就睡,生活作息正常,而且有「伏地挺身」等等體能訓練,健康狀況顯有進步。

  被「禁足」也還好,可以省掉從「車籠埔」搭小火車到台中,從台中搭台鐵到員林往來的車錢及時間。而且「禁足」時跟留守人員在另一個餐廳一起吃飯,伙食好很多。這時又學會第一碗飯少盛一些,吃完趕快盛第二碗,而第二碗就多盛一些。全連被「禁足」的人集中一起,就好像坐牢一樣,各路英雄好漢濟濟一堂,有切磋的機會,對將來被派到部隊當預官大有幫助。該知道的知道了,不該知道的也知道了,也就是可以多學到「管人」的訣竅,或先識破一些作壞事的伎倆。

  阿邦認為「棉被是被人類拿來蓋、而不是拿來摺的」,這一項信念與真理,並沒有因為此次集訓而有所動搖,所以這也是他的一次考驗和一次勝利。

 

  卅四、在三個親戚家發生的三件事

  大學時,曾在三個親戚家發生三件事,每件都令人難忘。

  第一件──

  大一時阿邦只穿短布鞋、沒皮鞋穿,後來因為有家教收入,大二回員林才買了第一雙皮鞋。到大三寒假,經三姑介紹,爸爸在瑞芳找到一項像樣的工作,不必當粗工,也才有錢為他買了一只手錶。三姑媽未生育,收養一女一男,女的原是三伯父的女兒,收養後從阿邦的堂姊變成表姊。男叫「白中發」,巧用麻將「白板、紅中、青發」術語,很容易記。三姑丈不是公務員,可能是當地礦場裡的事務員。

  話說表姊結婚宴客時,就請剛好在瑞芳工作的爸爸幫忙收紅包及記帳。宴會結束後,爸爸把紅包交給三姑媽。每包紅包都有祝賀者的名字,但是有一包沒有,而裡面只包廿元。三姑問阿邦的爸爸:「這包是誰送的?」爸爸回答:「不知道是誰送的。」這一包到底誰送的就成謎。後來才知道是阿邦爸爸送的。原來阿邦爸爸認為,他畢竟是新娘的舅舅,不送紅包講不過去,但是送太少、也不好意思,兼顧情理之下,就以無名氏包了廿元薄禮。

  第二件──

  阿邦的四姨媽婚前曾到日本神戶幫忙媽媽帶孩子,不久回台灣嫁人,自己也生了幾個孩子。有一次,媽媽聽說四姨媽又生了孩子,要阿邦到三重埔探望一下。去的時候剛好遇到年節要宰一隻鵝,四姨媽「坐月子」起不來,四姨丈就自告奮勇地說:「有甚麼事要做嗎?由我來就好。」四姨媽說要宰一隻鵝,四姨丈問她:「鵝怎麼宰呢?」於是四姨媽教他:「準備一盤洗淨的米,把鵝脖子上的毛去掉一點後,用菜刀剁下去,讓鵝血流到放米的盤子上。等鵝血流乾,再把鵝的脖子打結;等到斷氣不動後,放進熱水裡燙一燙,然後再抓出來拔毛……。」

  阿邦在旁邊聽到四姨媽教四姨丈講宰鵝的方法,但是並沒有看到四姨丈實際操作的過程。不久後,只見這隻脖子被打結、滿身鮮血的鵝,像喝醉酒的人一樣,腳步不穩、東倒西歪,正在跳一種奇怪的舞步。最後終於才知道四姨丈弄錯了,他拔鵝脖子上面的毛、不是下面的毛,菜刀沒割到脖子下面的血管,只傷到脖子上面的皮毛。血流出來後,硬把鵝的脖子打結,卻沒斷氣、沒死,才東倒西歪地「跳舞」掙扎呢。

  第三件──

  二伯父住松山,他有三個兒子,最小的大阿邦兩歲;另有一個女兒比較小,是阿邦的堂妹。堂妹結婚宴客那天,剛好是星期六,阿邦也到場祝賀。二嬸把阿邦當成自己人,所以要他坐騎樓區,並請他幫忙接待客人。阿邦被委以重任,卻不知道怎樣招呼客人,坐得很不自在。

  廚房在屋子的最裡面,一道一道的菜經過房間、客廳,再端到騎樓。那個端菜的人有了年紀,端過來後還熱情地跟客人招呼,「請慢用!請慢用!」語氣與態度都相當從容老練。這時阿邦突然想到:「應該請這位端菜的長者坐我位置,由他來招呼客人比較對。」就悄悄地對他說:「端菜的工作由少年的來就好,請你坐我的位置招呼客人。」這位原來端菜的老兄,居然跟他交換職務,而阿邦拿著托盤就到廚房端菜了。

  托盤是長方形的,上面一次可放兩盤菜,有拼盤、蒸魚、炒肉、青菜……,也有熱湯、甜湯。在廚房裡的二嬸,把兩道菜放在托盤後,教他兩手直著拿,即兩道菜一前一後在胸口前。阿邦照著做,可是覺得這樣拿很危險,經過房間時,就把托盤放下來,改用兩手橫著拿,即兩道菜變成跟胸口平行。

  後來二嬸發現阿邦沒聽他的話,擅自改變方向,就要他無論如何要改回來。不過阿邦就是覺得直著拿重心不穩、很危險,經過房間又悄悄地改成橫著拿。二嬸看到他陽奉陰違,非常生氣,就不要他再端菜,請原來端菜的人端。

  阿邦非常惶恐、非常納悶,為甚麼讓二嬸生氣了?為甚麼一定要他直著拿?後來才終於弄懂,這是一種習俗。喜事要直著拿,喪事才橫著拿。以前女兒嫁出去後,如果死了,娘家的姊妹先來看看有沒有被毒死、被虐待,臉上、身上有沒有出現異狀,看過沒問題,再由兄弟、也就大舅或小舅,代表娘家來「封釘」──蓋上棺木後打上釘子,以備下葬。這時男方這邊的「孝子…」──長子,要雙手橫拿著托盤,托盤上放一付鎚子,而且把橫的托盤頂在頭上,恭恭敬敬地跪向大舅或小舅,以便進行「封釘」儀式。就是說,辦喪事時,托盤是橫著放的。現在表妹要出嫁,正在辦喜事,托盤怎麼可以橫拿呢?阿邦的媽媽少二嬸十七歲,不知道這種習俗、也未教過阿邦,才發生這種「失禮」的情況,讓二嬸很生氣。

 

  卅五、一些瑣碎、卻難忘的回憶

  在台大還有一些回憶。

  曾擔任大學聯考闈長一段時間、也是台大名教授的楊維哲,是阿邦中一中高一屆的學長。念一中時,他的數學特別好,上數學課時老師就請他出去,對他說:「你不必聽了。」成為校園的趣聞。他考上台大醫學院醫學系,雖然符合父母的期待,可是他不想念。他大一、大二時擔任家教存了一點錢,兩年後重考、考上台大數學系。這位學長不修邊幅、常穿著短褲,並與嘉義人、後來也當台大教授的李鴻禧,曾組了一個「布袋戲」社團。

  大二時,歷史系有兩個教授令他印象深刻,他們一個教斷代史,一個教國別史。教斷代史那一位的板書非常好,尤其寫英文都用「花體字」,也喜歡寫字的阿邦自嘆弗如,覺得用一輩子的時間也學不到。而另一個教國別史的教授,就給阿邦留下一個無法解開的迷惑。

  有一天上國別史的課,那位教斷代史的教授走過走廊,這時裡面教國別史的教授看到他,竟當著學生面前指著他,大罵:「他是一頭豬!」不知道為何罵他、又罵他「豬」?兩人有甚麼深仇大恨嗎?是「文人相輕,自古已然,於今尤烈」嗎?

  大四時,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被邀到台大演講,阿邦去聽、卻沒聽得他講甚麼。

  另一件事也不能不記一筆。

  大學四年阿邦懶得先到餐廳排隊用餐,都等大家用餐後,最後才去吃剩菜剩飯,可是有一次例外。

  畢業的前幾天,有一次上午十點多就到餐廳,這時同學都還沒到,餐廳空蕩蕩,只見有一些人在廚房裡準備。他看到廚房有個兩張塌塌米大的水槽,裡面放了一大堆空心菜,水龍頭打開後,水慢慢滿,接著有個餐廳的員工穿著雨鞋,竟踏入水槽內,在空心菜上踏來踏去。不久後,把空心菜撈上來放在有肉攤架子大的桌子上。這時阿邦看到水槽內留下很多汙泥,也看到撈上來的空心菜裡面,有爛的、有梗長的,然後有幾個員工雙手各拿著一把刀,好像打鼓一樣,在這一大堆空心菜上剁切,最後再把這堆剁切好的菜推進另一側的一個大鍋子裡。煮好後就是大家餐桌上的菜,而部分加了水就變成菜湯。

  當天他還看到木架上放著早上吃剩的稀飯,黏黏的米粒沾滿桶子,一群一群墨綠色的「金蠅」(蒼蠅)在桶子四周飛,有的停在上面。當時還沒所謂「營養午餐」,也沒有食品安全衛生的概念,位居台灣最高學府的台大,就讓學生們這樣吃了四年。

 

  卅六、畢業典禮上最搶鏡頭的一個女人

  阿邦的台大同學裡,有一些家裡很有錢,大一時到一個同學家,他家有一棟大樓,一、二樓當辦公室,五樓以上當住家,上樓要坐電梯,那一次真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大三在「車籠埔」受訓時,有一個同學不管聊到世界那個知名的交響樂團,不管樂團演奏誰的曲子,他都知道曲子在幾分鐘內結束,原來他家已有電唱機和唱片,經常聽。

  僑生中富有的更多,他們很多人有集郵的癖好,郵票都是一套一套地買,常把一大堆郵票拿出來晒太陽;甚至已有很多人有照相機,那時的照相機極為昂貴。

  話說畢業典禮那天,當時校長錢思亮邀請教育部長黃季陸演講,大家似乎對部長的演講興趣缺缺,反而把焦點集中在當時的司儀方瑀。方瑀是台大學生,爸爸是台大教授,當天穿著滾紅邊的白色旗袍,顧盼自如、豔光四照,許多僑生無視於嚴肅的畢業典禮,竟紛紛離座去拍她。方瑀後來嫁連戰,現在被叫連方瑀。曾當選過中國小姐,也是連勝文的母親。畢業典禮選一個有潛力的校花當司儀,看起來比找誰來演講有吸引力得多。

 

  卅七、糊里糊塗就畢業了

  阿邦從小喜歡讀書,念中一中後,學校有圖書館可借書,他身上最多時有六、七張借書證,常不斷地借書、看書。平時除複習外,更喜歡預習,會向高年級的同學借用過的書,不懂也會請教高年級的同學。他初一、初二時,已把初三的課本讀完;初三、高一時,又把高二、高三的課本讀完,而高三時就到圖書館借大學用書,可說好學不倦、異於常人。

  念中一中通學時,喜歡坐在人少的「黑台」,利用昏暗的燈光看書;晚上在提水後,經常跑到火車站天橋上,也是藉著昏暗的燈光看書。到大一時,視力已經不行,晚上月亮都看成二個、三個;不過還是沒戴過眼鏡。雖然這時眼睛已經不行,但還是不斷地聽課、看書,晚上家教結束回寢室後,又到餐廳藉著那裏的小燈泡看,一點都沒鬆懈。

  成長期間對戀愛毫無概念,也從未戀愛,對於男女同學間的交往,沒有很在乎,也沒受到甚麼啟發。從小上學有書讀就很快樂,並沒什麼目標,對知識有強烈的企圖心,金錢則對他沒什麼吸引力。毫無生計上的考慮,根本忘記了貧困,也忘了身為老大的責任,所以他選擇念歷史系。縱使念書很用功、很起勁、很廣泛,卻對考試漫不經心,也毫不在乎考試結果。能夠唸中一中是運氣好,遇到恩師巫金煥老師;念台大就要感謝員林鎮公所給他工讀機會。現在知道自己不被允許念研究所,竟有一種恍惚茫然的感覺,而就在糊里糊塗、莫名其妙中畢業了。

  晚年有很長的時間住在中山路二段35112號,跟中一中的同學林木柳比鄰而居。林家有許多資源回收的物品都送給他,這些物品有很多是國中生各科的補習教材,可見國中生補習、升學、應付考試幾乎是唯一的目標,別無選擇。可是阿邦有幸在自己的成長年代裡,不論家庭或學校都沒給這種壓力,才有機會涉獵不同面向的的知識領域,並順利地完成各階段的教育。

 

  卅八、一隻從水裡撈起來的破瓶子

  大學四年級除必修、選修外,阿邦常聽演講,也常到別系旁聽。最喜歡旁聽中文系的兩堂課,一為詞選,一為詩選。

  有一位教詞選的葉嘉瑩教授,偶而會請聽課的僑生朗讀,阿邦後來才知道是有道理的。原來葉教授為北平人,講話字正腔圓、講所謂「國語」。不過詩詞朗誦非常注重音節平仄,而「國語」只有「四聲」,聽起來不太好聽。台灣人的閩南音也很有味道,譬如洪第七唱紅的「離別的月台票」,「別」字唱成「滑」音,就特有感情。台語專家施福珍說:「台灣人佇例講話,實在真好聽,高高低低長短音,親像唱歌聲。」(見其鉅著「台語瞬間入門辭典」)

   畢業時要做畢業紀念冊,大家都要拍學士照;為他們這一屆拍照的,是羅斯福路一家名為「老二」的照相館。畢業紀念冊上就有它的廣告,聽說是捐了百元作為條件。

  紀念冊上除有校長、師長的照片外,還有各學院各系畢業生的個人學士照,後面並附有通訊錄,上有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學號、地址及電話。另外,每人可以寫三十個字的畢業感言。學過詩詞的鄭邦雄,就作了一首四言絕句:

「似曾滿足,終歸空虛;

未暇計得,總覺無塵。」

  並補上「一隻從水裡撈起來的破瓶子」,總共二十八字,以描述自己的心境──雖然覺得滿足,卻又覺得一無所有;沒時間計較得失了,總算像一隻破瓶子從水裡被撈上來,還是乾乾淨淨的。

 

 

 

 

 

 

 

 

 

 

 

 

 

 

 

 

 

 

 

 

 

 

 

 

 

 

 

 

 

 

 

 

 

伍、進入社會

  一、火車上「偷」吃「sió-kńg

  阿邦大學畢業時,住三重埔阿姨家的大妹宛香,通知三妹麗真帶大弟邦光到台北參加建興百貨公司的徵才活動,順便到阿邦的畢業典禮上觀禮。

  才剛畢業的阿邦跟著宛香他們住在三重埔阿姨的家,並利用這段時間為邦光補習一下應試的科目,包括算盤在內;想不到邦光竟錄取了。

  邦光念初三時,阿邦已念大四,邦光初中畢業後未升學,曾跟爸爸推著「リあか」(手推車)沿街叫賣。有一次一個顧客不小心把銅板丟到地上,邦光居然撿起來吹一吹,說:「吹一吹也是錢。」毫不以為意。

  三妹麗真在員林客運當工友,每天從現在的麗禧酒店那裏提水到標準檢驗局旁邊的彰化客運,夏日一天要往返五、六趟,冬日也要三、四趟,年紀大後,脊椎會受不了。她已有十九歲,工作五年了,這次也到台北一家百貨公司應徵,想轉換跑道。

  因為工作關係,麗真應徵後先回員林,邦雄與邦光仍住阿姨家;宛香本來就住那裏。

  阿邦念大學期間受阿姨照顧很多,每年「管」盛產的過年期間,阿姨都會滷一包,用幾層報紙包好,讓阿邦帶回員林。有一次在火車上,不知道阿邦忍不住飢餓、還是口饞,竟偶而從層層包裹好的報紙中,挖出一、二隻吃。因為「管」裡面有像墨魚汁一樣黑黑的東西,吃過後會留在牙縫,甚至把牙齒都染黑了,所以回家後,大家都知道他火車上有「偷」吃。

 

  二、沒錢買車票的困局

  在台北四年,常受二嬸及阿姨等親戚的照顧,畢業後分別去道謝,而他們都要送紅包做為祝賀,也好讓他有錢回家。阿邦卻認為身上的錢已購買兩張票,一張載人、一張載「鐵馬」(自行車),所以婉謝她們的好意。

  可是邦光錄取建興百貨公司職員後,人就住台北,做大哥的他,必須留一點錢給他買日用品,如肥皂、毛巾、牙刷、牙膏之類的。在把一部分的錢分給邦光後,所剩的錢就不夠買兩張票。既然已經婉拒了親戚的紅包,不好意思回頭要,但是現在錢不夠怎麼辦呢?

  剛好知道三堂兄在替人蓋房子,需要雇幾個工人,阿邦就到那裏當小工。蓋房子要搬水泥、沙石及鋼板等物品到屋頂,到屋頂把鋼板鋪好後,再打水上來攪拌這些水泥、砂石,而他體重才三十六公斤、剛符合當時當兵體重的最低要求,怎能勝任這些粗重的工作呢?結果擔任最輕鬆的部分,就是從屋頂上把水桶放下來,由下面的工人替他盛一點水、讓他吊上去;別人一次可盛滿一桶,他只能盛半桶,速度超慢的。不過太陽也一樣把阿邦曬黑,而且雙手因為要抓繩子,也磨破了。

  阿邦並沒有向三堂兄言明要賺一點工錢買車票,即三堂兄並不知道他是來打工賺錢的,所以做了幾天後並沒有給錢。後來才知道就是算工錢,也是半個月發一次,還不是時候。

  到三堂兄那裡打工這件事,顯然行不通,只好另想辦法。

 

  三、打算騎「鐵馬」光榮返鄉

  一個人和一部「鐵馬」各要買一張火車票,現在錢不夠,何不騎著它回員林就好?這當然是最簡便、最不花錢,也是沒辦法的辦法。

  那一天他從台大宿舍出發,再到三重埔阿姨家過夜,翌日天亮前出發;怕阿姨阻攔,並沒告訴她這項計畫。

  他沿著海線公路騎,這部「鐵馬」是爸爸拼湊而成的老爺車,一路上「落鏈」頻頻──鏈條常鬆脫,不得不停下來修理。反覆修理後,在騎到後龍郊外時,鏈條竟絞住、無法修理了,不得不把這部「爛車」扛在肩上。前幾天在三堂兄那裏打工,提水時磨破了手掌,而雙臂又酸得不得了,但他還是咬緊牙根扛著「鐵馬」繼續往前走。車子是給人騎、不是給人扛的,現在居然要扛,也是很奇怪。

  扛得精疲力盡、晒得滿身大汗,到已經快走不動時,忽然有一部軍用吉普車停在他身邊。原來離後龍火車站不遠有一座軍營,一位開著軍用吉普車的駕駛兵,把長官載到火車站後,回程看到一個瘦小的男生扛著一部「鐵馬」走路,好像已經被壓得快透不過氣,而且就要壓垮,才停車關心。阿邦告訴這位駕駛兵說:「我要到火車站,但是鐵馬壞了。」這位駕駛兵心腸好,就說:「我載你去火車站。」阿邦就上吉普車,但是座位只有兩個,沒地方放「鐵馬」,阿邦只好側身窗邊,一樣扛著,終於才慢慢抵達火車站。

  到了後龍火車站,阿邦盤算一下,竟算出身上的錢可以買兩張票,而且還有剩;那時候剛好西瓜盛產,一個才一塊錢,他買了兩個。上了火車後,他累壞了,一路上睡到員林。

 

  四、一盒月餅和一碗紅豆冰

  大三時先到台中「車籠埔」受訓十二周,而畢業後要先入伍服役。分兩梯次入伍,第一梯次七月十五日,第二梯次八月十五日。阿邦分配到第二梯次,所以有機會休息兩個月。

  休息後,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到鳳山步兵學校報到,又要在這裡先集訓十二周,然後抽籤分發部隊。多數人希望抽到本島部隊,但阿邦無所謂,認為若抽到外島、到外島服役,也是人生難得的經驗。果然抽到外島,要到金門服役。集訓後有五天休假,但是因為天氣因素、風浪太大,在碼頭一帶又多待了幾天。

  鳳山受訓遇到中秋節,已經搬到台北的好友吳俊毅,家裡有很多中秋月餅,就要妹妹寄一盒到鳳山給他。

  受訓時,大家都睡通舖,行李衣物都集中放在內務櫃。阿邦把這一盒月餅也放在內務櫃,出操回來餓了就吃一點,因為彼此不太認識,並沒請大家吃。不多久,寢室裡出現螞蟻部隊,從這一頭到另一頭的內務櫃,一隻挨一隻,往返排隊前進;而從內務櫃出來的,每隻都咬著月餅碎片,有一位士官發現,大喊:「不得了,有螞蟻部隊入侵。」循線找到那盒月餅,就動員寢室裡的所有士兵跟螞蟻開戰。

  在結訓後的五天休假裡,阿邦到台北找吳俊毅,感謝他送月餅,並告訴螞蟻入侵及被消滅的故事。兩人在吳俊毅家門口的巷子裡合照留念,一個著軍裝,一個穿便服,吳俊毅顯然比阿邦長高了許多。

  接著他找中一中高他兩屆的台大經濟系學長林鐘雄。林後來成為國內知名的財經專家,當時並未住學校宿舍,而是租一個巷子裡的民房。林鐘雄看到阿邦專程找他很高興,可是身上只有十塊錢,剛剛已經花掉八塊錢買一包雙喜香煙,而且已經拆封抽了一根、無法退貨。這時身上只剩兩塊錢,只能買兩碗紅豆冰,兩人各吃一碗,以盡地主之誼。林鐘雄就是愛抽煙(見五35篇「葉守仁死因成謎」),兩個「煙友」交情相當不錯,阿邦也當了他的證婚人(見5-62篇)。

 

  五、門口圍了一大群人

  阿邦最小的弟弟邦慶,一九五六年生,自幼營養不良、體弱多病,一歲時發高燒,員林街上的醫生群手無策,最後送到台中市省立醫院才治好(見3-59篇)。阿邦到大一時他滿三歲,大二時滿四歲,到阿邦畢業時他才進入僑信國小就讀。話說他四、五歲時發生了一件「冤案」,令人不敢置信。

  這一天阿邦從台北回員林,到家時看到門口圍了幾十個人,他家被包圍了。瘦小的阿邦看見大家包圍他家,不知道發生甚麼事;好不容易穿過人群,竟發現門口四扇鋁門只開一扇,媽媽站在門口,露出錯愕、失神、無助的表情,而這一大群人中有幾個輪番對她破口大罵,阿邦看出這些人很不友善,是衝著媽媽來的,所以趕緊把她推回房子裡面,並把這一扇鋁門關上,然後一個人不發一語地面對這幾個罵媽媽和圍觀的人。聽過這幾個人的指責後,才知道他們是一家人,住第二市場北邊,有一個兩、三歲的小孩,出了事。據說,在倉庫旁邊玩時,被邦慶推入小水溝,弄得全身汙泥、髒臭不堪。倉庫這邊的小水溝,是賣麵「港水伯」的孫子大便的地方,一向很髒很臭。他們的小孩被阿邦的弟弟推下水溝,憤怒之下,就來興師問罪。台灣人吵架,總是你來我往,即使挨罵的一方也難免回嘴或有一些辯護,但是阿邦的媽媽楞在門口,一句話也沒說、沒頂。

  阿邦把媽媽推入屋裡後,靜靜地聆聽那一家人的指責,也是一句話也沒說、沒頂。所謂「伸手不打笑臉人」,那一家人儘管罵,可是阿邦這邊沒頂嘴,就吵不起來。圍觀的人眼看沒什麼好戲可看,就慢慢散開;而那一家人罵夠、罵累了,又發現漸漸沒有觀眾,後來也回去了。

  邦慶比對方的小孩大一、兩歲,兩人的確常在臭水溝那邊玩。瘦弱不堪的邦慶真的把人家推入水溝嗎?阿邦及阿邦的媽媽覺得很不可思議,以往從未發現邦慶有攻擊性的行為,會是不小心造成的吧!?這件事驚動鄰里,無論如何,是令阿邦家很難堪的。

  想不到翌日這一家人又到阿邦家門口,這次來道歉。事情的真相是:他們家的小孩自己不慎掉入水溝,邦慶見義勇為,伸手拉他上來;這位小孩哭著回家後沒講清楚,才造成誤會一場。邦慶的這件「冤案」終於獲得昭雪。

 

  六、難忘媽媽的眼神

  大妹宛香(一九四○年生)、二妹如月(一九四一年生)、三妹麗貞(一九四三年生),念完小學後,因家裡經濟不允許,都沒有升學。

  大弟邦光(一九四五年生)小學畢業後在一家五金行當學徒,那時已念大一、剛開始有家教收入的阿邦,主張要讓他升學,所以重讀小學六年級,後來果然考上員林中學初中部,並順利畢業(1952-1954)

  三弟邦鎮、四弟邦家雙胞胎(一九四七年生),也在大哥的支持下升學,邦鎮念彰化初中部(1950-1956),而邦家也念了員林崇實中學(1950──1956)。

  四妹麗文(一九四九年生)小學畢業時,阿邦大學剛畢業、接著入伍,已無家教收入,以致沒辦法升學。僑信國小為一九五九年、八七水災後,翌年經華僑捐款所建。麗文在該校讀兩年,是第一屆畢業生,成績優異,頗受校長老師賞識,畢業幾個月後請他回學校當工友。當工友後,自己存了一點錢,才念曉陽高職夜間部(1955-1961)。這位四妹後到台北工作,並嫁到淡水,日文程度很好,擅長「俳句」,後來也在當地社區大學教日文。對麗文當初沒機會升學,阿邦始終耿耿於懷。跟她從小很要好的鄰居,即媽祖宮巷口清記冰菓室旁邊、家裡開雜貨店的賴美女,後來念埔心初中,當阿邦教她、看到她時,就想到麗文。

  五妹麗紅、六妹麗育雙胞胎(一九五二年生),及七妹麗彬(一九五四年生),她們小學畢業時,阿邦已擔任埔心初中、員林中學老師,支持他們升學已無困難,她們都從埔心初中畢業又念員林中學。麗紅後來念淡江大學夜間部,嫁到沙鹿,在社區大學教日語、韓語,很有語言天分。麗育是楊棋宗教過的學生,大學畢業後發生車禍,由四弟邦家照顧。麗彬也是楊祺宗的學生,大學畢業後在台北工作,嫁在艋舺(萬華)

  最小的弟弟邦慶(一九五六年生),在阿邦大學畢業時,他念國小一年級,而他小學畢業(一九六八年)剛好實施九年國教,所以有機會念員林國中。現在再講一個邦慶小學四、五歲見義勇為、把鄰居小弟弟從臭水溝救上來以外的其他故事。

  阿邦大學畢業後到鳳山步兵學校受訓,結訓回家,才知道邦慶被一部自行車撞斷腿。

  平時阿邦回家,小他十七歲的邦慶看到他,都會跑過去抱住脖子、親親嘴,可是這一天晚上卻發現他和媽媽坐在床上,背靠著牆壁、身上蓋著棉被,兩人表情跟平時不太一樣,非常不尋常。

  這時已過了晚餐時間,媽媽要妹妹到隔壁「港水伯」麵攤叫一碗麵給阿邦吃,並用眼神示意妹妹把桌上一張很大的「紙」收起來。眼尖的阿邦覺得奇怪,趕快把這張「紙」拿來看,才知道是邦慶骨折拍的X光透視片。原來幾天前被一部「鐵馬」撞斷了腿,沒辦法下床走路、也沒辦法抱住他的脖子、親親嘴。媽媽怕阿邦知道會很難過,想隱瞞下來,可是哪有可能!?阿邦知道最疼愛的弟弟受傷,的確很難過,那碗麵吃不下了,而那個晚上媽媽示意妹妹把X光片收起來的那個眼神,成為阿邦對母親最難忘的回憶。

  邦慶長大後,在土城從事台電外包商工作。

 

  七、腳底起了五個水泡

  在鳳山步兵學校受訓,還有兩個印象。

  一是每逢晚上行軍遇到大雨,這時無法前進,隊伍就停在路邊。由於大家已走得太久、都很疲勞,便打開墨綠色雨衣墊在地上,身體躺下來,用雨衣上端蓋住自己的頭;雖然全身淋雨,也可以獲得短暫的休息。

  一是有一次行軍進入一個山谷,裡面沒水、只有石頭。走一段後停下來歇一歇,覺得腳底有一點痛,就脫下膠鞋檢查,才發現左腳腳底起了一個水泡。再走一段路歇一歇,已增加為二個。一共歇了五次,就起了五個水泡。這些水泡排成一排,最後全破、開始滲出血水,但是也得一拐一拐地走到終點。

  在「車籠埔」受訓期間,每周都被「禁足」,從未回家過。到鳳山步兵營受訓,就算沒被「禁足」,也一樣沒回家過,頂多到鳳山街上走一走。有一次曾在鳳山一個湖泊或水池旁,看到對面有兩個人一前一後追逐,前面那個被打得流鼻血,後面那個還不罷休;人類這種暴力行為,看在眼裡令他很不解、也很反感。

  

  八、千萬別讓「老芋仔」觸景傷情

  結訓後先到台北幾天、再回員林。知道抽到金門,就從家裡帶了幾本較輕鬆的書,其中一本是龐德寫的「人類的故事」英文版。阿邦反覆地讀了這本書,到金門後還利用裡面空白的地方寫日記。後來這本書借給弟弟邦鎮,他也喜歡它,不過對念中文的他而言,裡面生字太多,常要耗時間查字典,就請大哥阿邦送他。但是裡面有阿邦寫的日記,不方便送他。後來兩人怎樣討價還價,細節已經忘記,並忘了最後誰拿走。

  話說前往高雄等船期間,想不到當天就有船、立即登船出發。航行中暈船的人不多,阿邦也不太暈船;不過船艙裡面不太透氣,偶而會到甲板上。兩天後抵達料羅灣,登岸後又改搭小船,這時才知道目的地是小金門。小金門離大金門只有幾海哩,不久即到達。

  他編入第十九師第五十七團,擔任勤務連警衛排排長。當地地名為「東林」,在小金門的東邊。一般編制上,連長為上尉,但他的連長為少校。這一連除警衛排外,尚有衛生排、搜索排。警衛排主要工作,是負責團長與團部的安全。團長大名高先覺,長得十分高大英俊。

    每一排有四個班,每班有十個兵,其中一個班長;另有一個排副協助排長。阿邦的排副為四川人,讓他想起念台大住宿舍時,除有一位教官當舍監外,另配置一位「老芋仔」照顧學生。有一次一位室友在熄燈後,偷接路燈電源看書,被這位「老芋仔」抓個正著,就敲門罵這位室友為什麼還不睡覺?但是裏面的這位室友不理他、不開門,他竟在門外發飆,「他媽的,我當年是結婚不久,拉著新婚太太在街上散步被硬抓來當兵的。如果那時候太太有懷孕,孩子也有你們這麼大了。」言下之意,是要我們這些念大學的,不要太瞧不起人。

    阿邦當天報到後回到寢室,才發現行李箱在他離開員林家時,雖然已拿出媽媽塞的很多用不到的東西,不過卻還發現一包「白白的東西」塞在最裏面未注意到。這一包「白白的東西」,經他一嚐,才知道是「味精」。他真想不透媽媽為甚麼要塞一包「味精」給他,這時候就嘀咕地說:「我那位不懂事的媽媽﹗」想不到這位四川人排副竟說:「你有媽媽都還嫌她、念她,像我媽媽都不知道人在哪裏了。」這時阿邦才終於體會到那些「老芋仔」離鄉背井的心情,十分同情他們,而且再也不敢當著他們面前提到自己的家人,以免他們觸景傷情。

 

  九、一位最倒楣的弟兄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中旬之間,即他擔任警衛排排長的那一個月,部隊發生兩件事非常重要、也令他非常難忘。

  其中一件是

  有一天,從小金門另外一個部隊提了一位士兵過來;在送往大金門接受軍法審判之前,先送到警衛排管束。這個「要犯」一到,就多派兩個衛兵看管。晚上睡覺時,床頭床尾各站一個,以防逃走;把他內褲「穿管」裏的繩子抽走,防止他用繩子自盡。他只能穿著內褲睡覺,但因內褲「穿管」裡的繩子已被抽走,所以晚上上廁所時,要邊走邊拉褲子,以免掉下來「走光」;樣子不但狼狽,而且沮喪到不行。

  他犯了甚麼大錯呢?為甚麼要送軍法審判呢?原來他開槍打死了兩個室友。

  話說軍中常要打靶,打靶時兩人一組,一個在一邊瞄準標靶,一個在另一邊標靶下的壕溝等候,位置輪流交換。打靶後的,要「清槍」看裡面還有沒有子彈?確定已沒有子彈,才可以交給從壕溝內跑過來的另一方。可是有一個打靶後子彈沒打完、又沒「清槍」,就把槍交給出去。這個極倒楣的弟兄,不知道槍裡面還有一顆子彈、又誤以為對方已有「清槍」,就帶回寢室;而當依規定要拭擦時,拭擦到「扳機」、無意中拉了一下,裡面的一顆不長眼睛的子彈,就砰的一聲飛出去。說時遲、那時快,那顆子彈在打穿了睡上鋪一位士兵的腿後,又射進另一個士兵的肚子裡,即打傷兩個人。這兩個士兵當場鮮血直流,不過沒有命中要害,卻想不到都死了。

  原來四年前(一九四八)兩岸發生「八二三砲戰」,後來有「單打雙不打」的慣例,即遇到單日兩邊才開火,而雙日則停火。這位誤觸「扳機」的弟兄及被誤傷的兩個士兵,都要等「雙不打」才有船送大金門;而如遇到強風船不開,也只能再等「雙不打」那天。這兩位原沒有生命危險的受傷者,在陰錯陽差下,竟因流血不止、耽誤就醫而命喪小金門了。至於打死人的這位倒楣鬼,就只能承擔責任,接受軍法審判了。

  至於那位未徹底「清槍」的士兵,後來受甚麼處分呢?而這位「殺人」的弟兄又怎樣判刑呢?阿邦都無從知道,因為不久後,他就調到另一個單位。

 

  十、「我非常舒服!」

  另一件是──

  警衛排負責團部及團長的安全。團長出巡時,通常由一位駕駛兵用吉普車載他,他就坐在駕駛兵右邊,而排長另坐一部吉普車隨行。

  平時警衛排沒什麼事可做,可是有一次聽說「老蔣」──蔣介石總統要到小金門視察防務,這下子可驚動了整個團,上自團長高先覺,下至各連各排的每一位士兵,無不繃緊神經、緊張得不得了。

  那時小金門只有石子路,還沒有柏油路,「老蔣」視察所經之路,要盡可能弄得平坦,讓他路過時舒服一點。這一次團長要先巡視道路狀況,居然把駕駛兵趕下車,由自己親自開車,而又要排長阿邦坐在他右邊。來回開了一陣子後,開車的團長忽然問坐右側的排長阿邦說:「你覺得舒不舒服?」阿邦一聽團長這麼問,馬上回答:「我非常舒服!」團長只是測試一下阿邦的感覺,而阿邦由團長開車載他,又要他揣摩「老蔣」的感覺,當然只能說非常舒服。

  又有一次「老蔣」到小金門巡視,集合團長、連長一起照相。有一位副連長個子很小,安排在「老蔣」旁邊,「老蔣」摸他的頭以示親熱,結果他很高興,一個月都不洗頭,還告訴大家:「我的頭有給蔣公摸過。」軍中對「老蔣」的敬畏崇拜,可說已到神化的程度。

  當時雖然還未鋪柏油路,但是在石子路上開車、坐車也是頗為舒服的。小金門的另一邊叫「西方」,地勢高亢、有許多岩石,步兵連的士兵要在那裏敲打岩石。敲打後的碎石,不但可築成許多碉堡,而且可讓小金門的每條道路都有碎石可鋪,人或汽車都不至於難走。

  順便一提,後來阿邦調到「西方」當勤務排排長時,常看到成群的士兵在山坡上敲打碎石,都很快樂。原來當地有一位在「八二三砲戰」被打斷了一隻胳臂的漂亮小姐,每次走過碎石場旁邊的道路,那些士兵就會隨著她的腳步敲打碎石,即打得慢、又打得有節奏;本來極為單調無聊的工作,頓時變得生趣盎然。

 

  十一、「軍中樂園」分開售票

  有一位士兵考上候補軍官,知道警衛排比較輕鬆,用了一些關係,就把阿邦的職務擠掉。即在警衛排一個月後,他就被調到地勢比較高亢的「西方」、離開了「東林」。

  在「西方」有七個碉堡,一排卻只有四個班,因此要把士兵打散,而排長阿邦跟一位傳令兵住一個碉堡。碉堡裡的兩邊,各有上下舖床位。兩人各睡兩邊的下鋪,中間用罐頭箱隔開,箱子上放有電話、煤油燈、會務日誌及一些雜物。碉堡內對著門的另一頭,有一個洞可看到外面。晚上睡覺前,先在碉堡外脫掉外衣外褲,然後再鑽進自己的被窩裡。

  按:金防部在金城設立「金防部特約茶室金城總室」,並在庵前小徑、山外,以及離島的東林、青岐、后宅、大擔等地區設立分室,由一百六十餘位侍應生服務十萬大軍。(參見陳長慶著「特約茶室」金門縣文化局出版)可見小金門也有三個特約「軍中樂園」,以解決士官兵的問題。1962年阿邦服役期間,不但軍官與士官兵隔開,即軍官部分,亦把校、尉官做區隔;而侍應生票價,由軍官票三十元、士官兵票廿元,調高為八十元、五十元與三十元。(參見同書)

    阿邦從未到「樂園」快活過,只是「樂園」就在營房附近,難免留下一大堆疑團。

 

  十二、叫出你的名字,知道你是哪裡人

  每天黃昏,傳令兵要到連部把青年戰士報、私人及公務信件送到隊部。私人信件都先經輔導官檢查;送到隊部後,排長也要看過,以便掌握狀況。

  軍官的主要工作是查哨,每周查一次,查一次大約花二、三個小時。查哨有口令,口令每天換,以防對岸的「水鬼」登岸。雖然每周只輪到一次查哨任務,但是阿邦帶的那一排,他每天晚上一定查哨,查一次花四、五十分鐘。

  從警衛排調到步兵排的第一周,要先見習,由排副率隊查哨,一周後才握有兵權。剛報到的那天下午,隊部有油印一張名冊給他,他拿到後,就把每個人的姓名及籍貫默記下來。

  每天晚點名時,各排都要走四、五十分鐘的路到一個空地集合。這塊空地在兩個碉堡之間,阿邦住其中一個碉堡。空地上有廚房、有桌椅,可坐全排四十個。一排有四個班長、四個副班長,他們都不是「充員」,而是外省籍「老芋仔」──職業軍人。

  因為報到當天下午就拿到名冊,而且已做了功課,所以在第一天晚點名時,就賣弄了他奇佳的記性,不看名冊而能叫出每一個人的姓名及籍貫。對台灣籍士兵會說:「你是某某人某某。」對外省籍「老芋仔」,會說:「老鄉你是某某xx人。」被新排長叫出姓名及籍貫,大家既開心又吃驚,「他怎麼這麼厲害!?」

  那時規定體重36公斤以上才要當兵,阿邦剛好是這個重量。排裡有一個蘇澳漁民子弟,體重也不過60公斤,阿邦發現對方的手臂有自己手臂的四倍粗,就認為對方很壯。本來對這個又瘦又矮的新排長,大家都有一點看輕,「他怎麼有辦法帶我們呢?」不過在他晚點名露了兩手後,就統統服了他。他用這一招,比「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訓話,要實際許多。

 

  十三、學抽煙、搏感情

  步兵排以防禦為主,卻都在做苦工;即偶而有交辦的事以外,就到山上敲石頭。敲石頭,就是把石頭敲碎,以便築工事時使用。

  排長、排副、班長、班副都不必敲石頭,只在現場監工。有時利用夜晚比較涼快上工,這時這些現場監工的長官,就在脖子上綁一條白毛巾,以資識別。在夜色下有綁白毛巾的,可以走來走去、不必做工;但是沒綁白毛巾的,就不准走來走去。

  在監工巡視時,阿邦有機會跟士兵們交談,而在做一個小時後的十分鐘休息裡,更常一起聊天、打成一片。有抽煙的就抽,又常是你請、他請,請來請去;而這時候也一定有人會遞上一根,請阿邦抽。剛開始,阿邦會婉拒,說:「我不會抽。」一些士兵就揶揄著說:「你們大學生不要瞧不起我們嘛!」拗不過好意,阿邦接過來吸了一口,這才知道軍中的香煙特別嗆鼻,喉嚨也受不了,就馬上丟掉。再遇到第二個抽煙的士兵,又遞給他一根,阿邦求饒說:「我喉嚨受不了,會咳,而鼻子也會嗆到。」加以婉拒。可是這個士兵又會說:「你瞧得起別人、卻瞧不起我嘛。」阿邦只好再抽一根。這樣接連抽了幾根、試了幾次,就慢慢習慣;後來不但學會,而且成癮了。

  在社會生活中,大家隨著自己的喜好或能力,抽不同牌子的香煙,譬如煙癮大的抽「新樂園」,煙癮小的抽帶有薄荷味的「玉山」或沒薄荷味的「雙喜」;或有錢就抽「玉山」「雙喜」,沒錢就抽「新樂園」,並沒有階級之分。但是軍中不同。大家每月都配給十條香煙,卻分上、中、下不同等級,軍官配中上的,士官兵配中下的。身為軍官的阿邦排長,配的是中上級香煙,所以當士兵們請他抽中下級香煙時,他就回請比較好的中上級香煙。這些士兵們有機會抽到等級較高的,而且有機會跟長官交流,心情顯然很愉快,而工作也更起勁了。阿邦打破軍中階級觀念,也體會士兵的心情和安撫了他們的情緒。

  他十二月中到步兵排,不久就遇到過年。過年那天的下午不必工作,有些士兵就相約到他們都熟悉的坑洞裡賭博,而賭資就是香煙。據說有位「冬筊」的──就是東家,曾收到二十八包「玉山」,以每包八元計算,就賺到二百多元,相當於三個月的薪餉。

  從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中旬到翌年八月十五日退伍,他做了八個月的步兵排排長。那時候每月的薪餉,士兵七十五元,士官一百到二百元之間,少尉三百二十元,而帶兵的少尉又多加廿元津貼,即有三百四十元。阿邦此時有這樣豐厚的薪餉,極為滿意,都存了下來。而自從調到步兵排後,雖然工作比較辛苦,卻有服務別人的機會,又極為愉快。

 

  十四、出奇制勝、以身作則

  小金門的補給品,如:米、麵粉、糖、食油、罐頭、煤油、煤炭,或施工用的沙、鋼筋、水泥等等,都利用「水鴨」從大金門運送過來。「水鴨」是一種軍用中型船,可載人、貨及坦克車,當開到小金門的海邊時,要先用小船接駁。因為「單打雙不打」,所以也要選在「雙日」,而且又風平浪靜的日子。小金門的官員,等船、接駁、搬貨,是一件苦差事。

  阿邦認為這種接駁、搬貨的方式,既費時又辛苦,而一些貨物,如袋裝的米、糖、麵粉,在搬運過程中,包裝袋若破裂,常發生減重的情形,所以他這一排輪到任務時,就採取與眾不同的作法。

  他計算潮汐漲退時間,要排上的弟兄提前一個小時起床,並提前半小時上工。以前要先用小船接駁,現在弟兄們都直接到「水鴨」前搬運。

  人在沙灘上沒辦法搬運,必須先舖上鐵板。連隊備有很多鐵板,不過各排只分配到一部份。各排又怎麼利用分配到的有限鐵板搬運呢?必須用人力移動鐵板,即貨搬到哪裡、鐵板移到哪裡,可說又費時、又費力。現在阿邦這一排提前上工,就把連上所有的鐵板都拿到沙灘上,並鋪成兩排直達「水鴨」,然後所有的弟兄一進一出、一來一往,在鐵板上快速行走、搬運。即不必動手,只需動口的他,也謹記「身先士卒,以身作則」的古訓,率先加入搬運行列。一包水泥五十公斤,而才三十六公斤的他,照樣扛著跑。

  只花半小時就把該做的事做完,而其他步兵排的弟兄姍姍來遲,而且還是用他們的老辦法,用小船到其他的「水鴨」前接駁搬貨。

 

  十五、做壁報給弟兄們看

  提前一小時起床、早半小時上工,一開始,弟兄們很不習慣、很不諒解,覺得很討厭,但是看到排長自己都「撩落去」,也只好聽命。後來大家習慣了,都承認這樣做很划算。

  搬水泥包時,粉末會沾在身上、很不舒服,不過提前完工卻可以先到井邊淋浴。井裡的水,有時多、有時少,如果全連的人同時來,水常不夠;就是搶,還不一定搶得到。現在他們先完工、可以先洗個痛快,這是第一個好處;而提前開工、提前收工,大家在上午十一時就可以回房寫信或吹口琴,做一些愛做的事,這是第二個好處。

  中午休息後,下午連部還會分派工作,而這時他們已休息夠,個個精神飽滿,還可優先分派輕鬆的工作,到傍晚又可提前收工,這是第三個好處。至於其他排的弟兄,早上用那種笨方法搬貨,既費時又費力;搬完淋浴後已經中午,中午沒什麼休息,一個個疲憊不堪,下午又馬上派工作。而所派的工作,通常比較辛苦,如清水溝之類的,這時必弄得滿身汙泥;要是拖到夜晚,這時監工的軍官又得在脖子上綁白毛巾了。相對之下,阿邦那一排只因為早起一個小時、又用不同的方式搬運,好處多多,真的很划算。

  每當黃昏,隊上的傳令兵會到連部拿青年戰士報及公、私信件,這時阿邦就請傳令兵另買一張全開的白紙,給他做壁報用。他剪下與軍人相關的新聞,如剛好報紙上有漫畫,也剪下來,然後加上一些標題,就做成壁報,並張貼在飯廳牆壁上,供大家閱覽。飯前、飯後看看壁報,增加一些知識、引起一些話題,讓大家在前線的生活添加一點樂趣。

 

  十六、雖然不是我們的同志……

  士兵們的信先經輔導官檢查,再由傳令兵送到排長這裡。阿邦詳讀這些信,並用來進行另一種別出心裁的領導統御。  

  他每天晚上都查哨,不像別的排一週只查一次。他已經從士兵們的信裡知道,家裡有喜事的,如有誰生日、有誰嫁娶、有誰考試及格、有誰找到工作等等,這些喜事知道就好、並不過問。但是信裡如提到這一季稻子收成不好,或有誰生病、有誰失業;或才剛結婚,卻遇到太太鬧「兵變」,這些人愁眉苦臉、煩得不得了,這時阿邦就藉著查哨機會,找出他們,個別關心一下。

  軍中各種人都有,讓他有機會認識這些人、並瞭解他們的家庭與職業;軍中是大社會的縮影,讓他在踏出校門、進入社會前,先到這個小社會見習,蠻新鮮、也蠻有意義的。

  排上的排副及班長、副班長,他們來自各省,有的心甘情願投筆從戎,參加「抗日」、「剿匪」;有的走在路上或新婚夫婦在街上散步,就被抓來當兵,不管何種情形,離鄉背井久了,都會想家、都會鬧情緒,所以常聽到各省不同的惡口──「粗話」、「髒話」。佔少數人的客家人,他們私下講客家話,公開都說國語,所以不知道他們有甚麼「粗話」、「髒話」。至於俗稱「番薯仔」的台灣人,罵人絕不落人後。據「台灣舊慣記事」一書所載(日人片岡巖著),台灣人「幹譙」的話高達八十五種之多,而且夠辛、夠鹹、夠辣,也夠驚天動地的。

  阿邦的父母從不吵架,也從不罵小孩,而從小學、中學到大學,也很少聽到甚麼「粗話」、「髒話」,現在在軍中卻每天聽、也不可能掩耳不聽。當然剛開始很不自在、很不習慣,以為到了「野人國」,但是後來漸漸適應,就不再覺得刺耳,視為一種軍中文化。他還把它分成三類,一類是「口頭禪」,一類是生氣罵人家的,一類是表示親熱的。

  一般預備軍官給人的感覺,都是斯斯文文、客客氣氣的,他們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盡可能獨善其身,把時間花在準備國考、升學考或留學考上。阿邦顯然不同,他把帶兵當作自己及國家的一件大事,全力以赴;不但不以為苦,更深感光榮,而且剛好有機會實踐青年守則中的「人生以服務為目的」及「助人為快樂之本」。他這種新鮮感或使命感,從入伍第一天就有,而從警衛排調到步兵排後,益加強烈。

  阿邦是一位不一樣的排長,長官們也十分欣賞他。有一次連部通知他晚飯後要開會,阿邦意外在一本簿子上看到一段文字:「鄭排長雖然不是我們的同志,但是他很認真,大家還是要支持他。」所謂「同志」,指國民黨黨員。當時黨國不分,國軍也是黨軍;加入國民黨的是「同志」,未加入國民黨的不是「同志」。阿邦是受「支持」的「非同志」。

 

  十七、勞軍及補習花絮

  黃昏吃飯後沒什麼事情,阿邦會串門子,找其他單位預備軍官,坐在石椅上聊天。

  有一次聊天時,山腳下的傳令兵興高采烈地跑上來報告,說:「藝工隊來了、藝工隊來了。」藝工隊就是由影歌星組成的勞軍團,專程從台灣來慰勞前線的官兵。隨團有很多記者,活動會上報,所以一些影歌星不論大牌、小牌都喜歡到前線,因為有上報機會。

  這些阿兵哥在前線過著敲打石塊的生活,實在有夠無聊,一聽藝工隊來了,不分「老芋仔」、還是充員,猶如苦旱逢甘霖,就爭相走告、全體出席,軍民同樂一番;甚至可以一起拍照,留下甜蜜的回憶。

  藝工隊到的這一晚,選在「雙不打」那一天,可是對岸「共匪」看到小金門人群集結騷動,以為發生甚麼事,或真的要「反攻大陸」了,一聲巨響、竟打出一顆炮彈;這顆炮彈在空中爆裂,然後飄下來一批一批花花綠綠的傳單。原來對岸也知道影歌星來勞軍,是特別打一炮湊熱鬧的。這顆炮彈在天空爆裂後,裝在裡面的傳單撒滿地面,不會傷人;不過炮彈爆開成兩大片,掉下來會傷人。

  阿邦坐的石桌,剛好被爆裂的炮彈殼砸到,所幸人沒被砸到。阿邦撿到彈殼,用迴紋針沾著紅漆,在上面寫某年某月某日,退伍後並帶回家作紀念;曾保存很長的時間,但是常搬家,已經丟失不見了。

  除藝工隊勞軍時來了一群漂亮的寶貝外,也有「女青年工作隊」會來。隊員都是從台灣本島的高中畢業生甄選出來的,她們先到軍中受訓,受訓後,成為少尉軍官,再到前線巡迴教學,並不是來唱歌跳舞的。

  原來軍中有很多弟兄教育程度低,甚至沒念小學或小學沒畢業,沒識幾個字或一個字都不識,只會寫自己的姓名,而「女青年工作隊」就是來教這些人。

  這些隊員都是精挑細選的年輕貌美小姐,到的時候,阿兵哥們不分識不識字、小學有沒有畢業,統統拿著小凳子去聽課。大家心知肚明,並不是真的來補習,而是來看小姐的,樂趣跟影歌星勞軍幾乎一樣;寓教於樂,甚至更有趣。譬如這些女教官教國語音標時,她念一句,也要大家念一句;她念「ㄅㄆㄇㄈ」,大家故意念「偷偷摸摸」;她拼「ㄇ一─瞇」,大家又故意拼成「摸一摸」。這樣一搭一唱,嘻嘻哈哈,「醉翁之意不在酒」,難得共度一個愉快的仲夏之夜。

 

  十八、洗澡沒水怎麼辦?

  在「西方」部隊,因地勢高亢,有時井裡的水不夠大家洗澡,就發生許多「慘事」。

  阿邦帶的步兵排,遇到需要去海灘搬貨時,提前一小時上工、也可以提前一小時收工,收工後就可以先洗澡,所以這時水還夠用。但是遇到打石塊或進行其他工事時,大家一起上工、一起收工,也一起洗澡,這時井裡的水就不夠用。有時遇到旱季,地下水位低、也打不到水,所以洗澡真是一個問題。

  山上缺水時,只好到平地洗澡。據說曾有一位戰地司令,發現當地用高粱釀成的高粱酒特別好喝,所以為了鼓勵民眾種高粱,訂有獎勵辦法,譬如種多少高粱就補貼多少白米。政策一經推行,民眾就樂得改種高粱,此後高粱酒竟成為當地名產,並成為金門縣政府主要的財源。平地種高粱需要水灌溉,所以田邊都鑿有水井。在山上的弟兄如沒水洗澡,就跑到平地種高粱的田邊水井洗。

  弟兄們跑到平地偷農民的井水洗澡,農民飽受威脅,當然誓死反抗,所以組成自衛隊,拿著「扁擔」保護水井。但是弟兄們連「共匪」都不怕,怎麼會怕這些拿著「扁擔」的農民呢?部隊裡除了槍砲外,平時築工事、敲石頭,還有很多圓鍬、鐵鎚,所以成群結隊下山洗澡時,也帶著這些工具。「扁擔」敵不過圓鍬、鐵鎚,農民只好放棄武力對抗,改採鎖井對策,就是井上加蓋、並用大鎖把水井鎖住。弟兄們連「共匪」的大砲都不怕,又怎麼在乎這些大鎖呢?然後搞破壞,把大鎖敲掉。既然大鎖也阻擋不了阿兵哥偷水,農民不是省油的燈,又想出奇謀,把家裡的大小便或煤油倒入井裡,反正種高粱也不怕水髒。這下子弟兄們就沒轍了,不敢到井邊偷水洗澡,而農民則大獲全勝,鳴炮祝賀。

  如果山上缺水、又非洗澡不可,弟兄們只好上民間澡堂。民間澡堂倒十分歡迎阿兵哥光臨,費用以桶計算,一桶一元。那時二等兵每月七十五元薪餉,如果洗一次要三桶水,就要付三元;而如果每天洗,一個月就要付九十元,薪餉都不夠,不是很「慘」嗎?

  至於部隊的飲用水,另有專用水井,都設在廚房旁邊。缺水時,人要到水井裡面用杯子舀水到水桶,再把水桶拉上,並把水倒入長約四公尺、寬約一公尺半的水槽,還要用「硼砂」漂白,如用它做成的豆漿,還會有一點灰褐色。

 

  十九、一件不可告人的秘密

  有一次在工程進行中,一位副排長(老芋仔)「偷」了一小桶水泥。原來在一個斜坡上的一排欄杆,其中有一根動搖,他才「偷」了一小桶水泥,和著水和沙子攪拌,然後用來鞏固地基,讓它不再動搖,以保障行人安全。他雖然把「偷」來的水泥用在公務上,但是未經核准,這種行為是不法的,如嚴格追究起來,他可能要送軍事審判。前線戰地常有各種防禦工程在進行,水泥這種軍用物資何其重要,未經核准隨便取用,這怎麼行呢!﹖不過這只是小案,竟有勝此千萬倍的大案,始終未被揭發。那時候小金門正在建一座大碉堡,裏面有兩個房間,房間與房間之間有個通道;而房間外面,預定建三公尺厚的牆壁。縱使對岸最厲害的大砲打過來,也只能穿進一半,除非另一顆分毫不差又打同一個地方,才能穿透另一半、進入房間。這件工程的規模與重要性,不言而喻。

  工程施工時,先挖一個很大很大的方形大坑,再把長方形的鐵板放在大坑上端,大約三分之二著地、三分之一懸空。然後弟兄們站成兩排,前面兩個在著地的鐵板上用水攪拌水泥和沙子,而成混凝土後,迅速倒入大坑;接著後面兩個也是同樣的動作。當然另有一組人馬不斷地提供水、水泥及沙子。這樣大約一小時可倒入廿八盤混凝土到大坑下面。而大坑下面堆到一個厚度及高度後,上面的大鐵板要隨著移動。如與民間的工程比較,民間大約八分鐘攪拌一盤混凝土,軍中的速度等於民間的四倍,效力十分驚人。

   全連總動員,這項工程做了一段時間,不知道甚麼原因,有一天一個長官來巡視小金門,各連連長全部去開會,阿邦排長未參加,剛好又由他當值星官,這項由千名官兵執行的工程,就歸他指揮。

  阿邦念台大時,同寢室室友有念工學院的,平時聽他們聊天,對工程略有認識。這次當了值星官,有機會掌握全局,就想進一步瞭解。剛好有一位成大土木系畢業的預備軍官,他手上有一份施工圖,這時他才知道混凝土中,水、水泥及沙子的比例,也才知道鋼筋使用的情形。鋼筋分成8/8英吋、5/8英寸及3/8英寸三種,施工時,橫的或直的,每隔幾枝要使用那一種尺寸,都有一定規定,施工圖上標示得清清楚楚。可是他發現並沒有按圖施工,原來施工時,長官會下指示──這裡鋼筋不必用這麼粗、那裏鋼筋不用放那麼密。這位成大畢業的預備軍官,聽到指示後都不敢吭聲,完全照著做;反正混凝土一倒下去就把鋼筋埋了,也沒辦法查核,可說天不知、地不覺,只有你知、我知。

   阿邦當了值星官後,才洞悉軍中工程偷工減料的秘密,但還不知道究竟怎麼一回事?內幕如何?他心想:八二三砲戰後,全島滿目瘡痍,重建工程何等重要,照理說應該做得更堅固、更安全才對,為甚麼要偷工減料呢?以前看到一位排副「偷」了一小桶水泥,都認為非常不得了、非常不應該,現在都看到這樣重要的工程未按圖施工,直令他不寒而慄。

  後來慢慢思考這個問題,終於才想通;原來八二三砲戰時,當地民房損失也很嚴重,承攬民間重建工程的營造廠商,為了取得各種建材,所以就巴結當地的長官,一起舞弊了。

  阿邦是一個小小的排長,當時敢怒不敢言,可說無能為力;但是事隔六十年,現在人老了,活在世間的日子有限,不能不一吐為快,而且這也是良知問題。

 

  廿、媽的,她穿了兩層衛生衣!

  小金門海拔只有幾公尺,對岸廈門有一座「雲頂嶺」,海拔達四百公尺,而兩岸相距不過四、五公里,他們居高臨下,對小金門這邊的一舉一動,可說一覽無遺。有一次我方要進行「反攻大陸」登陸演習,但怕對岸發現,就調排長、排副到澎湖受訓。

  阿邦這一排的廚房旁邊,有一口井,廚房用水及弟兄們洗澡用水、廁所用水,都使用它,而使用過的廢水就順著山坡流到下方,有一位「老芋仔」排副,就在那裏種一點菜和養幾隻雞。他並且在靠海邊的一棵樹上掛著一個袋子,雞下的蛋就收藏在袋子裡;等累積到一定數量,才拿到市場賣,所以除了薪餉外,另有收入,而在省吃儉用之下,竟有一筆三千元的儲蓄。這次到澎湖受訓,他把全部儲蓄帶在身上。

  海上風浪很大,好不容易到了澎湖,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碼頭旁邊有一排一排的菜園,都架設矮籬擋風。碼頭是用木板搭的,非常簡陋。一上岸後,街道兩旁都是賣文石的攤販。澎湖以產漂亮的文石聞名於世,阿邦記得有一位預備軍官,一個人就買了幾千元。

  在這裡有幾天的講習和演練,結束後就回小金門。

  在回程途中,他聽到那位難得靠養雞下蛋存了一點錢的「老芋仔」抱怨,說:「媽的,她竟穿了兩層衛生衣!」原來小金門的「軍中樂園」房間太小,而且大家排隊輪流「辦事」,辦好一下子就出來,很不過癮;現在有機會到澎湖,就想到應該租個小客棧,再召妓好好玩一玩,至少可以陪到天亮,讓他有老婆、有家的感覺。但萬萬沒想到澎湖的妓女很怕冷,「辦事」後,竟馬上穿上兩層的衛生衣,想要再有肌膚之親免談,而居然這樣就花了三千元的全部儲蓄,實在心有末甘,才怨氣滿腹。

  當時阿邦沒能瞭解那位「老芋仔」的苦悶,也是後來自己結婚後才能體悟到。

 

  廿一、賠錢才能走人

  當時部隊連長、副連長以上及輔導長都是職業軍人,另外有候補軍官及預備軍官。候補軍官是招考高中畢業先到軍校受訓,結訓後授予少尉軍階;預備軍官是大學生,大三暑假先有短期集訓,畢業後再集訓十二週,然後抽籤分發到部隊,也是授予少尉軍階。阿邦在小金門認識兩位候補軍官,一位叫高浙漢,幾年後在台灣遇到,已晉升少校;一位叫柳閩生,擔任輔導長的幹事。從他們的名字可知,一個是浙江生的,一個是福建生的,都是外省人。他又記得一位預備軍官叫吳南山,彰化縣鹿港人,擔任行政官,負責發放薪水,而退伍時蠻慘的。

  吳南山負責管帳、管錢和管財產,帳簿和薪餉放在一個稍低於椅子的墨綠色箱子裡,這箱子等於是部隊的錢櫃,同時也是他的坐椅;人走到哪裡,箱子帶到哪裡。小心翼翼地隨身攜帶,不得有任何閃失。他在小金門擔任行政官九個月,薪水加起來不超過三千元,但是退伍時卻要從家裡匯來六千元,賠償後才能走人。原來他保管的財物中,包括一些物品,退伍時要如數點交,有些東西如罐頭,配多少、吃多少、剩多少,不會發生誤差;但是有些如麵粉、黃豆、煤油一類的東西,因為用袋子或瓶子裝,搬運過程中有人會割破袋子、讓它漏出一些,以致重量不足,而煤油則盜取後以水冒充。到底誰盜取呢?為何盜取呢?盜取後作何用途呢?合理懷疑應該是少數「老芋仔」所為,一般充員沒有這麼大的膽量;至於連長、副連長也不致於幹這種事。他們盜取這些東西後都賣到民間,不可能、也沒必要留著自己用、自己吃。會跟民間打交道的,一定是戰地住久了的,才懂得銷售的門路。

  吳南山家裡可能有錢,及時匯款到部隊,賠償了事,不然也退不了伍。這位倒楣的弟兄,退伍後擔任鹿港高中老師,阿邦始終非常同情他。

 

  廿二、第七班班長弄懂了算術

  阿邦那一排,除了一個排副外,尚有八位班長、副班長,他們都是士官級的「老芋仔」,大部分教育水準不高,有很多是被抓來當兵的。有的在家有老婆、有小孩;有的沒有。他們離鄉背井、前途茫茫,心情的苦悶可想而知,說他們在混日子也無不可,他們也絕不相信「反攻」有望。這些人年紀都比預備軍官大很多,雖然官階不高,卻不把這些預備軍官看在眼裡。遇見時都不行禮,若行禮也顯得馬馬虎虎,心不甘、情不願的。

  不過第七班班長卻很特別,他年約四十,每次路上遇見阿邦排長,都是畢恭畢敬、煞有介事地舉手行禮,而且眼睛睜大、又鏗鏘有力地喊:「排長好!」這一來讓年紀小很多、又才卅六公斤的阿邦,受寵若驚,印象至為深刻,而且對他很有好感。這位第七班班長,可能看出阿邦帶兵時,身先士卒、服務精神好,與一般預備軍官只埋頭準備各種考試不一樣,早已打從心底尊敬阿邦,所以才對他十分禮遇。

  他看他不一樣,他也看他不一樣;一個欣賞他,一個想回報他。

  有一天阿邦就鼓勵這位班長考候補軍官,並為他分析利害得失,說:「你考上候補軍官後,每月薪餉可領到三百多塊,而且還有晉升機會,這樣才有前途。」這位班長回答:「我也常這樣想,可是哪有能力考!?我的算術很差,從來沒學過。」阿邦接著說:「我可以教你。」然後阿邦真的就常利用時間教他算術。

  這位未受正規教育的第七班班長,這時候才學算術,的確很吃力。譬如教他1/21/4等於多少?這位班長怎麼算都是2/6;阿邦說3/4才對,他沒辦法理解,還要畫圓圈解釋了半天,他才弄清楚。

  這位既有禮貌、又肯上進的班長,後來如願以償、考上候補軍官。

 

  廿三、罰他在煤渣上爬

  阿邦帶兵很有一套,原則上以身作則、全力以赴;服務至上、以獎代懲。不過有一次處罰一個士兵,至今仍覺得過意不去,常想:是不是處罰過重呢?

  有一天晚上,副連長到他的排查哨,卻發現一個士兵沒在寢室床位上睡覺,四處找都找不到,十分緊張,後來才在廚房找到。那位士兵因為天氣冷,在寢室裡睡不著,所以帶著槍私自跑到廚房灶邊的柱子下睡。當副連長發現他、叫他姓名時,他嚇一大跳,這時睡眼矇矓,竟不自覺地拿起步槍,槍口對著副連長。副連長眼看這種情況大為震驚,急忙大喊:「班長、副班長,快到廚房、快到廚房!」等班長、副班長聽到喊叫聲跑來,才阻止他的衝動,並喚醒他。

  阿邦遇到這種事,的確也嚇了一跳,但更擔心的,是這位士兵會不會因而受軍法審判呢?記得他初到小金門擔任警衛排排長時,不也管束過一個誤傷兩個室友、靜待審判的士兵嗎?阿邦知道這位跑到廚房睡覺的士兵,是怕冷為了取暖,而槍口對著副連長,是因為還沒睡醒,以為出現「共匪」,然後有一種不自覺的「反共」行為。可是在前線這樣冒犯長官,是相當嚴重的。此事可大可小,而萬一送軍法審判怎麼辦?

  阿邦自己想出一個解套的辦法,認為與其由上級來決定處罰方式,不如由他先行處罰。所以翌日早晨,他集合全排士兵,命令這位擅自跑到廚房睡覺、又膽敢用槍口對著副連長的冒失鬼、糊塗蛋,脫下全身衣服、只剩內褲,然後在煤渣上爬行。這時太陽已經露了臉,煤渣已有一點燙,在上面爬行是挺難過的,來回爬了幾趟,眼看他已經爬不動,而且雙手手肘正溢出血水,才喝令他停止。事後怕他得破傷風,用碘酒消毒他的傷口。

   這個處罰是出於愛護他、怕他受更重的處罰──送軍法審判。後來這件事不了了之,他沒再受甚麼處罰;不過阿邦始終都懷疑自己對他的處罰方式有沒有過當?對他很不好意思。

 

  廿四、在軍中吃狗肉是一大盛事

  一位擔任排副的上士陳可法,明顯是在軍中混日子的「老芋仔」,也是與阿邦一起到澎湖接受短期登陸訓練的伙伴之一。

  他是廣東人,最喜歡吃狗肉。為了吃狗肉,特別養一條母狗,每當發情時,就引來一群公狗,然後一次抓一條。母狗每年發情兩次,每次大約一、二週,每年可抓好幾條。我們台灣民間有「死貓吊樹頭,死狗放水流」之說,死狗是不能吊在樹上的,所以阿邦第一次看到排副把殺死的狗吊在樹上,覺得非常不習慣、不吉祥。

  每次排副殺狗的消息,很快傳到那些校官、參謀、輔導長的耳邊,中午吃飯時他們紛紛前來作客,所以石桌上就出現了很多「梅花」(校官)。這些貴賓們有夠客氣,來的時候都會各帶一點伴手禮,如豬肉、香腸、黃魚、米粉及當季的高粱酒,不會白吃白喝;這時也等於替大家加菜,所以主客皆大歡喜。部隊吃飯時只用一雙筷子、一只碗,大家先用碗盛酒,一起乾杯祝賀,然後吃飯配菜、配狗肉,大快朵頤,最後再喝湯,無不盡興而歸。

  有一次阿邦午飯後到連部,幹部們正埋頭吃狗肉,問他:「吃一點好嗎?」阿邦回答:「不行,吃飽了。」沒加入他們。但是有一次,連部正在殺狗,營部的長官知道後責問:「為甚麼沒通知?」班長回答:「是吃羊肉,不是吃狗肉。」這些長官對羊肉興趣缺缺,就沒再說甚麼。不過阿邦聽到是羊肉,卻大感興趣,就留下吃。結果事後才知道,當天吃的是狗肉,並不是羊肉。這是阿邦在不知情下,第一次吃狗肉,也是平生唯一的一次。

 

  廿五、找連長理論

  當時軍中已使用無線電話,這種電話機型很大,為墨綠色,也叫做「手機」,但是跟現在流行的手機大小差很多,而除了通話外、無任何功能。軍中有各種階級,所用「手機」的型號未盡相同,阿邦使用的為SCR536,為簡單型的。阿邦平時外出不必帶「手機」,演習時才帶,但都由傳令兵揹著。另外,演習時排長以上不揹步槍,而是揹卡賓槍。

    部隊很少演習,久久才一次。對阿邦而言,演習形同作戰,是很重要的功課、也是很重要的歷練,頗為珍惜。

  有一次部隊正傾全力趕工進行一項很大的工程,而就在這時,忽然有命令下來,要到另一個地方演習。阿邦事前不知道演習地點,奉命行事,全靠連長以無線電指揮。這位連長沒把演習當一回事,竟沒指揮他把士兵帶到演習該到的地點,而是指揮他帶士兵在進行工程的附近;大概是想等演習一完,可以就近繼續工作,不影響工程進度。

  對這件事,阿邦非常不以為然,好難得有演習的機會,而演習在前線又多重要!連長怎麼可以矇騙上級、敷衍了事呢!?演習結束後,阿邦排長氣沖沖地找連長理論。也許阿邦真的很火大、盛氣凌人,也許連長自知理虧、十分心虛,所以就任由阿邦發飆。副連長聞訊趕來,以為阿邦要打連長,還一直當和事佬,勸阿邦不要打、不要打。

  排長兇連長,其實是犯上,不但違反軍中倫理,搞不好要送軍法,可是這位連長抗命在先,把部隊指揮到不該去的地點,這時被罵也只能忍氣吞聲、息事寧人。

 

  廿六、退伍當天狀況百出

  到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這一天,終於退伍了。士兵退伍是部隊的一件大事,從班到排、從排到連、從連到團、從團到師,甚至到金防部,都舉辦歡送會,就是請客、不停地吃大餐。平時有來往的部隊,也排時間請客。

  當天從小金門坐船到大金門,吃過午飯後再等船回台灣。這時候遇到一位大學同班同學,兩人並不知道都在金門服役,他鄉遇故知,見面特別高興。為了打發等船的時間,兩人竟談到:「我們都沒玩過撞球,就去嘗試一下。」結果在碼頭附近的一家撞球場玩了幾個小時,由於完全外行,竟沒把全部的球都打進球袋裏。

  離開撞球場後還有時間,阿邦想到先理個髮、整頓儀容後再回家,結果出狀況,差一點就上不了船。

  理髮頂多需要半個小時,但理完回寢室後才發現軍用車已載走所有的人及大部分的行李,床鋪上只剩他的一個背包。阿邦嚇一大跳,迅速跑到料羅灣海邊的公路,希望攔截其他的軍用車,以便趕上。

  他們等船的地方與上船的地方有一段距離,即分別在料羅灣兩頭,有數公里之遙。阿邦在公路上攔截不到軍用車,只好沿著海邊的沙灘跑。好不容易遙遠地看到軍艦的蹤影,但還是距離太遠,又跑上公路再攔截軍用車;還是攔截不到,又回到沙灘跑。

  在沙灘上跑了一陣子,發現前面有整齊且整排的腳印,忽然想到:「為了防範對岸的水鬼登岸,在沙灘上不是埋著地雷嗎?」他一想到這裡,就產生進退兩難、寸步難行的驚恐,然後採取保命的措施。他爬在沙灘上,用行李包頂住頭部,再撿起小石頭往前拋,如沒有甚麼問題,才起身跑到小石頭著地的地方;接著又爬在沙灘上,用行李包頂住頸部,撿起小石頭往前拋,沒問題再繼續前進。這樣疑神疑鬼、小心翼翼地朝著軍艦停泊的方向前進,最後終於到達碼頭。

  八月的大熱天,他汗流浹背、口渴難忍,在岸邊喝了一大瓶橘紅色的金門汽水後,才登上軍艦。

 

  廿七、回家的第一件「禮物」

  阿邦入伍沒帶私人衣服,退伍時沒衣服可換,就請補給士借他身上穿的軍裝,這套軍裝雖然已破破爛爛,但是他說回台灣後會奉還;補給士同意借他。

  他睡在軍艦的底艙,因為軍艦平時常載運水泥,所以連床鋪上都有水泥灰;由於天氣悶熱,滿身是汗,水泥灰沾上身體後,竟變成「水泥人」。而從高雄港下船、再搭火車回到員林家裡時,身上的水泥乾了,又變成「木乃伊」,全身僵硬、有點嚇人。

  回家當天晚上,住水利會後面、也是他一位中一中學弟的媽媽,就到阿邦家,表示已替他找到一份教職──到埔心初中當老師。聽到這個好消息,阿邦不但沒有絲毫喜悅,反而煩惱起來,因為在小金門服役時,他大約每隔廿天就寫一封信給他台大的一位女同學、就是他大四的班代表,拜託她寄一些書籍雜誌給他,並向她報告近況,而這位班代表知道他快退伍,已先在台北為他找到一份教職。另外,一位好友吳俊毅,也一樣主動幫他在台北找到教職。可是想在台北工作及兩位同學已為他找到工作這些事情,並未告訴父母,所以他父母才接受那位中一中學弟媽媽的好意,打算讓阿邦到埔心初中任教。

  這件差事不知道怎麼推辭,考慮再三,還是要北上工作。這位中一中學的媽媽,這時也很為難,就說:「我們已經跟校長講好了,如果不去報到,你自己要向校長解釋。」

  他退伍回家收到的第一件「禮物」,阿邦只好親自退回去。

 

  廿八、「禮物」退不回去

  隔天,阿邦穿著一套高三時媽媽親手做的卡其布衣褲,及一雙木屐,又騎著從台北寄回來那輛爸爸拼湊的腳踏車,跟著一位帶路的、也是騎腳踏車的「歐吉桑」,到埔心初中。沿途他的腳踏車一樣「落鏈仔」,而且「落」好幾次,這樣上上下下、走走停停,才終於到達學校。

  呂世明擔任彰化縣長時,為兌現「一鄉鎮、一初中」的競選政見,在一九六二年設立埔心初中。據說籌備不及,第一年還沒有校園,學生先借埔心國小上課,到翌年、也是阿邦退伍這年,才有校園。他八月中旬到學校,距離九月開學很近,阿邦不趕快明確地表達自己的立場不可!

  當時埔心初中附近一片荒蕪,有小火車經過的鐵軌,有一座公墓,校園四周用水泥柱圍起來。學校雖已蓋好一棟兩層樓的教室,又有操場和司令台,已粗具規模,但是司令台旁邊的花圃卻還在整理,黃大山校長穿著「七分褲」,率領主任、老師和學生,正一起整理花圃。那位帶路的「歐吉桑」把阿邦帶到花圃旁邊,向校長介紹:「這位是鄭邦雄。」黃校長聽到名字,仰頭看他,立即站起來、並親切地帶他到校長室。

  埔心鄉有兩大姓,一姓黃、一姓張。黃大山校長出身縣議員,哥哥黃大猷則在彰化縣政府擔任建設局長,他家是地方望族。

  帶到二樓校長室後,黃校長馬上遞一根「新樂園」給阿邦,那時一包「新樂園」三塊半。然後第一句話就說:「你到今天才來!暑假一開始我就在等你呢。」接著又給他一張課表,每週廿四節的課都已經排好、排滿。穿著卡其布衣褲、又穿著木屐的阿邦,剛剛才看到全校師生都埋頭整理花圃的辛苦情形,現在一手抽人家的「新樂園」、一手拿著排得滿滿的課表,竟沒辦法講出「我不想來、不能來、不要來」這些話,只愣在那裏。這時黃校長又懇切地說:「請你明天就來上班。」顯然這件「禮物」是退不回去了。

  那位「歐吉桑」又陪著阿邦回家,沿途那部拼湊的腳踏車還是頻頻「落鏈仔」。

  既然無法拒絕人家的好意,而且明天就要上班,也不能再穿這一套卡其布衣褲和木屐,所以媽媽趕快帶到她工作的西服店,訂制了一件黑色長褲和一件白色襯衫,並且又到員林大街買一雙皮鞋。黑色長褲和白色襯衫,都是當天趕工做好的,第二天就穿著上班。為了紀念這一天,此後幾十年,他都穿黑色長褲和白色襯衫上班。

 

  廿九、打亂了步調

  退伍前後,阿邦對自己的未來沒什麼特別的想法或規劃,認為終於可以喘口氣,到時候就看著辦。倒是有一件事非先辦不可。

  從金門搭船回高雄港途中,一起退伍的弟兄們一方面聊起部隊的生活,一方面又紛紛從口袋裡掏出打火機把玩,幾乎每個都有人送打火機作為退伍禮物。以前打火機很珍貴,不過裡面的油用光後,就沒用,只能當紀念品保存,這也是大家爭相送打火機的原因。

  阿邦聽他們聊天、把玩打火機,都不敢吭聲,因為論起這件紀念品,他可說不計其數,有很多人送他;而除送的打火機太多外,部隊長官、士官及士兵送的東西,還包括琳瑯滿目的獎狀、錦旗,甚至有人送他一打金門高粱酒。紀念品實在比別人多太多,所以當大家在「展寶」聊天時,他不敢吭聲。不過對送他紀念品的長官或部屬,卻心存感激,因此退伍後最想做的事,就是花半個月的時間,一一寫信致謝。

  他八月十四日退伍,十五日到埔心初中,十六日上班。學校有一、二年級學生上著暑期輔導課,每天上午四節,都排滿了,而下午又要準備教材、刻臘紙;然後九月一日開學,完全打亂了他的生活,根本沒時間寫信向軍中的朋友致謝。

 

  卅、幕後的其他功臣

  為甚麼黃大山校長那麼期待和歡迎阿邦呢?後來才知道除了那位學弟的媽媽和帶他到學校的「歐吉桑」外,還有兩位貴人幕後相助,一位是邱憲宗、一位是張美慧。

  邱憲宗念小學時高他二屆,後來念彰中、再念淡江英專,畢業後到埔心初中參與創校。他的堂弟邱勝次,是阿邦小學四年級前的同班同學,兩個很要好,曾到他家玩過。邱憲宗又是邱麗花的胞兄,邱麗花長大後嫁給阿邦的棋友和同事吳瑞興。念淡江英專時,又參加阿邦策畫的員林地區大專學生旅北同鄉會。

  張美慧是前國大代表張春男的大姊,張春男小阿邦一屆,念中一中及中師時,與阿邦都是通學生,阿邦曾到過他家。張美慧小學大阿邦三屆,與葉守仁同屆;另外張春男的二姊張美和,與阿邦同屆。張美慧台中師範畢業後擔任國小老師,一九六二年到埔心初中,也跟黃大山校長一起創校。

  他們倆人跟阿邦都有一些淵源,早就知道阿邦的種種傑出表現,如畢業時獲得縣長獎,並知道巫金煥老師怎樣向地方人士募款,才讓他順利念中一中。並不是每個縣長獎的得主都廣為人知,所以當他們兩人向黃校長推薦時,不但立即被接受,而且被期待和歡迎。

 

  卅一、搬到第六個地方

  那位在阿邦退伍回家當天,就在他家等他的「歐巴桑」,住水利會附近,曾誤會「你有沒有拿我兒子的錢?」(見3-39篇),後來介紹阿邦兩個妹妹到員林客運(見3-41篇),也請阿邦到她家擔任她兒子及女兒的家教(見3-40篇),而想不到在介紹阿邦到埔心初中任教後沒幾天,又到他家,對他媽媽說:「我已經為鄭老師找到一個房間,他住那邊比較合適。」

  這位非常「雞婆」的「歐巴桑」,應該認為阿邦一家十四個人,擠在幾坪大的房間太不像話,何況現在阿邦已當了老師,總要有一個獨立的空間,至少有張床、有張桌子、有盞燈,這樣給自己休息及改作業才比較方便。「歐巴桑」在中山路二段一三一巷二十四號的「鐵支路」邊,找到一棟二樓公寓樓下的一個房間,大概有兩、三坪大,外面有一個庭院。

  九月開學後,二弟邦鎮托大哥的福,也一道搬到新居,這樣阿邦也有個伴。

  埔心初中同事張美慧老師,知道阿邦搬到新居,也知道前面還有一個庭院,就告訴經營飼料行的弟弟張春男,張春男馬上送阿邦一個雞籠、四隻小雞和一些飼料,希望他養雞、補一補身體。不過阿邦常忘了餵雞,結果這四隻小雞雖然漸漸長大,卻十分瘦小,四隻雞的重量,大概只有正常發育的一隻雞重。

  一九六五年阿邦到員中任教後,住的地方離學校較近,中午可以回家休息。不過房子西照,午後很熱;而且有圍牆,來訪的人要先按門鈴,忽然朋友就變少了。「鐵支路」邊比較偏僻,不像以前在媽祖宮前那麼熱,不再聽到杏仁茶、杏仁露的叫賣聲。有一個老阿伯專賣腳癢的藥草,把聲音拉得很長,現在也聽不到;吃點心不方便,又沒有珍珠丸可以吃了。

 

  卅二、邦鎮頓有所悟

  邦鎮一九四七年生,由於晚報戶口,一九五五年才念小學;阿邦大三時,他小學畢業。邦鎮、邦家這對雙胞胎都很聰明,兩人國小時本來同班,邦鎮當班長、邦家當排長;排長負責收作業、不必寫作業,班長卻須寫作業。後來升學主義崛起,分升學班、放牛班,喜歡讀書的邦鎮編在升學班、有補習;不喜歡讀書的邦家編在放牛班、沒補習。畢業後邦鎮考上彰化中學,而沒補習的邦家考上員林實驗中學,比較喜歡讀書的邦鎮,就隨著大哥搬出去。

  邦鎮雖然念彰化中學,可是那所學校的運動風氣很盛,以致他只喜歡打籃球,不喜歡讀書。兩人搬到新居後,阿邦常覺得弟弟好像很累、很累,晚上都沒在看書,這樣等於辜負了那位「歐巴桑」和父母的好意。

  到寒假,阿邦有輔導課要上學校,就帶邦鎮坐台糖小火車一起到埔心初中,希望「押」他到辦公室好好看書。可是邦鎮整個上午也沒看書,卻跑到籃球場打球。到下午其他老師都回去後,阿邦留下來改作業、刻臘紙時,邦鎮才不得已在辦公室看一點書。

  阿邦雖然並未實際指導弟妹的功課,但是發現邦鎮只喜歡打籃球,有一點兒失望。有一天忍不住就考考他的程度,問:「李鴻章是哪一個朝代的官員?」並故意用選擇題,「是唐朝、還是宋朝?」邦鎮遲疑一下,不是答唐朝、就是答宋朝,竟連李鴻章是清朝的官員都不知道,可見真的程度不好、不愛念書。最後哥哥阿邦就講了一段話:「埔心初中的學生,大都是沒考上好的學校才來的;而你念彰中,大家都在看你有沒有比他們好。」

  這句話讓邦鎮頓有所悟,從此認真念書,並考上彰中高中部。這位弟弟後來取得台大文學博士學位,在台中靜宜大學任教,一九九七年代表建國黨參選台中市長,一九九九年又代表該黨登記為總統候選人,爭取聯署。二○○七年擔任台灣文學館館長,二○一○年並擔任台南市教育局長。這是後話,以後還會再提。

 

  卅三、生活稍有改善

  阿邦租的房間,是一棟二樓建築的一樓,半年後租下全棟,一直住到一九七二年,長達九年。

  聽說這棟房子為彰化市某信用合作社的經理所有,是包養一位酒家女用的。室內有一些設計,樓上以一面弧形的牆壁跟通道隔間,裡面為通鋪,媽媽與阿邦、邦鎮以外的弟妹睡在裡面;爸爸睡二樓樓梯間。一樓房間仍由阿邦、邦鎮使用,裡面有床、有桌椅,仍以從木屐工廠撿回來的木屑為燃料。屋後有水溝與後面社區隔開,一、二樓牆壁上有很多圖形的通氣孔,陽光可照進來。但仍沒有浴室,只能在大灶邊以布簾圍起來洗澡。

  居家環境改善很多,有燈、有水龍頭、有廚房、有廁所、有通道,在二樓弧形牆壁外可擺桌椅,弟妹們有地方念書,而阿邦在一樓有房間、可以改考卷。二樓另有小小的陽台,黃昏時站在上面對著夕陽和穀倉,別有一番情調。二樓通道上弧形的牆壁上,布置著阿邦退伍帶回家的獎狀、獎牌和錦旗,從天花板以下,琳瑯滿目。至於一樓前有庭院、有大門,既寬敞又安全。

  顯然居住環境大有改善,不過初期仍無電視、電扇、電鍋、電冰箱、瓦斯爐等等現代家電設備。到一九六九年以後才有一座瓦斯爐。那時林恩伯、楊祺宗等人在員林創設育才補習班,阿邦義務替他們製作海報,他們就送一座瓦斯爐作為答謝。不過在這段期間,從未請人在家吃飯,即那座瓦斯爐還沒煮過飯菜請客人。

  以前在中山路媽祖宮前租的地方,房租每月二百元,搬到這裡後為四百元,而阿邦除食物配給外,一個月薪水也不過七百八十元,房租就佔了一大半。

  阿邦及兩個妹妹的薪水都全數交給媽媽,家裡的開銷都有記帳。遇到開學時,這些收入仍不夠弟妹們繳代辦費,不過當時可以分期付款,譬如十元的代辦費,一次繳五角,分廿次才繳完,每位上學的弟妹都一樣。阿邦把薪水收入繳給媽媽後,不再過問細節,都是後來無意間看到媽媽的帳簿才知道的。

 

  卅四、養雞不是宰來吃的嗎?

  林木柳彰化秀水人,念中一中初二時與阿邦同班,初三拆班才分開。畢業後考上中一中高中部,但也考上台中師範,他選擇念師範。一九五八年師範畢業後,先到南投縣水里鄉日月潭小學教書,居然在那裡認識了前立法委員湯火聖的姊姊湯節鶴,就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八日結婚。這時阿邦也才剛退伍、又剛到埔心初中任教。

  阿邦平生第一次接到喜帖、第一次要參加友人婚禮,非常高興。當天上第四節下課後,一個人騎著那部拼湊的腳踏車,先經過大村鄉、再到秀水鄉。沿途腳踏車常「落鏈仔」、又沿途問路花了時間,中午二時才到,而宴會已結束。穿著結婚禮服的這對新人,一個敬煙、一個敬喜糖,送走客人後,互相挽著手要進入洞房,這時趕到的阿邦從後面叫一聲:「木柳,我到了!」林木柳回頭看到他,就停下來、並立即介紹給新娘。這時新娘滿臉笑容地對著阿邦,露出很幸福的樣子。在短暫的一會後,木柳繼續挽著新娘的手走向洞房,而阿邦才跟一些招待員及伙伕們一起用餐。

  一九六八年員林鎮明倫國中創校,林木柳從日月潭調到這所新學校。以往在日月潭教書時,每年都是大年初二先陪太太到娘家過年,再回老家秀水過年;但是從這一年開始,改先到秀水過年。不過有個插曲。

  這一年過年,阿邦到東勢巷6號(今正興街318號,見圖)看木柳時,才知道木柳要求太太回秀水過年,太太卻面露難色,理由是他們租的日本宿舍後面養了幾隻雞、不餵不行,過年也不能例外。林木柳很疼老婆,不敢過於堅持,同時真的也拿不出解決的辦法。林太太為長女,對弟妹很照顧,木柳對這些小舅子、小姨子也都很照顧,當時還小的湯火聖常到大姊這裡來。感情很好的一對夫婦,現在卻為了宿舍後面的幾隻雞沒人餵食而無法回秀水過年,十分傷腦筋。

  這時阿邦表示,他可以替他們看家、並幫他們餵雞。有這樣一個承諾,林木柳夫婦才得以帶著小孩回秀水過年。

  林家有冰箱、電鍋、瓦斯爐等等現代化設備,但是阿邦對這些東西都很陌生,從沒碰過、不敢去碰,口渴時,就到幾步遠的圳溝上一家雜貨店買汽水喝。

  到大年初三,好友林松源伉儷到木柳家拜年,發現只有阿邦在,林太太就去廚房燒水煮茶;然後林勝憲也來拜年,發現主人不在,而阿邦是為餵雞才來幫忙看家,聽到後覺得十分有趣,不過卻說:「養雞不是宰來吃的嗎?」居然就把那幾隻雞宰了。

  幾天後林木柳夫婦回家,才知道辛苦養的雞已經被宰、又被吃光了。

 

  卅五、葉守仁死因成謎

  在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之間,中一中大二屆的林鐘雄和大三屆的葉守仁,對阿邦都相當友善,常找他;至於大一屆的李湘津,就從沒找過他。

  有一天林、葉兩位學長帶他到僑信國小聊天,三個人並在那裏抽煙。聊到後來,煙是有,火柴卻沒有了,所以以煙點煙、保留火種,不斷地抽、不斷地點,又不斷地聊。林台大畢業後念研究所,後來成為財經專家、擔任玉山銀行董事長;葉中一中畢業後念台中農學院,農學院畢業後回永靖初農教書。這裡先談葉守仁。

  葉守仁無緣無故,曾帶他訪問過三個人。

  第一位是黃順興。在員林中山路中華戲院(今國泰世華)右邊有員林旅社(今采和車業),而旅社對面有一戶人家辦中央日報(今春天人文茶飲),老闆娶屋後另一戶人家的女兒;生的大女兒長大後念員中,阿邦曾經教過。這一天,葉守仁帶阿邦到這戶人家,事前不知為何事;到了之後,只見有一位中年人坐裡面往外看,然後葉守仁就帶他進去聊天。後來才知道他是黃順興,彰化埔心人,到台東發展;為人海派、喜歡喝酒,跟當地原住民打成一片,竟當選台東縣長。

  第二位是楊逵。楊逵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社會主義者,在日治時代寫過小說「送報伕」,該書為第三世界殖民地文學的代表作之一。太太葉陶擔任公學校老師。夫婦兩人和簡吉認識,參加農民組合,為農民運動的活躍人士。戰後一九四九年為打破省籍對立,發表「和平宣言」,主張釋放二二八事件的受刑人,竟因而被判刑十二年。出獄後在台中東海大學對面的一塊荒地種花,經營「東海花園」。他的女兒楊翠嫁魏廷朝的兒子,曾在靜宜大學教書,兒子魏揚是二○一四年台灣太陽花學運中出色的領袖之一。那一天不知何故,葉守仁竟專程帶阿邦去見楊逵。

  第三個是張深切。在台中市中正路台中戲院附近,有一家咖啡店,據說是左派文人張深切的姨太太經營的。張深切留學中國,為魯迅學生,陳芳明編有「張深切全集」傳世,一九六五年病歿。阿邦沒錢喝咖啡,也沒喝咖啡的雅興,可是葉守仁又莫名其妙地帶他見張深切。

  念中一中的葉守仁,跟阿邦的大表哥同屆,妹妹葉春滿念小學時與阿邦同屆、不同班。他母親葉謝燕喜擔任員林國小老師,爸爸在別的國小當校長。阿邦與葉家並沒有特別的淵源,葉守仁為甚麼這樣疼惜阿邦、帶他找這三個人,實在無從解釋。

  葉守仁隨父母住育英路上的公家宿舍,阿邦去過一次。他家除有宿舍外,又有一間獨立的客廳,裡外都相當寬敞。那一次的訪問,一進門就愕了一下,因為看到葉春滿正在塌塌米上教小朋友念書。她彰女畢業後念台中師範,小學時期書法就很厲害,比賽時,阿邦最怕遇到這位強勁的對手。另外阿邦參加國語演講比賽時,最怕遇到張火樹校長的女兒張敏珠。這些事,他都曾跟葉守仁提過。葉守仁看到阿邦愕了一下,就對他說:「她(指葉春滿)沒什麼了不起。」

  在員林鎮南邊的「火燒庄」(今大明里),葉守仁有一個家教,學生姓張

、念彰中,相當聰明優秀,他出國前就把家教機會移給阿邦。張姓學生的媽媽為日本人,嫁張姓台灣人,好像婚姻不太美滿,可能影響到這位張姓學生的心理,就不太愛讀書、也沒考上大學;不過卻很喜歡跟阿邦聊天,一直都有來往。

  葉守仁留日不久,就聽說從海邊岩石上摔下海裡溺斃了。十年後,大約在一九九九年到二○○○年間,才傳聞他在日本搞台獨,不知道被國民黨政府哪個單位、用甚麼方法害死的。筆者為此請教過駐日代表許世楷,他也是早期留日學生、台獨聯盟領導人之一,可是他不認識葉守仁,不知其事。葉守仁死因成謎,令人不勝唏噓。

 

  卅六、李村雄疼女兒的原因

  李村雄念員林國小時,兩人同年級、卻從未同班過。後來他唸台中市一中初中部,高中則念蔣緯國辦的宜寧中學,彼此並不認識。不過他有個市一中的大村鄉同學賴桐寶,這位賴桐寶喜歡從鐵路倉庫那邊,沿著鐵軌邊進入月台;而進入月台後,就邊等車、邊看書。阿邦也一向都從鐵路倉庫那邊進入月台,所以通學時兩人常碰到,並因而認識。後來賴桐寶轉學到員林高中。阿邦與李村雄雖不認識,卻有共同的朋友賴桐寶。

  李村雄有一個比自己小十二歲的弟弟,這時念埔心初中;與阿邦自己相差十二歲的雙胞胎妹妹麗紅、麗育,及他最小的妹妹麗彬,也都念埔心初中。李村雄的爸爸在員林大街經營「福源齋」皮鞋店,樂善好施,頗受好評,所以埔心初中聘為家長會委員;不過每次開會都只派李村雄代表簽名。李村雄常到學校,因而認識鄭邦雄,兩人並混得有一點熟。

  李村雄也曾在小金門服役,但是當時兩人並不知道。他退伍不久就結婚,太太蕭美丸就住同一條街、並且就在斜對面,是一家中藥房老闆的千金,長得非常漂亮。李村雄家有錢,蕭美丸家也有錢,所以他們結婚時,大家都稱讚郎「財」女貌。蕭美丸不但漂亮,而且十分賢慧安靜。

  他們婚後不久就生了女兒雅麗,後來又連生了兩個兒子,像這樣先生一個女兒、再生兩個兒子的,在阿邦的朋友中還有好幾個,如林木柳、林松源、楊祺宗。大家戲稱「碰恰恰」,是最理想的「結果」。

  在一女二男中,李村雄最疼愛的長女李雅麗,長大後送到俄國莫斯科大學留學,專門研究毛澤東,不過也注意到台灣奇女子謝雪紅的檔案,堪稱少數對中國共產黨有認識的台灣學者。李村雄非常疼愛雅麗,其實有一個原因,那是太太蕭美丸生產時,產婆還沒到,雅麗就迫不及待地衝出來。說也奇怪,這時她並不是「呱呱」墜地,而是一個哭聲也沒有,令在旁的老爸李村雄焦急萬分。這時他靈機一動,就抓起雅麗的小腳倒掛,並拍了他的背部,忽然從喉嚨吐出東西,這時才哇哇大哭。就是這個原因,李雅麗成了父親的掌上明珠。

  雅麗一九六五年生,一九七三年念小學,一九八三年員林中畢業。有一次李村雄以眷屬名義參加員中員工南環旅行,就帶著還小的雅麗一道去。他車上都抱著女兒,結果從橫貫公路回家途中,戲稱很想把女兒拋出車外,因為抱太久雙腿發麻、發酸了。李村雄還買錄音機教女兒「ㄅㄆㄇㄈ」,錄音機聲音很怪異,令車上的人都笑翻了。

  這一次南環旅行,回程經過谷關九陽溪時,讓阿邦想到那位原住民女孩黃秀妹,就把大學時代到山地部落田調的往事講一遍。(見4-14頁)

 

  卅七、聽到「piano仙」的聲音

  在員林大街、即中正路的店家,有的房東自己開店,有的出租;房東自己開店的,固然是有錢人,而出租或租得起的,也都是有錢人或資金雄厚的人。

  李村雄家經營「福源齋」皮鞋店,房屋是自己的,屋深可達另一頭博愛巷,而在博愛巷這邊另有存放皮鞋的倉庫。爸爸已把「福源齋」交棒給他,雇有店員,他的日子過得很輕鬆,時間並沒被綁住,整天可以趴趴走。晚上打烊後,他回店裡打開收音銀箱,「叮噹」一聲,就拿出五十元,然後拐個彎、到民族路的「天利食堂」吃砂鍋魚頭,每份剛好五十元。每晚五十元,一個月下來一千五百元,比阿邦薪水七百五十元多出一倍,顯然家境相當富裕。李村雄有時也請阿邦吃砂鍋魚頭,就是多加一碗飯而已。阿邦最喜歡找李村雄,不是為了吃,只是常路過大街、就探望一下而已。久了,店員也認得阿邦,所以一看阿邦在外面,就點頭或搖頭,示意人在不在。

    那時候做生意都是討價還價的,「福源齋」也不例外。阿邦曾建議李村雄實施「不二價」,一來不必多費口舌、討價還價,二來不怕店員以多報少、從中「作手」私吞公款,但未被採納。

    李村雄把店務交給店員,到處逛、到處找朋友,就跟阿邦變成了好朋友。阿邦知道他很多事,包括:他愛看世界名著,家裡有很多這類的書;愛看電影,不放過任何一部,尤其洋片非看不可。另外,他愛聽交響樂,家裡有許多唱片。像這樣的公子哥兒,有這麼多雅好,也是難能可貴的。阿邦雖然念大學、受正規教育,但不如李村雄有廣泛的興趣,在音樂方面所知的遠不如他。阿邦念一中時,樂理常考滿分,但是沒唱片聽,根本不懂得甚麼交響樂。在認識李村雄才開始接觸,這種音樂對他非常有吸引力。

    有一天李村雄一個人到同一條街上的員林家職,忽然從教室傳出琴韻聲,演奏者把曲子詮釋得很有味道,就好像現在的人聽到秀蘭瑪雅的歌,會如醉如痴一樣。李村雄聽完曲子,想知道誰彈的,立即好奇地跑到教室探望,才發現是一位年輕人在那裏忘情地彈奏,他叫林松源。

    這位青年演奏家,台中師範畢業,在小學當老師,因為家裡沒鋼琴,就常到員林家職借琴練習。李村雄非常崇拜林松源,兩人成了好友;後來又介紹給鄭邦雄,三人成了死黨。林松源被他們尊稱為「piano仙」。

  據說認識不久後,有一天李村雄帶阿邦到永靖看他,剛好有媒人帶他去相親,沒見到。林松源相親一次成功,就找到了現在這位老婆。

 

  卅八、教學觀摩會打響了名號

  一九六二年創辦埔心初中,翌年阿邦到該校任教;那時有兩屆學生,各有三班。第一屆未採能力分班,但仍有程度上的差別,第一班成績比較好。他當一年級導師,另有兩個年級共有十二節歷史課,及教二年級最好那班的數學及美術。

  第一屆升三年級時,他當三年級成績最好班的導師,一樣教歷史、數學及美術。那時邱憲宗當訓育組長、一位溪湖人楊朝岳當教學組長;總務主任跟黃校長都留日,教導主任、管理組長都是外省人;張美慧教國文及數學……。在黃大山校長的領導下,大家教學不但認真,而且非常嚴格,以致留級情形非常嚴重。到初三時,三班變兩班,一班六十四人、一班六十五人、畢業生僅一百廿九人。有一些學生留級後,就不再上學。有一次他到員林華成市場買菜,遇到一個菜販很面熟,就是第二屆的學生,留級後就賣菜去了。

  在埔心初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剛去的第一年,教二年級成績較好班的數學,這時全縣性數學科教學觀摩會,剛好輪到埔心初中主辦,學校指定由阿邦老師擔綱。

  學校有一間大教室,全縣的數學老師都到這裡,由阿邦擔任示範教學。阿邦從小數學成績優異,而且自己摸索出一套演算的「撇步phiat pōo」(訣竅),是別人所不知道、也未曾公開過的。雖然他的「撇步」不適用在全部的數學題目上,但是在這一次觀摩會上,他專挑適用的題目、首度公開,讓在場的數學老師耳目一新,覺得不可思議。有的還走到學生的座位旁,看看學生用他的「撇步」行不行得通?算得出來嗎?結果發現學生都聽得懂,而且很方便就算出來,令大家同感驚訝、並佩服不已。

  這次數學科教學觀摩會給大家的印象十分良好,也給校長大有面子;他不但在埔心初中受到肯定,全縣的數學老師也都給予肯定,因而都認識他。這樣一舉成名,打響了他人生的第一炮。

 

  卅九、訪問每一個學生家庭

  阿邦在小學時代當過班長,在大學時代當過美術社社長及班代表,在小金門服役時當過排長,而且辦過校友會、同鄉會活動,無論做甚麼事都很認真、很賣力、很有責任感,所以現在當導師,也一樣竭其所能,把事情做到盡善盡美。譬如上美術課時,常會帶學生到附近的柳溝寫生。有一次剛好遇到柯俊雄、張美瑤拍片,電影公司在那裏架設彎彎曲曲的鐵軌,以方便取角度。這次校外寫生,除了看到影星,更見識到拍電影的道具和技巧,同學都十分興奮。

  當導師要檢查學生週記,他比國文老師還用心,不但訂正錯別字,還會寫一大串評語。有一位學生陳正道,家裡在員林街上開縫紉機行,有一天他念醫學院的大哥陳勝道,無意間看到弟弟的週記簿,發現導師有這麼仔細的評語,感動與佩服得不得了,竟專程拜訪阿邦致謝。陳勝道後來成為員林名醫,熱心文化事業,曾支持翁金珠創辦「彰化人雜誌」;他也蒐藏了不少前輩畫家的作品。陳正道的二哥陳明道,念員中時,阿邦也教過。

  當時呂世明縣長一鄉鎮一初中的競選政見,並未完全實現。以埔心初中第一屆一百廿九名畢業生的分佈而論,埔心鄉二十位、員林鎮三十位、溪湖鎮五十位,其他尚包括埤頭鄉、竹塘鄉、二林鎮、秀水鄉、福興鄉、芬園鄉來的學生,約佔三分之一,可見沒設初中或設了卻容納不下的鄉鎮還是很多。

  阿邦有機會擔任導師,可能受念小學三年級時、那位外省女老師的影響(見1-18篇),很希望訪問班上每一位同學,所以還是騎著他爸爸為他拼湊的腳踏車,每遇星期日有空、就做家庭訪問,至今尚留下許多難忘的印象,如:

    那時候的鄉下還有很多「土角厝」;種韭菜花的農民,當時已經知道使用農藥;割稻後,農民把稻草捆在一起,用牛車載送,但沿途掉落,以致他的腳踏車輪子因捲入太多稻草而無法行駛,不得不扛在肩上;埔心往溪湖馬路,只有一點柏油路面,兩旁都是石子路;有一個學生家裡開雜貨店,裡面用甘蔗板隔成四個房間,共用一個燈泡;雜貨店的秤子很特別,會移動;有一次遇到大雨,晚上回不去,就住學生家裡,卻與其他無法回家的訪客,一起聊到天亮。

 

    四十、一個女生拉住我的車子

  埤頭鄉有三男一女、共四個他班上的學生,有一天他從埔心騎腳踏車去做家庭訪問,剛好遇到當地大拜拜──「作醮」,幾乎家家戶戶都在請客,十分熱鬧。

  他訪問第一個男生家,家長很殷勤地要他留下「吃拜拜」,他回答:「我還有其他學生要訪問。」予以婉拒,家長不敢為難,就放他走。到第二個男生家,家長也很殷勤地想款待他,他同樣回答:「我還其他學生要訪問。」家長一樣不敢勉強。到第三個男生家還是一樣。最後到第四個、另外一個女生家,這位女生的媽媽同樣非常殷勤,要他留下作客,可是這次他沒辦法說:「我還有其他學生要訪問。」但仍堅持要走、不能留下,因為怕留在這一家,對其他三個男生不公平。阿邦始終記住初三畢業時,理化老師許景徽在學生畢業紀念冊上題「真理」兩字的故事,他認為「真理就是公平」(見3-16篇);如果只在一個學生家裡「吃拜拜」,這樣就不公平,一定會引起其他三人反彈。

    這位女同學沒有父親,母親是一位寡婦,可能因為這樣,所以「作醮」那天客人不多,才很想留下阿邦老師。現在老師卻不肯留下來,令她很難過,誤以為老師瞧不起她們。

  當阿邦騎上車子走了後,這位女生跟著追,毫不放棄。騎一段路、追了一段路後,遇到一條水溝,阿邦沒辦法通過、就停下來。水溝上有枕木、又有小火車行駛的鐵軌,阿邦必須牽著腳踏車才走得過去,但是萬想不到這位平時很乖巧、很安靜、很瘦小的女生,追到這裡竟採取一個很反常、很激烈的動作──拉住阿邦老師的車子、不讓他走,等於在水溝上拉扯。

  這時阿邦也只好停下來、並退回到路邊,聽她訴苦。她說埤頭鄉沒設初中,她母親雖然守寡、生活清苦,卻希望女兒受一點兒教育,才讓她老遠騎了十幾公里路到埔心上學。騎那麼遠的路上學很辛苦,有時遇到刮風下雨,仍然必須冒風冒雨前進,而實在擋不住時,就被迫停在路邊哭,不過一想到媽媽的苦心,又咬緊牙根再騎一程;有時停頓好幾次、哭好幾次,才終於到達學校。這是她初一時的體驗,後來比較習慣、就不哭了。不過常懷著感恩的心,用功讀書、不讓媽媽失望。並說,像這次老師老遠從埔心來做家庭訪問,她家裡難得有客人,的確非常高興,所以才非常期待老師留下來,不讓媽媽失望。

  阿邦老師為了實行「公平」的真理,還是沒留下來,不過深深地體會她的心情。而這時聯想到自己的境遇,雖然都出身貧苦家庭,但是他坐火車通學,比這位女生冒風冒雨通學要幸運多了。

 

  四十一、家庭訪視的收穫

  人生的境遇並沒什麼好壞或幸與不幸的問題。

  小時候有一位高年級的鄰居,教他玩「飛螺」,學會後,對方玩不過他,就約定打輸要給對方打一下手心。在對方輸了很多次後竟約定輸的可先不打、但加倍累積,而以後只要有一次贏,以前輸的不但全部不算,反而可以打對方一下。這個約定可說十分奸詐,但是這位鄰居從沒有贏過他,總共欠他好幾萬下。後來不玩了,竟守信每天中午相約到媽祖宮,讓他打手心、一直打到厭煩不打。阿邦雖然給奸詐的人騙了,可是卻從奸詐的人學到守信。

  到小金門服役,開始在警衛排當排長,可是有一位候補軍官動用關係,把他調到步兵排。本來輕鬆的工作換成繁重的工作,但是如果沒有被擠、被換工作,怎麼有機會體驗種種軍中的生活、又怎麼有機會竭盡所能地服務同袍呢?

  中一中時期,有一天一位「歐巴桑」出現他家門口,問他:「你有沒有拿我兒子的錢?」可說被冤枉、被屈辱到極點,但想不到誤會冰釋後,「歐巴桑」歡迎他到她家看書、請他輔導她兒子和女兒的功課,後來還熱心地給兩個妹妹介紹工作,而聽說阿邦服役期滿,當天等在他家門口,告知已為他找到教職。雖然一時打亂了他的步調,可是有了這份教職,又有甚麼不好呢?尤其常做家庭訪問,不也讓他有機會深入民間、瞭解民間疾苦嗎?不然像出身豪門的人一樣,就只活在象牙塔裏頭了。

   人要隨遇而安、處變不驚。不論逆境或順境、好事或壞事,都是一種學習,也只有這樣,才能夠增長智慧及增進生存適應能力。

 

  四十二、幸好校長的兒子沒被K到

  阿邦通常利用星期日下午做家庭訪問,但是住員林街上的學生,週間也會訪問。訪問前未告知學生,因為不想影響家長的生活作息,或讓他們為準備茶點破費。有時也利用星期日帶學生騎車到百果山、八卦山或鹿港玩,給他們有認識家鄉名勝古蹟的機會。

  初三當導師時,才知道黃大山校長的二兒子在他班上,有一次一樣未告知就做家庭訪問。他家的三合院,比吳俊毅外公家的還有氣派。三邊廂房都墊高,從「公媽廳」(祖祠)前延伸出來的平台很寬很長,兩旁還可看到一座旗座、一把關刀和一個石頭,據說祖先是清代武舉人,所以留下這些古物。黃家是地方的望族,宗親黃獅保擔任過埔心鄉長,為黃姓代表人物。另外徐姓家族,以曾當過省議員的徐堅為代表人物。黃、徐為地方兩大勢力,分庭抗禮。有一位早期知名台灣天王歌手黃三元,出身這裡,庭院一樣很有氣派。

  有些鄉鎮還沒設初中,所以學生要到埔心念,而員林雖然已有員林中學、實驗中學,但是僧多粥少,沒考上的仍須到這裡。埔心初中創校前,學校對面是「墓仔埔」(墓地),十分荒蕪,並有一點陰森,有些學生不想讓人家知道在這裡唸書,所以書包上的「埔」字常故意遮蓋。

  一年級未採能力分班,到二年級已知成績高下,就採能力分班。由於貫徹留級制度,所以第一屆升到初三時,從忠、孝、仁三班減成忠、孝兩班。忠班的成績比孝班好。黃校長的兒子編在忠班,可是啟人疑竇,孝班的學生認為是靠了老爸的關係,十分不平、暗潮洶湧。

  孝班的導師,屏東農專畢業、教理化,學生時代是橄欖球選手,愛好運動;有一天提議,忠、孝兩班來一場足球賽。大家聽說要舉行足球賽,有些人就想藉機好好「K」黃校長的兒子,以紓解不滿情緒。風聲傳到孝班導師耳裡,覺得事態嚴重,就請忠班導師阿邦也當裁判,以防發生事端。

  阿邦打過兩次籃球,一次在台大,因為班上人手不足,所以被硬拉下來打一場;另一次在小金門,因為連長說,要依照四個排的籃球賽成績分配工作,身為排長的他,不得不賣命演出一場。至於足球則從未踢過,連比賽規則都不懂,如何當裁判呢?所幸這場比賽,校長的兒子並沒被K,因為阿邦也教過孝班的歷史,學生有所顧忌,不得不看他面子、足下留情。

 

  四十三、一個女生揚言跳柳溝

  三年忠班的學生共六十四個,男女比例五比三。剛開始座位的安排,有三排女生在講台前靠走廊的一邊,其餘五排男生在另一邊。

  每次發考卷或繳考卷時,坐前面的女生直接走到講台,沒什麼問題;可是坐後面的女生,習慣上都先繞到後頭,再沿著男生的座位走到講台。而當有一點漂亮或很漂亮的女生走過男生座位時,馬上引起騷動,大家不約而同、情不自禁地看著她,也顧不得考試要專心了。

  阿邦老師發現這樣會影響考場秩序、也會影響考試成績,就把男女座位做了調整。變成女生都坐前三排,男生都坐後五排,女生領考卷或繳考卷就不必繞了一圈。這種事也只有阿邦會注意到,而且會拿出解決辦法,可能跟他愛下圍棋有關;一般老師恐怕毫無警覺性、也毫無對策。但是因而差一點發生命案。

  有一個女生生性敏感,以為自己上課愛講話,而老師是為了處罰她才換座位。也就是說,她誤以為是自己愛講話、害了大家換座位,於是很想不開,就揚言跳柳溝,人也不見了。

  柳溝在員林鎮與埔心鄉交界處,是一條排水溝,也稱「員大排」;後來在溝邊種的柳樹長大成蔭,柳葉隨風微拂水面,有一點中國西湖的感覺,鄉公所就在橋邊築了碼頭,也購買十幾艘小舟,月夜到此泛舟,頗有氣氛,也成為景點。柯俊雄、張美瑤曾到此拍片,電影播出後全島轟動,柳溝、柳橋就成為情侶必遊之地。不過為盛名所累,有一些想不開的人會選擇到這裡跳水自殺,因而大煞風景,也逐漸沒落了。

  阿邦班上這位自以為愛講話而害大家換座位女生,就是要跳這條水溝。這件事傳到校方,擔任訓導主任的邱憲宗非常緊張,就立即跑到柳溝巡視,並守在那裏。但是傷心歸傷心,自殺理由還不夠充分,她只是一個人躲在校門口附近一個隱密的地方哭泣,並未釀成悲劇。

 

  四十四、又發生同樣的事

  念中一中高中部後,附近一家新月餐廳的少東,知道阿邦這一家人的苦況,有一次就對來消費的員林鎮公所職員請託,看能不能給阿邦一份工作,果然那個暑假他就到員林鎮公所財政課打工、開稅單。鎮公所每年都編列經費,在暑假請彰商的女同學來打工。她們每天有一定的工作量、開一定數量的稅單,可是阿邦加入後,不知內情,拼命地開稅單,一個人頂好幾個人的工作,造成彰商那些女生的壓力和不滿,竟有人在街上伺機攔截他的媽媽,要她轉告兒子別太過份。想不到這種事,現在又發生。

  埔心初中第三屆錄取三班新生,暑假補習後,成績分出高下,再以總成績排列分成三班。想不到八月底又增加一班,這一班來不及補習、沒有成績,就自成一班。

  九月開學後,這一班的導師阮宜吉,某法商學院畢業,同時應徵一家銀行,正等待「放榜」,結果錄取,就辭掉埔心初中的教職。那時銀行的待遇比學校好,他選擇到銀行。

  一、二、三班的學生,暑假有補習,已學會英語ABC字母,而開學後又已上了好幾節,可是第四班沒在暑假補習,開學後遇到兼教英語的導師辭職,辭職後又一時找不到人接替,校方不得不商請阿邦接下這班的英文課。

  阿邦臨危受命、接了下來,然後規定他們每天放學後留下一個小時,他義務教他們英語,從ABC字母開始教。出乎意料,第一月考公布各班英語成績,阿邦教的第四班並未殿後,而是列第三名。第一班英語課由教學組長兼任,列第一名;第二班由一位東吳大學法律系畢業的女老師擔任,列第四名;第三班由別校剛轉來的一位男老師擔任,列第二名。即第二班掉到第四名,而第四班則擠到第三名。這樣一個排列,讓第二班的女老師很沒面子;據說後來也學阿邦,把學生留下一個小時,才迎頭趕上、扳回面子。

 

  四十五、張美慧臨危不亂

  好友張春男的大哥張明彥,比阿邦大十歲、八歲,台北法商學院畢業,本來在銀行服務,而銀行員待遇比老師好很多,但是被比埔心初中晚成立的永靖初中校長施謨延攬當教導主任,阿邦因此也曾到永靖初中兼課一段時間。這位張大哥很喜歡養狗,離開學校後養狗為業,與養豬有成的張春男互別苗頭。

  至於張春男的大姊張美慧,除向黃大山校長力薦、讓阿邦順利進入埔心初中任教外,在學校也很照顧他,並有一段處變不驚、臨危不亂的事蹟,傳為美談。

  有一年冬天的某一天,強勁的北風呼呼地拍打教室的大門、差一點就要把門推開,一位男生忽然挺身力擋,結果被推倒在地,手腕被玻璃割傷,血流如注。班上的同學急奔辦公室報告,多位老師急忙跑到教室探望,可是束手無策、互相張望。只見當天穿著淺黃色裙子、白色上衣的張美慧老師,趕到後,立即用一隻手壓住受傷的學生的動脈,一隻手從容從裙子裡抽出一條手帕,並綁住傷口上方,頓時阻住血流,然後護送到醫務室治療。在場的阿邦及其他老師,眼見這一幕,都有說不出的驚訝與佩服。也許身為張木醫生的長女,從小在醫院長大,這種事耳濡目染、司空見慣,才有這方面的急救知識與技巧。

  張老師後來請調大村國中、又赴日攻讀博士。

 

  四十六、學校分成兩派

  到埔心初中兩年後,漸漸察覺學校分成兩派,一派以校長為首,包括主任、組長及一些聘任人員;一派無人為首,包括導師、專任及兼任老師,即教國文、英語、數學、體育、童軍的各科老師。在訓導、教務兩處的,都不同姓,而在總務處工作的,幾乎都與校長同姓,全是他埔心在地的宗親。即有外場、內場之分,外場的,感情很好、非常團結;而內場的,也毫不遜色。外場的,都帶便帶,中午在辦公室用餐,飯後一起喝茶聊天;內場的,中午各自回家吃飯。

  外場的人對學校的採購、招標,不論工程,還是買紙、買油墨、買臘紙、買畚箕掃帚……,都相約不過問,認為又不是調查局派來臥底的,不用懷疑別人、也不必多管閒事。

  有一位屏東農專畢業、教理化的埤頭籍老師,每天騎「富士霸王」的寶貝機車上班,下課後就拭擦得光鮮亮麗,令大家十分羨慕,也成為那個時代明哲保身的典範。

  學校還有兩位外省籍行政幹部,一位是管理組長徐龍雲,一位是教導主任咸同;校門口另一邊有眷屬宿舍,他們都住那裏。後來又調來一位外省籍工友佟景昌,他在軍中升不上去,不得已才以少校退役。他平日都穿著卡其色的軍服,感覺不同,但是來不久就考上法院書記官離開了。

 

  四十七、舞會上挨一拳,竟造成「政治傷害」

  中一中時,阿邦以獲得「縣長獎」的殊榮與號召力,辦過員林國小同學會;大學時擔任美術社社長又籌辦過大型書展;後來還辦過一次員林地區旅北學生同鄉會。他對辦活動很有心得、很有興趣,而且腦筋靈活、常具創意。第三年當老師後,曾分別在第一學期和第二學期期末,各辦一場同學會。第二學期期末的這一場,規模很大、時間很長,而且辦得有聲有色,值得一提。

  這一次,他向學校借小禮堂,裡面有舞台可以表演。表演項目繁多,像話劇、拉鋸琴、吞火、跳舞等等。一些項目還在前一晚先作彩排,以避免正式表演時發生狀況。

  「跳舞」一項,不是跳國際舞、街舞、傳統舞或現代舞,而是由一群男生戴上拳擊手套,隨著音樂節奏上台互相揮拳比劃,有舞蹈之名、無舞蹈之實;有揮拳之形,也無擊打之實。阿邦體重才四十公斤,很多女生都比他重。彩排時,他戴上手套測試一下,看有沒有甚麼問題,但是忽然有一位男生趁其不備,狠狠地揮出一拳,打中他的後腦勺。這時挨一拳的阿邦,只覺得重心不穩,有一點暈眩;想前進、卻後退,想後退、卻前進,搖搖晃晃、昏昏沌沌,顯然「跳舞」不是好玩的。

  這次意外體驗了「跳舞」的滋味,不過並未造成「運動」傷害,而是造成「政治傷害」。

  拳擊互相攻擊猛烈,都想給對方致命的一擊;政治一樣,彼此攻擊也是無所不用其極,既無情又嚴厲。阿邦發現自己連「跳舞」都不堪一擊,若去搞「政治」,恐怕暈眩更嚴重,所以限自己只關心、絕不碰觸。

  這場同學會,從下午辦到晚上,校長與主任都來參觀,學生們演出成功,均十分盡興。

 

  四十八、「你帶他進場、也請帶他出場」

  有一次校務會議上,討論要怎樣舉辦全校性國語演講比賽,校長最後裁示,時間訂星期六第四節,地點在運動場。星期六第四節為學生班會時間,現在為了全校性國語演講比賽,要暫停一次,這倒沒什麼關係;但是全校十班的學生,要搬椅子到運動場,並頂著中午的烈陽聽演講,實有商榷餘地。

  阿邦認為在烈陽下聽演講,一定坐不下去、聽不下去,而台上的演講者看到台下的聽眾不專心聽、有騷動情形,如果缺乏自信或沒有經驗的話,恐怕也講不下去。所以阿邦對校長的裁示,當場反對,並提出他的看法。

  他的看法是,時間不改,但每班只選派五個學生到小禮堂演講,由評分老師評分,然後選出優勝者三位,再請他們在星期一朝會時,上台重講一次。這樣只有優勝者上台,縮短了時間,而獲勝者可利用星期日在家加強練習,一定表現得更好,全校師生也因而得以欣賞一場精采的演講,不是比較好嗎?

  阿邦的主張沒被採納,不過校長竟也沒堅持原來的裁示,等於沒結論,就散會了。

  校長室原在二樓,後來搬到一棟獨立的建築。當散會後,校長回校長室中,阿邦尾隨其後,並一起進入校長室,仍纏著他、想說服他。從下午四、五點纏到晚上七、八點,最後校長態度軟化,願意採用他的辦法,即分段舉行,減少大家曬太陽的時間,也讓大家有機會欣賞一場最棒的演講。

  不過受日本教育的黃大山校長,因權威受到挑戰非常不爽,竟對介紹他到學校的一位老師表示:「你帶他進場,也請帶他出場。」就是請介紹人要把阿邦「弄」出去,學校不要有這種會公開「犯上」的老師。

  這件事之後,引起黃校長為首的一派「內場」的人敵愾同仇,但卻讓另外一派、即「外場」的產生共鳴,也誕生了他們的意見領袖。

  念小學六年級時,有一個星期六上第四節課,巫金煥老師為一件小事生氣後逕自回家,而學生沒有他檢查清掃工作,都不敢回家,大家要阿邦去老師家請他回校,阿邦則認為老師不應該擅離崗位,堅持不去。在小金門服役時,有一次實演,連長違抗上級命令,擅自下令把部隊移到另一個地點,阿邦得理不饒人,就找他理論(見5-25篇)。而這次意見不同,又頂撞了校長。所有這些「犯上」的行為,都是由於他堅持是非對錯,絕不放水、妥協。一般人常會兼顧情理法,而當無法兼顧時,又常因顧慮人情因素、倫理因素,以「情」害「理」;但是阿邦把「理」排第一位,甚至只講「理」字、不講情字。

  阿邦對學生、對學校、對國家,都是忠心耿耿的,從不覺得自己故意唱反調;即便意見不同、據理力爭,也不認這樣有何不妥。至於被他反對的人,雖然一臉不高興,他自己卻毫無所覺,也不會因而讓自己也不高興。對的就去做,沒有別人高不高興、得罪不得罪,或造成自己不高興的問題。

 

  四十九、為學生賣命

  埔心初中成立第二年後採取能力分班,而且又施行嚴格的留級制度,成績未達規定、就一定留級,因而到第三年時,三班變兩班,而這時阿邦擔任成績較好的忠班導師。不過面臨高中入學考試,這一關才是挑戰,不論學生、學生家長,還是學校,壓力都不小,而導師的阿邦則首當其衝;大家把希望寄託在他,看他怎樣表現。

  當時附近的鄉鎮,如在員林有員林初中、實驗中學,沒考上的才再考埔心初中。學生中有兩個三十九年次的,甚至還有卅六、卅七年次的,可能本來不想升初中、後來改變主意的,或是考不好、重考也沒考上的。所以嚴格地說,埔心初中的素質並不理想。有的男生有一點自卑感,譬如故意用背帶把書包上「埔心初中」的「埔」字遮住。

  但是阿邦不認為學生有甚麼不好,或在這所學校教書有甚麼面子的問題。面對學生的升學壓力,只是想竭盡所能地幫助他們,讓他們有機會考上高中。

  當時高中入學考試科目,包括:國文、英語、數學、自然(理化、博物)、生理衛生及社會(歷史、地理、公民),而考試範圍,涵蓋初一到初三全部課程,即三年的課程全部在內。阿邦自創一種輔導的辦法,其實也沒有很特別,只是規定學生下午放學後要留校一個小時,不斷地舉辦模擬考而已。

  不過為了模擬考,他要出考題、刻臘紙、印考卷,考完後還要批改、統計分析。除英語科請任課老師命題外,其餘由他全部包辦。雖然各科都有任課老師,但是沒找他們。阿邦認為這是義務的,不能拖別人下水,何況出考題、改考卷都是極為辛苦的。尤其考題涵蓋初一到初三全部課程,範圍太大,找考題是相當大的負擔。

  阿邦找各種考題,有一套嚴謹的想法與做法,即盡量做到鉅細靡遺、面面俱到,既不遺漏、也不偏頗。如這次考唐、宋及清代的科舉制度,也會兼顧當時的社會、經濟及政治層面的問題;而下次考社會、經濟、政治層面的問題,一樣注意到當時的教育或考試制度。他不但反覆考各種題目,考完後還作統計分析,看那個題目有多少人答對、有多少人答錯。統計後發現某些題目答錯的很多,就加強講解,而且繼續再考。

  他每天上正常課外,下班還留下學生舉辦模擬考,學生似乎都累壞了,阿邦老師何嘗不然呢?

 

  五十、讓校長大有面子

  阿邦花很多時間精力在教學,一次聽不懂、就不厭其煩地再講第二次,而且不斷地舉辦模擬考,除有自己的一股幹勁外,還有一股來自家庭的支持力量。譬如他的弟妹沒人會說;「老哥,你讓我講兩句嘛。」「老哥,你得量力而為嘛。」他的父母也不會說:「沒多拿一毛錢,何必這麼拼呢?」「孩子,這樣太傻了、這樣太傻了。」家人看他早出晚歸、忙於教學,沒有一句怨言、一個責備,都不暗示或明示還有窮哈哈的家庭更需要照顧;讓他無後顧之憂,不就是最大的支持力量嗎?

  從畢業紀念冊上的地址統計,這一屆畢業生,有溪湖五十人、埔心二十人、員林三十人,其餘鄉鎮鎮廿九人,總共一二九人。他班上有六十四人、另一班有六十五人。他的辛苦終於有了代價,六十四人中考上五十八人。有四人到台中考,三人上中一中、一人上市一中。到彰化考的,有四個男生上彰化中學、四個女生上彰化女中,其餘有上彰工、彰商、鹿中、員中、實中的……,可說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給學生、給家長、給學校、給校長都有一個交待。埔心初中一舉成名,甚至也讓在地的埔心人都與有榮焉。

  有六個學生,或因為家境實在太窮困、沒能力升學,或有幾個女生年紀大一點,可能工作幾年就準備嫁人,所以才未參加升學考試。有一個男生,阿邦做家庭訪問時,發現家境不佳,阿邦仍鼓勵他升學,說:「你村莊裡的親戚,如果知道你考上高中,大家都會佩服你,並引以為榮。至於未來的學費,大家都會贊助,不然就標會慢慢解決。」阿邦還援引巫金煥老師幫助他的前例,也替這位學生出報名費。這位學生果然考上一所不錯的高中,而村莊裡的親戚,有錢出錢,幫了他一個大忙。

  另外在埤頭做醮那天去訪問的那個女生,也考上了,可是念一半剛好農會有缺,就放棄學業去補缺。後來嫁人、生了兩個孩子,小孩長大結婚時,阿邦獲邀參加婚禮,兩三年前都還有聯絡。另有一個女生考上後,也是因為家窮放棄,即使到這幾年當了阿嬤,已有內外孫很多個,一樣跟阿邦老師保持聯絡。

  第一屆同學畢業後,說也巧合,在這所學校所有「外場」的老師,竟都跟著「畢業」離開了。如張美慧到大村初中,廖老師到埤頭初中,盧老師等到大學進修,而鄭老師等也到員林高中。大家離開的原因,是不是跟「內場」失和呢?並不清楚,但與「四、六分」的傳聞毫無關係。大家好像跟黃大山校長有意見上的衝突,但絕不是勾心鬥角;都為學校公事,沒有私人恩怨。

  雖然阿邦自己「出場」離開了,但是當時各校師資不足,供需失衡,每個老師都要教好幾科,如一位詹老師的妹妹,家專畢業也得教音樂及公民。而這樣還不夠,黃校長又找阿邦回去兼課;他兼課一年,每週十三節。埔心初中需要他,沒有他還不行呢。他剛到員林高中、又需回埔心初中兼課,忙碌的情形可想而知。

 

  五十一、記小一屆學弟及其中兩個的故事

  阿邦六歲從永靖搬到員林,迄今(二○一四)七十五歲,已住員林六十九年。這裡不是他的出生地,卻是他靈魂的故鄉,有他的家人,也有他的老師、他的同學、他的朋友、他的同事;由於常搬家,還有不少鄰居。同學有員林小學的、中一中的、台大的;同事有埔心初中的、員林高中的,學生也是。由於喜歡美術和下棋,又有一些畫家朋友、一些棋友。也許因為家裏窮,沒什麼門禁,大家喜歡找他,朋友比別人多。他小學當班長,班上的同學當然都認識,而不同班或不同屆的學弟,也有很多人認識;並且只要有來往過,都還能記住。他的頭腦固然沒有現在電腦的儲存量多,但是記住不少人、不少名字和他們的故事。

  二○一四年八月二日這一天,他忽然交給筆者一份名單,說:「這些是你那一屆同學的名字(按:筆者低他一屆),你有沒有還記住的?」筆者只記得其中幾個,然後問他:「我這一屆的,你居然也認識、還記得他們的名字!我大都忘了。」他說這些人跟他都有一些關係,而他們有的彼此之間又有各種關係。譬如:

游炎山:他員林第二個家,即民權街卅巷裡面、住對面的鄰居。

江村雄:屢獲國際比賽得獎的知名攝影家。

林勝憲:喜歡攝影,是他員林第六個家的鄰居,擔任僑信國小及明倫國中老師。

林潤東:長春醫院林糊醫師的孫子,員林國小縣長獎得主,也是中一中的學弟,通學時常在一起。

游青樹:棋友。

葉松根:經林木柳介紹認識,家裡原經營三葉機車行,後經營羽田汽車公司,並創辦大葉大學。

江燕飛:學校同事。

阮宜吉:埔心初中同事,後到銀行工作,他接下他班上的英文課。

林賀雄:林木柳介紹,經營紙廠。

劉達耀:員林國中老師,大街名中醫師劉順規的兒子。

陳碧鶴:好友楊棋宗的太太。

蕭美丸:好友李村雄的太太。

張春男:張美慧的弟弟、中一中的同學。

陳正益:員林第四個家的鄰居。

楊登美:好友楊棋宗的妹妹。

李惠美:同屆同學李正雄的妹妹。

楊富二:明倫國中老師、楊壽一的弟弟。

吳和惠:好友吳俊毅的妹妹。

詹益彰:父親田尾國中校長,他與他弟弟都念台大,妹妹詹麗娟是埔心初中老師、也是三妹麗真的朋友。

  另有兩個學弟的故事,頗值得一記。

  一個是羅秀雄。

  他也是阿邦中一中的同學,後來到台中縣神岡國中當老師。他有一個哥哥羅三郎,娶員林永安旅社老闆的女兒洪豔秋;另有一個弟弟羅秀吉。有一年暑假,羅秀雄從東勢騎車回員林,途中遇到颱風,一部滿載杉木的卡車,轉彎時不慎,竟撞到他,他被撞破頭、當場死了。詹麗娟認羅秀雄的母親為乾媽,所以就到神岡幫忙整理遺物、處理善後,而阿邦也陪她去。阿邦曾向羅秀吉要一本他哥哥的藏書、作為紀念。

  一個是張XX

  他也是阿邦念小學小一屆的學弟,後來念中一中。阿邦念初三時,有一天張XX帶一位唸新民商職的朋友到他家。那時在媽祖宮前的家很小、很窄,沒地方可坐,就站在門口聊;而聊了一下、剛好遇到中午吃飯時間,三人就到「竹管市」(今光明街)吃飯;吃完後,那位朋友堅持要付帳。張XX帶朋友找他,是要請他當「槍手」替那位朋友應試。阿邦聽過後並沒生氣、也沒反感,但覺得莫名其妙。阿邦被公認為很會念書、很會考試,如找他當「槍手」,必無往不利,可是這樣做違規違法呀!怎麼行呢!?由於離考試還有一段時間,阿邦就建議由他為那位朋友補習功課,至於做「槍手」的事免談。

 

  五十二、向林朝業夫婦敬酒

  埔心初中的教學組長楊朝宗,象棋下得極好,阿邦下不過他。有一次阿邦到員林火車站前、張良謀所開的中山書局,買了一本「象棋必勝」之類的書,讀過後再找楊組長下,此後楊組長就下不過他。

  這位楊組長的太太是阿邦國小的同學,他們結婚時,阿邦到場祝賀,卻想不到遇到自己教過的一位女生,而這位女生竟嫁給老鎮長林朝業的兒子林恩信。他們婚後住日本,有一個兒子在日本結婚,不過老鎮長林朝業要林恩信把他兒子、媳婦,再帶回台灣宴客一次。在台灣的這次宴客,阿邦也受邀參加。除林恩信的太太是阿邦教過的學生外,林恩信的二哥林恩伯,也是阿邦的同學,有這兩層關係,交情匪淺。

  這一次參加林恩信兒子的婚禮,自然有機會再遇到老鎮長林朝業。這是第二次遇到,第一次是二○○一年翁金珠當選彰化縣長,在縣長公館舉辦烤肉活動時,他們也遇過。阿邦參加同學、同事或友人舉辦的喜慶宴會時,不習慣主動向同桌的主人或賓客敬酒,更不會像公眾人物離開自己座位、四處去敬酒。可是當天宴會,他平生第一次離開自己的座位、跑到主桌向林朝業夫婦敬酒。

  敬酒時,阿邦悄悄地向老鎮長夫人介紹自己,說:「我是鄭邦雄。」夫人聽到名字才知道是誰,就回應:「你很會念書。」

  阿邦弟妹很多,家裡很窮、卻很會念書,而且獲得縣長獎,這是員林鎮上的仕紳們都知道的。林朝業夫人一聽名字就知道是誰,並不足為奇,而奇的是阿邦破天荒地向他們夫婦敬酒,到底是甚麼原因呢?原來當年他考上中一中時,級任老師巫金煥曾為他到處募款,老鎮長林朝業也是捐助者之一。向恩人敬酒,乃人之常情。

 

  五十三、三個「槍手」都醉倒了

  埔心初中另一位組長陳龍雄,田中人、綽號「紅露伯」,可能跟喜歡喝紅露酒有關。那時一般市井小民都喝米酒,而他喝紅露酒,應該家境不錯。

  陳組長世新畢業,書法很好,在學校教國文,單身時住埔心初中校門口附近的單身宿舍。他跟阿邦都在一九六五年進入員林高中服務,這時剛結婚不久的他,申請不到宿舍,就租屋靜修國小前面;只有一間房間,而且又是通舖,夫婦兩人就勉強擠一擠。午休時間,阿邦偶而也受邀到他們住處聊天,到翌年才配到育英路的宿舍。他們的同事關係,從埔心初中延續到員林高中,交情之好、不言而喻。

  埔心初中另有一位同事陳永新,溪湖一帶的人,畢業於台北法商學院,中午常到陳龍雄的單身宿舍聊天。他們兩人都在埔心找到對象。陳龍雄娶當地望族徐堅省議員的女兒,而陳永新娶到當地一位張姓小姐。這位陳老師不會喝酒,只要半小杯啤酒下肚,一張臉就脹紅。而想到結婚那天,要向賓客敬酒怎麼辦呢?他十分煩惱。這時楊朝宗、陳龍雄和鄭邦雄,就自告奮勇要當「槍手」,不但允諾中午男方宴客時,全程奉陪,到晚上女方宴客時,也一樣全程奉陪,要替新郎擋酒、喝酒。

   楊朝宗的太太陳秀葉,是阿邦的小學同學,也是一位很溫柔、很有自信的一位女性,阿邦參加他們的婚禮,並在婚禮上遇見一位阿邦班上的女生,這位女生竟是楊朝宗的表妹,後來才知道嫁給林朝業老鎮長的兒子林恩信,可說關係密切。楊朝宗不會喝酒,遇到喝酒的場合,最慣用的語句是:「我今天未帶小隻的酒鱉。」可是現在卻答應當「三劍客」、替新郎陳永新擋酒、喝酒。

  陳永新的喜宴設在自家門前的曬穀場,沒搭棚架、太陽又大,他們「三劍客」陪著新郎、新娘到各桌敬酒。新郎不會喝酒,就由他們當「槍手」,一桌桌不斷地敬酒,結果不但不勝酒力的阿邦和楊朝宗醉茫茫,就連「紅露伯」的陳龍雄,一樣無法招架。最後「三劍客」都跑到旁邊的林蔭下嘔吐,當把肚子裡的東西全嘔出來後,才舒服一點,不過卻全身癱瘓無力,就躺在別人為他們準備的三張長板凳上,呼呼大睡。

  本來答應晚上還要到女方宴會上,替新郎、新娘擋酒、喝酒,已經沒辦法了。

 

  五十四、徐堅省議員的兩個房間

  除了陳龍雄、陳永新兩位老師就地取材,娶了當地的小姐外,更有訓育組長邱憲宗,「近水樓台先得月」,也跟學校一位張姓職員結婚。這位張姓職員的陪嫁品中,有一部「斯克達」機車,以現在的行情比喻,就好像送了一部「賓士」一樣,是很給男方面子、也很令人羨慕的。但想不到這部「斯克達」不久竟失竊,報案後也沒找回來,大家都覺得非常可惜。

  當時沒遇「桃花」的男老師,就只有阿邦和一位從雲林來的廖老師了。

  前面提到埔心有兩個重要的家族,一個以當鄉長的黃獅保為首,一個以當省議員的徐堅為首。徐堅的一位兄長徐成,在台中辦民聲日報,他一個兒子徐滄洲,為阿邦中一中的同學。

  陳龍雄老師跟徐堅的女兒戀愛時,有一次曾帶阿邦到徐家繞了一下。那時剛好遇徐堅競選連任第三屆省議員選舉(一九六三)、正值競選期間,阿邦看到徐堅本人;他穿著汗衫,若無其事、一派輕鬆地在屋裡屋外走來走去。

  徐家除客廳、臥房、廚房外,還有兩間很大的房間,一間擺著麻將桌,一間擺著餐桌。只見擺著餐桌的飯廳,客人川流不息,吃過的離開,未吃的又進來;端菜的、收拾的,忙個不停,而由漂亮的徐太太春風滿面地送往迎來。

  當時阿邦不懂政治、不懂選擇,也沒什麼立場,只覺得為甚麼選舉是這樣的?後來才弄懂那段時間來吃飯的,都是候選人的「柱仔腳」(樁腳),所以他家飯廳與街上餐廳無異。至於另一間擺著幾張「麻將桌」,可能是平時搏感情用的。在省議員的家,警察是不會來取締的。

 

五十五、最有錢的老師?

  阿邦的媽媽越生越多,而爸爸的工作卻越來越難找,有時連粗工都找不到。至於媽媽因需要照顧眾多的的小孩,也沒辦法再兼外面的工作,如到麵攤殺雞殺鴨、到西服店開扣子,或替人做月子,頂多在家邊照顧小孩、邊替人勾毛線衣。

  阿邦服役歸來,有幸馬上到埔心初中教書,月薪雖有七百八十元、卻一半要付房租,所以連天資聰明、一九六二年畢業於僑信國小的四妹麗文,都沒辦法幫助她升學,一直到後來靠自己半工半讀才念曉陽高職。爸爸那種「國有大臣、家用長子」的期待,也尚無法落實。

    進入員林高中初期,曾有一、兩個家教機會,每個每月給兩、三百元酬勞。一九七二年教了新吉成醬油老闆的一個兒子,酬勞最高,每月給一千元,可是那一年暑假到台灣師範大學修教育學分,把機會讓林木柳;結訓回來,仍由林木柳繼續授課,因為他也需要靠這一份收入養家。由於父母及阿邦本人都沒什麼人際關係,並沒辦法有家教機會。至於在本校或外校兼課,每小時四十元,雖然不無小補,但是對龐大的家計負擔仍幫助有限。

    阿邦有幸唸中學,又有幸唸大學,而且畢業後順利取得教職;再把賺的錢悉數交給母親後,好像也沒什麼憂愁,自嘲「歁歁嵌嵌khám khám(註:指呆呆笨笨的),檨檨suâinn suâinn(註:指不經心,不在乎)」過日子,覺得很滿足、很快樂。從小到大,父母只教他認真做事,從未教他認真賺錢。而他父親、這位從外地到員林的「移民」,為了十二個小孩的溫飽,就只能無怨無悔地拚命工作。

  一九六八年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林木柳從日月潭一所小學調到明倫國中、並住在員林「東勢巷6號」(今正興街318號),這時阿邦常到他家走動,才發現一個家庭所該有的現代化用品,包括洗衣機、電冰箱、熱水器等等,的確令人嚮往,卻仍無力購置、莫可奈何。阿邦家每天早餐吃稀飯,晚餐吃「大麵羹」,縱使有客人來、卻從未留下吃飯。

  不過到員林高中不久後,不知不覺中情況有了改變。

  學校每月月初領薪水,教職員可到出納組排隊,不然也可拿印章去排放;等印章蓋好,再連薪水袋一起領取。全校有一、兩百個教職員,大多人去排隊、排印章的越來越少,而阿邦通常是最後一個領。大家急著排隊領錢,是因為有財務上的規劃,如加入「民間會」、要繳「會錢」,或作投資用、趕快去買股票,但是阿邦一點兒都不急,所以有一陣子傳出:「學校老師最有錢的是鄭邦雄。」

  其實到這時候他已經有一些盤算,如留到最後一個領,不但可以領當月的薪資及兼課的鐘點費,甚至還可以預支下個月的薪資,即一次領到很多錢,這樣家裡需要大筆支出時,就不必向人借錢。他媽媽有記帳習慣,會告訴他甚麼時候最需要錢。

  這個窮老師,竟被誤傳「最有錢」,這太扯了。然而,這也表示他有一些改變,已經注意到家計上的需要。

 

  五十六、一生買了兩張愛國獎券

  一九六六年九月到員林高中任教,那時拿了廖五湖校長發的聘書,但是不久廖校長調台中縣服務,後來並當選台中縣長。繼任者為羅旭昇校長,此後、直到阿邦退休,都是外省籍校長。

  剛去這一年的畢業生,有幾個名人,包括擔任國大代表的林勝利、立法委員的林重謨,以及擔任台大教授、教育部長的黃榮村,跟這些人可說都擦身而過。

  同年升高三的學生,有師大美術系教授施並錫及做過員林鎮長的張朝權,不過阿邦沒教過他們。至於黃榮村的弟弟黃榮和及陳勝道醫師的弟弟陳明道,卻都教到。

  一九六九年初中部畢業、後來做過員林鎮長的涂銓重,他也教過。有一年上地理課時,他教過初一的一位蕭姓學生,這位學生成績優異,本來印象已經十分深刻,而有一次在火車上向他買了第一張愛國獎券,更令他永生難忘。

  這一天阿邦有事到台中,搭晚上十一點多最後一班火車回員林,當在車上低頭看書時,忽然有一個小孩遞給他一張愛國獎券,問要不要買?阿邦抬頭一望、跟這個小孩四目相接,竟發現是自己的學生,而這位學生看到抬頭的老師,也怔了一下。阿邦微笑地拿出五元買了一張。

  這位學生社頭人,因為家窮、沒辦法提供學費,所以每天下課放學後,就到火車上賣獎券。他賣獎券的方式很特別,就在員林火車站買了一張到台中的半票,當火車抵達台中後,他下車、卻不出站,再搭南下的火車;而火車到員林時,他一樣不出站,再搭北上的火車,這樣來來往往在火車上賣獎券,而末班車則坐到社頭站,然後下車走路回家。他每天做這件事,阿邦老師並不知道;而他也不知道這回在火車上低頭看書的,竟是自己的老師。這位學生後來繼續唸高中、又唸大學,畢業後在小學當老師,喜歡下圍棋,也是阿邦的棋友。

  至於阿邦人生第二次買愛國獎券,也是很有意思的。

  有一次到台中、下火車出站後,在中正路左轉自由路、即彰化銀行前的路邊,看到一位著西裝、打領帶,又穿著光亮皮鞋的的小兒麻痺患者,身邊擺著拐杖,竟坐在那裏賣愛國獎券。他注視著每一個路過的人,不管看他、沒看他,有買,沒買,都恭恭敬敬地說:「感謝、多謝!」這一幅景象,讓阿邦想到某本書上的一張圖片。這張圖片中,一位二次大戰中戰敗國的德軍,雖然斷了一條腿,卻身著軍裝、腳上穿著長統靴;一手拄著拐杖、一手倒拿著軍帽,向路人行乞,讓人感覺極有尊嚴、沒一點兒可憐相。他想到這位小兒麻痺青年,像極了那位軍官,肅然起敬,所以也掏了五元買一張。

    他一生只買過兩張愛國獎券,這兩張都沒去對獎。

 

  五十七、為甚麼回埔心初中兼課?

  一九六六年到員林高中任教,雖然教學工作一樣,但是教學環境不同。比起埔心初中,員林高中不但年級多、學生多,而老師也一樣多很多,顯然複雜太多。這樣不是不好,但對步入社會不久、性格又太直爽的他,就覺得不習慣,並會常惦記著在埔心初中的那一段歲月。

  現在再補記兩件事以饗讀者。

  埔心初中的福利社在教學大樓的後面,承攬福利社的老闆有兩個兒子,其中小的叫「阿成」,才念小學一年級、卻很喜歡打乒乓球;可是個子很矮、打不到球,就爬到球台上打。阿邦常跟他打球,混得很熟,這是一件。

  有一位住「海口」(濱海)的女同學,一考英語動詞的變化,每次都答錯。阿邦老師有點兒納悶,就問她:「妳上課是不是都在打瞌睡呢?」這位女同學居然壓低聲音用「海口腔」回答:「我──明明──沒有──打瞌睡,你──偏偏──說我──有打瞌睡。」阿邦也馬上壓低聲音說:「好了、好了,我──明天─請妳──吃──牛肉麵。」師生一搭一唱,全班嘩然大笑。這是另一件。從這兩件小事,可以看到在小學校師生間的親密關係,大學校就不一定有。

  雖然有一次在校務會議上,為了演講比賽的舉辦方式,與黃大山校長唱反調,給校長很沒面子,甚至讓他氣得對介紹人說:「你帶他進場,也請帶他出場。」有下逐客令的意味;可是這屬於公務上意見的不同,並非私人恩怨。所以當黃校長還要他回校兼課,而他得在員林、埔心兩頭跑,並騎著那部常「落鏈」的爛腳踏車時,仍一口承諾兼課一年、每週十三節,就是樂於「藕斷絲連」,不想切割得太絕、太無情了。

 

  五十八、「顧人怨」之一

  阿邦在埔心初中擔任三年級導師時,就深知考不上高中或留級再念一年,對學生本人及家長都是一種嚴重的挫折,所以不惜犧牲自己的時間,拚命刻臘紙、不斷地舉辦模擬考。初中升高中,還只是地區性的考試,而現在到高中任教,高中升大學則是全國性的考試,競爭非常激烈。譬如一九五五年他考大學聯考,報名三萬六千人,只錄取六千人。如今到高中任教,非得更認真不可!

  不過到這所大學校,學生班級數及老師人數都這麼多,出考題又是輪流的;而老師出考題後交行政人員刻臘紙,老師並不必自己刻。照理說,輪流出考題,自己也比較輕鬆,不過他發現別的老師出考題,並沒什麼鑑別度,即題目過於簡單、容易作答,不必很認真就可以得高分。阿邦認為這樣非常不妥,在激烈的全國性考試競爭下,恐怕會被淘汰,因而輪到他出考題時,就採用他在埔心初中建立的觀念,考題特別深,除非學生非常認真,否則不可能及格;即考六十分都很難、甭說拿滿分。這一來就造成兩種後果,有一種學生會沾沾自喜地說:「全年級只有兩個及格,我是其中之一。」或得意地表示:「我考五十九分,是最高分的;最高分的只有一個。」但是絕大部分的學生都很緊張、很煩惱、很洩氣,因為老是考不及格。考不及格如被家長知道,有些家長不怪自己的孩子不用功,竟怪老師刁難,就向學校告狀。

  阿邦出考題,絕不給學生有僥倖分數,一定要用心熟讀、精讀才會有一點成績,比如他的雙胞胎妹妹麗紅、麗育,埔心初中畢業後都念員林高中,有一次考試,一個考六十分左右,一個只考二十三分。混水摸魚、投機取巧的,一定沒有好成績;但是認真的,就可以及格或在及格邊緣。

  他的考題很深,大部分學生都考不及格,其實這樣也沒什麼關係,因為平時考只佔十%,三次平時考才三十%;何況老師輪流出題,又非全由他出題,影響並不大。雖然有人因而留級、甚至被退學的,只是人數少之又少。

  話雖如此,鄭邦雄老師在許多人心目中是「顧人怨」的。

 

  五十九、「顧人怨」之二

  阿邦老師出考題的嚴格,引起有些家長反彈、出現一些批評聲浪,羅旭昇校長倒沒表示甚麼意見,可是首當其衝的教務主任,卻不能聽而不聞、視若無睹,就逕行作了決定──請軍人出身、政工幹校畢業、兼教歷史的教學組長改他的考試題目。這位奉命改考試題目的教學組長,並未照會阿邦。阿邦在不知情下,以主考官的身分巡迴各教室說明,並接受學生發問。當有學生發問時,才知道他出的考題被更改,可是為時已晚。

  這件事對出題老師是極大的不尊重、也是一種嚴重的侮辱,阿邦心情的惡劣可想而知。這時他到住媽祖宮前面、向一位也是教歷史的同事請教:「遇到這種事怎麼做才好?」這位教過楊祺宗的員中資深歷史老師,就勸阿邦說:「這件事就算了,不要有甚麼動作,以免傷到自己。」但是阿邦並未接受勸導。

  有一年寒假剛好副總統陳誠逝世,每班教室都懸掛著他的黑白照片,以示哀悼。而這時學校又剛好在每班教室裝設擴音器,施工時敲敲打打,有的鐵釘竟釘到「陳誠」的耳朵、眼睛、鼻子……,這種事竟沒人過問。隔年的學期末在大禮堂舉行校務會議,循例在校長、主任報告後,會問在場老師有甚麼意見或建議?每次在校長、主任報告時,大禮堂內就不太安靜,大家對上級報告都沒什麼興趣,交頭接耳、都在講話。可是這時阿邦站起來,一時竟鴉雀無聲,大家都好奇地想聽他講甚麼?有甚麼意見?

  阿邦問了兩件事。

  一件是:學校在各班教室裝設擴音器,釘子「黑白釘」釘到陳誠副總統的耳朵、眼睛、鼻子……,這件事怎麼交代?請給個說法。

  一件是:教務處為甚麼更改主考官的命題呢?也請給個說法。

  對前一件沒什麼好說,總務主任表示:「把釘子拔起來,以後小心就行,不然再補掛一幅也可以。」但對後一件,教務主任站起來後遲疑了一下,說是「鄭老師遲交,才請教學組長命題。」可是這樣回答完全不顧事實,因為遲交的有十幾個,也沒有每個都改題目,況且別的老師繳出命題後、由教務處行政人員刻臘紙,而阿邦是自己命題、自己刻臘紙;只要臘紙一交出就可以印,並不會耽誤考試時間。可見教務主任的回答是自欺欺人,令阿邦非常不以為然。

  到底阿邦出的考題跟那位教學組長出的考題,有甚麼不同呢?當然不同,那位教學組長的題目太簡單,大家都會答,可以拿高分;而阿邦的題目就不簡單,大家很難答,無法拿高分,除非特別認真的,才勉強及格。前者無法鑑別大家的程度,後者就容易分高下。譬如那位教學組長考稅制時,會問明朝的稅制怎樣,清朝的稅制怎樣?這樣的比較題容易答。可是阿邦會在考明代的稅制時,又問一下明代的科舉又怎樣?讓你腦筋必須急轉彎,而除非有備而來、融會貫通,不然就答不出來。關於年代的使用部分,那位教學組長喜用貞觀幾年、乾隆幾年……,但阿邦不用帝號,一律以西元紀年,認為這樣才方便計算時間、瞭解時間上的意義,否則皇帝在位時間不一、卻用帝號計算,能夠賦予時間意義嗎?阿邦在教務會議上侃侃而談,同事們暗自叫好;不過在座幾個從埔心初中過來的,或是中一中、台大的同學,如巫本源、陳龍雄、楊祺宗……,卻都沒敢公開聲援。

  這一場好戲,讓阿邦在員林高中一舉成名、一炮而紅,不過以後日子就不太好過。很多老師都以爭取教「好班」為目標,一方面教起來比較輕鬆,一方面感覺面子比較好看。但是阿邦認為員林高中的「好班」,又不是全世界最好的,而「壞班」也不是全世界最壞的,給他教甚麼班都無所謂。當然校方又用其他方式「懲罰」他,譬如讓他教理組的歷史,認為歷史對理組的學生不太重要,有學、沒學都一樣,就讓阿邦自由發揮也沒什麼關係。據阿邦回憶,這些對歷史本來不太重視、不太感興趣的學生,上了他的課後,豁然開竅、也具有人文素養了,真是始料未及。至於他長時間當專任老師,只偶而當導師,從未當過組長、主任,或受到什麼栽培禮遇,這也是命啦。

  其實那位教務主任若是不自欺欺人或欺人太甚,也是可以的;如坦然表示:「鄭老師啊,有家長反映你出的題目太深、太難,大部分學生都沒辦法考及格,所以我們不得不改了你的命題。」然後請他「以後通融一點,不然還是要改」,要是這樣,阿邦也沒轍。

  前一個「怨」,來自學生家長;而後一個「怨」,恐怕來自校長和一些主任、組長。

 

  六十、林木柳賣枝仔冰,邊賣邊哭

  林木柳是阿邦中一中初中的同學,高中念台中師範,畢業後到南投縣日月潭教書,並在當地娶到老婆;曾任南投縣長的林源朗,是他的同學,林也是前省主席林洋港的胞弟。有一年暑假,林木柳到阿邦家找他、連續找了十三次都沒找到,就向阿邦的母親說:「找邦雄比找林洋港難找。」

  員林國小百年校慶時,出版厚厚的一本紀念冊,有歷屆畢業生的名單,因為阿邦的弟妹大多念員林國小,所以一次買了一、廿本,並請林木柳開車幫忙載。另外,林木柳與員林國小張火樹校長的女兒張敏珠,都是台中師範同學,而張敏珠也念員林國小,所以他們兩人有多層關係,感情十分要好。阿邦晚年離開員林鎮中山路二段三五一巷12號住所,就與林家比鄰而居,一個中風、一個老衰,互相照顧,情同手足。

  有一次林木柳盲腸炎開刀住院,阿邦的母親專程到醫院探望,令林木柳好感動,常念念不忘。林父母過世時,阿邦也參加告別式;不過一九九五年阿邦母親病逝台北時,阿邦卻未通知他,林耿耿於懷,對阿邦非常不諒解。

  阿邦小學四年級時,曾在街上賣枝仔冰,當時枝仔冰向冰廠批貨,賣多批多、賣少批少,萬一賣不完,在冰棒融化前可以到冰廠更換,不至於蝕本。他也在賣冰時認識一些同學同伴,曾受到啟發(見2-19篇)。到小學五年級時,改在父親的麵攤上洗碗(見2-22篇);考上中一中後,到員林鎮公所工讀、開稅單,都不必再賣枝仔冰(見3-54篇)。至於在一九六○年舉行羅馬世運會這一年,他兩個雙胞胎弟弟邦鎮、邦家,都到中華戲院裡面賣枝仔冰,枝仔冰由戲院的福利社提供,賣多賺多、賣少賺少,賺的是工錢,也沒有蝕本的問題。不過這裡要提一下林木柳小時候也賣枝仔冰,情況就不忍卒聞了。

  林木柳的老家秀水鄉,屬於農村社會,村落分散,所以賣枝仔冰的他,向冰廠批貨後,靠兩條腿在各村落穿梭,不但十分辛若,而且放在木盒裡的冰棒,如果沒賣出去,眼見快融化、也無法拿到冰廠替換,這時候就只好一邊吃快融化的枝仔冰、一邊掩面哭泣。

 

  六十一、兩個很了得的學生

  一九六五年有一天參加教育召集、未到學校上課。那時候參加一天的教育召集,國防部也照發一天的薪餉,所以翌日上第一節課時,就拿那一天的薪餉到學校的福利社買幾十枝冰棒請學生吃。這班的學生有幾個畢業後,還有跟他交往,其中一個姓黃,埔心人。他有兩個妹妹,後來一個在員林鎮公所、一個在溪州鄉公所,都是公務員,單名各有一個「草」頭。

  當時初一教中國史、初二教近代史、初三教世界史。教世界史時,有一次講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各國海軍勢力的變化,由英國與美國並列第一,日、法、義次之,而比例為英、美佔六十%,日本佔十八%,法、義各佔十一%,大約為十五、十五、九、五、五之比。講到這裡,那位黃姓學生忽然舉手發問:「所有軍艦都比嗎?漁船算不算?」可見這位學生深思熟慮、非常聰明。後來他考上中興大學歷史系,不過在一次車禍後受傷、行動不便,改學中醫,已成為一位頗有名氣的中醫師。

  話說有一年阿邦跟畫家趙宗宋到溪州作畫時,趙知道鄉長黃盛祿是阿邦的員中學生,所以建議到鄉公所走走,但為阿邦所拒,說:「人家鄉長正在上班,我們跑去幹甚麼呢?」結果沒去。想不到中午兩人吃飯時,黃鄉長竟帶著前述的中醫師一起來看他。

  黃盛祿員林高中畢業,先擔任警官、再選上鄉長,有一年員中表揚傑出校友,他曾回校接受這項榮譽。他曾向別人說過,一生受到兩個人的影響,一位是他的舅舅、也是文學家吳晟;另一位即鄭邦雄。在學生時代,他曾到水廠旁阿邦的住處找他,對阿邦甚為敬重,所以聽說老師到溪州,連忙約另一位同學、即那位黃姓中醫師前來致意。

  黃盛祿的舅媽莊芳華,也是一位評論家,不過是這一次到溪州才知道。而莊芳華的哥哥莊秋雄,則是阿邦台大高一屆的學長,曾加入他當社長的美術社。台大美術社成員很多,莊秋雄是他少數仍有印象的社員之一。莊秋雄後來到美國留學,並成為海外台灣獨立運動的核心人物,作家林雙不著有「深秋天涯異鄉人,安安靜靜莊秋雄」一書,書中提及鄭邦雄「聰明又能說善道」。莊秋雄有一年回台灣,曾托一位員中老師送這本書給他。

 

  六十二、林鐘雄找他當證婚人的有趣往事

  在員林街上除了學生外,也有一些彼此信任、常有來往的朋友。其中有因弟弟到埔心初中念書才認識的李村雄,有經李村雄介紹認識的鋼琴老師林松源,有幾個妹妹的學校老師,又有住同一條巷子的林勝憲;林松源與林勝憲都是念員林高中時的同學。另有住永靖的邱創權,也常到員林找阿邦。而經高一屆的台大同學葉守仁介紹,也認識了林鐘雄。有一年冬天的一個晚上,三個人還約在僑信國小徹夜聊天,並不斷地抽菸、點菸(見5-35篇)。現在聊一下跟林鐘雄有關的一件有趣的往事。

  林鐘雄家在員林火車站右轉中山路上,與楊祺宗的太太娘家相距不遠。他有一個弟弟林吉雄,也念中一中與台大,念台大時,因家境不佳休學,到民生路一家商店工作,一年後再復學。另有一個弟弟未升學,在火車站擺攤賣麵。可見後來當了玉山銀行董事長的他,家世很普通。

  葉守仁到日本後,他跟林鐘雄就少有接觸;不過林鐘雄結婚的前一天,卻拜訪他、並請他陪同到台南女方家迎親──娶新娘。迎親是何等重要的事,一生只有一次,一般都準備好幾部禮車,帶了好多聘金、喜餅,而且請父母及親友陪著一道去,沿路還放鞭炮,大事張揚、以示隆重;可是當天卻只有新郎林鐘雄和阿邦兩個人,共搭一部計程車直抵新娘的家,阿邦儼然以證婚人的身分去迎娶。當把新娘帶上計程車後,直接開到一家旅館,中午並沒有宴客。

  三個人在旅館一個房間待了一個下午。有趣的是,新娘穿著婚紗出門,到旅館後沒有卸裝、一個人靜靜地坐在床沿,一直坐到傍晚,然後三個人又搭一部計程車回新娘家,參加所謂「頭轉客」,這時女方宴請了一些親友。阿邦是這場婚禮男方唯一個見證人,林鐘雄的父母、親友,一個也沒出現。

  林太太到員林後,阿邦並沒有機會碰面,但是有一次他在彰化基督教醫院住院時,林鐘雄的父母剛好也生病住院,當媳婦的她就在醫院看護公婆,這時她發現一個病房上出現「鄭邦雄」三個字,所以就進來打招呼。在這位媳婦、也就是林太太的心目中,阿邦是他們婚禮中、男方的唯一見證人,名字是不能忘記,人也不能對他失禮的呀!

 

  六十三、兩個學生的可怕遭遇

  到員林高中第一年,發生了跟埔心初中學生有關的兩件可怕的事。

  阿邦在埔心初中教的六十四個學生中,有六個未升學,其中一個住埔心的男生黃金坤,畢業後在台中一家機車行當學徒。這位男生工作非常認真,老闆非常器重,因此鼓勵、並允許他晚上唸台中高工夜間部。有感於老闆栽培的恩情,上了夜間部後,白天的工作更賣力,有加倍奉還的想法。這一來身體受不了,得了猛爆性肝炎,就回員林郭綜合醫院住院治療。

  可能是同班同學的陳正道,知情後,在這個晚上就跑到「鐵支路」邊阿邦的住處,去告訴他。這個晚上剛好阿邦家裡有客人,而且客人聊到十一、二點才走;等客人走後,他才急赴醫院探望,但醫院已關門。翌日清晨,阿邦再趕到醫院時,櫃台小姐露出一副很難形容的表情,表示病人已在昨晚過世,遺體並已運回埔心家裡了。

  阿邦隨即到埔心黃家,只見遺體放在屋外,上面蓋著一塊白布;依據民俗,人在外面過世,遺體不能停放屋內。黃家認得以前的導師阿邦來看他,就雙手合十膜拜,說:「金坤啊!你的老師來看你,要保佑他平安順利哦。」然後白布一掀,讓老師看最後一面。這時阿邦老師看到黃金坤瘦得皮包骨,而皮膚上又長了一些紫色的斑點。這位有情有義的學生,為感謝老闆讓他半工半讀,賣力回報,卻幸積勞成疾、賠上生命,這時才十七歲。

  一九六五年後,高中數學增加「新數學」課程;所謂「新數學」,就是加入「集合」的概念──SET。這種「新數學」並沒什麼難,主要在訓練排列組合,譬如(A‧B),有(A‧B)(B‧A)兩種組合;(A‧B‧C),有(A‧C‧B)(B‧A‧C)(B‧C‧A)(C‧B‧A)(C‧A‧B)六種組合。

  在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之間,有不少埔心初中的男女學生考入員林高中,並分散在各班。其中有一位男生的家長在教育界服務,有一天忽然找鄭邦雄,表示他兒子留級了,卻不知道原因,拜託他瞭解一下。於是他到教務處調閱他補考的考卷,才知道數學成績不及格補考;而補考又不及格,才留級。

  補考後由命題老師批改,阿邦就請教命題老師,到底這位學生錯在甚麼地方?原來共有五題,每題二十分,滿分一百分;其中兩題較難、三題較容易。如果容易的三題答對就通過補考,可是這位學生兩題較難的不會,而三題容易的卻只答對兩題,結果只得四十分,未通過補考。那一題容易的,為甚麼也答錯呢?原來這一題是「新數學」,問:「何謂空集合?」學生只要寫( )就可以,但他卻寫(0),即加一個「滷蛋」在裡面,也因而留級了。

  阿邦認為這位老師沒有把「新數學」教好,才讓好端端的一個學生為了一個「滷蛋」留級,也留下一生難以抹滅的傷痛。這件事讓阿邦很難過,並得了一個警惕──教學生是不能隨便的。

 

  六十四、邦家賣養樂多締造記錄

  阿邦弟妹很多,他從未教導他們做功課,也不管交遊的情形。有一年,兩個雙胞胎姊妹麗紅、麗育在埔心初中第二學期註冊時,好像忘了帶甚麼東西,到排隊輪到時才記起來,結果兩人只好騎車回家拿。像這種事,如果當老師的哥哥出面關照一下,應該沒什麼問題,根本不用回家拿。

  雙胞胎弟弟邦家有沒有念完實驗中學?他搞不清楚,只知道離開學校後,有一陣子做「養樂多」的推銷員,曾到育英路員林中學教職員宿舍推銷,已住那邊的陳龍雄夫婦,曾有買過。有一次,阿邦到陳家,陳老師才提起這件事。阿邦回家後就訓邦家一頓,說:「以後推銷養樂多,不可說是我的弟弟。」並說:「要靠商品、不要靠關係。」

   邦家推銷「養樂多」有一套,還為公司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有一天向家人說,他要跟幾個同學從員林走到台北,沿途推銷「養樂多」。媽媽及妹妹們聽到,不但不反對,反而樂觀其成,都到出發地點──僑信國小門口,揮手歡送。其實辭別家人後,他幾個同學也離開,是一個人穿著美國西部電影裡的警服,手上拿著一面旗子,一個人走到台北。沿途把過程拍照下來,陸續寄回家,而最後一張是抵達「養樂多」總公司,全體員工夾道歡迎的場面,可說凱旋而歸、盛況空前。

  這一段時間,阿邦剛好參加一個月的教育召集,結訓回家才知道弟弟幹了一件大事,不過檢視他寄回來的照片,終於揭穿他的謊言。邦家是一個人走、一個人沿途推銷,他幾個同學根本沒去,因為寄回來的照片沒有別的人。邦家是怕家人擔心,才謊稱好幾個同學一起走、一起推銷。

 

  六十五、「修身」以上談不上

  阿邦剛退伍就教書,這時弟妹的情形大致如下:

  大妹宛香、二妹如月已經結婚,三妹麗真在員林客運服務,大弟邦光在台北建新百貨公司工作,二弟邦鎮考入彰化高中,三弟邦家實驗中學肄業、有工作,四妹麗文未升學、在僑信國小當工友,五妹麗紅、六妹麗育考入埔心初中,七妹麗彬、四弟邦慶還在念小學。這時候需負擔學費的為邦鎮、麗紅和麗育,而阿邦為主要提供者。阿邦把自己全部的薪水交給母親,由她全權處理、並未過問;自嘲未做到「乾杯」,只算「儘量」而已,尤其當時麗文從僑信國小畢業、卻沒能讓她升學,最感抱歉,常耿耿於懷。

  至於阿邦自己,雖然拚命於教學工作、並自覺愉快,可是沒把身體照顧好,還是瘦弱不堪。可能跟長久以來營養不良、工作過度及有一些不良習慣有關。不良習慣包括:大學時打橋牌,曾打了三天三夜未睡,玩象棋更廢寢忘食,至於下圍棋,則創下四十六個小時不眠不休的記錄。有一天四天四夜跟川流不息的朋友聊天,結束後從上午八時睡到第二天上午十時,嗜睡了廿六個小時,卻誤以為只睡十個小時;而妹妹抓他的腳底、叫他起床時,毫無反應,用涼水潑他也毫無反應,以為死了;最後用手測他的鼻子,才確認一息尚存。

  長時間下棋、打牌的習慣固然不太好,而看書的沉迷,也令人不敢領教。譬如他已經從圖書館借來曹雪芹的紅樓夢,並看了兩、三遍,後來自己又買了一本字體非常小的袖珍本,竟一口氣看到完。這樣毫無節制地沉迷於下棋、打牌及看書,不但對眼睛不好,對身體也非常不利。

  古人說:「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他自評「正心」「誠意」是做到了,但「修身」如指的是「身體」,就沒做到。至於「修身」以上的「齊家」,如指的是把家裡弄得整齊,對他而言,就更可笑了。如在「鐵支路」邊的家,好不容易有一間小書房,卻像儲藏室般的髒亂不堪。除非基於責任感才投入的工作,不然他懶惰成性、無藥可救。這些生活的細節,他不是不知檢討,而是隔了很久才檢討,這時已無濟於事。

  有一次同事陳龍雄到他家,看到阿邦連「齊家」都做不到,而邦光剛從台北回來,衣著整齊、精神煥發,這時就對阿邦的媽媽說:「大的靠不住。」暗指邦光才是他們家的指望。

  總之,「國有大臣,家用長子」這一點,身為「長子」的阿邦,自評不及格;即「齊家」以上都不用說了。

 

  六十六、「哎呀,我的媽」與「哈路米」

  埔心初中是一所新設學校,初期學生少、老師少,而校長黃大山是台灣人、又才當校長,所以學校像個小家庭,互相之間很親密。黃大山一點也不官僚,譬如有一次為了演講比賽方式,阿邦在校務會議上有不同的意見槓上他,會後又纏住他,結果也沒怎樣。而到員林中學後,學生多、老師多,校長羅旭昇又是外省人、可能還有軍方背景,領導統御方式顯然不同,譬如為教務處擅改他的命題這件事,他也在校務會議上「放炮」,可是羅校長就請教務主任當擋箭牌,不會直接跟老師發生磨擦。

  不過在員林中學還是愉快的,一方面教學生、有貢獻所知所學的機會;一方面有不少朋友在這裡,也是挺熱鬧溫暖的。如第一年有陳龍雄一起到員中,才二年潘青杉也來了,而張春男的弟弟張明正、好友楊祺宗都在此任教,並非沒有熟人。至於埔心初中的同事陳永新、張美慧都到大村初中,也都住員林;而中一中初中部同學林木柳,一九六八年調到明倫國中。另外透過李村雄又認識「piano仙」林松源……,在員林的朋友很多,生活很充實,日子十分愉快,並沒什麼壓力。

    阿邦最喜歡到兩個人的家串門子,一個是林木柳家,一個是陳永新家。

  因為常去林家,跟林太太很熟、互動很好,不叫她「林太太」,也不直接叫名字,而是叫她「哎呀,我的媽」,這大概是世界上對朋友老婆最親密的稱呼了。這位「哎呀,我的媽」,是員林最後的鄰居,始終都受她照顧。

  陳永新在埔心初中教書時,娶了當地的一位張姓小姐,他離開埔心到大村後,因為從溪湖到大村上班太遠,所以租屋員林三民街郵局的右邊,後來申請到宿舍才搬走;退休後則在員林浮圳路泰山沙拉油公司前買房子。陳老師人忠厚、好相處,卅歲生一個女兒,取名「卉」,而一個兒子念員中,阿邦曾教過。陳老師不論搬到何處,他都常去串門子,也跟他老婆熟識。陳太太員林家職畢業,擅長縫紉,租屋三民街時,開了一家服裝店。阿邦每次去陳家,看到她並不叫「陳太太」、也不直接叫她名字,而是用日語叫她「阿路米(るみ)哈路米はるみ(春美)」,她常聽到「阿路米(るみ) , 阿路米(るみ)はるみ、はるみ」的,有一次就大聲說,「是哈路米はるみ(春美)阿路米(るみ)、不是阿路米(るみ)哈路米(はるみ )啦。」「阿路米(るみ)」是鋁片或鋁製品,不太值錢。

  後來張美慧到日本念博士,陳龍雄也到台北經商;不過,員林街上還是有一些朋友。

 

  六十七、給潘老師的建議

  一九六六年阿邦回埔心初中兼課,這時候學校來了潘清杉老師。他社頭人、彰中畢業,與李湘津、廖繼統都念成大,教阿邦兩個妹妹數學;而阿邦在員中教他的弟弟歷史,所以兩人關係不錯。

  翌年潘老師也轉到員林中學任教,住學校的單身宿舍。單身宿舍在自來水廠西側,夾於眷屬宿舍之間;房間小、設備簡陋,衛浴在外面,並不方便。

  阿邦常到單身宿舍找他,然後又認識了兩位老師,一位是吳老師,南投人、師大英語系畢業,教英文;一位黃清義老師,也是南投人,員林中學畢業後念中興大學外文系,也是回母校教英語,大阿邦兩、三歲。

  吳老師有個習慣,不管誰、或有幾個人到宿舍找他聊,當聊到晚上十點時,他就上床蓋上棉被,再對著客人說:「你們回去時要把門關好。」然後逕自睡覺了。有一天晚上,潘老師帶阿邦去串門子,已經聊到十點,吳老師竟沒上床,還繼續聊、聊到深夜一兩點,顯然聊到共同或有趣的話題,這次破例了。

  他們幾個在員林中學都待不久,黃老師後來回中興繼續深造,並在大學任教;一九八六年實施九年國教後,吳老師到芬園國中任教。潘老師則在一九六九年到美國留學。

  話說潘老師為了準備留學,所以平日加強英語能力訓練,這時阿邦給了一個建議。即找來黃、吳、潘,連自己共四個,組成一個小團體,約定每人每周各找出一個英文單字,然後考一考、比分數。每人找的十個單字,必須是自己想知道的,不可以故意找偏僻的字來整人。出過的題目可以再出一次,要是出題的人自己都答錯,就得被扣三分,以防作弊。他的建議被接受,就進行一段時間。潘老師果然如願考上留學考、留學美國了。

    潘老師出國前那個暑假,阿邦找他和另一個教國文的顏老師,三個人,從埔里開始,一起走橫貫公路。沿路記錄里程,最後走到花蓮,買了很多名產、並探訪他的表姊,然後坐火車回西部。

 

  六十八、潘老師留給他兩個家教

  一九六五年潘老師到員林中學後有一份家教,地點在今中正路員林寺右邊的一戶住家裡面。他出國後,這份家教由阿邦接。

  學生的家長在銀行服務,太太過世、續弦後又生了小孩,阿邦教的是前妻的兒子。

  這位續任太太非常漂亮,有一個妹妹一九六六年員林高中畢業,也很漂亮,與張朝權、施並錫同班,又是黃榮和、陳勝正的同屆同學。她畢業後,考上靜宜大學夜間部外文系,常在傍晚時先到姊姊的家,然後再搭火車上台中念書;晚上下課後回員林,也會再到姊姊家探望,姊妹情深。

  這位妹妹在學校有修英文版世界通史,雖然比一般版本簡略,她還是有困難;因為常到姐姐家,就認識了潘老師,所以請他指導。潘老師念的是理工,不諳文史法哲,對一些專有名詞,如「長子繼承權」「封建制度」,就不甚清楚。出國前對她說:「裡面有很多專有名詞,念歷史的才知道,我介紹一位學歷史、教歷史的鄭老師給妳。」即把這份工作移交阿邦。阿邦就利用下午無課的時候,帶這位學生到單身宿舍,教她英文版的世界通史。

  潘老師等於留下了兩份家教給阿邦,也算回報他發起小團體、拼英語才讓他順利留學的恩情。

 

  六十九、圍繞在張煥彩老師身邊

  三弟邦鎮初中、高中都念彰中,本來念理組,可是沒興趣,到高三才改文組,後來考上輔仁大學中文系。

  邦鎮雖然改念文組,卻又喜歡畫畫,就安排他到張煥彩老師那裏學畫。張老師也念中一中,高阿邦六、七屆,師大美術系畢業後到員林中學教美術;一九七一年改到員林家職任教,是地方知名的水彩畫家。

  好友楊祺宗有三個兄弟、五個姊妹,最小的妹妹念實驗中學,與邦鎮同在一九六七年畢業。楊的么妹長得又高又漂亮,不但喜歡運動、為籃球校隊,而且也喜歡畫畫,所以哥哥同樣帶她去跟張煥彩學畫。這時阿邦就認識了這位漂亮的妹妹。

  由於張煥彩老師開班授徒,員林地區學美術蔚為風氣,所以後來阿邦籌設員青美展時,請他出面領導,他對美術的推展貢獻良多。

 

  七十、聯考前一夜,弟弟氣喘病發作

  邦鎮參加一九六七年大學聯考,考場在中一中,阿邦陪考,卻發生一件意外。

  與弟弟邦鎮睡同一個房間的阿邦,一旦睡著就一覺到天亮,弟弟聯考前一晚上也一樣。但是阿邦的媽媽就不是這樣,半夜裡聽到隔壁房間傳出「咳、咳」的聲音,而且有點兒怪異,好像上氣接不著下氣,就起來查看,才發現邦鎮的氣喘病有發作跡象。她趕緊帶他到醫院看病拿藥,不然會影響天亮後的考試。

  看完病,媽媽把邦鎮帶回家,不知道是邦鎮太緊張、還是聽錯吃藥的時間,睡了不久又第二次發作,咳得更兇、更厲害,媽媽這次叫妹妹起來幫忙,再帶到醫院掛急診。折騰了一陣子後再回家時,已接近天亮,而這時阿邦已起床,也才知道旁邊的邦鎮昨晚兩度到醫院,而在此之前,阿邦並不知道弟弟有氣喘病。據家人推測,他的氣喘病可能與念彰中時喜歡打球,而打球後馬上喝涼水有關。

  阿邦念中一中期間,每天從員林搭六點八分的火車通學,所以考試這一天也帶他搭這一班火車。一個晚上,邦鎮氣喘病發作兩次,連夜兩次看醫生,根本沒睡好,卻還得應試,真是非常辛苦,但不應試不行,否則會錯失升學機會。媽媽在他們臨走前,一再交代弟弟氣喘病的藥要含在嘴裡,一有發作跡象才吞下去;邦鎮表示他會記住這個叮嚀。

  阿邦把弟弟帶到考場後,就在教室外陪考。當預備鐘響起,大家都安靜坐好,然後考卷發到每一位考生的桌上,可是阿邦從外面看到坐在第一排的弟弟,卻呆呆傻傻地坐著……。

 

  七十一、絕處逢生

  阿邦到大三寒假時,爸爸才送他平生第一只手錶,但忘了在試場裡的弟弟有沒有,「怎麼呆呆傻傻地坐著、不趕快作答呢?」阿邦看著自己的手錶,急得不得了。大約過了廿分鐘,總算看到低下頭、拿起筆寫字,應該已經清醒了、知道自己在考場上;前途決定在此一瞬間。

  第一節考國文,包括寫一篇作文,本來擅長文科的他,應該難不倒;但在恍惚狀態下,恐怕沒辦法寫出水準。第二節考數學,竟出現選擇題,其中一題為──直徑相同的兩個大圓球在一條直線上;而兩球之間另夾一個小球,請問:大圓球的直徑如幾公分時,小圓球的直徑就有幾公分?數學不太行的邦鎮,竟猜對這一題,淨拿了四十分。

  他另外報名美術系,又到台灣師大報考;因為遇到颱風,中間停考一天。

  考試成績揭曉,錄取輔大中文系。阿邦回想自己在一九五六年考取台大歷史系後,要繳的費用包括註冊費二百九十元、宿舍費一百二十元、制服費一百七十元,共五百八十元。那年暑假他在員林鎮公所工讀兩個月,賺了五百八十元,而爸爸又給七百元,共一千二百八十元,已足夠應付生活費在內的一學期所需。現在邦鎮考上私立大學,光是註冊費、宿舍費、制服費等三項,每學期就要六千元,生活費尚未計算在內;即使阿邦已經在高中任教,月薪也才一千元上下,怎樣幫助弟弟?錢從哪裡來呢?況且一九六四年考入埔心初中的雙胞胎妹妹麗紅、麗育,這一年考入員林高中,而另一位妹妹麗彬又進入埔心初中,在在都要花錢,不只邦鎮一個呀!

  這時候阿邦對弟弟說:「私立學校學費這麼高,我無法負擔,你明年再考一次吧!」即勸他重考。可是邦鎮晚兩年入小學、現在已經十九歲,明年重考時廿歲、已屆服役年齡,怎樣重考呢?可說進退兩難,十分沮喪失望。

  阿邦跟弟弟講了話後,就騎車到張春男家聊天。那時張家在莒光路上的店舖尚未改建,房子十分簡陋,裡面只有一張事務桌,後面有一部梯子可上二樓;房子外面為菜園。

  當兩人聊了一段時間後,邦鎮忽然出現,並向大哥報告:「六千元已經借到了。」原來好友葉守仁到日本留學後,有移交一位張姓學生給阿邦,這位張姓學生同樣彰中畢業、卻沒考取聯考,也許心情不太好,就到阿邦家散心,這時才知道邦鎮考上輔大、卻沒錢唸。他覺得很可惜,竟立即跑到大街上向一位律師借了六千元,再拿到阿邦家給邦鎮。邦鎮拿到這筆錢,就非常興奮地跑到張春男家找哥哥,表示:「有錢念書了。」

  既然借到錢,哥哥阿邦也沒話講,幾天後就請三妹麗真陪同到輔大註冊;因為還要籌措生活費、晚了幾天,結果來不及參加新生訓練。

 

  七十二、「沒差你一個」

  邦鎮借到六千元學雜費的翌日上午,員林高中入學考試放榜,阿邦到學校看兩個妹妹有沒有錄取?要是錄取的話,註冊費要多少?

  這天上午也有一位升二年級的游姓學生到學校,要知道新學期註冊費多少?剛好在公佈欄前遇到阿邦老師,竟這樣懇求他:「老師,我高一聽過你的歷史課,你很厲害,一定有辦法說服我的爸爸,讓他同意我繼續念下去。」原來這位學生的家裡種田,他爸爸的身體很差,準備把棒子交給他,要他種田就好、不必念書了;可是他很喜歡念書、很想繼續念。阿邦正在為自己一個弟弟、三個妹妹的學費煩惱得不得了,現在居然有一個自己的學生,為家裡沒人種田、沒錢念書,而面臨輟學的命運,就對他說:「我恐怕無法說服你的爸爸,不過明天拿該帶的證件到學校,老師就幫你一個忙。」阿邦心裡想:「我反正向人借錢,沒差你一個。」第二天阿邦拿錢給他註冊。後來他繼續升高三,前後共四個學期,都由阿邦老師支助。這位住大埔厝的游姓學生,一九六九年員中畢業後考上警官學校;一九七三年警官學校畢業、順利當了警官,在一九九○到二○○○之間,曾到員林棋社找他致謝。

  回頭看阿邦找誰借錢。一九六八年以前,他的最大「金主」是中正路大街上「福源齋」皮鞋店的小開李村雄。這位小開的弟弟念埔心初中,他爸爸被推選為家長委員,李村雄常代理爸爸出席開會,結果認識了鄭邦雄,兩人因而成了莫逆之交。李村雄並不知道窮人的辛苦,卻知道好友阿邦缺錢,所以要多少都借他、不必利息。

   一九六八年以後,林木柳到明倫國中教書,阿邦常到林家走動,來往密切。李村雄也常到林家,發現有許多現代化設備,包括有冰箱、電視、洗衣機之類的,認為他有錢,就說,「阿邦缺錢很嚴重,你也要借錢給他。」可是阿邦知道林木柳是長子、他太太是長女,都有一大堆弟妹要照顧,怎麼會有錢出借呢?有一年阿邦到師大參加三個月的教育學分進修,請林木柳暫代一個醬油工廠老闆小孩的家教,結果教育學分進修回來,林對阿邦懇求:「我需要你這份家教。」阿邦只好讓出。可見林木柳也鬧窮,李村雄不應該講「你也要借錢給他」這種話、造成他的壓力。為了這件事,邦雄對李村雄有意見;以後就沒再向他借錢。

  倒是有一次,林木柳竟當場要楊祺宗借錢給阿邦。

  到底阿邦向多少人借過錢?要不要利息?怎樣還法?還清了沒?恐怕有一本厚厚的帳冊吧。

 

  七十三、邦鎮的造化

  雖然邦鎮順利念了輔仁大學中文系,但是為了每年學費問題,一九六八年哥哥阿邦又苦勸他:「你還是到台大參加插班考試吧!」可是那一年台大中文系二年級無缺額,只好繼續念輔大。到一九六九年想再參加台大中文系插班考試,然而三年級無缺額,二年級才有缺額;為了減輕學費負擔,只好考二年級,錄取後又重讀二年級一次。到一九七二年畢業,他大學念了五年。

  大學畢業後,他得去當兵。一九六二年規定,三十六公斤以下不必當兵,到一九七二年提高為四十公斤以下不必當兵。邦鎮的體重在三十六到四十公斤之間,本來是要當兵的,但是規定改變後竟不必當兵,只參加集訓就可以。由於不必當兵,他又念了輔大中文研究所,這段期間與一位住台南市的女同學相戀,不久就結婚。這位太太先回台南教書,而邦鎮研究所畢業後,也分別在台南崑山工專及台南一中教書。

  幾年後,有一位同學鼓勵他一起報考台大中研所博士班,結果鼓勵他考的沒考上,被鼓勵去考的反而考上,後來順利取得文學博士學位。他因為在輔大中文系念了兩年,又念了輔大中文研究所,成績優異,所以一位神父在他取得台大博士學位後,就介紹他到同屬天主教學校的台中靜宜大學擔任中文系主任。

  二○○七年翁金珠擔任文建會主任委員時,請他擔任位在台南市的台灣文學館館長,二○一○年轉任台南市教育局局長。這位弟弟曾是政壇風雲人物,一九九六年擔任建國黨主席;一九九七年曾與張溫鷹選過台中市市長;一九九八年競選立法委員;一九九九年由獨派團體共推代表建國黨,以燈塔理論登記參選中華民國第七屆總統,但因小黨需經連署,以未達連署門檻而無法進入競選階段。這位鄭邦鎮,顯然不是小人物。

 

  七十四、張春男第一次競選

  在「黨外」時代,彰化縣籍的張春男,曾選過一屆縣議員(一九六七)、兩屆彰化縣長(一九七七,二○○九)、二屆立法委員(一九八○,二○一五),當選一屆國大代表(一九七二)。一九八○年競選立法委員時,因觸犯「煽惑內亂罪」被判刑三年六個月,為實施選罷法後的第一個「祭品」,同年搭檔競選國大代表的劉峯松,亦以同樣罪名判三年六個月,為第二個「祭品」。張春男一九八四年服刑期滿出獄,一九八六年經日本赴中國,曾擔任中共政協委員;解嚴後於一九九六年返台,並於二○○九年競選第十六屆彰化縣長,為台灣政壇上少見的風雲人物。

  他小阿邦二歲,在員林國小、中一中初中部時,都低阿邦一屆;後來唸台中師專,畢業後曾在永靖一所小學任教一段時間。他父親張木醫師,在員林開設「張木醫院」;另在中正路、今員林家商附近經營一家碾米廠。一些農民在收割後把稻穀送到這裡碾成白米,有時遇到困難需要賒借周轉時,慨然相助;久了未償還的也不計較,在地方頗負盛譽,與彰化市賴和醫院齊名。

  張木醫師育有53女,夫人張蔡貴蔭女士曾擔任一屆彰化縣議員,競選時發表政見,聲調柔和纖細,阿邦小時候曾在中正路王爺宮前聽過一次。員林街上的醫師夫人競選縣議員的,還有民生路詹渭醫師的夫人詹陳愛珠女士,也就是阿邦小學同學、後來念員中,又於一九七三年當選員林鎮長詹啟造的媽媽,他們家族另經營冰廠。

  張春男可能受母親影響,廿六歲那年,首次步入政壇、競選彰化縣議員,揭開台灣選舉史上另類競選的序幕。那時候他已不在小學教書,無師自通,自己研究飼料,並養起豬隻,筆者在「張春男養豬樂」一文中,曾說:「他的小豬廣受歡迎,自然跟他的神奇養豬術和特製飼料有關,但最重要的是,他的小豬系出名門──體型好、長得快,不易得病。他的豬種何處來呢?說來不簡單,是從美國一家信譽頗佳的種豬場進口的。他進口世界上的好豬,並精密地給予配種,才有那樣可愛、可貴的小豬。為了買他配種的小豬,各地人士無遠弗屆,還得提前一天投宿旅館,翌日一早豬場外守候,八時一到,豬場大門準時打開,大家就爭先恐後衝進去抓豬;動作快的抓到四、五隻,慢一點的也能抓到一、二隻。他的小豬,轟動全島,而賣豬的絕招,還可列入金氏紀錄。」(見「李敖萬歲評論」,一九八五年)

  現在講他參加第一次選戰時,找阿邦幫忙的故事。

  有一次他找阿邦,表示他身上備有五、六千元,要用這些錢競選,請他幫忙寫字。於是阿邦買了兩大張壁報紙和幾罐廣告顏料,就把張春男交代要寫的競選文字寫上去。

  他只雇用一部農事用的「鐵牛」當廣告車,並雇請那部「鐵牛」的主人──一位農夫,當駕駛員。這位農夫上午上班,中午回自己的家吃飯;休息後,下午再上班。他的工作就是開廣告車,並依照張春男指示的路線行駛,而鄭邦雄所寫的海報就貼在這位農夫的身上,情況有一點難以想像。遇到好天氣還好,但如遇到刮風下雨就很不妙;尤其下大雨時,用廣告顏料寫的大字會模糊不清,顏料也會弄髒農夫的衣服。

  寫這位農夫身上的大字外,他奉指示還買了一大疊白紙,並截成長條狀,也在上面各寫一句廣告詞。後來有人反映用白紙寫黑字很不吉利,才又在白紙上下各畫了兩條紅線。寫好後拿到天橋上曬乾,打算四處張貼,可是張春男找不到人貼,後來全部丟到垃圾堆裡去了。

  教鋼琴的「piano仙」林松源是永靖人,也在永靖教書,當地有一點人脈,聽說張春男要競選縣議員,就向阿邦表示,他可以帶張春男到永靖拉票,並請阿邦引見。於是阿邦帶林松源找張春男,可是張春男竟不理他。林松源走出張家後,一路上大罵:「這像甚麼選舉、這像甚麼選舉?」

 

  七十五、女生之間的誤會

  一九六七年暑假,好友楊祺宗的妹妹楊錦淑沒考上聯考,哥哥就要她到張煥彩老師那裏學畫,並到員林稅捐處當工讀生。翌年二、三月間,阿邦到楊家,才知道這種情況。楊祺宗父親過世,也是自覺「家用長子」的責任,鼓勵妹妹重考,但是妹妹不肯,阿邦站在兄長的立場就告訴她:「你辭掉稅捐處的工作,專心準備重考吧。數學由妳哥哥教,其餘國、英、史、地和三民主義等五科,由我幫妳複習。」

  楊祺宗的妹妹竟然被說服,然後阿邦每晚到楊家為她補習,大概從晚上九點補到十一點。到十一點時,讓她休息一下,而阿邦就跟她哥哥聊天。大約一小時後,叫醒妹妹,又幫她補習一次。進行一段時間後,阿邦覺得這樣不是辦法,太累了,就建議她早上到員林高中辦公室,而他利用空堂時為她複習。可是一個女孩子每天到學校辦公室,也不太恰當,難免招人議論,就請她到潘清杉老師的單身宿舍比較方便。早上潘老師有課時,他的單身宿舍沒人。潘老師同意,也給她一把鑰匙,可以自由進出,結果發生一件意外。

  潘老師在一九六九年出國時,在中正路上員林寺右邊,接了一件家教,這位學生的爸爸在銀行工作,太太病殁後續弦,娶了一位很漂亮的老婆,這位新老婆有一位也很漂亮的妹妹,正在台中靜宜大學夜間部念英語系,上課前後常到姊姊家,也認識了潘老師,並請他為她補習英文版西洋通史,所以潘老師也把他單身宿舍鑰匙交給她,以方便補習。

  有一天這兩位女生竟然撞上了,一個問:「妳是誰?為甚麼到這裡呢?」另一個問:「妳又是誰?為甚麼來了呢?」這兩個漂亮女生之間的誤會,一直到鄭邦雄老師出現才告化解。

  潘老師出國後,阿邦接了他的家教,並且教她英文版的西洋通史,詳情如前述(見5-68篇)。幾年後,這位女生嫁了邦鎮的學長,阿邦參加她在祝樂食堂舉辦的婚禮。至於楊錦淑一九六八年考上國立藝專,一九七○年先到彰南地區一所國中任教,曾寫信向阿邦致謝,字體娟秀;後來又應聘到員林中學,並嫁給阿邦認識的朋友。

 

  七十六、第二次喝醉

剛到員林中學時,覺得學生多、教職員多,同事間、師生間或老師與校長間的關係,已經跟埔心初中不同,複雜多了。不過以下一些同事是較熟悉、也常有往來的:

楊祺宗 小學同學,在台大同寢室過,教數學。

巫本源 員林高中畢業,後念東海大學經濟系;埔心初中同事,也是他國小四年級同學。

陳龍雄 田中人,徐堅省議員女婿,埔心初中同事。

○○○ 員中畢業,教英文。

○○○ 彰中畢業,教英文。

○○○ 實踐家專畢業,阿邦曾為她補習,其兄為阿邦的學弟。父員林客運葉姓主管,葉太太介紹阿邦到埔心初中任教。

○○○ 彰女畢業、再念師大,為阿邦二妹如月的同學。

潘清杉 一九六六年到任,一九六八年與阿邦等三人徒步走橫貫公路,一九六九年留學美國。

顏 傑 第一次校務會議時,坐位相鄰,教阿邦下圍棋。

莊○○ 張美慧的同學。

    那時阿邦的表妹從台灣師大美術專修科畢業後,先到和美初中教美術,因為要做壁報,常來請教阿邦。她受正規美術教育,懂得調色,而阿邦未受正規教育,用色大膽,作品比較粗曠。她一九六五年結婚,並調到彰商教廣告設計,有幾年未有來往。到一九七二年張春男選上國大代表,她有一位同事白錫洲想選縣議員,才由她安排,跟她先生一起拜訪這位新科國大代表,請教怎樣選舉。

   潘老師出國後,巫本源離開員中、自行創業;陳龍雄也到台北做生意。另外,張美慧的同學莊老師,調到彰中……,人事上有一些變化。

  阿邦退伍後,一再提到一位學弟的媽媽,就是住水利會右邊、先生在員林客運當主管、並介紹兩個妹妹到員客的那位葉太太,有一個女兒也請阿邦輔導,後來考上員中、畢業於實踐家專,然後回到員中任教。這位又是學生、又是同事的女老師,在一九六八年結婚時,她家人請阿邦幫忙照像及接待客人,可見阿邦的角色頗有份量。

  婚禮在祝樂餐廳舉行,員林客運的很多員工都到場祝賀。那時候的婚禮宴客,大家喜歡「划拳」;由於「划拳」的客人很多,所以婚禮非常熱鬧。所謂「划拳」,就是右手或左手比出手指數,並由兩人同時喊出數字,猜中總數的贏,猜不中的輸,輸的罰喝酒;都沒猜中時,繼續出拳再划。這種「酒拳」不必學,可說人人都會。不知甚麼原因,員客的員工紛紛找阿邦「划拳」。阿邦划十拳大概輸三拳、贏七拳,成績不錯,也頗為得意。不過那些員工一個一個接著來,雖然他贏拳的比例高,十拳才輸三拳,但是如有十個人找他划,也就輸三十拳、要被罰三十杯,這還得了,不久就醉了。回家時沿路嘔吐,只是未醉倒地上。事後阿邦回想,認為是被「設計」,大家用人海戰術要灌醉他。這是他第二次喝醉,第一次是參加陳永新的婚禮,自告奮勇要替他擋酒。

  阿邦人很單純,未被「社會化」、沒什麼心機,很容易被「設計」。

 

  七十七、員青美展是員林地區美術家的搖籃

  員青美展創始於一九六八年,到二○○七年,以「員青藝術協會」名義向彰化縣政府社會局登記立案,迄二○一三年止,共舉辦三十五回展覽。二○一三年三月,曾前往香港科技大學參加「國際現代藝術聯展」;同年九月,並前往美國紐約曼哈頓展出「台灣之美」。從二○○四年的「風華再現」到二○一三年的「員林藝起來」,共出版廿本畫冊。早在一九七七年第八十期的「雄獅美術」,即有震鳴撰寫「合力耕種自己的鄉土──記員青美展」專文,說:

  「自從員林高中的鄭邦雄老師於民國五十六年(按:應為五十七年)創辦員青美展以來,這群中小學美術教師及大專知識青年,一直默默地在為地方美術教育耕耘、播種。如今這片沃土上,不僅可見青草成蔭(目前員林青年就讀師大美術系有十名,藝專五名,文化學院美術系一名),而且也培育幾棵茁壯的大樹。如現在服務於師大美術系的張柏舟(助教)、袁金塔(助教)及青年畫家施並錫。」

  文中所提的「幾棵茁壯的大樹」,張柏舟後來成為師大設計研究所所長,袁金塔、施並錫為台灣師大美術系教授,而且還不止這幾棵「大樹」。

  據「員青藝術協會年表」(見「員林藝起來」,二○一三年十一月出版)指出:「一九八二年到二○○一年,員青畫會活動減少;二○○二年,由鄭福成、趙宗宋、蕭嘉猷、王火本、何瑞卿等於員林大同國中展覽廳展出,重新恢復員青美展。」並說「二○○四年於員林演藝廳,由張煥彩老師領軍,展出『風華再現』並印製專輯。共十餘人參展,此展意味員青美展重振旗鼓。」當時縣長為翁金珠,文化局長為陳慶芳,陳局長在「員青美展二度再現」序言中表示:

  「員青美展之源起,始於民國五十七年,兩位家住屏東的文化學院美術系學生,拿著創作沿鐵路車站由北南下展覽,在員林克難展出時,適巧員林高中之鄭邦雄躬逢其盛,並多予協助。事後,鄭老師思及在台大時任美術社社長時之熱鬧情景,啊!何不就員林藝文界朋友來辦場在地人的畫展?有些想法後,就在張煥彩、劉峯松、張宏之、施南生、李惠正、蕭榮府、凃清溪等老師共襄盛舉下,號召當時美術系學生施並錫、張柏舟、袁金塔、蕭嘉猷、鄭福成、王火本、何瑞卿、柯建華、趙宗宋等等,及在彰化縣藝壇有相當貢獻與活躍之張文演、林煒鎮等,共同參予展出。」

  「員青藝術協會」歷屆理事長,首屆(二○○七)、二屆(二○○九)為施並錫,三屆(二○一一)為趙宗冠,四屆(二○一三)為趙宗宋。

  現在再依鄭邦雄老師的回憶,另述於後。

 

  七十八、員青美展是這樣開始的

  一九六七年張春男未選上縣議員,翌年暑假的有一天,阿邦路過員林大街,看到兩個大學生在鎮公所前舉辦畫展,詢問後才知道是文化大學美術系的學生,他們從台北一路南下,在各地火車站展出他們的畫作,但是到員林時,竟選擇了距離火車站不遠的鎮公所。他們在牆壁上拉鐵絲,再把畫作掛上,讓路過的民眾觀賞。阿邦以前念台大時,參加美術社、並擔任社長,曾經辦過畫展,所以建議這兩個大學生在現場擺張桌子,給參觀的民眾簽名留念。他們贊同後,阿邦就向鎮公所借了桌子和椅子,並要他的兩個雙胞胎妹妹麗紅、麗育擔任義工,負責簽名事宜。他們只展出一天就卸展,然後繼續南下。

  這本來是一件突發事件,可是阿邦卻聯想到:兩個學生都可以這樣開畫展了,我們員林人何不學學他們呢?開畫展並不很難啊!

  然後他找來好友李村雄、林松源和林勝憲討論這件事,獲得他們的支持,然後再找地方有名望的水彩畫家張煥彩老師。張老師也是中一中畢業,大阿邦六、七屆,後來唸師大美術系;先在員林中學教美術,一九七一年改到員林家職,也是教美術。他可說是地方美術界的龍頭,在家裡招收不少學生,弟弟邦鎮也是他的學生。張老師贊同他的這項提議,阿邦等於吃了一顆定心丸,找到一位有名望的人來領導。

  員林中學班級多,除高三外,每年級都有美術課,但是師資不足,所以喜歡美術的阿邦也兼了一點美術課。至於小學同屆不同班的石惠文,也在員林中學初中部教美術,楊祺宗的妹妹楊錦淑,在唸完藝專後,先到一所國中任教,再到員林中學教美術。住社頭的蕭榮府,以及員中畢業、考上師大美術系的施並錫、蕭嘉猷,還有僑信國小校長張傳亨的兒子、也是師大畢業的張柏舟,和弟弟邦鎮的小學同學袁金塔,以及考上台大醫科詹學郎的弟弟詹學富;另外住新生路畫國畫的巫仕柯,與阿邦小學六年級同學張藏艦的哥哥張藏槐等等,他都透過種種關係,親自去拜訪他們。拜訪的目的是鼓勵他們參展,而且也藉此看看他們的作品,頗有所獲,譬如到蕭榮府家時,曾意外看到藏於床底下的一些畫作。

  有了這些畫家的響應後,就到員林鎮公所借二樓作為場地。二樓為鎮民代表會的會議廳,十分寬敞,但平時閒置,所以同意出借。借到場地後,把大家提供的畫作掛在牆壁上,並未講究燈光與佈置。到現在還印象深刻的是,張柏舟腰間佩著工具,在竹梯爬上爬下,非常地認真、揪感心。進行這些工作時,也受到員林國小一位老師、即施並錫爸爸施議銘老師的鼓勵。施議銘老師中一中畢業,曾任鹿港國小、育英國小、員林國小老師,也喜歡繪畫。

  現在一般畫展在開幕前都先舉行記者會,或先寄出一些邀請函,可是他們自己沒有經費,也沒有獲得廠商或政府贊助,就是靠人拉人來參觀。李村雄拿來他家的唱機、唱盤,會場播放音樂,氣氛也是蠻不錯的。

  一九六八年,員青美展頭一回在員林鎮公所二樓舉辦,時間就在文化大學兩個學生來員林鎮公所辦展覽的同一年,可見只籌備幾個月,效率很高、相當順利。綜合起來,創意人為鄭邦雄,領軍為張煥彩,參與者有林勝憲、邱秀霞、黃茂盛及美術科系在學學生多人。

 

  七十九、員青美展花絮

  關於員青美展,有些知情的人還有一些回憶。

  他的小學同學、後來在台大念書時遇到,又變成同寢室室友的楊祺宗說:「他在台大時加入美術社,後來還擔任社長。常見他抱著一大堆畫冊,不過自己並不畫圖,只靠真誠、熱心、認真來凝聚大家的向心力,讓台大美術社越搞越大。那時他辦的畫展作品,很多都不是學院派的,包括有漫畫在內,趣味而已。」

  他的學生、也是員林三民街一家停車場的場長邱創一,說:「他代理美術課時,也教我們如何欣賞,並使用魔術方塊教學,讓我們觀察顏色的變化。」他的棋友、也是國中老師退休的陳焜松說:「張煥彩老師只是掛名,其實都是鄭邦雄老師一個人到處找畫家、找作品,有時還到人家的倉庫去找、去搬。一般人藏拙,不好意思拿出來展覽,但是鄭老師費很多口舌鼓勵他們。所以第一屆的員青畫展,也有不少人參展。」

  他的學生、也是第四屆員青藝術協會理事長的趙宗宋說:「鄭老師看過很多美術方面的書,也當過評審,常說甚麼題材、甚麼媒材都沒關係,畫得好不好無所謂。他人很有趣、很有親和力,跟畫家的互動很多。在協會登記前那個時代,尚沒有印畫冊的風氣,那時候也沒錢印畫冊。到陳慶芳當文化局長時,才第一次獲補助印畫冊。現在全台灣印畫冊的畫會,可能以我們有廿種最多。鄭老師籌備畫展期間,晚上工作到八、九點時,就請蕭嘉猷去買『兩字的』(米酒)一起喝,後來才改成『三字的』(烏梅酒)。每次畫展前,我們都會找鄭老師討論,他希望畫家的介紹,要越詳細越好,如小學念哪裡?中學念哪裡?可是畫家本人都只希望介紹最高學歷就好。鄭老師從未發表過自己的作品,但是對外的文宣都是他寫的。這幾年只掛名顧問,未再參與會務,不過每一年都繳會費二仟元、不會缺繳。現在員青畫展舉辦時,台灣一些元老級的前輩畫家,都樂於提供作品參展,如高齡九一的屏東畫家沈國仁,五月畫會的創會長、日本華僑學校校長郭東榮,和油畫界龍頭陳銀輝等等。『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員青畫會越來越有名氣,而且培養了不少人才,這都是四十六年前鄭老師種的因,沒有當時的因,就沒有今日員青美展這個果,他是令人懷念與尊敬的先知。」

    第二屆員青藝術協會理事長施並錫表示:「張煥彩為人老實、穩重,集天下英才而教之;初期個人教學不收學費,後來學生多了才酌收學費。學生中有詹學富、羅秀吉、謝榮治、張柏舟……,都加入員青美展,遂得讓美展順利推展,貢獻很大。」

 

  八十、空飄傳單令人抓狂

  有一位吳老師、南投人,師大英語系畢業後到員中教書,是為幫助潘清杉出國所組成的四人小組之一;他也住單身宿舍,跟阿邦有話聊,不受時間限制,常聊到很晚。一九六八年實施九年國教後,他的同學到芬園國中擔任教務主任,翌年就拉他去那邊任教。

  後來到北部教書,婚後到紐西蘭,並移民澳洲。前幾年回國時還找過阿邦,然後又從澳洲打電話給他,歡迎阿邦去澳洲玩,還可以帶一個人去,他負擔兩個人來回的機票及一切開銷。可見兩人交情不錯。

  這位昔日同事有幾件事仍深深烙印在阿邦的腦海中。

  阿邦並未參加吳老師的婚禮,原因不記得,不過他們婚後,吳媽媽曾對媳婦說:「朋友中,以阿邦講話最可靠,其餘人的話要打折。」吳家做生意,來往的人大都是商人,吳媽媽認為商人講話不太可靠。有一天吳老師到員林找阿邦,說:「我到南投收帳時,機車壞掉了,沒辦法回去,又沒辦法舉證,特地坐汽車到你這裡,請你告訴我太太,我並不是去喝酒或做壞事。」這是一件。

  有一次省議員選舉時,候選人謝東閔到員林中學拜票,當他進到辦公室時,大家遠遠看到都站起來,並恭恭敬敬地等著跟他握手。可是走到阿邦坐的地方,他剛好在下棋,並沒站起來,只坐著跟謝東閔揮手。這時吳老師看到他對大人物沒禮貌、毫無敬意,就指責:「你沒禮貌!」而阿邦竟這樣回答:「他到處跟人握手,手上細菌很多。」令他啼笑皆非,這是一件。

  另一件是,有一天他忽然跑到員林高中找阿邦,阿邦剛好上課,他就在辦公室等。不過這時候的他情緒很不穩定,忽然「抓狂」、作勢要打人,在場的老師紛紛走避。下課後,看到阿邦回到辦公室,才稍稍安定下來。阿邦發覺情況仍不對,就「押」他回南投、交給他哥哥。後來才知道,那一陣子「共匪」常空投傳單到芬園山區,學生撿到這些「共匪傳單」很緊張,而身為導師的他,竟沒有把這些可怕的東西,依規定呈報給上級單位,結果被「人二室」檢舉,上級單位就調查他為甚麼留下那些傳單?有沒有拿給別人看──「為匪宣傳」?不然他留著那些傳單幹什麼?就為這件事,他魂魄盡散,惶惶恐恐地跑到員林高中向阿邦求助。他認為阿邦敢「不跟大人物謝東閔握手」,也許就有能耐指點他的迷津。

 

  八十一、素珠一咳,矮仔財飛起來

  話說潘清杉老師如願到美國留學後,留下兩個家教給阿邦,一個是一位銀行員的兒子,一個是那位銀行員續絃後的小姨子。這位小姨子念靜宜大學外文系夜間部,阿邦教他英文版的世界通史。這位小姨子有兩個同學、一男一女,都念師大英語系,女的畢業後回員林中學任教;男的則先實習、再當兵,後來經阿邦介紹到員林中學任教的黃清義。黃清義結婚後在員林水廠後面買了房子,但是不久後夫婦又到台中工作,結果把空的房子借阿邦使用,這裡成為阿邦第八個家。

  黃清義員林高中畢業,念師大二年級時,曾在員林立達補習班教英文,並租屋中正路大街一家店鋪的二樓,距離李村雄家的「福源齋」皮鞋店不遠。他租的二樓房間,其實是跟李村雄合租的,黃清義白天教補習班,晚上才回這裡;而李村雄白天在這裡,晚上回他自己的「福源齋」。兩人合租、分日夜使用,是為節省經費。可是李村雄為甚麼白天要租房在這裡呢?原來這時他已經結婚、並生下長女雅麗,有一天忽然想到自己只有高中學歷,就發憤圖強、準備考大學,才悄悄地在這裡K書。

  阿邦與李村雄雖然是好朋友,卻不知道白天他K書的地方是跟人合租的。有一年冬天一個下午,他患了嚴重的感冒、咳嗽非常厲害,到李村雄租的房間後,竟全身癱在床上、爬不起來。那時剛好有一幕賣咳嗽藥的電視廣告,裡面一對男女主角,女的為胖胖的素珠,男的為瘦瘦的矮仔財;素珠感冒了,用力一咳,竟讓旁邊的矮仔財「飛」起來。不過那時候的阿邦雖然咳得厲害,但是胖胖的李村雄並沒「飛」起來。

  阿邦咳過後癱在床上、並睡著了。傍晚時,黃清義從補習班回來,李村雄叫醒阿邦、並介紹他們認識,阿邦只在床上揮揮手,這時候都還不知道床鋪是人家黃清義睡覺用的。像這樣鳩佔鵲巢的情形,後來還發生過兩次。

  關於阿邦年輕時身體虛弱,而且常咳到癱在床上,好友們像林松源、林勝憲都知道,也常對他說:「看樣子你活不過三十歲。」然而現在雖然不良於行、百病叢生,卻一息尚存,已有七十六歲(二○一四)。至於這兩個好友,林松源二○○一年逝世、享年六十;而林勝憲一九九二年逝世、享年五十一。可見話不能隨便講。

 

  八十二、林木柳求職記

  中一中初中部同學林木柳,後來念台中師範,畢業後到南投日月潭教書,一九六三年並在那裏認識現在的老婆結婚;一九六八年實施九年國民教育那一年,他參加國中地理科教師檢定考試及格,當時已經有三個小孩的他,很希望回彰化縣服務。

  當時員林鎮新設明倫國中,內定由員林初中教務主任劉明照擔任籌備工作,林木柳毛遂自薦,而他也一口承諾,於是就在員林「東勢巷6號」(今正興街318號)溝邊租下一戶日本式宿舍,對未來生活充滿了期待。可是事出意外,發佈擔任籌備工作的、卻是在雲林縣擔任高中國文老師的蕭傳明,劉明照已改派籌備二水國中。

  林木柳這一驚非同小可,在員林已經租了房子,怎麼辦呢?後來打聽到員林中學設備組長華仁,即將接任明倫國中教務主任,所以又向他毛遂自薦。這位華仁組長,在員林中學人和很好、與人無爭,找他時他說:「既然劉明照答應過了,蕭傳明也應該會接納,不必擔心。」華仁被蕭傳明延攬去擔任教務主任,兩人關係應該不錯,華仁的話可信、就放心了。不過行事一向謹慎的木柳,認為除非親自找蕭傳明、並獲得他的承諾,不然還是不安心,所以就請阿邦陪他到雲林一趟。

  這一天下午,他拿著打聽到的地址到雲林,按著巷弄、並沿著路燈,終於到蕭家門口。在蕭家門口附近,也看到一對夫婦在問路,顯然在找同一戶人家,不過林木柳捷足先登。阿邦等在門口,林木柳敲門後就進去了。不久他出來,面帶喜色,對阿邦說:「他答應了。」他們前腳一離開,那一對夫婦後腳就進入,情形不得而知。

  在那個時代還沒有所謂教師甄試辦法,況且剛實施九年國民教育、免試升學,到處有新設國中、師資十分缺乏;為解決師資問題,一再舉辦國中教師檢定考試,所以在這種情形下,有任用資格的教師,就直接找校長或央人關說,而一般都有求必應,沒什麼刁難。筆者參加一九六八年國文科教師檢定及格後,到蕭傳明校長這所國中任教,並兼任教學組長,那時介紹人是當時的教育局長潘星照,他是筆者念台中師專進修部時的導師,請他幫忙,他一口答應,甚麼禮也沒送。

 

  八十三、蔣公「德政」倉促實施

  阿邦的大妹宛香、二妹如月、三妹麗真,功課都很好,但是因為家裡窮,所以都未升學;四妹麗文本來也未能升學,後來靠自己工讀、念了曉陽高職夜校。五妹麗紅、六妹麗育、七妹麗彬,有升學機會、卻沒考上員林的初中,只得遠赴埔心就讀;而最小的弟弟,個子最高、身體卻最差,並不喜歡念書,反而托九年國教之福、進了員林國中。

  實施九年國教、免試升學,是好的教育政策,毋庸置疑,咸認是當時蔣公總統的「德政」,可是準備不及、倉促施行,也有令人詬病的地方,如林木柳任教的明倫國中,校舍都還沒蓋好,學生先借育英國小禮堂上課;禮堂用甘蔗板隔成四間教室,上課時聲音互相干擾,影響學習成效。這種先使用小學上課的情形,頗為普遍。

  林木柳以外,有一些認識的朋友都進入明倫國中,如施南生、林票、謝增雄等,而員林中學的設備組長華仁也都進到明倫當教務主任了。聽說蕭傳明校長是江西人,用的主任也大都是江西人,阿邦並不排斥外省人,但是這種獨厚同鄉、牽親引戚的作法,頗令他不解、也不予認同。其實在埔心初中時,台灣人校長同樣都用黃姓同鄉當總務處人員,觀感一樣不佳。

  蕭校長有一個女兒蕭媛馨和一個兒子蕭敏正,都念明倫國中,後來又都念員林高中,阿邦教過他們。姊弟非常聰明乖巧,給人印象十分良好,因而改變了阿邦對蕭傳明校長的看法。筆者在明倫國中三年,跟蕭傳明校長、華仁主任、蔡承宗主任都共事過,覺得他們很正派,辦校循規蹈矩,事後一想,牽親引戚、造福同鄉也無不可,重點是要把學校辦好。

 

  八十四、補習班應運而生

  九年國教實施後,補習班竟應運而生、蓬勃發展,令人不解。原來九年國教、免試升學,大家統統可以升國中,可是學生良莠不齊,而且接著有升高中的壓力,不得不採能力分班,有所謂「升學班」「放牛班」的區隔。一些愛子心切的家長,就紛紛把小孩送進補習班、做課後輔導,以免跟不上,因而補習班四處林立。

  當時員林有一家頗具規模的立達補習班,地點在今上筆担仔麵對面,即南昌東路七十號。台大土木系畢業的楊祺宗、師大英語系畢業的蔡鎮旺及淡江英專出身的林恩伯,都到這家補習班上課,分別教數學、英文。不久三人有默契,就共同到今民族路一個巷子裡開設育才補習班,與立達互別苗頭。初期打廣告、寫海報都請阿邦幫忙,而育才補習班要給酬勞時,都被他婉拒。於是這幾個合夥人才請主要出資人林恩伯買了瓦斯爐送到他家去,從此阿邦家也才進入了現代化時代。阿邦偶而也到育才補習班兼課,對家計不無小補。

  補習班主要出資人林恩伯,是阿邦同學林恩仲的大哥,也是鎮長林朝業的長子,家境不錯。但是另一個合夥人楊祺宗,生活就很苦,跟阿邦不相上下。他一九六六年結婚,翌年生大女兒,隔年又生大兒子,一九七一年再生二兒子,剛好是「碰恰恰」──一女二男。一九六八長子出生這一年,楊父過世,雖然有兩個姊妹已出嫁,卻還有三個妹妹、兩個弟弟,及需要孝養的媽媽,生活負擔相當重,與阿邦唯一的差別是,楊太太在靜修國小任教。總之,這份補習班的收入,對楊家幫助也很大。

 

  八十五、到火車站跟乞丐睡覺

  九年國教實施前,一些朋友都喜歡到「鐵支路」邊找阿邦聊天,但是九年國教實施後,林木柳住的「東勢井」宿舍,地點適中,大家轉移陣地,喜歡到他家聊天。林家十分好客,而且家裡有一些現代化設備,如瓦斯爐,燒水泡茶十分方便。

  阿邦常到木柳家聊到半夜才回「鐵支路」邊的家,而每次回家按了電鈴,他媽媽就會下樓開門。有一次妹妹悄悄地對他透露:「每次媽媽下來替你開門後,整晚就睡不著。」此後,阿邦就儘量早一點回家。不過如果回家還是太晚,樓上的燈又是亮著,判斷兩個雙胞胎妹妹麗紅、麗育還在做功課,就小聲地叫「麗紅、麗紅」,麗紅聽到就會下樓開門,這樣就不必按電鈴、以免吵醒媽媽。

  為甚麼叫「麗紅、麗紅」、不叫「麗育、麗育」呢?是因為「麗紅」順口好叫、聲音比較宏亮;而「麗育」拗口難念、聽不清楚。這是哥哥阿邦的考慮,並沒有其他動機。然而卻造成兩個雙胞胎妹妹常吵嘴,麗育認為哥哥比較疼麗紅;心中沒有「麗育」,才都只叫「麗紅」。

  後來阿邦如果聊得太晚,不管二樓的燈有沒有亮著,乾脆就跑到火車站跟乞丐睡在長條椅子上,這樣就平息了兩個妹妹的紛爭。

 

  八十六、楊祺宗掉入水溝

  那時候沒有莒光路,楊祺宗到員林中學上課,要繞一大圈,即騎機車往東走民生路到中山路,再從中山路北上靜修路,然後到學校。可是有一天他怕遲到,不走大路、竟抄小路,往西走員鹿路,再沿圳溝邊走,而剛好遇到下雨天路滑,竟連人帶車摔落水溝裡。水溝雖然不深,但是他被機車壓住,爬不起來,原來腳被壓斷了。

  這時候天還早、又下著大雨,路上不見行人,他被機車壓在水溝裡哀哀叫,可說「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所幸天無絕人之路,這時候有一位住溪湖的員中學生,本來坐客運通學、要坐到市區終點站,也是怕遲到,就提前在員鹿路下車,一樣抄小路、沿著圳溝邊要走到學校。這時候看到有人掉水溝,被機車壓住、大喊救命,定睛一看,竟是員中的老師,就跳進水溝、推開機車,把他拉上來。拉上來後,就趕快叫救護車、急速送到中正路的郭綜合醫院。

  楊祺宗的一個弟弟楊勝柏,是阿邦三妹麗真的同學,從醫院打電話給在學校的阿邦,告訴他這件意外,並拜託在哥哥住院期間,請他到育才補習班的國中部代課。為甚麼非找阿邦代國中部的課不可呢?因為補習班裡面,高中部的學生寥寥無幾,如找別的老師代課,別的老師挖不走他們;但是國中部如隨便找人代課,等他傷癒出院,學生可能就被挖走了。那時候老師在補習班兼課,或在家裡開班補習,是很普遍的。楊祺宗知道阿邦不是這種人、不會挖走學生,所以才找他幫忙,這樣比較放心。

  阿邦已經很忙,現在又替好友代課,忙中加忙,竟沒時間到郭綜合醫院探望,直到幾個月過去,有一天忽然想到:怎麼還沒出院?才去看他。到醫院後才知道傷得很重,腳還打著硬硬的石膏,而這時候又才知道他的家計負擔很重。他不但在育才補習班有課,在復國中學也有課,甚至遠赴二水國中兼課。他的傷勢都還沒痊癒,就拄著拐杖到處上課。一九七二年跟阿邦一起到台灣師大進修教育學分時,雖然只有短短的三個月,可是每遇到周六,他中午下課就搭車南下,也是趕回補習班賺錢。

  阿邦有很多弟妹,家計也很重,但是把薪水交給媽媽後,就好像沒事;可是楊祺宗戰戰兢兢擔負家計重任,這一點阿邦常自嘆不如。

  附帶一提,楊祺宗骨折住院期間,有幾個他復國中學的學生也去探訪。他們穿著制服,制服上有校名、有學號,可是這幾個學生在探訪後走下樓梯時,竟坐在樓梯上抽菸,剛好被阿邦發現,阿邦就規勸他們:「你們穿著制服抽菸,這樣會影響校譽,不要抽吧!」這幾個學生很聽話,就馬上仍掉香菸。阿邦也曾在「復國中學」兼課,但是這所設在一家蜜餞工廠的學校,不知何故,後來就不見了;很少人知道員林有這所學校。

 

  八十七、「秘密集會」被調查

  林勝憲,一九四一年生、小阿邦兩歲,台中師範畢業後到僑信國小任教,任教期間念逢甲大學夜間部,畢業後再轉任員林國中教師。他家在中正路彰化農田水利會旁邊的巷子裡,距離阿邦住的「鐵支路」邊民房很近,所以兩人交情不錯。

  在僑信國小任教時,男老師不但要兼行政工作,也要值夜。該校在一九五九年八七水災翌年,由華僑捐款設立,前臨中山路、後通育英路;創校時,西邊、北邊各有一排教室,東邊、南邊則尚無建物,校舍成「L」型。有一天林勝憲值班,把辦公室裡面的電唱機搬到室外,喇叭朝向東北方,音量放再大都不會吵到人,然後一個人躺在草地上欣賞,自稱是人生一大享受。

  但是「獨樂樂,不如眾樂樂」,他把這種享樂的好消息告訴幾個好朋友,包括林松源及阿邦。有一天阿邦在辦公室,又把這項好消息告訴巫本源,說:「我們利用林勝憲值夜的時候,到僑信國小聽音樂。」講這件事時,被在場的一位外省籍老師聽到,竟要阿邦再講一次,阿邦只好再講一次,說:「我們利用林勝憲值夜的時候,到僑信國小聽音樂。」但是想不到後來林勝憲、林松源都被情治單位調查,姑且稱為「僑信事件」。不過調查結果,卻發現兩人都是民眾服務站及後備軍人輔導小組的幹部,而且都是國民黨忠貞黨員,就不了了之。

  事隔很久,林勝憲才把這件事告訴阿邦,說:「上級曾調查我們的『秘密集會』,就是那天晚上在僑信聽音樂的事。」戒嚴時期禁止非法集會遊行,幾個人半夜不睡覺、鬼鬼祟祟地在學校裡搞什麼玩意兒呢?「上級」當然要查,可是「上級」怎會知道他們幾個人半夜在哪裡呢?阿邦仔細一想,才恍然大悟,原來那一天在辦公室約巫本源時,被一位外省籍老師聽到,那位外省籍老師第一次沒聽清楚、又要他再講一次,結果「說者無心,聽者有意」,這位外省籍老師如獲至寶,就把這項「情資」往上報,「上級」才煞有介事地調查一番。

   有一次學校舉辦一場餐會,那位外省籍老師走到阿邦的坐位敬酒,阿邦也禮貌性回敬,但是座旁的另位外省籍老師顏傑,就私下對阿邦講:「那個小人何必理他!」原來「小人」是指「情治單位的細胞」,俗稱「爪耙仔」;這種「小人」是連外省人都對他們很不屑的。阿邦到員中的第一次校務會議上,剛好跟顏傑坐一起,互相印象還不錯。

  在一九六九年,有一些喜歡下象棋的男老師,決定要舉辦一場象棋比賽,由阿邦畫了一張很大的成績表張貼在牆壁上。大家有空就捉對廝殺,並把戰果寫在成績表上。在進行循環賽的這段期間,顏傑對阿邦說:「圍棋比較有趣,你學會後,保證就不想再下象棋。」顏傑住員大路上的「明德新村」,從此以後,兩人上午沒課就到宿舍下圍棋,中午也在那裏吃飯。如果下午兩人都沒課,會繼續下;而下午如果有人找顏傑打麻將,阿邦就回學校。

  顏傑的兒子顏弘毅,女兒顏珊珊,念員中時,阿邦都教過;顏老師退休後搬到南投竹山,兒女都很有成就,顏弘毅當醫生已喬遷台中市,在台新醫院服務;顏珊珊嫁到國外當小學老師,夫婿在英特爾上班。

 

  八十八、「危險人物」被跟蹤

  阿邦不但因林勝憲「僑信事件」被調查,而且可能早已被列入「危險人物」,在一九七三年也常被一位警員跟蹤。這位警員常騎「鐵馬」到自來水廠圍牆邊埋伏,等他從水廠旁邊住處出來,再尾隨其後;不管阿邦走到哪裡,他就跟到哪裡。

  有一天晚上,阿邦騎他的老爺車到光明街與民生路交叉的一家東向米店,米店老闆在晚上洗過澡後,就在店門口擺一些桌子、椅子,讓人下圍棋。阿邦經過時,看到老鄰居游清樹和學校會計人員李永本在下棋,就下車看一下。那位警員看到阿邦下車,也跟著下車。後來阿邦跟人下棋到半夜,這位警員也埋伏到半夜。

  這位警員就是筆者的爸爸。筆者一九六八年到明倫國中任教,跟林木柳同事,林木柳跟阿邦提過筆者,對筆者有一點稱讚。筆者一九七三年競選員林鎮長時,阿邦自動幫忙,應該跟林木柳的稱讚有關。筆者競選員林鎮長,爸爸為甚麼要跟蹤鄭邦雄呢?據說,筆者的爸爸後來曾對阿邦說:「我兒子跟你一起在搞政治,我要知道你到底是甚麼人?生活及交友情形如何?」但想不到他除了教書外,不外就是跟朋友聊天或下棋,一點兒都不「危險」。

  筆者競選員林鎮長時,已當選國大代表的張春男,曾替筆者出一個主意,要我在傳單上的政見寫著:「當選後聘請鄭邦雄擔任鎮公所主任秘書。」認為這一招會打到詹啟造的痛處。按:阿邦念小學六年級時,巫金煥老師本來推派他競選「員林鎮長」,可是後來阻止、要他退出,可能跟他父親是醫生,母親是彰化縣長陳錫卿的妹妹,而相鄰親戚開冰廠、賣枝仔冰(冰棒)有關(見2-26篇)。有趣的是,另一位候選人林朝業,也去請教張春男,他一樣為他提供對策──「當選後聘請類似鄭邦雄的人,擔任鎮公所主任秘書」。那次鎮長選舉,共三個候選人,即筆者、林朝業及詹啟造,居然前面兩個都要聘請鄭邦雄或類似鄭邦雄的人擔任主任秘書。這件事可能讓詹啟造有一點壓力,所以也禮貌性地拜訪鄭邦雄,有示好的意味。

   鎮長選舉竟扯到鄭邦雄,有些學生拿到傳單後,就故意在阿邦上課時,把傳單擺桌上,有意讓他看到,好像要說:「老師:你很夯哦!」

 

  八十九、為這班女生費了不少心血

  一九六七年是初中招生最後一次,因為一九六八年實施九年國教免試升學。從這一年開始不再招考初中生,所以一九七三年他們畢業後,員林中學就沒有從初中念上來的學生。

  在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年間,阿邦教了初中最後一屆的女生。這一屆女生共三班,教室在門口進去左轉最裡面的一棟三層樓。學校採能力分班,一樓成績最好,二樓成績普通,三樓成績最差。他教最好一班的歷史、普通一班的地理及最差一班的數學。這一屆學生大都從初中念到高中,錄取後報到的很少,經二次招生才補足了人數。這三班的女生,都給阿邦教過,有的還教過好幾次,所以都認識。

  他接手成績最差女生班的數學,剛開始尚不知她們差到甚麼程度,不過他發揮在埔心初中最後一年擔任初三導師的精神,用了很多心血在上面。

  首先,他自己花錢買了板擦、彩色粉筆和一塊黑板,把黑板掛在家裡二樓弧形走廊上的「公媽桌」(俗稱「蟑螂翅」──拜公媽的地方)旁邊。教學前在家裡利用這些工具先演練,以便控制教學時間。按:學校只提供白色粉筆,然而用彩色粉筆比較醒目,可加深印象。另外,用白色粉筆寫字,如果寫太多太長,學生容易分心或打瞌睡。

  其次,他設法挪用其他課程。本來一週只有幾節數學課,但是他把自修課、工藝課、作文課全部挪用。譬如作文課時,他情商國文老師讓學生回家寫就好,工藝也一樣。

  再其次,他全力教數學,對於某些艱深的部分,他會重複教兩、三次。

  為了協助這班女生苦攻數學,他的確用了許多方法,而辛苦終於看見成果,她們的成績竟凌駕二樓的普通班,讓普通班的數學老師顏面無光。不過那個老師也無所謂,認為阿邦老師只是在鼓舞士氣,彼此相處還不失和氣。

  這班數學成績最差的女生中,有一位很胖,而剛好這班的人數又特別多,以致每行座位間的距離很窄,造成這位胖女生進出非常不便,所以阿邦在發考卷時,就請坐她旁邊的女生轉交。有這位胖女生在的場合,同學講話或老師上課講話,都要很小心,連pan(麵包)都不敢講。最慘的是,每次升降旗集合時,全校師生都得等她,因為她走路非常慢;何況她又得從三樓慢慢走下來,學校真的太對不起她了。

  這班的女生中,後來出現一位永靖出身的縣議員葉麗娟,曾在議壇叱吒風雲多年。有一次競選時到員林棋社拜票,還記得阿邦老師,曾親切地叫他一聲:「鄭老師!」員林中學栽培不少各黨的政治人物,包括涂銓重、張朝權、詹啟造(均當選過員林鎮長)、黃盛祿(溪州鄉長)、魏明谷(縣議員、立法委員、彰化縣長),及賴滄燦、賴嘉勇、賴必階、賴宗炘、賴錫卿、張良煙等皆當過大村鄉長。不論讀甚麼班,都可能成為政治人才,不能小覷;而他(她)們也不必自暴自棄。

 

  九十、替「黨外人士」寫大字報

  張春男從一九六七年開始,以他獨特的方式參加競選,當年競選縣議員落選,三年後他妹妹張美玉再競選縣議員落選。一九七二年,他終於當選國大代表;一九七七年競選彰化縣長落選,而一九八○年競選立法委員時,因競選言論觸犯選罷法「煽惑內亂罪」,與同年搭檔競選國大代表的劉峯松(即筆者),俱被判三年六個月,於一九八四年出獄。

  張春男出獄後,於一九八六年攜眷經日本赴中國,曾擔任中共人代會代表及政協委員。一九九六年返台,在員林鎮莒光路開設「仙方齋」,鑽研中醫有成。張返台前,太太先回來,曾到員林棋社告知阿邦,說她先生要回來了。二○○九年,張春男為宣揚「台灣民族主義」,又選一次彰化縣長落選。

  在早期所謂「黨外時代」,張春男、張美玉、劉峯松及翁金珠的宣傳車看板,都由鄭邦雄義務書寫。書寫地點有時在山腳路張春男的豬舍,有時在林松源家的四樓,有時在東勢巷林木柳的日本宿舍,常都在半夜動筆,因為只有半夜才有時間。

  一般競選宣傳上的廣告,都花錢請廣告社處理;廣告社為節省油漆,全用松節油稀釋,既省錢、又容易寫。但是找非專業的阿邦,卻只用未稀釋的油漆。通常使用三種油漆顏色,候選人名字紅色、框邊草綠色、宣傳文字藍色,而底部為白色。他負責寫字及編排,宣傳文字由候選人自訂。油漆未稀釋很濃、很稠,寫過後不易乾;況且不只寫一遍,要寫一遍、等它乾後,重複再寫第二遍;而光一個字就要花上二、三十分鐘,非常地費時。但是完成後,字體粗獷、很有立體感,非常醒目。由於字體強烈特殊,再寫上「美國式的民主,尼克森下台;中國式的民主,蔣總統萬歲」之類的聳動文字,以及配合軍樂或進行曲大力放送,視覺與聽覺效果相當震撼,令人印象深刻。阿邦說,有一位彰商女職員,看到及聽到這種宣傳手法,大為讚賞。張春男對他這一套驚世駭俗的競選方式很得意,有一次還帶前省議員張俊宏到他的豬舍參觀製作過程。

  李村雄是生意人,對政治一向不關心,曾對阿邦說:「我不管政治的事。」但是到張春男的豬舍──競選秘密基地參觀,又隨著張春男的私辦政見會到處跑後,有一次從台中回來,對阿邦說:「看到這種人山人海的場面,讓我也很想參加競選。」這種「有為者亦若是」的崇拜與自我期許心理,讓他對政治也狂熱得不得了。不過一九九六年張春男回台這一年,李村雄卻因車禍英年早逝、壯志未酬。

  綜合張春男的競選,阿邦說:「法家有『法』、『勢』、『術』三派,張春男是屬於『術』這一派。」

 

  九十一、對留級制度的看法

  阿邦在員林中學任教期間,以考試命題最難著稱,即遇到他出考題時,學生就直呼吃不消、常考不及格。譬如他的雙胞胎妹妹麗紅、麗育,有一次考試,一個勉強在及格邊緣,一個才只有廿幾分。他的學生邱創一,還因為他的考題太難、補考又沒通過,竟留級輟學。不過有的學生畢業後遇到他,也有這樣說的:「我是那次考試唯一及格的那個」或「我那次考試雖然沒及格,卻是沒及格當中最高分的」,而引以為榮、沾沾自喜。

  阿邦為甚麼故意出難題呢?並不是愛刁難、高興看他們留級,而是為了他們升學著想。大學聯考是全國性的競爭,如果不認真、不具真才實學,就會被淘汰,阿邦可說出於一番善意。不過在一九七○年他第一次當導師後,作了很大的調整。那時一學期有三次月考、各佔總成績的10%,共30%;而平常考三次,也各佔10%、共30%;期考則佔40%。本來以前他出考題時,全部都有鑑別度,大家非認真不可、無法打混,但是這時他調整為60%有鑑別度的,就是難一點的;40%沒什麼鑑別度,就是簡單一點的。

   為什麼當導師後作風改變了呢?因為發現留級對學生自尊心的打擊很大,會影響他的自信,可能一生都抬不起頭;而且家長也受影響,除覺得沒面子外,如果家裡窮的,就叫小孩不要念、去工作,這也是有些小孩失學的原因之一。譬如有一次到華成市場,一個菜販認得出他,就說:「我因為初二留級後沒再念,就到市場賣菜。」從另一個角度觀察,有很多人寧願沒考上「落榜」,也不要被留級,自尊心受傷害。

  阿邦當高一導師這一屆,男生共十三班、女生共三班;採能力分班,男女生最好的一班,都是初中免試升高中的直升班。阿邦也教直升班的一般課程,但卻當了成績最差那一班男生班的導師。這一班的教室,在進入校門口後右轉第一棟教室的第一間。

  他已知道留級對學生、對家長的影響很大,而如今教的又是成績最差的一班;當時留級的情形很普遍,搞不好他這一班全班都會留級,況且這一班不留級,哪一班留級呢?這時非得採取特別的做法不可!

  他下令班上的學生每週週日上午都到學校自修,「捨命陪君子」,他也到教室坐鎮作陪。每週一他會自刻臘紙,出一份綜合考題,測驗一下自修的成效。規定第一月考每科都及格的,可以不必參加週日上午自修;但如第二月考沒每科都及格的,就要回校上自修課。這樣一直維持兩個學期。

  結果到一九七一年升高二時,成效出來了。男生最好班沒人留級,女生最好班有三個留級,阿邦這一班只有四個留級,相對於其他班,有留級廿幾個、補考十幾個的。他這班的成績還算不錯。

  阿邦只做一年的導師,到高二文理分組,就沒再當。

 

  九十二、四個留級生的故事

  花了一年的時間,阿邦督促班上月考不及格的學生,週日上午到學校自修,而他除了陪自修外,到週一就自刻臘紙驗收成果,結果留級人數大為減少;但是仍有四個「寶貝」留級,現在把他們的故事介紹於下。

  有一個已留級過一次,連這次共兩次。他因為資格老,所以被選為班長,整年做牛做馬服務同學,卻留級了,真令人心疼。

  有一個家裡在第一市場開雜貨店,他不論週考、月考,還是期考,英文很菜、都考不及格,阿邦特別到他家的雜貨店訪問。到的時候客人很多、生意很忙,他爸爸請他在旁邊,並開了一瓶汽水請客。等到晚上七、八點收攤,這位學生的爸爸才請阿邦到他家坐一下。當阿邦到他家坐定、打算說明來意──你兒子的英文很菜、老是沒考及格,究竟怎麼一回事?可是這位爸爸已搶先發言──「老師,我兒子初中時不用功念書,但是到高中你當導師後,變得很認真,尤其英文最認真。」說著、說著,就拿掛牆壁上的月曆作證明,「老師,你看!他月曆背面抄得密密麻麻。」這一證明,阿邦就不好意思明講「你兒子的英文很菜」了。

  翌日剛好是星期一,阿邦就測驗一下用功的程度,要大家默寫一些句子,結果發現這位學生的考卷是這樣的,譬如要默記「The book is on the desk.」,他卻寫成「Thebook is on the desk」。他並不是不認真,只是弄錯了。

    另有兩個,一個是多才藝的學藝股長,一個則書法非常好、前途無量的「書法家」,兩人負責班上的壁報製作。那時候學校的壁報比賽,都由直升班分別獲冠、亞軍,女生冠軍、男生亞軍。那位作壁報冠軍的女生,大學畢業後回員中任教,還常炫耀當年她壁報做得多好。不過在阿邦當導師那一年,他班上的壁報卻讓人跌破眼鏡、獲得全校第一名。

  原來這兩個負責作壁報的同學,比賽期間都到水廠旁邊阿邦住的地方,即在那裏做壁報,還沒做好以前大家都看不到。至於一般班級都在教室裡面做,做的過程完全暴露於眾人眼前,也等於把底牌都掀開了。阿邦班上的這兩個學生,有機會先去偷窺一下,才完成了與眾不同的作品,因而奪冠。

  遺憾的是,這兩個作壁報的同學留級了,多年後分別寫信給他。那位學藝股長是員林人,父親在銀行服務,他用父親銀行的信紙寫著:「我知道老師出的題目很難、很深,都還特別念了兩遍,結果還是留級了。」另一位「書法家」,是南投信義鄉人,平日住宿員林,但是每隔幾天就得回南投信義鄉山上,坐車來回都要好個小時,結果沒時間多念書,就留級了。兩個都把心裡的一些委屈向阿邦報告,阿邦知道後常耿耿於懷。

 

  九十三、熊惠民校長就是欣賞!

  一九六九年羅旭昇校長離開員林中學(一九六五年到職),後由熊惠民校長接棒(一九七三年卸任)。兩位校長都是外省人,好像都跟軍中高級將領有一些裙帶關係,與埔心初中的黃大山校長背景不同、作風不同,給人的感受也不同。熊校長毛筆字寫得極好,愛做對聯、寫對聯,曾誇口說全國校長無人匹敵;後來榮升到教育部高教司長。

  阿邦擔任高一成績最差一班的導師,卻非常用心輔導,規定月考一科不及格,星期日上午就得到校自修,而他不但全程奉陪,星期一又自印考題測驗,結果成績大有進步,留級只有四位,真的不得了。這件事大家都知道,熊校長也知道,私下非常稱讚阿邦的奉獻精神,只是到退休後、有一年退休人員聚餐,才有人告訴他。

  阿邦參加宴會時,沒有冷(拼)盤、甜點之分,一上桌就吃,而開會一站起來講話、也不嚕嗦,常是「第一點、第二點」,講完就坐下。至於上課時,也不要學生起立敬禮,有一次被羅旭昇校長巡堂時看到,竟找他到校長室告誡一番,如果是被熊惠民校長看到,應該不致於被修理才是。

  在一次學期末的校務會議上,熊校長公開說:「我們學校老師有缺額,歡迎大家介紹優秀的老師給我。」結果阿邦就介紹三個,他介紹的,熊校長都照單全收。

  一位是弟弟邦鎮的同學,家住員林民族街,家裡經營「文光堂」印鋪,一九七一年台大國文系畢業。本來已接到員林國中的聘書,但是有一天到阿邦家,知道有這項好消息,就經推薦到員林高中任教。

  一位是已經在員林農校任教的黃姓化學老師,台大化學系畢業。阿邦在「鐵支路」邊租的家,因一九七二年家人大部分已搬到台北,所以一樓空著,房東就租給這位老師,他太太、小孩及姑姑都一起住。這時阿邦告訴他:「你住這裡離員林高中比較近。」然後也挖角成功。

  一位是跟李村雄合租大街上一間二樓房子的黃清義。黃清義員林高中畢業後,就讀台灣師大英語系,畢業後到北斗國中實習一年,翌年服役完再經鄭老師介紹到員林高中任教。黃太太原在彰化基督教醫院當護士,因員林高中校護出缺,後來也到學校當校護、跟先生一起工作。這位黃老師在跟李村雄合租房子時認識阿邦,本來以為阿邦人很高傲,都是躺著跟人握手(見5-80篇),但這時候看法已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變得很信任、很敬重阿邦,後來甚至把水廠後面的樓房免費提供阿邦使用。

 

  九十四、參加教育召集所見所聞

  男生服兵役完、返鄉後,變成後備軍人,還要接受一日點閱召集或一個月的教育訓練。可能因兵種、因需要而異,有的參加一日的,有的參加一個月的;又有常參加一日或常參加一個月的,所以也可能因人而異,好像沒什麼準則。阿邦參加過好幾次的一個月的教育召集,想不出理由何在?有人就告訴他:「加入國民黨的,一次就OK;沒加入的,要多人家幾次,以便洗腦。」

  他參加多次一個月的教育召集,一些特別的事,也只有記性很不錯的阿邦,才會保留下來。以下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寫下來聊備一格。

  一九六九年經顏傑老師啟蒙後,他不但會下圍棋,而且還迷瘋了。不過參加教育召集時,卻沒辦法把笨重的圍棋桌子和棋子搬進兵營,因此悶得發慌。這時就變通一下,找一張白紙畫成棋盤,再買一些黑鈕扣、白鈕扣充當棋子,然後找人對弈,不亦悅乎!

  服役時曾在小金門當少尉排長,有一次教育召集時遇到一位以前的同袍,現在已官拜少校,名為高浙漢。這位高少校不是軍校出身的正規軍官,而是高職畢業、考上候補軍官,經軍中磨練,一步一步升上來的。

  一位在彰商教童子軍的林珠浦老師,參加教育召集時,還把家裡的長統靴帶來,即馬上恢復軍人本色,做甚麼、像什麼,煞有介事地,令阿邦非常敬佩。

  有一位唸彰中,後來又念中一中,比阿邦大幾歲的洪修三,後來在員林執業當律師,頗有名氣;但是參加教育召集時,可能早已忘了以前當兵時的種種訓練,聽到「向左轉」「向右轉」「向後轉」口令後,都常弄錯,以致屁股常對著別人。這位洪修三大律師也參加在員林新月餐廳舉辦的員林地區旅北學生聯誼會,當時大家拍了合照紀念,想不到這位學長把這張合照放在律師事務所辦公桌上。有一天阿邦找他,他還把這張合照拷貝一份送他。

  最後講一件事,這件比較重要。有一次在成功嶺接受教育召集時,跟士兵們一樣操練,要一起爬梯形的石壁,可是石壁下已有人種一些樹苗,阿邦失察,跳下時剛好踩到,結果被指揮官大訓一頓,說:「你瞎了眼嗎?怎麼踩到樹苗!?」阿邦被罵得不明不白,很不甘心,為甚麼成功嶺操兵的地方允許農民種樹苗呢?是農民種的、還是長官種的?那時有實施「兵農合一」政策嗎?

 

  九十五、豔遇

  當時除師範體系畢業的老師外,都得分批到師大補修教育學分。一九七四年阿邦接獲通知要補修教育學分,就十分高興,因為這一段時間太忙,有學校的課、有外面的課;而且已經畢業十二年,忙得沒時間看書,這次北上進修真是一個絕好機會。

  在師大進修的頭兩個星期,他就把所有進修課程及可借到的相關書籍全部看完,然後看自己的書。他一個男生坐最前面、又面對著講桌,有時教授看他低著頭、好像沒注意聽,就叫起來問問題。而任何一個教授點他、問他,他站起來一律回答:「不會。」教授也只好叫他坐下,不然他會擋住坐後面同學的視線。上課時教室安靜,他就看自己的書;不安靜,就看圍棋方面的書

  這三個月期間,他並沒趁機找台北的親友,只專心看書。師大校門口對面有教育大樓,學員住裡面;若有親友找他,就在樓下會客室聊一聊。

  據同期受訓的楊祺宗私下透露,這次教育學分進修,他被盯上了、戀愛了,四年後(一九七八年)結婚了,老婆是小他九歲的劉筱安。

  筱安是彰商的一位組長,父親外省人,好像是一位將官。受訓時兩人都坐在第一排,座位相鄰;分組討論也編同一組。她口才伶俐、十分活潑機靈,最後被推為報告人,風頭最健。阿邦與筱安互動良好,兩人常不知何事交頭接耳,下課也常在一起。筱安好像片刻都離不開阿邦,譬如中午常聽到這樣的廣播:「鄭邦雄、鄭邦雄,會客室有人找!」找他的沒別人,都是劉筱安。

   他們婚後生有一子,名鄭翰。婚後夫妻感情不錯,但是阿邦離不開員林、筱安離不開彰化,所以只能做周末、周日夫妻。到二○一三年十一月,阿邦不但年邁,而且百病叢生、行動不便,無法自理三餐,才回彰化與已罹阿茲海默症的筱安同住。以前筱安對他關懷備至,可是阿邦很怕嘮叨,每次筱安「念」他,就小聲說:「妳打一下我的手臂就好,不要『念』我。」

  阿邦結婚的事很少人知道,他的一些好友都未參加婚禮。他們的婚姻生活也是一團謎霧;不過相信有一段不尋常的愛情,可媲美所有人間愛情故事。

 

  九十六、現代化造成的災難

  一九六九年,林恩伯幾個人開了育才補習班,阿邦幫忙寫一些大字報,補習班方面本來要付他一點酬勞,但是阿邦堅持不拿,認為:「好朋友互相幫忙是應該的。」後來林恩伯就親自送了一台瓦斯爐和一桶瓦斯到「鐵支路」邊阿邦的家,作為答謝。從此阿邦家就不再到土地銀行斜對面的木屐工廠撿木屑當燃料;不過用瓦斯要多花錢,增加了一筆開銷。

  一九七二年阿邦的大部分家人搬到台北,樓下空出來,屋主出租給員農一位黃老師,這位黃老師有太太、小孩及一位姑姑。他們家有電視機,黃老師的姑姑知道樓上的鄭家沒有,所以常好意地請阿邦的媽媽下樓看,而阿邦的弟妹也跟著下樓。當時家裡除阿邦外,尚有麗文、麗紅、麗育、麗彬及邦慶等幾個孩子,而電視又常播放馬場、豬木的摔角節目,阿邦怕影響弟妹功課,並不贊成他們看,可是大家無法拒絕電視的引誘、勸也沒用。

  後來黃老師經阿邦介紹到員林高中任教,不久爭取到宿舍、全家搬走,當然電視跟著搬走,就沒得看了。本來沒電視的日子也照樣過,可是嘗過有電視的日子後,若沒得看,日子就難熬;這時弟妹把心情反應給大哥知道。有一天經不起弟妹們的要求,就隨口說:「我來問問李村雄電視怎麼買。」其實只是嘴巴說說,並沒有找他問。

  有一天李村雄到阿邦家,阿邦的媽媽竟問他說:「電視的事有甚麼消息沒有?」即他媽媽以為阿邦已問過李村雄。李村雄知道怎麼一回事後,竟馬上叫人送來一台全新的電視機;售價五千元,全由李村雄先墊。阿邦每個月薪水才二千多元,而且都已有固定支出,現在這筆額外負擔,只能靠家教收入慢慢償還;幸好李村雄只收本金、不收利息,大概花了十個月才全部還清。

  鄭家終於有了一台電視,可是仍沒有電扇、冰箱、洗衣機,更沒可能有用膠卷播放的音響設備。有一天李村雄竟又送來了一套五千元的音響,接著還陸續添置上述現代化設備;阿邦入不敷出,就開始負債。李村雄雖然借錢給阿邦,但自己實在撐不下去,竟也要林木柳拿些錢借他,阿邦知道後,就提醒他說:「你不知道林木柳也很窮嗎?」從此阿邦也不再向李村雄借錢。

  人們一接觸、一使用現代化設備,常欲罷不能、沒完沒了,所以阿邦忙於家教外,也請同事擔保、向銀行貸款。最慘的是,一九七四年五月到七月之間,共有三個月到台灣師大進修教育學分,家教全部停擺,以致修完教育學分回來時,已負債好幾萬。

 

  九十七、脫褲!

  一九七二年三月廿九日青年節上午,員林中學舉辦行軍活動,這時候的阿邦年輕力壯,不但欣然加入行軍陣容,而且走得特別快,來回兩次、比學生多走一倍路。

  為了這次行軍,他特地買了一雙新皮鞋,但是回家後,脫下鞋子、襪子,才發現磨破了腳,有一點不舒服,幸好下午沒事可以在家休息。到傍晚,林木柳找他,說鄉下有大拜拜,家長要請客,邀阿邦一道去。阿邦同意,但當要穿襪子、鞋子時,才看到腳已經腫起來了,鞋子穿不下。林木柳有個妹妹在員林協和醫院當會計,就帶到這家醫院看醫生。醫生一檢查,糟糕,白血球高很多,診斷為「蜂窩性組織炎」,非住院不可!當時沒床位,只好暫時躺在診察台上。

    沒隔多久,有一位護士推著一張有輪子的桌子進來,桌子上有針筒及一些瓶瓶罐罐。這位護士背著他,喊一聲:「脫褲!」阿邦聽到嚇一跳,就問她:「為甚麼要脫褲?」護士回答:「打針會痛,打在肉多的屁股比較不痛。」但是阿邦不好意思當著女生面前脫褲,擺出勇者的形象,說:「我不怕痛,打在手臂就好。」這位護士就狠狠地在他手臂扎上一針。這一針的確很痛,但是阿邦咬緊牙根、不敢叫出聲。

    又隔了不久,另一位護士進來,態度溫和很多,也說要打針,又扎一針在手臂,阿邦同樣要咬緊牙根、不敢叫出聲。

    然後隔了一段時間,輪到那個比較兇、要他「脫褲」的護士又來。阿邦怕他、也怕痛,這次一看到她,二話不說,就趕緊把褲子脫下來。這位護士看到他脫褲,竟大聲吆喝:「誰叫你脫褲!穿上!」阿邦才很不好意思地把褲子拉上來。他有一點無所適從,到底打針要不要脫褲?好像沒什麼答案嘛。

     林木柳在醫院陪了一下,自己就到鄉下吃拜拜。李村雄聽到這件事,對阿邦頗為同情,就請在民族街的天利餐廳送一桌菜到病房,並請林勝憲、林松源等好友作陪,一起打牙祭,也算慰問和補償阿邦的損失。

   林木柳是阿邦一中的初中同學,太太湯節鶴是前立法委員湯火聖的姊姊。湯家共四姊妹,有一位妹妹湯明華,嫁給劉憲吉,夫婦在員林育英路經營體育用品社。林木柳的女兒林芳儀和女婿李柏林都是阿邦員中的學生,兩人因同班相識、相戀而結婚。李柏林善於書法,也會自擬門聯,曾把木柳夫婦的名字嵌在門聯裡面。

 

  九十八,林松源太辛苦

  林松源(一九四一──二○○一),永靖人,台中師專畢業後先在永靖一所國小,後到員林國中,是一位相當傑出的鋼琴老師。有一天,對音樂非常有鑑賞能力的李村雄,在員林家職聽到他的琴音,大為讚賞,主動到教室裡面致意、並成為知音,然後再介紹給阿邦認識。在介紹他們認識那天,林松源剛好去相親回來。

  相親的對象,是住「火燒庄」(今大明里)的張小姐,即後來的林太太。林太太為獨生女,林松源可能入贅。有一次阿邦到「火燒庄」找他,因為尿急,林松源馬上帶到廁所,可是卻有人在上大號,不得不再帶到他岳父母房間內的廁所,這時發現裡面的設備相當豪華,認定張家頗為富有。一九六八年以後,又有一次到「火燒庄」拜訪,那時候已生下大女兒,看到他為大女兒洗澡,並證明林松源入贅的可能性很高,不然怎麼由他給小孩洗澡呢?

  林太太有一份很特別的嫁妝,就是一台三葉鋼琴。當時鋼琴非常昂貴,對松源也非常重要,因為他是鋼琴老師,正需要一台鋼琴教學生。可能有一部「斯克達」(scooter)機車也是陪嫁品。他就騎著這部機車到街上載學生到「火燒庄」,教完送回去;然後再載另一個。這樣載來載去,辛苦的情形可想而知;看在阿邦眼裡,有一點同情。

  阿邦知道大他幾屆、待他非常好的葉守仁,他爸爸在育英路配有宿舍,而宿舍有兩間、一間是空著的,就向葉守仁提議,把那間空著的,借給林松源教鋼琴,這樣他就不必把學生載到「火燒庄」太太家,不但可以節省很多時間,又可以多教幾個

。葉守仁同意,也讓林松源的問題獲得解決。

  數日後,李村雄借了一部「力阿卡」(あか),把「火燒庄」的鋼琴拉到葉守仁家。林松源在員林街上找到教琴的基地,很快就成為知名的鋼琴老師。

  林松源對政治有興趣,也喜歡蒐集候選人文宣,聽說後來又承攬一些候選人的文宣製作,常有一些不錯的點子。不過太勞累,積勞成疾、英年早逝。

 

  九十九、竟擔任了救國團總幹事

  一九六八年,阿邦等人創立員林美展後,因為每年都有美展活動,而且辦得有聲有色,員林美術界就有了很強的凝聚力,而他儼然成了靈魂人物。這時候除了美術界外,又認識了很多人,範圍不再限於李村雄、林木柳、林勝憲、林松源及員林幾個同事。譬如包括念高雄醫學院藥學系畢業的的謝增雄、念師大生物系畢業的張宏之;有兩位女老師,一位張早、一位張惠蟾,張早後來當校長,退休擔任田頭水(田中、社頭、二水)社區大學校長。還認識了二二八受難家屬劉錦息及一位在埔心教音樂的馬老師。

  林松源、林勝憲都是國民黨黨員,同時也都是員林救國團的委員,十分活躍。那時候中正路民生書局的老闆盧萬政,不但是一所小學校長,而且又擔任員林救國團總幹事,有一天竟找阿邦幫忙做壁報,想不到獲得全國比賽冠軍,阿邦因而被提報為優秀青年,榮獲青年獎章。就這樣一步一步掉入「圈套」,最後被推為員林救國團總幹事,從一九七三年幹到一九七六年,而在此期間,盧萬政升為員林救國團主任。據地方傳聞,由於員林救國團績效顯著,才得以爭取在員林公園東北邊蓋了一所育樂中心。育樂中心蓋好後,有時全國性的會議都到這裡舉辦,藉以觀摩員林救國團舉辦各種活動的成效。

  另據員林鎮志記載:「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彰化縣員林青年育樂中心,簡稱員林青年育樂中心,位於員林公園興賢書院東北角,方形二樓建築,地址員林鎮三民街一號。民國五十八年(一九六九)由救國團彰化縣團委會總幹事林烈豪等人發起,結合員林鎮團委會常委楊展雲校長、總幹事盧萬政校長等地方文教仕紳籌措經費,由員林鎮公所提供土地面積五三七平方公尺,設立員林青年育樂中心,民國六十年(一九七一)三月建築完成。」由於地點適中,場地寬敞,阿邦  在擔任總幹事期間,鼓勵學員包括畫海報、貼海報,必要時替學員補上幾筆,然後帶回去張貼;張貼範圍包括埔心等附近鄉鎮。他不會罵人家「沒水準」,從未淘汰作品。

  總幹事沒當後,也持續辦畫展;辦畫展、看畫展逐漸成為地方風氣。

 

  一○○、救國團是國民黨的外圍組織

  另外在總幹事任內,他才發現救國團是國民黨的外圍組織。

  每次遇到地方選舉,一些國民黨各鄉鎮民眾服務站主任及農漁會總幹事,都一起開會;報告各鄉鎮選情、作選情分析及討論輔選事宜。當輪到鄭邦雄總幹事報告時,他竟傻呼呼地提出質疑:「我們救國團為甚麼要報告選情呢?」擔任主席的救國團彰化縣主任及在場的人聽到後,全都愕住、無言以對,不過也不敢趕他出去。

  又有一次開會時,阿邦站起來公開批評「救國團團歌」,問裡面這句「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由當時全國救國團主任填詞)是甚麼意思?「是別人黑暗、你自己光明嗎?而燃燒掉了,不是也沒有了嗎?」

  各鄉鎮總幹事到救國團開會,分學工組與社工組,即學校工作組與社會工作組。各鄉鎮總幹事屬社工組,在廿六鄉鎮裡面,只有他一個人是非國民黨黨員。那三年的總幹事,他參加很多次輔選會議,國民黨並沒有把他洗腦成功,他的政治立場始終是深綠。一九九九年阿邦的弟弟邦鎮,甚至差一點就代表建國黨要選台灣總統,可見他們兄弟根本跟國民黨不同國的。

 

  一○一、會做事、不會做人

  阿邦天資聰明,從小喜歡讀書,而且興趣廣泛、多才多藝,又無所不精。他很有創意、很有領導能力,譬如籌辦他那一屆的小學同學會;擔任台大美術社社長時,辦理大型美術活動;在員林推動員青美展及員林棋社;小金門服役時擔任排長,身先士卒,及舉辦員林地區旅北學生聯誼會等等皆有口皆碑。至於教學方面又很有一套,不論在埔心初中教的前段班、還是到員林中學教的末段班,都大大提高升學率,及降低留級數,黃大山及熊惠民兩位校長均讚譽有加。

  不過阿邦會做事、卻不會做人。雖然從小學開始在員林地區結識了許多朋友,他待這些朋友不錯,這些朋友待他也不錯,但是自我檢討後,常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尤其對家人常有不耐煩及講話隨便的毛病,讓家人很傷心。譬如一九六九年、三妹麗真生的小孩周歲時,娘家依習俗準備「頭尾禮」──小孩一生所需要的東西,包括:衣服、帽子、履物(鞋子)、銀牌、金鎖胸飾、腳環、手環等,另外還要送「紅龜」(粿),這時候阿邦竟問:「買這麼多東西要花多少錢?」他媽媽聽到後,說明有些是買的,有些是自己做的,並沒花甚麼錢。其實阿邦是好奇地問一下而已,媽媽卻忙著解釋「沒亂花錢」,而且為他這句話難過好幾天。

  麗真婚前騎腳踏車不慎摔倒,但仍然上班;而上班後忽然暈倒,瞳孔已放大,趕快送醫院、情況十分危急,所幸撿回一命,並無大礙。麗真出院後常擔心做新娘時,腳上的疤痕怎麼辦?阿邦竟說:「穿上新娘禮服就看不到嘛,擔心甚麼?」麗真聽了也很難過。

  又譬如阿邦媽媽生了這麼多兒女,卻仍能記住每一個的出生時辰,當講到阿邦時,他竟阻止:「不要講了,我不要聽。」而當媽媽提到:「你爸爸的祖先在明代從福建泉州遷來台灣……。」阿邦也一樣阻止:「我不想聽、我不想聽!」像這樣立即打斷別人說話──不管是長輩、同輩、晚輩,都是習以為常。他常懊惱自己改不過來,不知道甚麼原因?

  阿邦還提到對女人的事全無概念,不知道怎麼應付,譬如雙胞胎妹妹麗紅、麗育,為討好他常爭風吃醋,他毫無對策,只會閃避,有一次還為此跑到火車站跟乞丐睡覺(見5-85篇)。

 

  一○二、送阿昭十六字結婚箴言

  二○一四年十月九日,阿邦到彰化基督教醫院看過三個醫師後,雇一部計程車直達員林昇財麗禧酒店,參加員林中學退休人員聚會(餐)。

  難得從彰化回到靈魂的故鄉員林,除與呂培川校長同桌外,也見到楊祺宗、趙宗宋、吳健華及陳昭等等好友。吳健華是已故同事吳瑞興的弟弟,他哥哥原在員林國中任教,一九七三年隨著校長王成荃到員林高中,是阿邦的同事、也是棋友,而且他太太為阿邦小學同學,所以兩人私交極好。後來太太病歿,他續絃,新太太為員林高中一位職員。這次聚會(餐),吳健華向阿邦提到,他嫂子因送報紙發生車禍,肋骨斷了好幾根,幸而送醫治療、又已出院,目前復健中。此外,又說吳瑞興的女兒,十月廿五日在員林「大阪城」結婚,屆時阿邦非參加不可。

  陳昭彰化市人,員林農校畢業,為筆者的同學,勤勉好學,經國家考試及格擔任人事主任,先後在員林農校、員林中學服務,也是阿邦的同事。他太太劉巧為明倫國中職員,也是經喜好作媒的筆者介紹,才結成連理,感情融洽、十分恩愛。

  陳昭在擔任員林中學人事主任前,阿邦經由李村雄介紹,兩人早已認識。李村雄愛好音樂,而且甚有鑑賞力,他挖掘了鋼琴家林松源,並介紹給阿邦,後來意外發現陳昭彈唱佛朗哥名曲,韻味與眾不同,所以也介紹給阿邦。阿邦雖然不會彈、不會奏、不會唱,卻非常熱愛音樂。

   這次聚會(餐),一方面知道吳瑞興要嫁女兒,一方面也憶起陳昭結婚時的一件趣聞。

  陳昭結婚那天,阿邦忘了為甚麼沒去參加,不過有收到喜帖;至於是懶得到郵局匯款、還是沒錢匯款,也已忘了。但是當時覺得好友結婚,人沒去、又甚麼都沒送,十分過意不去,就寄了一張明信片,且在上面寫了十六個字──「天作之合,合作之天;不可言妙,妙不可言」。當天由李村雄用麥克風宣讀,引得賀客們哈哈大笑,讓現場喜氣嗨到最高,顯然比送紅包更有意思。筆者撰寫到這裡時,特電訊陳昭有無其事?他不但證實確有其事,而且還記得這十六字箴言,朗朗上口。

 

  一○三、彷彿被鐵鎚敲了頭

  一九七四年五月至七月到台灣師大進修教育學分,在離開大學十二年後又有機會進修,讓他十分高興。前兩個星期,他把全部課程讀了一遍,然後兩個半月的時間中,沉浸在知識領域裡,猛看各種書,頗自得其樂。

  他坐在第一排最中間的座位,遇到教授點他回答問題時,他一概回答「不會」。不過有三個教授要大家上台試教,這時卻不能不上台。

  這三位教授,分別教教育哲學、教育概論及教材教法。每次上台試教,表現都不錯,教授打的分數都很高。其中教材教法的那位教授,甚至要阿邦送他自製的教具。阿邦不是出身師範體系,在參加教育學分進修以前,對實際教學沒什麼概念,不過在這次進修之後,覺得多年來自己在教學上,並不算太離譜,只是不懂一些專用名詞而已。

  這次的學習之旅,師大除排了一節一節的課程外,也請一些知名教授作專題演講,不過陣容不夠堅強,他沒十分滿意。

  參加師大進修回來,才知道「代誌」大條,本來這三個月沒擔任家教、也等於沒額外收入,負債已累積好幾萬,就不得不採同事聯保方式向銀行貸款。可是「屋漏偏逢連夜雨」,他們在「鐵支路」邊租的房子,屋主竟要出售、不再出租,被迫一定要搬家。這個消息,就好像忽然被鐵鎚狠狠地敲了頭,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原來在中山路二段35112號所租的員林第六個住家,是一棟二樓建築,為彰化市一家信用合作社的經理所購有,目的在包養一位員林的酒家女,他們只用樓上。一九六三年退伍到埔心初中教書,經那位好心的葉太太介紹,才跟弟弟邦鎮租樓下的一個房間。可是後來那位屋主──合作社經理出事坐牢,被包養的酒家女也走了,房子歸合作社所有,阿邦全家才都搬進來,而且一共住了十年。這時候擁有房子所有權的合作社,可能因為房子破舊、位置又不好,而租金收入也不多,所以決定出售。

    當時出售的價碼才十萬元左右,阿邦本應考慮買下來,可是他已負債累累、況且又毫無投資理財觀念,根本就沒有購買的念頭;這時為搬遷走人、煩惱得一個頭兩個大。

 

  一○四、搬到三重埔

  這時候大妹宛香、二妹如月、三妹麗真都已出嫁;大弟邦光在台北工作;三弟邦家高中沒唸完、到處工作,服完役在台北結婚成家;二弟邦鎮上台大念書;麗紅、麗育兩個雙胞胎,一個念淡大夜間部、一個準備重考,都投靠大姊宛香家。父母外,在員林的,有在僑信國小當工友、晚上念曉陽商職夜間部的四妹麗文、念實驗中學高一的最小弟弟邦慶、在員林高中念高二的麗彬及在員林中學教書的阿邦。

   由於爸爸在外工作常不在家,麗文、麗彬、邦慶中午也不回家吃飯,結果只有阿邦回家;不過他怕媽媽上下樓梯出來開門、關門麻煩,乾脆在學校搭伙、也不回家了。這樣他媽媽白天一個人變得非常孤單。環境演變成這樣,只得想辦法搬到台北,讓媽媽有較多的機會跟子女相處。

  大妹宛香嫁給一位鞋匠,在家裡收一些學徒,「客廳即工廠」,生活沒什麼問題,並照顧著兩個雙胞胎妹妹。這時她更發揮了「大姐頭」的責任心,在三重埔一個巷子裡找到一間平房。這間平房前後有巷子,一進門有客廳,接著臥房,然後有一個半樓的小房間;裡面有通道直達院子及後面巷子,還算方便。不過月租一千五百元,台北的生活費又比較貴,這些費用都要阿邦買單。

  這次搬家非常費事,不但要靠火車多次託運,還要雇一部卡車載送,可說大費周章。阿邦念大學、家裡尚租在媽祖宮前時,就養了一條狗;後來搬到「鐵支路」邊時也帶過去,邦家特別疼這條狗。當天全部傢俱搬到卡車後,才發現這條狗在旁邊徘徊,一向不抱狗的阿邦,只好把牠抱到卡車上。平生第一次抱狗,聞到狗身上的味道不是很好。

  在三重埔的居住環境,顯然比員林的「鐵支路」好很多。那時候火車燒煤炭,住「鐵支路」邊空氣污染非常嚴重,而且火車經過,地會震動、聲音又刺耳,在三重埔沒這些情形。最重要的是,在台北的弟妹常可以回家探望。本來在實驗中學念書的邦慶,後來也轉學到台北一所高職,不過卻因為學費無著落,晚了兩年才畢業,即從一九七一念到一九七六;而麗文後來也上台北。

 

  一○五、在員林住的第七個地方

  先生在員林客運工作的「歐巴桑」葉太太,一向都非常照顧阿邦一家,知道「鐵支路」邊她介紹去租、且租了十年的房子要賣,這次又介紹她水利會旁鄰居、在水廠新買的房子給阿邦。水廠邊的房子就變成他在員林住的第七個地方。(按:經楊玉君查出為員林市西興街18號)

  房子有兩層,房東住二樓,阿邦住一樓。一樓大門進去有客廳、臥房、廚房、廁所,後面還有一個寬敞的院子。房東為了取蜜及採蜂王漿,又在後院養蜜蜂。阿邦租的樓下房間,有四個「塌塌米」大,本來可租給兩個學生,每個每月收一百五十元租金,共可收三百元。但是阿邦作息時間不同,沒辦法跟人合租;而且擔任老師常要改考卷,需要一張大桌子,所以只能一個人租。不過一個人的水電費較少,每月才只向他收二百五十元。

  阿邦家本來就有一張大桌子,他爸爸在桌子上又放了三尺寬、六尺長的木板,木板塗上油漆;又親自製作上下兩層的立體書架,可擺放書籍與考卷,而光這些書桌、書架就佔了很大的空間。

  父母在一九七二年搬到台北後,員林只剩阿邦及尚在員林高中念書的麗彬。麗彬另租屋在水廠巷子出去、靠近靜修路的地方;與一位同學合租房間,月租每人一百五十元。這樣兄妹兩人的房租共四百元,伙食費及其他開銷尚不在內。而三重埔那邊的房租一千五百元,伙食費及其他開銷一樣不計在內,兩邊房租共要一千九百元。那時他的薪水每月才三千多元,光是房租就花掉一半以上,實在吃不消。

 

  一○六、郵局開設帳戶

  到台北台灣師大進修教育學分,員林的家教停了三個月,加上又得花錢搬家,而父母搬到三重埔後,房租支出大幅增加,所以阿邦的經濟壓力已無法負荷。一九七四年不得不在郵局開立帳戶,月初領的薪資、月底領的兼課費及平時家教的收入,全部存入郵局,「滴水不漏」,存到一筆數目才寄給台北的媽媽。

  這時候他開始實施「計畫經濟」,力求收支平衡。本來只知道家裡窮、不能亂花錢,現在更知道非節儉不可!他在門後貼了兩張紙,一張為「每月須購物品」,一張為「每月須辦事項」,有購、有辦就逐日劃掉。不過在各項必要支出中,顯然有一項大有爭議、非常誇張。這時候阿邦已成為「老煙槍」、抽菸成癮,每月月初都一次買三條菸;每條十包、每包三元五角,共須花一百元。

  家人搬台北後,阿邦的生活習慣也有一些改變。以前外出家教回來後,就不再出門;但是從此以後,在外家教完就到朋友家串門子、不再馬上回去。剛開始租房子時,回家要喊房東太太開門,後來請求房東太太打一把鑰匙給他,讓他可以自由進出。

  七妹麗彬升高三後,每天早上會從住處到這邊,為大哥泡一杯牛奶,再去上學。但是阿邦作息不正常,一向忽然起床,只刮鬍子、不喝牛奶就趕著出門上課,所以麗彬為他泡的牛奶,一杯一杯擺著發酸壞掉,後來麗彬就不再為他做這種事了。

  水廠這邊的居住環境比較好,既不吵、也沒煤煙,而且下午沒有西照問題。以前阿邦很瘦,這時候想胖一點,雖然沒吃早餐,卻常在晚上家教後吃宵夜;由於晚睡,宵夜往往吃很多次。不知不覺中,阿邦變胖了。不過為了怕太胖影響健康,也常打乒乓球。那時候學校的乒乓球台在教室外樹蔭下;搬到三樓校長室旁邊後,才比較少去打。

 

  一○七、判斷張春男有當選機會

  一九六七年張春男競選彰化縣議員落選,一九七二年競選增額國大代表竟當選了,連他自己都想不到。

  這次增額國大選舉,阿邦一樣去幫忙。這次不是寫壁報紙,而是把廣告文字直接寫在宣傳車看板上,用的油漆有白、藍、綠、紅幾種顏色,不加松節油稀釋,都是真材實料,十分厚實醒目;加上用張春男自擬的驚世駭俗文字及自行研發的特殊音效,當宣傳車慢慢開在大街小巷,就產生無法言喻的震撼。不但視覺上、聽覺上跟一般競選廣告車不一樣,會引人側目與傾聽,即連情緒、心靈都會被牽著走。  

  不過當天晚上票開到一半,剛好阿邦家教結束後去南昌路他的競選總部看他,竟發現門已關了,外面沒半個人留下,只有一張白紙記著部分開票的結果、貼在門上。阿邦敲門後進去,看到張春男還沒睡,就問他:「票都還沒開完,就算開完、也還沒有統計出來,怎麼就關門呢?」於是建議一起到各地投開票所走走。

  這次國大選舉,彰化縣有兩個名額,國民黨提名吳望熊一個,另一個咸信保留給員林鎮的政壇聞人、也是縣議員李讀。李讀經營中美兄弟藥廠、中美大飯店,在縣議會素有「小鋼炮」之稱。而張春男的父母,一個是名醫張木、一個是縣議員張蔡貴蔭,雖然也都是地方聞人,不過少有人知道他們間的關係,而且又不宣傳,所以這位卅歲不到的年輕人出來軋一角,縱然有戲劇效果,又給大家多一個選擇,卻沒人看好他、他自己都沒信心。

  這個晚上,他們開車到各地投開票所,有的已休息,有的還沒;有的看得到開票結果,有的看不到。彰化縣那麼多鄉鎮,少談也有近千個投開票所,當天晚上在各投開票所開票後公告得票數,再封存票箱、並統一送到縣選舉委員會,等全部到齊後才統計選舉結果;有沒有當選已經是第二天的事了,不像現在當天就公佈。

  阿邦從部分投開票所開出的情形,發現在吳望熊得高票的地方,李讀的得票數都很少;而在李讀得高票的地方,吳望熊的得票數也很少,反而張春男都排在第二名,所以阿邦推斷張春男並非沒有當選可能,就建議把看到的開票結果都拍照存證,以免被「做掉」。

  第二天發佈開票結果,吳望熊第一、張春男第二,而李讀落選了。李讀落選原因,除輕敵外,應該是競選期間,張春男猛攻李讀為「假黨外」,造成國民黨吳望熊與「真黨外」的張春男對決,這也是勝敗關鍵。張春男當選那一天,阿邦就聽到員林街上有人說:「想不到這個猴囝仔做國代!」

  張春男後來又用同樣的方式競選一九七七年的彰化縣長沒當選、一九七八年的立法委員,因中美斷交停選;而一九八○年競選立法委員時,與搭檔競選國大代表的劉峯松(即筆者),均被以「煽惑內亂罪」判刑三年半。不過他個人的演講魅力及獨特的宣傳造勢方式,已創下台灣地方自治史上光輝的一頁。當時包括南投的張俊宏,及在彰商教書的白錫洲,都到張家取經。

  張春男在一九八四年服刑後,一九八六年經由日本前往北京,曾在中共政府擔任人代會代表及政協委員;解嚴後,於一九九六年回台,一直在莒光路自宅開設「仙方齋」,以鑽研中醫為業。二○○九年再度參選彰化縣長,以「台灣民族政治會議主席」名義,散發「台灣主權宣告書」,以明心志。二○一五年元月,又參加立法委員補選,反覆宣揚同一主張。張春男赴中國前曾告知鄭邦雄,從中國返台前,亦透過先返台的太太鄭素告知鄭邦雄;筆者則於一次到日本旅遊時見過他。當時張春男有一些兄妹旅居日本,包括:大哥、二姊及弟妹。

 

  一○八、與連寶猜的師生之誼

  阿邦從埔心初中到員林中學,那時候員林中學還有初中部,由於初、高中班級數多、師資不足,所以又兼了美術課。當時有一位高中女生連寶猜,是張煥彩老師班上的同學,阿邦並未教她,但是透過一次機緣認識了。

  話說有一次學校舉辦美術比賽,阿邦也擔任評審。這位女同學參加比賽,作品未入選前三名、只得佳作,她失望之餘,好像又無法明白自己的問題在哪裡?頗為焦慮。她可能不好意思請教自己的美術老師,放學後就到辦公室找阿邦。既然有學生找他,阿邦當然就其所知、不厭其煩地告訴她,包括線條、比例、構圖、遠近、明暗、用色及相關美學知識等等;除口頭講述外,又用幻燈片說明,讓連寶猜獲益良多。

  連寶猜彰化埔鹽人,父親是中山國小校長連錦泉,員中畢業後考上銘傳商專,後來鑽研陶藝有成,並於藝專畢業、專攻油畫的陳秋吉結婚;先生受其影響,也一起鑽研陶藝,夫婦在台北士林創立「陶藝精舍」。連寶猜常舉辦聯展、個展,作品包括法鼓山的大型公共藝術在內,可說不勝枚舉。曾獲亞太藝術大獎、廿世紀傑出藝術成就獎,並獲國立歷史博物館頒予金質獎,其母校銘傳商專亦頒予傑出校友。

  這位傑出的陶藝家,難忘學生時代受鄭邦雄老師的啟蒙,所以婚後常寫信聯絡,並送他不少陶藝作品,其中有一組茶壺及茶杯,又有一個燒出「恩師」字樣的杯子。二○一四年專程到員林探望阿邦老師,看他老病叢生、孤獨無依,勸他回彰化與師母同住、不要固執,事後並特別燒了一組「夫妻杯」送他,一個刻「鄭邦雄」、一個刻「劉筱安」。果然不久後,阿邦就回彰化跟老婆住了。

  這位連寶猜因高中參加一次美術比賽、成績不理想,然後請教一下阿邦老師,從此締結了一生化不開的師生情誼。

 

  一○九、解決麗彬孤單問題

  一九七二年阿邦家搬到台北三重埔後,在員林只剩下他及最小的妹妹麗彬。那時麗彬尚在念員林高中,也是因為這樣才留下來。兄妹兩人作息不同,各自租屋、但住處相距不遠。

  兩人年紀相差很大,而阿邦又一向不會照顧自己,也不知道怎樣照顧別人,尤其對女生更毫無對策。麗彬有一段時間每天早上到哥哥住處為他泡牛奶,但是他趕不及喝,常任它發酸變壞,後來就不再去了。不過阿邦雖然不知道怎樣照顧妹妹,卻想到她應該十分孤單,所以為她介紹三位阿姨。

  第一位是陳永新太太。陳是埔心初中的同事,後來阿邦到員林中學,他與張美慧到大村初中。到大村初中還未分配到宿舍前,他們夫婦租屋在三民街,與阿邦小學同學謝幸美家開的麵線店相鄰。謝幸美家的麵線店遠近馳名,她媽媽被稱為「麵線嫂」。陳永新太太名叫「春美」,手藝很好,就開了一家裁縫店,阿邦常去串門子,並叫「春美」的日本名字「はるみ」。陳永新的兒子阿邦也教過,可說相當熟悉,所以阿邦就帶麗彬去拜訪,讓她們認識。

  第二位是林木柳太太。一九六八年後,林到明倫國中任教,一家人搬到東勢巷6號(今正興街318號)。林木柳是阿邦中一中初中同學,常去串門子也是理所當然,況且陳家、林家都未有公婆同住情形,比較自由、不受拘束。阿邦見到林太太,又常親熱地叫她「我的媽呀」(見5-66篇),所以帶麗彬去拜訪,讓她們也認識。

  第三位是黃清義太太。黃清義與後來當員林鎮長的張朝權及名畫家施並錫,都是員中的同班同學。他一九七○年師大畢業後,先到北斗國中實習一年,翌年服役;服役後到員林復國中學任教,與李村雄在中正路合租一個房間;後來經阿邦推薦到員林中學。他太太本來在彰化基督教醫院當護士,後來員林中學一位護士退休,她補遺缺。員林中學的保健室在校門口進去右轉不遠一樓,因為還年輕、又十分有學生緣,所以阿邦又介紹妹妹認識她。

  這樣麗彬就有三個阿姨可以多少照顧她了。另外,阿邦的三妹麗真,雖然只念小學,與先生卻都非常熱心社會運動,是當地「台灣民政府」裡面的活躍份子,在一九七三年,阿邦也專程帶麗彬到后里找姐姐。到麗彬高中畢業時,阿邦又招待她及她的室友到郵局旁邊的海產店吃海鮮慶祝;他不會點菜,還請林勝憲來幫忙。總之,他為了不讓妹妹太孤單,也算盡了為兄的一點責任。

 

  一一○、甕仔、碗、盤仔那個深?

  一九六八年有兩位台北文化大學來的美術系學生,在員林鎮公所前面舉辦畫展,阿邦路過幫忙、並受到啟發,同年年底即策劃舉辦員青美展。後來越辦越受注目,有很多畫家加入,讓他認識了更多朋友。他的新舊朋友中,林松源、林勝憲都是國民黨黨員,而且都參加後備軍人小組及救國團,在地方上人脈很廣。

  當時員林救國團常委為實驗中學楊展雲校長,總幹事為盧萬政校長,林松源、林勝憲建議他們把阿邦每年舉辦的員青美展併入員林救國團的活動,以作為業績;而一九七一年員林育樂中心成立後,就在育樂中心舉辦員青美展。阿邦樂觀其成、沒有意見。後來楊展雲常委任期屆滿,改由盧萬政接任,而總幹事遺缺,在林松源、林勝憲力薦下,就請鄭邦雄擔任。

  由於常舉辦畫展,就漸漸成為一個組織性的團體,不但在育樂中心舉辦畫展,而且也借到南側的興賢書院教室舉辦相關教學活動。這時員林救國團變得朝氣蓬勃,有很多年輕人紛紛加入義工行列,至少有四對義工因而相戀結婚。

  有一位教體育的女老師盧秀娥,很會帶「跳、動、唱」,教學活潑、十分幽默,譬如上課時會喊:「面向我,屁股朝向廁所,隊伍亂七八糟散開」之類的;然後又叫:「甕仔、碗、盤仔哪個深?」「哪個深」聽起來像「尼克森」(美國總統),引起哄然大笑,跟一般體育老師板著「一號臉」喊口號很不一樣。這位女老師加入員林救國團後,並在育樂中心南側的空地教土風舞,很受學生歡迎,也讓員林公園生氣蓬勃,變得很熱鬧。

  有很多女老師擔任救國團的義工(服務員),而以盧老師的表現最突出。林勝憲很欣賞她,有一次在育樂中心門口遇到,就說:「阿娥,別人帶活動不熱鬧,妳帶才熱鬧。」在旁的總幹事阿邦聽到,事後告誡林勝憲說:「你只稱讚她一個,這樣會得罪別的女老師,以後不可以這樣隨便講話。」林勝憲只稱讚一個,有違鄭邦雄信守的「公平」的真理(見3-16篇),他不能不出聲阻止。

 

  一一一、把員林救國團行銷出去

  在他擔任員林救國團總幹事任內(一九七三─一九七六),救國團有兩次金門參訪活動,他都報名參加,動機是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三年之間,他曾在小金門服役,很想再去回味一下。但是第一次只到大金門繞一圈、並沒有到小金門,讓他頗感失望。第二次卻因對岸「單打、雙不打」,萬一遇到「單打」船不開怎麼辦?主辦單位怕危險,也沒去成。

  在兩次到金門未遂所願外,有一次全國三百一十九個鄉鎮總幹事到台北開會,事前規定各自準備一些資料帶去,要在會場上展覽;同時總幹事可帶兩個人同行、並可過夜住宿一、兩天。阿邦就請張宏之和員中一位李老師同行。

  各鄉鎮救國團各帶一堆資料展覽,有誰會看呢?就算看了,又有誰會有深刻印象呢?所以阿邦就想耍一點花招,讓全國與會人士見識見識員林救國團的厲害,即藉機要宣傳自己所做的事。

  他弄來一些對開的粉紅色壁報紙,可折疊,上面就張貼一些彩色活動照片,包括舉辦講座、畫展、土風舞之類的活動,並在照片下附上簡單的文字說明;同時又用玻璃紙覆蓋,以免淋濕。

  各鄉鎮準備的資料,一疊一疊地陳放在展覽場的桌子上,獨有員林救國團的資料張貼成壁報,並利用室外通往展覽場的兩邊椰子樹、在上面拉了鐵絲,把壁報懸掛上去。這樣進出會場的,就通通看到員林救國團的花招。展覽結束後,幾乎所有人都記住員林救國團及所舉辦過的各種活動,即把員林救國團行銷出去了。

  阿邦卸下員林救國團總幹事後,遺缺由張宏之接手。張宏之育英國小畢業,後來念員林初農、員林高中,考上師大生物系,先到明倫國中、後到文興女中,再到社頭國中任教。社頭國中退休後,受參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及社頭鄉公所之託,管理「清水岩展示中心」,裡面的獨角仙、蝴蝶及昆蟲標本,皆由其提供。他多才多藝、又很有創意,除製作昆蟲標本外、也會雕刻,保護獨角仙不遺餘力,備受讚揚。他住社頭街上,有朋友找他,一定在家裡宴客,從不在街上吃飯,就是怕別人付錢,是一位很有原則、很有想法的人。接任總幹事後,也把救國團的活動辦得有聲有色。

 

  一一二、會講「愛妳入骨」就夠

  員林是個小地方,有錢請得起家教的,通常是一些大老闆,而教他們小孩的,通常也都是一些口碑不錯的窮老師。

  一九六八年阿邦與林木柳都到以賣「富士霸王」腳踏車起家的葉松根家當家教,阿邦教英文,林木柳教數學。葉太太很好客,老師去的時候都會準備一些茶水、點心。阿邦有一位埔心初中教過的學生,畢業後也到葉家工作,師生看到都會打招呼。

  林木柳一九八三年退休後,跟葉松根合作,做了許多事,其中之一,是由林木柳太太在火車站前、中山書局旁邊開一間機車行,專售葉家代理的名牌機車scooter;葉家後來進一步生產法國名牌汽車「寶獅」,林木柳也是代銷商之一。

  在此之前,即一九七四年夏天,阿邦到台北台灣師大進修教育學分,原來手上的一份家教──教新吉成醬油工廠老闆的小孩,暫時請林木柳代理;學分修完回來,經林木柳要求,就把這份家教讓他。這時林木柳已熟識這位醬油工廠的老闆詹泊。詹老闆熱心公益、樂善好施,在今莒光路、靜修路交叉口,建有「澹泊橋」,後來又投資員林一所私立工專。林太太也是因這層關係,進入這所工專當職員,負責發放員工薪水。

  當時這所工專經營遇到困難,竟發不出薪水,在積欠幾個月薪水後,老師就不來了。林太太不得不找阿邦幫忙,阿邦同意義務幫忙、不必付酬勞,但是要派車到員林中學接他,不然他下課後騎腳踏車、趕不上那邊的上課時間。於是林太太就派一輛大校車到員林中學接他。

  阿邦在這所工專代課兩次,兩次都在每年下學期最後一個月。第一年第一次代理日文課,可能原來的日文老師領不到薪水,就沒認真教,所以學生程度很低,連五十個字母都不會,所以阿邦代課時,得從頭教起。教會了五十個字母後,覺得學生不能連一句日本話都不會講,剛好有一部日片「愛妳入骨」(  (はね)(まで)愛(あぃ)して)上映,就教每個學生都會講「  (はね)まで愛(あぃ)して」。

  至於第二年、第二次則代理國文課,教到荀子的「勤學篇」──「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藉機鼓勵學生好好念書。

 

  一一三、很愛聊天的一個女生

  話說一九六八年黃清義曾與李村雄在員林大街合租一間房間,有一次阿邦去找李村雄,兩人因而認識。他一九六六年員林中學畢業,一九七○年師大英語系畢業,師大畢業後先到北斗國中實習一年,服役後到復國中學教書,再經阿邦推薦給熊惠民校長,然後到員林中學任教,變成阿邦的同事。

  黃清義在員林有一些家教,其中一位為女生詹夢琳。這位詹姓女生由於家世好、又有長孫女的壓力,補習時很愛跟黃老師聊天──都是吐一些苦水。她經常吐苦水釋放心中的壘塊,可是這些壘塊轉壓到黃老師身上,讓黃老師有一點受不了。黃老師認為她因英文不好才需要補習,而補習時卻愛聊天、吐苦水,不但對功課毫無助益,這一來他如教不好,不是又愧對付錢的家長嗎?所以就拜託阿邦可不可以利用第八節沒課時,跟這位女生輔導一下。就算要吐苦水、也吐向阿邦,不要影響他的教學成效。

   阿邦第八節無課,況且留在學校有茶喝,就常在辦公室,這時樂得答應,於是就跟這位女生從偶而聊聊,變成經常聊。

  一九七四年這位女生升高三,此後文理分組,她念理組、不上歷史課,阿邦未再教她;而這一年她第八節有課,也沒辦法到辦公室再找阿邦老師聊天訴苦。不過有一天阿邦在教務處的公佈欄發現,這位女生的數學成績很差,就主動找她關心,她承認自己的數學成績不理想。這時阿邦主動提出:「我來教妳數學。」她當然願意、就答應了。

  阿邦到員林火車站前的中山書局找一些數學模擬試題,這些試題像大專聯考一樣,有各類題目。阿邦買了一些回去,然後每星期一就要這位女生到辦公室接受測驗,每次測驗一張。測驗幾次後,阿邦把這位女生作答的情形歸納成三類,第一類是她可以答出來、又答對的;第二類是答出來、卻不一定答對的;第三類是沒信心作答、答不出來的。當測驗了幾次後,就針對第二、三類為她講解。本來以前只是聊天、聽她訴苦,現在變成上課補習了,不過阿邦完全義務、不收費用,連測驗紙都是自掏腰包。

  畢業時,畢業生喜歡買活頁簿子,去請老師們簽名題字留念。這位女生拿給他簽名題字,要求多寫幾句或寫得特別一點,可是阿邦念初中時有過一次經驗,認為「真理就是公平」(見3-16篇),堅持一視同仁、都簽一樣,絕不破例。

  這位女生無可奈何,不過卻買了一件禮物要送阿邦,而且要求老師也要買一件禮物給她。阿邦婉拒她的禮物,也沒送她禮物。

  後來她有考上大學,還寫信道謝;畢業後不久嫁了外省老公,有向阿邦老師報喜。

 

  一一四、「阮阿嬤好像不太喜歡你」

  前面的故事讀起來很溫馨,卻暗藏一個秘密,這位女生曾對阿邦老師說:「阮阿嬤好像不太喜歡你。」

  一九七三年員林鎮長選舉,國民黨未提名、開放競選。國民黨有一位老的林朝業、一位少的詹啟造,互不相讓、參與角逐;而另一位曾在明倫國中任教、後來到基隆地院當觀護人的黨外人士劉峯松(即筆者),也出來插一腳。林朝業已當過兩屆鎮長,這時候再參選,有老當益壯、寶刀未老之勢;而詹啟造則在念員林國小六年級時,就參加學校舉辦的「員林鎮長」競選,已當選過一次。按小學那次選舉,阿邦由巫金煥老師推派代表班上競選,但不知何故

,競選期間又要阿邦退出(見2-26篇)。至於劉峯松則是一名公務員,父親又只是基層警員,既無財力、又無名氣。但是爆出這隻「黑馬」,卻可能牽動選局,或影響老的、或妨害少的,所謂「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這位劉峯松標新立異,競選時穿了一件黑色中山裝,在公辦或私辦政見會上,語出驚人,不是這邊罵老的、就是那邊罵少的,甚至亮出一把假手槍,引起不小騷動。劉峯松除散發一份「敬致員林鎮民同胞書」外,在另一份傳單裡,又說他如當選員林鎮長,就聘請鄭邦雄擔任鎮公所主任秘書。這一招聽起來只是個笑話──尚未當選、就先封官;不過聽在另兩位候選人的耳裡,卻非同小可。不但老的候選人林朝業不得不去拜訪鄭邦雄,連少的候選人詹啟造也不得不登門請益。至於鄭邦雄上課時,有些調皮的學生還故意把劉峯松的文宣放在桌上及張貼在牆壁上,至少對他們的老師被拿來當選舉話題,是很感興趣的,就要阿邦老師對此事作出反應。

  這位有滿腹苦水、常找阿邦聊天,又由阿邦免費教學的女學生,居然是詹啟造的姪女、也就是他哥哥的大女兒。因此在選舉期間,就常注意到或聽到詹啟造的母親、也就是她的阿嬤詹陳愛珠--首任彰化縣長陳錫卿的妹妹,只要一講到「鄭邦雄」三個字,就有一種厭惡的表情或批評的言語,她深感迷惑不解。

  阿邦在這場選舉是挺劉峰松的,夜晚常抽空到「東勢井」林木柳的家,為劉峯松寫宣傳車上的廣告文字及海報,但只是暗中幫忙、並未公開露臉支持。

 

  一一五、放棄可以裝電話的福利

  林松源、林勝憲都是國民黨黨員、後備軍人小組成員,而且也都是員林救國團的服務員。兩人協助鄭邦雄推動員青美展,後來員青美展辦得有聲有色,又說服阿邦把它的成效併入員林救國團業績;而在一九七一年育樂中心蓋好後,員青美展的確也有了一個固定的展場。不過這時候的育樂中心,也開始有專職人員。

  第一任專職人員是賴宗仁,他是員林國小校長賴瑞朝的第四個兒子,前三個依次為賴慎一、賴健二、賴要三。有了專職人員後,員林救國團的活動擴大到鄰近鄉鎮,如埔心、社頭、永靖、大村等。這時候活動項目增加,很多人出來幫忙,場地更涵蓋了興賢書院的教室、文昌帝君廟前的網球場。有了專職人員後,原來義務職的服務員也輕鬆一些,偶而才去一下。

  一九七三年盧萬政校長擔任員林救國團常委,鄭邦雄被聘為總幹事,雖然是義務職、卻享有一項福利,就是可以在家裡裝電話。

  那時候電線桿很少,沒電線桿就沒辦法拉電話線,也就沒辦法裝電話,不像現在一申請就有。不過家裡沒電話實在不方便,那時候沒電話的人,都只好到今中正路、與蔡眼科隔街相鄰的電信局。到電信局打電話,分找人、還是找號,費用不同;找人比較貴,找號比較便宜。阿邦雖然經濟條件差,但到那邊打電話,都是找人、不找號。要是找號,接的人卻不是要找的人,他就不知道怎樣講才好。不善交際的他,面對陌生人都不知道怎樣交談,何況在電話裏面呢。

  在「鐵支路」旁邊第六個家,右鄰兩三家轉彎處那一戶,有電話,而阿邦二樓的房東也有電話。一九七二年父母及大部分弟妹搬到台北後,他搬到水廠旁邊的第七個家,二樓房東一樣有電話。不過阿邦不好意思打擾鄰居或房東,都到電信局打電話。

  擔任員林救國團總幹事後,他享有裝電話的福利,可是他覺得這是特權,而且自己也付不起電話費──有了電話後、會常打,所以放棄。他放棄這項福利,林松源知道後雖然力爭,卻被專職人員賴宗仁拿走了。

 

  一一六、林勝憲父子同一天辭世

  林勝憲有五個妹妹,爸爸林仲禮在彰化縣農田水利會任職,就住在水利會後面的宿舍區。雖然住同一條巷子,阿邦卻很少去他家。

  原在僑信國小任教的林勝憲,後到台中逢甲大學夜間部進修,畢業轉任員林國中老師。他長得高挑英俊,平日衣著講究,喜歡音樂、攝影,又開著斯克達(scooter),生活很有品味;而且為人熱心,常在友人結婚場合拍照。他架著眼鏡、彎著身軀為人拍照的樣子,烙印在許多人腦海裡,十分鮮明。

  他略為晚婚,太太姓杜,好像福建人,台語很流利;娘家在員林東山一帶,父母經營蜜餞工廠。林勝憲喜歡為友人拍結婚照,而自己結婚時沒辦法自己拍,就只好請阿邦幫忙。阿邦未曾為人拍過結婚照,初露身手、也拍得不錯;不過卻發現喜宴上沒見到甚麼熟人,一些好友未被邀請,覺得相當納悶。

  這位好友的爸爸林仲禮先生,不幸於一九九二年過世,而過世不到廿四小時,長子、也是獨子的林勝憲,可能過度忙碌與傷心,竟同一天辭世,享年五十一歲。父子一起舉辦葬禮,親友們都備極哀痛。

 

  一一七、「五子棋」輸昱梅

  林松源先借育英路葉守仁的家教鋼琴,後來到「竹管市」(今光明街)租一家店鋪的三、四樓;三樓住家兼會客用,四樓做鋼琴教室。家長把小孩送到林家後,有的會在三樓會客室等候。

  阿邦很少有事去找林松源,但是路過會上樓探望一下。如果他上鋼琴課時,阿邦就在三樓會客室等候,而這時會遇到學生家長。不擅長於跟陌生人打交道的阿邦,跟這些家長沒什麼互動;這些家長常覺得阿邦「苛頭、苛頭」(眼睛長在頭頂上),也不敢主動跟他聊,頂多打個招呼而已。不過多見幾次、熟了一點後,也是會聊的。倒是這時候常跟松源的長女昱梅下「五子棋」。

  阿邦從小喜歡下棋,國小一、二年級時,有讀高年級的鄰居教他玩「飛鏢」(西瓜棋),開始輸,但是學會了後就未再輸過(見2-2篇)。念中一中初中部時,中午常看同學下象棋;而到台大後,跟南一中同學同寢室,這時也常玩象棋,他棋高一籌,讓室友們都服了他(見3-19篇)。服役後到埔心初中任教,下象棋一度輸給同事楊朝宗,後來到火車站前中山書局買到一本象棋入門之類的書,學到「如果屬於劣勢,寧可讓一子給對方而保留一子」的策略,結果反敗為勝,贏了楊朝宗,從此就未再輸他(見5-52篇)。到員林中學後,又從同事顏傑學會圍棋,並一起創辦員林棋室,從此沉迷其間,流連忘返,而且具有一定的棋力,蒙起眼睛也可以下棋(見3-57篇),傳為美談。看起來他各種棋都下得不錯,可是跟昱梅下「五子棋」,卻輸了,從來沒有一次贏過。

  李村雄、楊祺宗、林木柳及林松源等幾個好友,都生有一女二男,也就是「碰恰恰」──一女兩男恰恰好。昱梅為林松源的長女,一九六七年冬天生,自幼聰明慧黠,還沒念小學、竟打敗了阿邦伯伯,簡直是女神童。她念北一女,又出國取得德國法學博士學位,回國後考上律師,現在是中部一所大學的法學教授。

  

一一八、常到阿邦家的三位女老師之一

──難忘盧老師在「武車」上的英姿

  在水廠旁邊租的房子,是阿邦員林第七個家,一樓一進門有客廳,接著是臥房;房東住二樓。幾個男性好友找阿邦,都直接闖進他的臥房;臥房有一張大桌子、幾張小椅子,及李村雄送的一台鞋櫃。不過也有三個女老師常找他,一個是住員林的體育老師盧秀娥,一個是住花壇的英文老師李淑惠,一個是住彰化、也是教英文的彭畢媛。男女授受不親,她們去的時候只能在客廳聊天,不敢進入臥室。至於住二樓的房東太太,看到阿邦老師有女性訪客,就會下樓熱情地招待喝蜂蜜或蜂王漿,這是房東夫婦在後院養蜜蜂的產品,對女性美容美顏有效,趁機行銷。

  李老師、彭老師住外地,但是當導師卻得參加升降旗典禮,而且中午也只能留校搭伙。阿邦跟她們同一個辦公室、又一起搭伙,所以彼此熟悉,中午飯後沒事才會跑到阿邦住處聊天。李、彭兩位老師都另闢專文介紹,現在先講盧秀娥騎他那部「武車」,怎樣影響阿邦的故事。

  有一天林勝憲、林松源各騎他們的「斯克達」(scooter)機車,要到彰化救國團開會,而阿邦等盧秀娥第四節下課後,也由她載到彰化跟他們會合。雙林騎的是「文車」──老人、斯文人或小女生騎的;而盧老師因家裡做生意,騎的機車後面有兩個載貨用的架子,馬力也較大,被稱為「武車」。這種「武車」載人時,自己要先跨上去,先用雙腳把車身固定,再讓後座的人跨上去。這回,阿邦是平生頭一次給女生載。

  幾個人在彰化開會後一起回家,阿邦還是由盧秀娥載,可是途中遇到一場大雨,幾個人就躲到路邊商店的走廊避雨。這時林松源發現他有一捲地圖掉在地上,要回頭去找,並請他們幾個人先走。林木柳有雨衣,穿上後開走了;盧老師也有雨衣,可是阿邦沒有。雨下個不停,但是兩個人商量後,也不能不走,所以穿雨衣的盧老師,就把沒穿雨衣的阿邦載回員林林松源家。

  載到林松源家樓下時,盧老師見阿邦全身淋濕,建議他先上三樓擦拭乾淨;可是阿邦不上樓,寧可濕著身子在樓下等松源;因為怕上樓後,如果林太太問:「我老公怎麼沒一起回來呢?」他會無辭以對;不能一起到彰化,卻一個人先回來。

  這次給盧秀娥載到彰化的感覺是,她比一般女生有氣魄,騎在「武車」上的英姿令他十分難忘;也許因為這一次的觀察與體驗,所以阿邦後來必須買機車通勤時,就買了「武車」,而且像盧老師一樣,都騎得很快。他想:「盧老師可以這樣騎,我為甚麼不行呢?」不過有一天,他騎車太快、轉彎不慎,卻摔傷了腿,從此沒辦法再騎。

  關於盧秀娥的故事,讀者還可參閱「甕仔、碗、盤子哪個深?」(見5-110篇)好笑極了。

 

  一一九、常到阿邦家的三位女老師之二

──口袋裡還放著李老師老爸刻的印章

  李老師關心時局,在政治光譜上可說屬於深綠。她結婚後離開員中、到台中市任教。

  話說一九九六年十月六日建國黨成立,第一任主席為李鎮源,第二任為許世楷,第三任為鄭邦鎮──阿邦的二弟。本來第三任主席競選時,僅一九七○年刺殺蔣經國的鄭自才登記,但是大家認為同額競選不好,臨時又推鄭邦鎮登記,想不到卻當選了。他當主席時,曾是阿邦中一中、台大歷史系同學,後來又到日本取得博士學位的李永熾,擔任建國黨的發言人。

  一九九七年縣市長選舉,建國黨派田再庭角逐台中縣長、臧汀生角逐嘉義市長,而鄭邦鎮則角逐台中市長。當時民進黨已成立,曾為施明德整容的牙醫師張溫鷹,被該黨提名競選台中市長。建國黨參選,只是宣傳獨立建國理念,志不在當選,所以沒影響選局,張溫鷹順利當選台中市長。

  邦鎮競選台中市長時,身為長兄的他,告誡弟妹們說:「邦鎮參加競選,是建國黨的事,不是我們鄭家的事;但是基於情誼,大家要各捐一、兩千元。你們可以觀戰,卻不可以介入。」不過阿邦在埔心初中教過的第一屆畢業生,他們比邦鎮高一屆,竟為他成立後援會,而這位深綠的李老師,則熱心地參與邦鎮的各場造勢活動。

  李老師住花壇,有一個妹妹念彰女高三,阿邦以「詹夢琳模式」(見5-113篇),每週兩次免費教她。李老師的爸爸要算鐘點費,卻被他婉拒;不過她爸爸為了感謝他,就刻一顆「鄭邦雄」字樣的印章送他。這顆印章的材質可能是牛角或象牙,有一個盒子,裡面還有印泥(如圖)。從一九七九年算起,至今已卅五年,阿邦把這顆印章當成紀念品,始終放在胸口上的袋子裡。李老師的爸爸在花壇火車站前經營一家「文光堂印鋪」。

 

一二○、常到阿邦家的三位女老師之三

──彭老師婚前的故事

  彭老師住彰化市,彰化女中畢業後念台灣師大英語系,師大英語系畢業後,竟未回到彰化女中任教而到員林中學,每天搭公路局通勤;因為擔任導師要參加升降旗,又得早出晚歸,相當辛苦。

  阿邦和彭老師同一個辦公室,而且坐對面,朝夕相處、相看兩不厭,很有話聊。阿邦很欣賞她、也很喜歡她;感覺上她蠻天真的,與自己的幼稚,剛好非常相配。彭老師寫字很認真,一筆一畫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寫字時表情豐富,一使力還會咬嘴唇,當然字體也很工整漂亮。學校訂有各種報紙,其中有英文中國郵報(ChinaPost),是她必讀的刊物;一方面讀、一方面記,把陌生單字及重要片語都抄在簿子上。 

  她大概是一九七三或七四年到員中任教,在員中有十幾年資歷。每年端午節都會親手製作一串粽子送阿邦。她爸爸是湖南人,湖南人的粽子長條狀、就像日本壽司一樣,跟台灣人做的粽子大異其趣。有一年端午節,她下車時忘了拿粽子,翌日不得不利用剩下的糯米再包一次,這次的粽子裡面沒有餡料,因為已經用光了。

  阿邦的雙胞胎妹妹麗紅,有一位姓盧的同學是北斗人,一九七○年員林中學畢業後考上大學,一九七四年大學畢業,就回母校員中教國文。她念員中時,阿邦曾教過她;後來嫁的先生,又剛好是阿邦當導師時的班上學生。這位盧老師與彭、李及教體育的盧老師,都非常要好,有一次就邀請阿邦和這三位女老師到北斗作客。她父親非常開明,屬於「少年掛」的,家有卡拉OK設備,可唱歌、可跳舞,還說要招待吃日本料理。阿邦既不會唱歌、又不會跳舞,但是盛情難卻,就去了。

  到晚餐吃日本料理時,阿邦把一塊一塊的生魚片沾滿芥末醬後,往嘴裡猛吞,大家又驚訝、又關切地問他:「不會太嗆鼻嗎?」阿邦神色自若地回答:「不會。」然後一個女老師就說:「你敢把全部的芥末醬吃光,我就請你吃一鍋火鍋。」接著一位女老師附和:「我也請你吃一鍋。」最後一位不甘示弱,一樣說:「算我一份,也請你吃一鍋。」三位女老師才說完,阿邦就把全部的芥末醬都吃進肚子裡,而且面不改色。這次到北斗,他吃一碟芥末醬,竟賺到三鍋火鍋。

  吃日本料理時,還有啤酒可喝。彭老師以前沒喝過酒、這次卻喝了不少,結果嘔吐得很嚴重,然後醉倒、癱在椅子上,無法回家。那個晚上,阿邦就雇計程車送她回彰化,但只送到她家門口。

  有一天,彭老師竟鄭重其事地邀請阿邦到她家。這次有機會進到裡面,發現只有兩個房間、並不寬敞,她爸爸可能只是一位中階軍官。

  阿邦在學校熱心推廣圍棋,中午有時也把學生帶到辦公室、指導他們下棋,就常忘了吃午飯。有一次彭老師看到阿邦還餓著肚子,所以她飯後外出買水果時,順便為他買水餃。買回來後見到四周沒別人,就羞答答地問阿邦:「我嫁你們台灣人好不好?」原來她的哥哥念彰中,有個同學看上她,而她卻猶疑不決、左右為難,才這樣提問。

 

一二一、常到阿邦家的三位女老師之四

──彭老師婚後的故事

  彭老師婚後的某一年端午節當天,她的老公不知何事、何因,竟到學校「查勤」。可能沒來過員中,所以躡手躡足地到二樓辦公室門口探頭探腦。那麼巧,這時候剛好窺到自己的老婆雙手拿著湖南粽子交給阿邦。事後彭老師對著同事打趣地說:「我剛好拿粽子給鄭老師,咦,慘被人贓俱獲。」而鄭邦雄則立即回應:「不錯,她每年都包粽子送我,不過我也為她洗過褲子。」這句話非同小可,引起同事們驚叫:「男生給女生洗褲子!」這不是有問題嗎?議論紛紛。

  事情原來是這樣的。

  暑假輔導課只上上午課,而且只上國、英、數三科。彭老師從彰化搭公路局到員林,下車後從中山路經靜修路走到學校,不料途中遇到一場大雨。路上有一些坑坑洞洞,車子駛過、泥漿四濺,結果彭老師的白色西裝褲被弄髒了。彭老師看到褲子弄髒成這樣,不知如何處理是好?竟直奔阿邦水廠旁的住處求救。敲大門時,阿邦還在睡覺、就算聽到也沒起床,而住樓上的房東太太及她的三個女兒,又剛好都不在,只有念高中的兒子在。這位房東的兒子聽到敲門聲,從樓上看到是常來找阿邦的女老師,認定是來找阿邦的,就下樓敲阿邦的房門說:「鄭老師,有人找你。」阿邦被叫醒、急忙開門,才知道彭老師來訪。不過彭老師立即聲明不是找他,而是要找房東的女兒借裙子,因為她的白色西裝褲弄髒了。  

  房東三個女兒都不在,阿邦就請這位念高中的弟弟去找一件姐姐的裙子出來。由於彭老師比他三個姊姊的個子都高,找出來的裙子,一看都嫌短。但是也沒什麼辦法,只好挑一件到廁所去換長褲。裙子真的有一點短,彭老師不經意地老是從前面往下拉一拉,可是前面一拉、後面的內褲就被看得一清二楚;春光外洩,引人遐思,會很麻煩耶。

  阿邦想到她到學校上課,上樓梯時,一定穿幫、一定鬧笑話,所以決定「英雄救美」,馬上把彭老師留在他那裏的那條白西裝褲,拿到水槽清洗。清洗後擰乾,擰乾後用電扇吹,吹乾後就趕快拿到學校給她換──把裙子換回褲子,希望這些事都能在她上第一節課前完成。皇天不負苦心人,果然一切順利,彭老師換回乾淨的白色西裝褲,解除了危機。

  阿邦給彭老師洗褲子,證實確有其事;而講清楚就好,從此也沒什麼蜚短流長、閒言閒語了。

事後彭老師對阿邦說:「我們學校的這些小男生,看到女老師都還會害羞地漲紅著臉,嫩得很,不會胡思亂想啦。」不過阿邦知道有些小男生,卻很早熟、很懂「事」,並不嫩。譬如有一次學校公佈欄公佈有幾個男生被記大過,罪狀只寫「影響校譽」四個字;經探詢才知道這幾個男生共同出資買一部放映機,在休耕的田裡或郊外放映色情影片,大賺大人的錢。換句話說,彭老師那一天若穿著「迷你裙」上樓梯或在校園走來走去,也是會「影響校譽」的。

 

一二二、常到阿邦家的三位女老師之五

──彭老師考上公費留學

  彭老師嫁人後,每年端午節照樣包湖南粽子送阿邦,超乎男女同事的情誼,傳為美談。

  有一年彭老師懷孕坐月子,雖然會錢標到,卻沒辦法到學校收錢。這時阿邦不但替她收,收齊後還把會錢送到彰化她家。夫家在地下道附近,這地下道也是每年大甲媽進入城內必經之處,很多信徒會在這裡「軁轎腳」。

  話說一九八三年阿邦又當導師、也是最後一次。這次異於往年,是教文組最優的男生班,而且教到一九八五年。他班上的英文老師劉賜麟,廿二年次,比阿邦大六歲,年紀已不小,從虎尾女中先調到實驗中學,再調到員林中學。在虎尾女中時,教過章孝嚴的太太黃美倫。太太先在縣立醫院服務,後來也調到員林中學當護理老師。他們的兒子和女兒,阿邦都教過,兒子後來當到警局分局長。劉賜麟父女情深,常牽著女兒的手散步,阿邦見到會笑著說:「你牽別人的某。」(女兒長大總要嫁作人妻)可見兩人關係不錯,可開玩笑。

  這位劉老師在教了阿邦班上的英文課一年後,有一天忽然向阿邦提議:「我覺得彭老師很優秀,很想請她來教你這一班的英文課。」原來劉老師除發現彭老師優秀外,也替她抱不平,為甚麼出身彰化女中、卻沒回母校任教,還老遠跑到員中來?而到員中任教這麼多年,看起來又沒被重視過,都教一些較不優的班級,所以想給她機會,讓她教最優的班試試。況且這班是高三生,最後一年更需要一位最優的英文老師

。這位劉老師是一位「大哥型」的資深老師,提拔後進不遺餘力;也熱心公共事務,曾創辦教師聯誼會。

  很多老師會計較教的班級優不優,認為教優的班面子大,教不優的班沒面子。不過彭老師從不計較,到員中後,不管教甚麼班都很盡心盡力,就像她寫字很用心一樣。果然彭老師接替了劉老師的英文課,而教完了這一班後,她居然考上公費留學、到美國去了。

  公費留學一向難考,而且設有條件,即不管留學幾年、回國後也要回原單位幾年。到阿邦一九八九年退休時,這位留學一年的彭老師,學成返國、又回員中教了兩年,然後才轉往台中女中任教。

  前幾年,彭老師娶媳婦特別通知阿邦,阿邦欣然參加。阿邦不諱言很欣賞這位女老師,但只是單純的友誼。阿邦常對人說,他們兩人,一個太天真,一個太幼稚,才彼此惺惺相惜。

 

  一二三、創辦棋社前的「瘋」

  原來喜歡下象棋的阿邦,到員林中學受顏傑老師的指導後,就開始「瘋」圍棋。

  一九七二年熊惠民校長離開員中,王成荃校長從員林國中調過來。在員林國中任教的生物老師吳瑞興,翌年也跟著到員中,不過他太太仍留在員林國中教護理。

  吳瑞興與阿邦都在二樓同一間辦公室,兩人一下課就下圍棋,中途如上廁所或去上課回來,互相就會問:「現在輪到誰?」辦公室的女老師聽多、聽膩了,就笑他們:「恁老母只教這句話嗎?」兩人很不好意思,就換到另一間辦公室繼續鏖戰。

  他們喜歡對弈廝殺外,還熱心指導第八節的社團活動,教學生下圍棋。為了拉學生參加,阿邦還寫了大家都看得到的「招生」海報,貼在校門口。吳瑞興教的是女生班,甚至鼓勵她們參加,所以圍棋社也有女生。不久圍棋社成為學校最大社團,人數多、人氣旺,使用好幾間教室。中午老師外出吃飯時,還借用辦公桌,叫一些學生到裡面下棋;下午放學後,吳瑞興提供客廳,也讓學生到他家下棋。即第八節課外,一個在辦公室教、一個在家裡教,都是義務的,學生下圍棋因而蔚為風氣。

    阿邦老師耐心地傳授棋藝,親自與學生對弈,對初學者先讓廿五子,有進步再減為廿子、十五子、十子……。其實阿邦的棋藝並不高,大概只有九級程度。按未上段前,以一、二、三級為甲組,四、五、六級為乙組,七、八、九級為丙組。有一次到台中縣清水鎮紫雲岩寺參加該寺舉行的圍棋比賽,阿邦就編在丙組。紫雲岩寺舉辦圍棋比賽多年,免費招待素食,報名的很多,阿邦還記得吃過那裏的素雞肉、素魷魚,唇齒留香,印象非常深刻。

  圍棋下到一半,大概就可以分出輸贏。通常這時輸的人,已可判斷敵不過對方,然後鳴金收兵、豎旗投降。可是阿邦連這樣起碼的判斷力都沒有,不知輸贏,常被一路追殺到全軍覆沒。不過有一次到台中市參加比賽,卻是例外。這次跟一位小朋友對弈,下到一半時大勢已去,卻不屈服、還是硬撐。旁邊觀戰的人,看他被「電得金熠熠」、竟不投降,無不當成笑話、並搖頭走開。至於這位小朋友,也一樣還沒辦法判斷輸贏,繼續奮力進攻,結果因為走錯了一步,竟讓阿邦反敗為勝。這是四十年前的往事,後來才知道那位小朋友長大後成為九段棋士,棋藝高超,大學畢業後在台中市開一家棋室,頗負盛名,他叫李昆尉。

  阿邦「瘋」圍棋、還「瘋」到部隊去,有一年參加教育召集,特地買了黑白鈕扣、在紙上畫了棋盤,就跟弟兄們鬥一鬥,「不行(棋)會死」(見5-94篇)。

 

  一二四、創辦棋社後的「瘋」

  那時候吳瑞興與阿邦常帶學生四處參加比賽,有一天不知誰先想到:「如果在員林辦一個圍棋社,讓學生放學後也可以下棋,不是很好嗎?」兩人講好後,又找跟李登輝、潘星照差不多年紀的顏傑老師商量,獲得他的贊同後,三人就創辦彰化縣第一家圍棋社,地點在員林火車站前中山路二段830號四樓新光保險公司樓上,也就是林糊醫師的長春醫院旁邊(中山路二段826號),時間在一九七八年。當時彰化縣沒有圍棋社,還沒什麼下圍棋的風氣,但是台中市卻很多家,而且廿四小時營業,場地都不小。棋社裡面甚至還有福利社,賣香菸、咖啡、啤酒及簡單的東西洋料理;另由棋社供應一杯茶,到半夜又供應一次,都收費。下棋外,還可以玩撲克牌、打麻將。而居然現在員林也有一家棋社!

  棋社開始時,阿邦下午下課後先去;他與吳瑞興總有一人在場看管。棋友每人發一張小卡片,上有「棋友名錄」,方便他們互相聯絡,並印有「圍棋十訣」,即:1、不得貪勝;2、入界宜緩;3、攻彼顧我;4、棄子爭先;5、捨小就大;6、逢危須棄;7、慎勿輕速;8、動須相應;9、彼強自保;10、勢孤取和。

  當時彰化市有一位初段的施化吉,員林級數最高的為員林農校陳炎雄老師,是甲組一級。但是經過幾年提倡後,上段的很多,而且不少是員林中學畢業的,如知名圍棋雜誌的總編輯張祚,他是六段。即使在學學生,因為從小就學,所以也有上段的。最奇妙的是有一位校友在1037月參加南韓慶州舉辦的第35屆世界業餘圍棋錦標賽,技壓群雄、勇奪金牌,為台灣史上第一人,為員林高中爭光,也打響員林棋社名號。

  有一位員中畢業的鹿港人施添福,到美國念博士後回台灣師大地理系任教,他的碩士論文為「Tien-fu Shih. 1974, “The Transformation of Shifting Cultivation in the Tropocal Area”, lllinois State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而他也是鹿港鎮志的執筆人。有一天他西裝革履地到員林棋社找阿邦敘舊、並下棋,兩人並留下一張合照。阿邦非常推崇鹿港鎮志,居然共分十鉅冊,而員林鎮志則望塵莫及。員林鎮志在張鄔云可鎮長任內出過一本,吳宗憲鎮長任內重編;這一次重編本比較詳細,但疏漏部分不少,如提到蔡欉眼科、卻未言及張木醫院。阿邦重視鎮志的出版,增修的員林鎮志出版時,每本一千四百元,他一次買了一、廿本,還請林木柳開車去載。

 

  一二五、棋社桌椅的由來

  一九七二年張春男當選後,非常熱衷政治的林松源常去找他,進出一起,儼然變成他的秘書。張春男帶他拜訪一些黨外人士,如呂秀蓮、黃天福等人,後來他還到呂秀蓮辦公室幫忙一段時間。

  張春男曾在永靖教過書,認識當地的邱創權老師,頗欣賞他的才華,就鼓勵他像林松源一樣,多出來走走,可是邱老師對政治不感興趣、沒接受。

  話說林松源一方面在員林國中任教,一方面租屋「竹廣市」(今光明街),利用四樓的房子教鋼琴。而有一天忽然覺得還可以利用四樓的空間做補習班,為來學鋼琴的小孩補習英文、理化,而有一些家長也相當贊成;反正這些家長都有錢,再花一點補習費也無所謂。他就請黃清義老師教英文、張宏之老師教理化。

   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六年之間,阿邦擔任員林救國團總幹事,這時跟林松源的關係不錯,路過「竹廣市」常上樓找他。這時看到林松源家裡開補習班,可是教室設備因陋就簡、不太像話。朝西的房子只用一塊薄的墨綠色窗簾,無法遮陽;而桌椅七拼八湊,大小、長短、高低不一,又鋪著墨綠色的布料當桌巾,非常不搭調,所以對他說:「你的補習班要正式一點、像樣一點。」並建議他買長條形的桌子,力求整齊劃一;而桌面要改鋪米黃色的桌巾,這樣比較清爽。林松源就照阿邦的建議改善,補習班也變得有點像樣、有點規模。

  林松源有學校薪水收入、教鋼琴收入及補習班收入,應該賺了錢,後來就在三條街的巷子買了一棟透天厝。此後搬離「竹廣市」,就不再開補習班、只教鋼琴,而原來的桌椅全部折舊賣給阿邦的棋社。棋社的桌椅就是這樣來的。

 

  一二六、第一次暈倒、抽搐

  一九七八年阿邦結婚後,即員林棋社成立的同一年,他下班就沒再到棋社,其實只看管棋社一、兩個月。

  一九七九年,阿邦夫婦租屋南郭國小前的社區。筱安一九七一年大學畢業,原在彰中任教、並兼訓育組長;後調彰商,也是兼訓育組長。因兼行政職務,每天很早出門,而這時就要叫醒老公;平常習慣於熬夜的他,婚後每天要早起,很吃不消。不過平日生活習慣已略為改變,有家教時,晚回彰化;沒家教時,早回彰化,不再像過去,沒事就跟一些同事聊到半夜。只是有家教、還是要回彰化,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所以常後悔未再續租員林水廠旁邊的房子。那個房子的租金不過二百五十元,影響不大,如續租下來,可供家教、午休,或晚上過夜之用;他退租是犯了最嚴重的錯誤。

  一九六九年從顏傑老師學會圍棋後,就樂此不疲,而且玩得有點「瘋」。他一方面把學校的學生圍棋社搞大,一方面又跟顏傑、吳瑞興共同創辦了員林棋社。結婚後住彰化,才沒什麼機會下棋,不過卻在彰化租屋處附近的巷口,找到一位愛下棋的鄰居。

  有一次跟這位鄰居下棋時,竟昏倒不醒人事,而且全身抽搐、不斷抖動,非常可怕。鄰居趕緊叫救護車,並護送到一街之隔的彰化基督教醫院,可是到醫院後卻自己醒過來、完全恢復正常,他還問大家:「這是甚麼地方?我為甚麼來這裡?」

  之後,同樣的情形又發生幾次,他自己與別人都不知道,為甚麼會這樣?直到一九九三年在被送到彰基時,有一位神經內科醫師為他做詳細診斷,才判定為「癲癇」(俗稱「羊癲瘋」)。發作後,如不久自己醒過來,就沒事,但是怕跌倒、撞到或咬到舌頭。奇怪的是,每次發作都在下圍棋時,包括跟吳瑞興、楊祺宗下時都發生過,所以後來這些好友都拒絕跟他下棋,其他知情的棋友也不敢冒這種風險,因為發作起來太嚇人了。沒人跟他下棋,在旁觀戰總可以吧!?然而觀戰也一樣會發作。所以他到棋社時,大家就請他到外面抽菸就好。他不下棋、不觀戰,可就從來未見癲癇發作。

  從第一次發作到現在已經有廿一年,在這麼長的時間中,阿邦都由同一位醫師診斷、吃同樣的藥;藥每天吃四次,每次吃幾顆,從未間斷。他吃得有一點煩,有一次就問醫師:「我可以少吃一點嗎?」醫師回答:「你沒下棋、沒觀戰不算!」換句話說,如他下棋或觀戰時都沒再發作,才可以減藥;至於停藥是不可能的。

  除了查不出原因的癲癇外,他還有很多毛病,經常到彰化基督教醫院,一次看三科,靠著吃各種藥活命。

 

  一二七、表妹就在那一天走了

  阿邦小學四年級到過台中二姑媽家後,才知有兩個表哥外、還有一個表妹,不過表妹送給親戚收養,因而有兩層關係。他們初次見面那一次,聊到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聊得很開心(見3-14篇)。

  表妹喜歡畫圖,後來考上師大美術專修科,就讀期間常到台大找阿邦,時有聯絡。甚至有一年過年前,半夜還幫她和她的男友到火車站買車票、占車位。表妹畢業後到彰商教美術,一九六九年結婚,婚後生兩個男孩。有一次為學校壁報的事到員林找阿邦幫忙;又有一次他們夫婦跟學校同事白錫洲,又來找他,要他帶他們去拜訪剛當選國大代表的張春男。

  一九七三年的有一天,阿邦的爸爸打電話給他,說大表哥已移民泰國、二表哥剛車禍過世,而二姑媽則因病在彰化秀傳醫院住院(按當時醫院設在彰化市光復路)。因為大表哥與秀傳醫院院長黃明和認識,才送到這家醫院,希望阿邦就近探望。而探望的時候,也看到表妹在二姑媽的身邊。

  後來爸爸又打了一次電話,要他再去探望二姑媽,可是這次沒看到表妹,問護士才知道她自己也有毛病,已被送到彰化基督教醫院住院(按當時醫院在彰化市中華路)。聞訊後,立即趕到彰基;問明病床在二樓,又急忙上樓。而在樓梯上竟遇到一位相識的醫師,這位醫師正是表妹的主治醫師。阿邦請教表妹的病況,這位醫師相當肯定地回答:「久則半年,近則半月。」聽過後,阿邦心裡很難過。

  進入二樓表妹的病房,看到表妹的先生在場照顧。病房裡面還有六、七個學生陪伴;表妹待學生很好、也受學生愛戴。當場阿邦聽到表妹對學生們說:「等病好了,要帶你們去郊遊。」那時剛好在學期末、快放暑假。阿邦怎樣看、都覺得表妹的氣色很好,想不透剛剛主治醫師怎麼斷言她頂多活半年呢?

  離開病房時,他對表妹說:「妳好好休息,以後我下課後就到醫院陪妳。」阿邦信守承諾,果然每天下課後都到病房陪她;晚上上廁所時,他扶她的身體或牽她的手、協助她。

  到醫院看護表妹十四天,而第十五天剛好輪到擔任主考官,負責命題和巡迴試場,所以對表妹及表妹夫說:「我隔一天再來,會把考卷帶到病房改。」可是第二天,表妹的弟弟──也是認養的,竟打電話告訴阿邦,說他姊姊已離開人世,剛好吻合主治醫師所判斷的「近則半月」,就在那一天走了。表妹乳癌末期過世,她比阿邦小一歲,享年三十四,可說天妒英才!表妹夫本來也當老師,後來到一所私校當校長。表妹過世得很突然、他很難過,後來由於忙碌,也與二姑媽失去聯絡了。不過表妹的弟弟有一個女兒叫白維貞,也念員中,他爸爸曾要她找阿邦這位表舅,親情猶在。

  附帶一提,二表哥結婚時,借用松山二嬸的家辦婚禮,阿邦有去參加,對二表嫂尚有印象;二表哥過世後,二表嫂在彰化市擺攤賣檳榔度日。另外,二表哥過世後,表妹還曾帶姑丈到員林水廠旁找阿邦,想介紹彰化名人石錫勳醫師的女兒石美莎給他,但沒能成功;這兩個無緣的人,最後還都住彰化市公園路同一條街上呢。

 

  一二八、不要掛亡妻照片

  員林棋社創辦之初,前一、兩個月由阿邦下課後負責看守,但是他結婚搬到彰化後,就改由吳瑞興夫婦看守。然而吳太太卻不幸於一九七四年過世,兩人育有二子。吳老師中年喪偶,不勝悲痛,家裡客廳掛著亡妻遺照,日夜仰望,思念不斷。

  教數學的楊祺宗喜歡打桌球,與員中總務處一位組長,因常打球而頗為熟識。有一天聊到吳瑞興人很優秀,但中年喪偶,其情堪憫,就提議讓這位組長的女兒跟他認識一下。這位組長的女兒念中興大學夜間部,白天在員中福利社工作,年紀還很輕。結果這一牽線竟然成功,不久就結婚。吳瑞興的年輕新老婆,人很純樸、善良和體貼,不但把家務照顧得很好,而且與元配的兩個兒子相處十分融洽。吳老師任教之餘,兼辦派報工作,這位年輕新老婆又幫了大忙。由於元配的兩個男孩都還小,所以他們實施節育計畫,一直到兩個兒子長大後,才生下一女一男,家庭可說極為幸福。當阿邦結婚後,員林棋社的看管工作,就落在這對新婚夫婦身上,都相當盡職。

  可是最要命的,是吳瑞興雖然有了新歡,卻無法忘情於舊愛,客廳上亡妻的遺照仍然懸掛著。有一天阿邦到他家,留意到這件事,認為這樣十分不妥。一般家庭在客廳上,通常懸掛父母或先人的遺照,哪有再婚之後仍然掛著亡妻的遺照呢?這樣對新太太而言,真是情何以堪!因此阿邦就建議吳瑞興要把亡妻的照片取下,如果還念念不忘,就拿一張她的照片壓在辦公室的玻璃墊下就好。吳瑞興從善如流,馬上卸下客廳亡妻的遺照。當然這樣做,也讓這位新太太對阿邦很感恩。

 

  一二九、擔任東火木材行的家教老師

  阿邦念大二時,有一天晚上跟小學四年級同學徐偉章,散步到光復路,就在三葉戲院(即後來新生戲院)附近,看到一場規模不小的結婚喜宴,想不到新娘竟是阿邦小學的同學。

  這位女同學婚後不久生了小孩,並與先生搬到中山路彰化地方法院旁邊,經營東火木材行;後來改為東火汽車旅館,而原來的木材場變成不小的停車場。大概在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七年之間,有一天阿邦在土地銀行前的三角公園遇到這位女同學,然後有幾次到木材行拜訪。她先生大他兩屆,彼此聊得很愉快,而聊到他們的長子時,說已經就讀彰中高三了,時間過得真快。這時他們夫婦就請求阿邦為兒子補習功課,以便順利考上聯考;阿邦首肯,就成為他們的家教老師。阿邦輔導過楊祺宗的妹妹楊雯斐,也輔導過詹啟造哥哥的女兒詹夢琳,都是義務的;但是輔導東火木材行的少東,卻是收費的。

  不管教楊雯斐、教詹夢琳,還是教東火木材行的少東,阿邦都用同樣的教學方式,就是先到中山書局買各種模擬試題,然後每次測驗一張;測驗幾次、改過幾次考卷後,把作答的情形歸納成三類,一類答得出來、又答對的;一類答得出來、卻不一定答對的;一類是沒信心作答、答不出來的,然後再對第二、三類加強講解(見5-113篇)。這可說是「鄭邦雄教學法」,最早在埔心初中當三年級導師時使用過,效果非常好(見5-49篇)。經過補習後,這位東火木材的少東,果然考上不錯的大學。

 

  一三○、莫名其妙就對王校長有反感

  熊惠民校長調走後(一九六九──一九七二),新來的是員林國中王成荃校長,他們也用同一位三輪車伕;這位車伕張金錶,是阿邦的小學同學。

  王校長的宿舍在和平東街,每天上下班都由張金錶踩三輪車載送。他一個人坐在三輪車上,那種側著臉、抱著胸、翹著腳,氣定神閒的樣子,看在阿邦的眼裡,總覺得很不順眼,就莫名其妙地對王校長有反感。假定車伕不是張金錶,會發生這種情形嗎?應該不會吧。

  張金錶是阿邦小學五、六年級同班同學,年紀大阿邦三歲;念書晚,是因為戰時到鄉下躲空襲耽擱了。他長得特別高,大約高出阿邦兩個頭,升降旗排隊都站第一排、第一個,當班長的阿邦就站在他旁邊,兩人高矮對比強烈,可是感情特別好(見2-25篇)。話說張金錶這時已經卅幾歲,還在當三輪車伕,而且每天費力地載校長上下班,阿邦看在眼裡,同情心及一種不平油然而生。

  後來學校為王校長買座車、另找司機,張金錶就離開了。聽說離開後改到員林寺幼稚園工作,也是踩三輪車。不過後來改開卡車,往貨運業發展;不久竟闖出一片天,有地有房、成家立業,日子過得很不錯。他有一個兒子在小學教書,並在法院南街經營一家陶藝教室,而媳婦則開安親班相鄰。

  阿邦這位小學同學很有藝術天份,也是一位業餘畫家,退休後以作畫為樂。有一次小學同學呂煥東曾告訴阿邦,說他在育英國小看到張金錶在做體操,而且到處寫生作畫,日子過得相當愉快。

  記得兩人在員中共事的那幾年,遇到大拜拜時,學校的一些組長都到別的同事家作客,只有阿邦到張金錶家作客,兩人感情之好可想而知,阿邦怎能忍受王成荃校長坐三輪車時側著臉、抱著胸、翹著腳呢?筆者回想當時員林農校呂英明校長,也是坐三輪車上下班,目視正方,他沒抱胸、沒翹腳,還把兩手垂在大腿上,所謂「正襟危坐」也。

 

  一三一、王校長「變臉(面)」

  每天看卅多歲的張金錶踩三輪車載送王校長,感到不舒服外,也有幾件事讓他對這位王校長很有意見。

   一件是訂了不合情理的新規定。他上任後規定學生考試時,淨空桌子,要把書包放到走廊上,這是為了防弊、沒話講;但是不久又規定,全校學生的書包一律集中大操場,這樣對學生造成不便,尤其一些程度較低的,常是最後時間截止才繳卷,而在短短的下課時間內,又得跑到大操場拿書複習,對他們不是很折磨、很不公平嗎?這項新規定,阿邦非常不以為然。

  一件是不當派公差。有一次上一班理組的歷史課時,全班竟出現一、廿個空位;阿邦上課並不點名、只是覺得奇怪,並未過問。後來知道這些未上課的學生,因為要用禮堂舉辦學生入黨宣誓儀式,是被抓公差去打掃才不見。學生不上課、卻去為入黨「同志」服務,是很不應該,很超過吧!?也令阿邦非常不以為然。

  一件是干擾開會。學校定時舉行教學研究會,開會時大家推出主席,由主席指定一人記錄,而校長及教務、訓導、總務等主任也列席指導。列席人員要嘛就在開會前講話、訓勉一下;要嘛就在開會結束後,針對老師們討論結論,表明校方的立場或態度,哪些意見接受、哪些意見不接受,都回應一下。可是王校長列席時,不但在開會前講、在開會後講,中間開會也想講就講,以致那一次研究會被指定當記錄的鄭邦雄,對此感到相當困惑,竟不知從哪兒借來的膽子,最後站起來發言,說:「請列席人員在開會前講、或在開會後講,不要在開會中隨便插話,不然沒辦法記錄。」講完坐下,這時大家都把目光轉到王校長身上,結果他「變臉(面)」,竟氣得當場大叫:「荒謬!荒謬!」這時全場鴉雀無聲、互相觀望,沒人敢打圓場、作和事佬,但內心沸騰不已。

  散會後,教地理的彭姓訓導主任,悄悄地向阿邦使一個眼色、並豎起大拇指,表示讚賞之意。這位彭主任有個女兒叫彭小妍,功課很好、考上台大,後來並擔任台大教授;有其父必有其女也。

 

  一三二、對他莫可奈何

  阿邦若當導師,只教兩班、共十二節課;若未當導師,要教三班、共十八節課。他為騰出兩個下午,就把所有的課集中一起,結果每天上八小時,忙碌異常。阿邦雖然很忙,但生活很單純,沒時間管閒事、也不愛管閒事。為了把自己的事做好,他在門邊貼一張待購與待辦事項一覽表,該買、該辦的事項都條列其上,而買了、辦了的,就把那一項劃掉。

  由於忙碌,所以從念大學開始,就不摺棉被,認為「人類發明棉被不是給人摺的」;甚至棉被掉下來也不撿,認為「人類發明棉被不是給人撿的」。他衣服襪子都好幾天才洗一次,而且也沒時間擰乾,認為那是風與太陽的事。有甚麼衣服、甚麼鞋子就穿,也沒有能力與權利挑,直到當了埔心初中老師,報到前一晚才訂製一件白襯衫、一件黑長褲及買一雙黑皮鞋,終身就是這副模樣。員中升降旗時,導師要站在學生隊伍裡面,未當導師的專任老師,可站在升旗台兩邊的樹蔭下。有一次他從前面樹蔭下看到一位年紀很大的導師,穿的襪子竟是一腳白的、一腳黑的。他驀然一驚,為了怕將來自己年紀大也是這樣黑白不分,就把他所有的各種顏色襪子都丟掉,然後一口氣買了四十雙黑色襪子,每穿一雙、穿過不洗,就丟一邊;等四十雙快穿完時,再一起洗。他簡化了生活上一些繁文褥節,只忙他該忙的。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蔣介石總統逝世,靈柩從台北運到桃園大溪,規定沿途鄉鎮師生都要在路邊下跪,而全國師生則要在左臂上綁一條黑布,以示哀悼,期間長達一個月。

  阿邦對這件事很「感冒」,認為又不是死了自己的阿公,為甚麼要這樣做呢?可是戒嚴時期上面有這樣指示,誰敢不從!?這時候在「牙曉」(討厭)、「倒彈」(反彈)之餘,就去訂製一件黑西裝上衣,然後把學校人事單位統一發給的黑布,綁在他的黑西裝上衣上。這一來誰也不敢說他違反上面的規定;但是誰也分辨不出他到底有沒有綁黑布?

  「蔣公」四月五日逝世,天氣熱得不得了,可是阿邦甘願冒大熱天穿黑西裝上衣,不是「熱」到自己嗎?要是有人這樣問,他也準備一套感人的說辭,表示他雖然退伍、但還沒除役,要是有一天真的要反攻大陸,他還要參加這場聖戰,而到時候可能被派到寒冷的北方或悶熱的南方,他不先訓練一下自己的能耐怎麼行呢?

  最在乎他穿黑西裝上衣、綁黑布的人,應該是王成荃校長了,可是對他也莫可奈何。

 

  一三三、林雙不槓上一票人

  員中還有一位令校方很頭痛的人,他叫黃燕德、筆名林雙不,也是一位知名作家。他太太王瑛芳擔任國文老師,比先生早到員中。在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五年,阿邦擔任最後一次導師時,林雙不教他班上的國文,兩人關係不錯。

  林雙不寫了不少小說,常以學校與時事為題材,雖為小說、但書中人物影射性很明顯,「惡行惡狀」而被寫進裡面的,常氣得跳腳,不過也不想「對號入座」。為了找題材,對校長及同事的一些言行非常有興趣,即如大家的口頭禪,他都用心蒐集。由於政治立場親綠,跟黨外時代的政治人物有一些交情;而一九八六年民主進步黨成立後,更有一些特別的經歷,如1991年與翁金珠等人創辦彰化人雜誌,二○○○年擔任員林社區大學籌備主任;二○○一年離開社區大學後,到屏東縣政府擔任新聞局長、再派任教育局長,後又擔任國中校長。退休後隱居花蓮秀林鄉,仍勤於寫作。

  他個性耿直,富有正義感,而且藉小說宣揚理念、抒發不滿情緒,影響深遠。不過難免得罪執政的國民黨,不管在職期間、還是離開後,一些教三民主義的老師,對他有一些批評,敵意很深。

  相對於林雙不,一些國民黨或親國民黨的老師,對阿邦固然有意見,但還算客氣。譬如一位教三民主義的年輕老師,有一天在飯廳吃飯遇見阿邦,僅提到:「你教近代史踩到我們的地盤,有你,我們還能怎樣教三民主義呢?」

 

  一三四、老師,您幫我補習好不好?

  高一念中國史,高二念外國史。在一九七六年,他教高二理組一班歷史課,有一次一位女生在第二節課鐘響前,站在講桌前等他。等到後,放低聲音說:「老師,您幫我補習好不好?」阿邦認為理組學生若要補習,應該加強理化科目,何必補歷史呢!?所以回答她:「你找理科老師補理化就好嘛。」但是這位女生卻說:「我聽過您一節課,讓我大開眼界、佩服極了,很想請您幫我補歷史。」阿邦只好義務替她補習。

  一九七八年這位女生考上大學,大學畢業工作不久,就找到對象結婚。大概在一九八七年或一九八八年,阿邦配住員中眷屬宿舍時,這位女生跟她的先生一起帶訂婚喜餅給他,因為宿舍的門框很低,而他的先生個子很高,竟撞到了,讓他印象深刻。

   這位女生結婚後,曾跟先生到國外一段時間,有一次回國,夫婦專程到彰化拜訪阿邦。她先生四十年次(一九五一),阿邦二十八年次(一九三九),兩人相差十二歲;而阿邦太太筱安三十七年次(一九四八),這位女生四十九年次(一九六○),也相差九歲;男的兔對兔,女的鼠對鼠,因而記得很清楚。

  這位女生念員中時男女合班,畢業後女生們變成姊妹淘,常定期聚會用餐。她曾住台中一段時間,那時已有一個男孩,遇聚會都先送男孩上學、再到員林參加;然後中午十二點放學前,趕到學校載孩子回家。他們每次聚會都邀請阿邦參加。這些參加聚會的姊妹淘,也有當縣議員的,或教插花的。

  她先生警官大學畢業,曾留學德國杜賓根大學,返國後在警官大學任教,後來到海巡署服務。好友林松源的女兒昱梅,也公費留學同一所大學,阿邦曾介紹他們認識,讓他們成為學長、學妹。

 

  一三五、找阿邦訴苦的一個男生

  有一位男生在一九七四年進入員林高中就讀,一九八○年畢業。他唸高一時,阿邦教過他,這位男生很特別,值得記一筆。

  阿邦平常晚上家教後,會到光明街與民生路口一家米店(即光明街239)下圍棋,下完後經民生路、中山路、靜修路回宿舍。這位男生完全掌握阿邦的行踪,常深夜站在靜修路、莒光路的「澹泊橋」下等。

  阿邦上課時,對這位男生並沒什麼印象,可是卻常在「澹泊橋」下攔截,然後吐苦水、道出一肚子委屈,包括:自己患肝病快死了;大哥早被送到龍發堂;二哥雖然念大學,但是結婚後搬出去了;另有一個兄弟身體也不健康,而姊姊結婚後卻離婚了……。一個高一學生面對家裡這麼多問題,覺得無力感,不知道怎麼辦?就找阿邦老師訴苦;因為知道阿邦最後會騎車經過「澹泊橋」,就在橋下等他。

  阿邦常聽他訴苦,只能安撫,也沒什麼辦法幫助。不過他還是順利畢業;畢業後加入吳瑞興的「安麗幫」,常到阿邦的第八個家、第十個家接受直銷商訓練,沒再聽他訴苦。

 

  一三六、好好念書才是上策

  住自來水廠左邊巷子期間,雖然學校就在對面不遠,但是習慣上還是騎著那一部拼湊的腳踏車上班。

  有一天到學校車棚停車時,遇到一位教過的學生,覺得奇怪──「已經快上第一節課,為甚麼這時候才到?」就問他。這位學生回答:「我每天早上都要先送報紙,所以常遲到。」又補充說:「我爸爸被車子撞死,對方賠償金很少,不得不送報紙。」這位學生本來有一個圓滿的家庭,只因爸爸被車子撞死、賠償金很少,才需要送報紙補貼家用,值得同情。

  兩人停好腳踏車,邊走邊聊,這位學生忽然漲紅著臉說:「我非常不甘心,很想找對方算帳!」語氣憤慨、想要報復。至於要用甚麼方式報復,倒沒明講;不過聽口氣,顯然要用法律以外的方式解決。阿邦老師看到他年少氣盛,說不定失去理智、犯下大錯,就安撫他:「對方可能經濟不是很好,才賠這麼少;不過你是一個高中生,怎能找人算帳呢?萬一去打他、發生傷害事件,也會被送到警察局的,嚴重的話還會被移送法院,都會留下案底,對前途影響很大,而且也會讓你媽媽傷心。就好好念書,才是上策。」講完後分手,各自去上課。

  後來這位學生專心唸書,考上大學、又念研究所,並取得博士學位,目前在大學任教。他的哥哥張榮昌也是阿邦的學生,很上進、很有成就,當選過縣議員,並擔任過埔心鄉長。

 

  一三七、是「白嘉莉」、不是「油加利」

  阿邦在一九六二年大學畢業這一年,台灣才開始有電視,而只有「台視」一家。到一九八九年退休,共達廿七年之間,阿邦家都沒電視,他不喜歡、也不會在別人家看電視。

  在員中校門口右邊有一家商店,門口放著一台電視,很多學生放學後常聚集那裏,可是阿邦路過視而不見。有一次上課時,他提到學校外面走道上有(油加利)(樹名),在座的學生竟大聲說:「是『白嘉莉』、不是『油加利』啦!」原來大家對當紅的電視主持人白嘉莉都迷瘋了,而阿邦連名字都未聽過,以致雙方發生誤會。

  一九六八年林木柳到明倫國中任教,並租屋東勢巷6號(今正興街318號)溝邊,朋友找他聊天方便,所以一些本來會找阿邦的,都改到林家。這時電視廣受歡迎,而林家也有;大家對摔角節目上的豬木及馬場,耳熟能詳,可是阿邦竟不認識他們。

  到一九八九年退休後,李村雄送他一部電視機,這時他常看演史艷文的布袋戲,才算有一點熱衷。

  在家裡還沒有電視前,他沒電視看、也不看電視;其實沒訂報紙、也不看報紙,都因為實在太忙、沒時間。不過在一九七二年搬到水廠旁邊後,知道有所謂「黨外雜誌」;自己沒買,但可從朋友處借到。從這些雜誌,也才知道許多不公不義的事,如高普考錄取名額竟照各省平均分配,結果外省人人少、名額相對多,容易考上;台灣人人多、名額相對少,不容易考上。等於在保障外省人,非常不公平。尤其在同年張春男選上國大代表後,更注意到台灣的政治問題,也更喜歡看黨外雜誌,包括「自由中國」、「台灣政論」、「鐘鼓樓」等等。

  一九七三年,最小的妹妹麗彬高中畢業後,送她上台北,有空也偶而搭火車到北部看家人。下面是講一九七○年到一九八○年之間在火車上發生的幾件特別的事。

 

  一三八、一位年輕寡婦的煩惱

  第一件。

  有一次阿邦上火車後,就安安靜靜地在座位上看書,而一個年輕的媽媽帶著兩個五、六歲的小孩,正坐在阿邦旁邊。那時火車上有提供茶水服務,當大男孩把裝了茶水的杯子遞給小男孩時,因火車搖晃,不慎潑到阿邦身上,阿邦下意識地叫了一聲,這一聲也驚動年輕的媽媽,她便向阿邦致歉。

    這位年輕媽媽也許注意到阿邦正在看書、認為他是一個讀書人,就跟他聊起來,並請教他問題。原來她是個寡婦,先生已過世幾年,剛好當天是先生忌日,就帶兩個孩子回夫家祭拜,才在車上與阿邦相遇。這位年輕媽媽相當漂亮,為扶養兩個小孩,以縫紉維生,相當辛苦。她家附近有個男人知道她是寡婦,就常到她做衣服的地方「勾勾纏」。有一次她實在受不了,就隨手拿起剪刀刺對方,結果那個男子受傷流血,傷勢應該不輕,憤而到法院告她傷害,也因而造成自己很大的困擾,煩惱得不得了。就為這件事請教讀書人阿邦:「怎麼辦呢?」

   阿邦回答她:「法律我不懂,但是我學校的同事有念法律的,我請教他們後再回覆妳。」於是阿邦向她要了姓名、地址,然後分手。

  隔天阿邦回到學校,就請教一位東海法律系畢業的同事,然後以法律的觀點寫了一封信給那位年輕寡婦,告訴她:「他騷擾你,妳被迫隨手拿起剪刀阻止而刺傷他,可說正當防衛,可以阻卻違法。」這封信應該解決了這位年輕寡婦的難題。

 

  一三九、讀「小鎮的公園」            

  第二件。

  有一次在火車上,看到前座背後的網袋裡,有一份新生報文藝版副刊,上面登出一些讀者投稿的文章,其中有一篇為劉靜娟所寫的「小鎮的公園」,他對作者名字有一點印象。  

  在他唸小學四年級、陳坤鍛擔任級任老師時,陳老師一個妹妹陳玉春在自己班上,而隔壁班陳佩玉老師也有一個妹妹陳陽玉在自己班上,為了避嫌,兩位老師就讓妹妹對調:阿邦因為當班長,對這兩個同學都有印象。其中陳陽玉後來考上彰女商,通學時遇到都會打招呼,而劉靜娟也念彰女商,她們是同學,因此間接成了朋友。不過阿邦在火車上看到「劉靜娟」三個字,還沒有把握是同一個人,而是讀了「小鎮的公園」後,才確定是她。

  劉靜娟住員林公園附近,所描述的公園景物及所談的內容,就是這個公園。按:此文後來載於她的散文集「載走的、和載不走的」,寫作時約卅歲,曾自述:「我在員林度過的日子超過廿年,童年和青春歲月的記憶雋刻在我身上,在台北生活很多年後,夢中人物即使是孩子和丈夫,背景卻常是老家。」

  有一天阿邦到林松源在「竹管市」(今光明街)的家,看到電視機旁茶几上有一本電視雜誌,裡面又有劉靜娟的文章。文章提到電視上的廣告時間,說「幸好電視上有廣告時間,她才能藉以洗奶瓶或打電話給老公、交代要買的東西;如果電視沒有廣告時間,一些瑣事或要事就沒辦法做或忘記做了。」阿邦喜歡看電視的原因,除了忙碌外,就是不喜歡電視有廣告時間,覺得這樣吊胃口、不過癮,而且在廣告時間不知道要做甚麼事。他雖然不是一個大男人主義者,卻從未以女性的觀點看事情。在讀了劉靜娟的這篇文章後,就改變了對電視上有「廣告時間」的看法。

  阿邦後來還看到邦鎮在靜宜大學任教時所編的文章,裡面也收錄劉靜娟的散文,才知道她曾任新生報副刊組組長、主編新生副刊,並曾獲中興文藝獎(一九八五)、國家文藝獎(一九八○),是一位知名文學家;而且後來又知道她也是大妹宛香的的小學同班同學。

  又有一次跟是他學生、也是陶藝家的連寶猜聯絡時,曾鼓勵她學劉靜娟,也寫一些回憶錄。連寶猜卻說她們本來就認識,阿邦才從她那裏拿到劉靜娟的電話,曾打過電話給她。

 

  一四○、「中壢不是桃園」

  第三件。

  大弟邦光一個人住桃園,有一天一家人約好到桃園他家聚會。

  阿邦一個人從彰化上車,上車後安靜看書,不過也會留意到了沒有?不久他以為到了,就下車走出火車站。本來約好由一個妹妹的先生到火車站接他,可是等一陣子、卻不見人影,才開始有點兒緊張。最後等不到人,就用公共電話打電話給邦光,說:「怎麼沒人來接我?不是講好要接我嗎?」邦光焦急地在等哥哥的消息,接到電話後又高興又驚訝,回答說:「有去接呀!你到底坐幾點的?下車後跑哪裡去了?找不到你啊!」本來該去車站接阿邦、卻接不到的妹婿,只好回邦光那裏問明怎麼回事?怎麼沒看到人?

  邦光把電話轉給妹婿,讓他們直接對話,這才知道阿邦下錯車站,誤以為「中壢就是桃園」,在中壢車站下車了。這位妹婿只好又開車到中壢火車站接他,幸好兩地相距還不算遠。

  阿邦終於被接到邦光的家,看到弟妹們已經到齊、都在等他一個人,有點兒不好意思。不過站在大哥的立場,也要給大家上一堂課,就請邦光到街上買一張白報紙,並要他準備毛筆、墨水,然後當場揮筆,寫著:「中壢不是桃園」六個大字,叮囑大家要記牢,不可重蹈覆轍,而且要每一個人在大字下簽名,以示負責。

 

  一四一、在「奧林匹克」上為國爭光

  第四件。

  有一次帶了還小的兒子鄭翰,也是到桃園邦光家作客。父子買對號快車,可是上車後發現沒座位、座位被別人佔了,他竟不知道該怎麼辦?就只好站著看書,而兒子也只好站他旁邊。

  站了一段時間,鄭翰覺得無聊,就說要到前面車廂走走,因而離開阿邦。鄭翰在前面車廂發現有同齡的小孩在看漫畫書,就站過去瞄,可是那個小孩不讓他瞄、趕走他。鄭翰不得已只好走到兩個大人下圍棋的地方觀戰。

  阿邦一邊看書、一邊注意著兒子,不久就走到前面車廂找鄭翰,這時發現兒子在看大人下圍棋。阿邦是個圍棋迷,因此也一起觀戰。他發現一方處優勢、一方處劣勢,而且傾斜很大,不久處劣勢的一方只好投降,然後汗顏地站了起來離開。贏棋的一方喜形於色,可能發現兩人棋藝相差太大,沒留下輸的一方再戰一局,任由他離開。這時注意到阿邦不發一語觀戰很久,相信也會下棋才對,所以就比個手勢,歡迎坐下來戰一局。阿邦本來手癢癢的,這時歡喜不過,毫不客氣地坐下來,兩人就聚精會神地鏖戰。

  長話短說,這一局阿邦把對方殺個片甲不留,最後對方慘敗投降,而他贏了。可是這位老兄忽然站起來,用著日語對著車廂上的旅客大聲講了一段話,阿邦聽懂日語,知道這段話的大意是:「各位在座的同胞們,我鄭重地宣佈這場奧林匹克級的圍棋賽成績揭曉,獲勝的是這位先生。」

  然後拉起他的手,請大家鼓掌。說也奇怪,車廂裡的乘客竟全體鼓掌歡呼;原來這節車廂給日本觀光團包了,坐的全是日本人。

 

  一四二、員林棋社變遷史(一)

  一九七八年,吳瑞興、鄭邦雄及顏傑三位老師,在員林火車站前、今中山路一段836號二樓開設員林第一家棋社。

  翌年阿邦的一位學生詹申泉送一面「惠我棋友」匾額到棋社,這面匾額隨著棋社搬遷移動,最後放在阿邦員林最後的家──中山路二段35112號,而二○一三年他離開員林時,轉送一位學生典藏。

  詹申泉有一位哥哥詹深重,而他爸爸綽號「詹阿冬心」,曾競選鎮民代表,是地方聞人,最早在「竹管市」(今光明街)與三民街交叉口賣醬菜;當時醬菜為生活必需品,員林除他們這一家外,在民生路靠鐵軌附近也有一家,生意都不錯。不過隨著社會變遷、飲食習慣改變,後來在原址改賣牛肉麵。

  畢業於彰化高工的詹申泉,雖然事業很忙,可是喜歡下圍棋;不過下一盤就走,不會久留棋社。

  一九八三年,棋社遷到三民街郭綜合醫院斜對面。

  一九八九年阿邦退休,事業做得不錯的詹申泉,就挪出辦公室給阿邦住、當棋社。

  這時候有位圍棋高手黃勝達,他太太也是阿邦的學生。本來夫婦住台北,但是很想回員林經營一家棋社,而剛好有一位親戚在員林開一家醫院,要他幫忙,所以就回來,當然也常抽空到棋社下棋。有一天阿邦向吳瑞興說:「我結婚後住彰化、沒時間照顧棋社,況且我又不是甚麼名人,現在棋社來了這位高手,如請他加入、由他來號召,不是更好嗎?」吳瑞興贊同,所以黃勝達就加入了棋社,而這時棋社已搬到中山路一段776號琥珀大樓樓上。

  台北回來的黃勝達,不愧為行家,認為原來向林松源折舊買的桌椅,不適宜下棋,建議重新訂製;桌面要長方形的,中間可擺放方形棋盤;兩頭並有空間可放茶杯及棋盒,這樣比較符合標準。採納他的意見後,就全部更換。

 

  一四三、員林棋社變遷史(二)

  員林棋社雖然有幾個人合資,但是實際經營者,卻落在有時間常在棋社,也就是能負責開門、關門,及可以跟棋友下棋或招呼的人身上。黃勝達做了一段時間,後來忙於醫院工作,又把棋社管理交還吳瑞興,而這時的棋社又遷到育英路雙林寺右側、今千葉火鍋舊宅,這是第四次遷移。

  經營一段時間後,附近崇實高中有一位老師加入,再把棋社遷到崇實高中西北邊的圳溝邊,並由這位老師看管。以前通常只租一個樓層,不是一樓、就是二樓;但是遷到第五個地方,卻租下一、二樓,一樓為棋社,二樓作為這位老師的住處。晚上棋社打烊後,二樓的住家卻讓人打麻將。吳瑞興、鄭邦雄與顏傑創辦棋社之初,都有一個共識,即對弈者不可賭錢,旁觀者不可下注,阿邦甚至用壁報紙寫了幾個大字──「比氣不賭氣」、張貼牆上,提醒不可以有賭博行為。有些人以賭為生、非贏不可,難免「跋歹儌」(作弊),這樣會造成糾紛,必須預防於先。可惜這樣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傳統,卻隨著經營管理者的更換,發生一些意外。

  鄭邦雄結婚後已搬到彰化,沒辦法到棋社,不過吳瑞興卻常到棋社看一看。有一天晚上他到圳溝邊的棋社探望,發現一樓棋社已打烊關門,不過二樓還有燈光,而且還傳出「沙、沙、答、答」的聲音,忍不住敲門、並上樓查看,結果看到有人在打麻將,很氣,就跟管理的那對夫婦吵了起來。

  吳瑞興因而決定把棋社搬離圳溝邊,那位老師沒意見,但是他太太卻要扣留那些桌椅、不讓他們搬。這位太太誤以為房子是他們租的,棋社是他們的;原來她先生沒跟她講清楚,她不知房子是棋社租的,桌椅也是棋社的。雙方鬧得很不愉快。

  阿邦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自掏腰包拿出七千元給那位太太,才解決問題,並把棋社搬到詹申泉免費提供的事務所,這次第六個地方。按:棋友會費每天五十元,一年一萬八千元,可一次付,但也沒幾個會員;若還要租房子、付房租,就不容易維持。

 

  一四四、兩次租了房屋、卻沒住

  一九七八年阿邦結婚後,夫婦就租屋彰化市南郭國小南側社區。這時候阿邦犯了一個大錯,竟把員林水廠旁邊巷子裡的房子退租了。雖然那裏每月房租二五○元,另外麗彬的房租每月一五○元,共四百元,而加上台北的房租一千三百元,全部一千七百元,可是他這時的薪水已有上萬元;照理說,水廠旁的房子不退租也可以。

  如果保留水廠旁邊的房子有很多好處,包括中午可以休息,而下午放學後,晚上如有家教,也可以先在那邊休息。有個歇腳處,除休息外,可以沖個澡、也可以在那裏改考卷、改作業,不必把這些東西帶到彰化。太太筱安在彰化教書、並兼任訓育組長,每天都早起床、早上班,而怕阿邦睡過頭,也一早就叫醒他,他起床後只好到員林。如果上午沒課或晚上還有家教,這時沒什麼事,也只能待在學校辦公室。這樣等於早上和傍晚都在學校、相當無聊。他把水廠旁邊的房子退掉,真的失算、太不聰明。

  阿邦退掉房子後懊惱不已,不久想再找房子,果然在員林中學校門左側找到一間出租的民房;可是房間內空無一物,連床都沒有,如要買床、買桌子、買傢具,茲事體大,也不划算,所以暑期付了一、兩個月房租、卻沒進去住,又退租了。然後回到原點,問題並沒解決。

  李村雄本人這時雖然十分潦倒,可是父母還有錢。一九八一年,他家在員林國中南側的社區買了一棟不小的房子,前後還有庭院。房子裡面有一些小房間,而中間又有一個不小的空間,放著一張單人床。李村雄一家人還沒搬進去前,問阿邦要不要住?為找一個歇腳處所苦的阿邦,聽了怦然心動,就被帶到那裏;看到空間不小,還有一張單人床,而剛好放暑假,就決定進駐,並把彰化的書一捆一捆綁好,一趟又一趟地搬到李村雄的新家;有的堆在單人床上,有的堆在地上,準備九月開學後再慢慢整理。

  想不到九個月開學後到李村雄的新家一看,才發現慘了,暑假期間下過幾場大雨,因為地勢低窪,整間房屋泡在水裡,那些書除堆放單人床的,全部變成爛泥巴。他捨不得丟棄,花好多時間清洗、風乾,救回一些,再訂製角鋼書架,一一排放上去。總算有了房間、有了床、有了書、有了書架,而就準備過來住時,李村雄竟說,他爸爸每月要收三千元房租。天呀,這怎麼可能呢?衡量自己沒能力付,所以付了暑假兩個月的房租六千元,就退租了。退租後又花不少錢,雇車把這些書搬到台北。這時阿邦在三重埔租的房子已經退租,並在永和買了一棟舊的三樓透天厝。這些書送達時,包括阿邦的爸爸在內,全家總動員,把全部的書搬上頂樓。

  後來李村雄一家人搬進自己的房子。

  從上面這兩次租房子的事觀察,阿邦認為自己很不切實際,不是太天真、就是太幼稚;教書可以,過生活就一竅不通。

 

  一四五、記阿邦員林第八個家

  阿邦一九七四年到台北台灣師大進修教育學分,這時認識劉筱安,而在一九七八年員林棋社成立不久後就結婚;然後搬到彰化市南郭國小對面社區,每天騎機車通勤,往返彰化、員林。

  李村雄有一位朋友黃清義,出身員林中學及師大英語系,畢業後分發到北斗國中實習、再去服役。他們兩人曾租屋員林大街一家商店的二樓,所以阿邦找李村雄時,也認識了黃清義。後來阿邦介紹他到員林高中任教,而他太太隨後也到學校當護士。這對夫婦不久在員林水廠後面買了一棟三樓透天厝,生有一女一男,生活圓滿幸福。不過到一九八二年時,黃清義到台中一中任教,而他太太也到台中高工當護士,一家都離開了員林。

  黃清義夫婦到員林高中工作,既然都經阿邦的幫忙,感恩圖報,在搬到台中市後,水廠後面的透天厝,就透過李村雄傳話給阿邦,整棟房子都借給阿邦使用,不必付租金,只需負擔地價稅、房屋稅。

  阿邦結婚後,騎機車往返彰化、員林已有四年,的確相當辛苦,尤其遇到壞天氣,或晚上有家教時,回彰化很不方便,如員林有個歇腳處,有時候就可住員林,而且一些作業簿及考卷,也有個地方批改,就樂於接受黃清義的這番好意;以後可以偶而住員林,不必天天回彰化。

  這棟透天厝的一樓有客廳、臥房、廚房及浴廁,十分方便;而且還有一部可移動的茶車,用瓦斯就可燒水、泡茶。二樓是原房東黃清義的臥房,另有兩個小孩的房間。三樓為黃清義家教的教室。不過阿邦只使用一樓,也懶得上樓。

  本來是偶而住一晚,後來就常常住,這是員林第八個家。到一九八七年,學校分配一戶眷屬宿舍給他、成為員林第九個家,這時他才搬離西興街18號黃清義的透天厝;在黃家共住了四年。

 

  一四六、住第八個家還記得的第一件事

  住黃清義的家後,有一些學生或棋友也常去找他。本來三樓是黃清義的家教教室,吳瑞興竟向阿邦借來做「安麗幫」的講習所。

  吳瑞興的學生很多,有員林國中的,有員林高中的;畢業後有未結婚的,有已結婚的;有找到工作的,有工作不太理想的,他都找來當「安麗」的直銷商;而成為直銷商後,就必須常參加「安麗幫」的講習會。阿邦不過問這些事,根本不曉得他們在搞甚麼?自己關在書房,有時遇到也不打招呼;當然知道三樓人很多、很熱鬧。

  不過在這第八個家,倒有兩件事還記得,先說第一件。

  阿邦最小的妹妹麗彬,因尚在念員林高中、未隨父母北上,就租屋在水廠對面、靠靜修路的地方,離阿邦住的水廠邊很近。跟麗彬合租房間的一個女生,阿邦曾教過她,對她有印象。這位女生在一九七三年畢業,想不到數年後竟一個人到水廠後面找阿邦老師。

  這位女生是台灣人,但是家族中有很多公教人員或醫生,所以政治立場偏「藍」。這次來找阿邦時,剛好客廳已有一些很「綠」的朋友在議論時事。大家暢所欲言、口沫橫飛,十分亢奮,而有些話難免偏激,可是在場的這位女生都一言不發,似乎聽不懂、沒興趣、不同意,或在害怕。阿邦的這些朋友從她的表情、態度判斷,認為她不是「同一國」的,或還沒加入「同一國」的,就七嘴八舌地向她喊話,有強迫「洗腦」或要她屈服的意味。這位女生仍不為所動,但也不好意思頂撞或走開,場面有些尷尬。

  這時阿邦不似平日一樣熱烈加入「戰局」,竟阻止大家向她說教,說:「她今天是來找老師的,不是來談政治的。」大家才「放」了她,也等於替她解圍。

  本來這件事,阿邦自己都忘了,可是多年後參加一些女同學的聚會,這位女生也在場,竟站起來公開說這一段往事,而重點在於:「老師雖然是『綠』的,也幫我這個『藍』的解圍,那一次我很感謝他。」

 

  一四七、住第八個家還記得的第二件事

  其次說第二件。

  高三理組不上歷史課,有一位女生在高二上歷史課時,阿邦教過,不過沒什麼印象。畢業多年後,有一天也到水廠後面找他。

  找他時,客廳已有很多人;大家講話、她不講話,等那些講話的人離開後,她才跟阿邦老師講:「剛才很多人在場、沒辦法講,現在時間又晚了,是不是另找一天到外面的咖啡廳聊一聊?我有事請教老師。」阿邦好奇地問:「是甚麼事呢?」她回答:「到時候再講。」後來他們約時間到一家咖啡廳,經過一聊才知道怎麼回事。

  原來她畢業後未升學,就在家裡幫忙;此時在家裡受到一點委屈,就向一個大她二、三十歲的男人訴苦。訴苦後,竟被引誘,糊里糊塗地跟他上床。從此以後,那個男人不放她走,而她明知人家已有老婆、兒子,也有事業,竟甘願跟他私會。她偶而做那件事就會懷孕,而一告知那個男人,他就要她「弄掉」(墮胎)。已經有很多次,每次都很痛苦,卻一而再、再而三。那個男人不放棄原來的家庭,因而她除了身體的痛苦外,還有精神上的痛苦。

  男的老婆顯然還被蒙在鼓裏,完全沒察覺。有一天她到男的公司、也是男的家找他,竟發現那個男的跟一位女性員工眉來眼去,言語輕佻,認為很不單純;她的外遇對象恐怕除了她、還有別人,所以非常灰心、也非常憤怒,就很想報復。她找阿邦老師,就是要請教:她有報復念頭,這件事怎麼辦呢?

  阿邦聽過後勸她冷靜,千萬別找那個男的算帳,並說:「只要把兩個人的關係切斷、不再找他就好。」阿邦年紀越大越覺得自己笨拙,「無人牽教」──父母很忙、沒給他甚麼教誨,而身為長子,一向很自愛;況且自幼成績很好、不勞煩父母操心,結果變成一個未經世故,很單純、很幼稚的人。遇到學生有這類的事找他救援,通常只能勸導一下、也沒甚麼對策可以說,有一點鄉愿。

 

  一四八、教女生班,講話要很小心

  一九八二年入學高中、一九八五年畢業的,高一時不分組,高二後文理分組。阿邦擔任最後一次導師,是教文組最好班的女生。

  在一九六○到一九七○年代,員林高中的社會評價不高,連招生都困難,常要辦兩次招生才能勉強湊足人數,很多老師並不知道這種狀況。

  初中部最後一屆(一九六七),女生招收三班,男生招收十三班;但是後來女生班越來越多,男生班越來越少。到一九八九年阿邦退休時,女生變成十班,男生變成三班;而男生念理組的多,念文組的少。

  女生班通常找女老師或老先生教,大概是怕發生師生戀;然而這時候還不算老的阿邦、卻教女生班,可見學校對他很放心。其實阿邦不喜歡教女生班,尤其不太想當女生班的導師,理由有兩個:一是女生班的女性導師,都很會打扮,衣著鮮豔華麗,而他只有兩套一樣的衣褲輪流穿,相形見絀;一是在女生班講話要很小心、不能隨便,譬如在胖女生前,千萬別提到「パん」(麵包)。不過女生方面卻很期待阿邦當她們的導師,原因是女性導師比較嘮叨,會令人受不了,而阿邦老師有一點「散形」(散漫),讓大家比較輕鬆。有趣的是,後來有很多女生竟要求認阿邦為乾爹;而有的女生知道阿邦要退休,竟又要求教到她們高三畢業才退休。不過這樣下去、沒完沒了,每年都有高一女生班,如都這樣要求,他怎樣退休呢?有些女生的家長,知道自己的女兒很崇拜阿邦,也會吃味,認為阿邦搶走了他們做父母的光采。其實阿邦自己有七個妹妹,從來未用心在她們身上,這時竟意外受女生歡迎,也覺得受寵若驚,有點兒莫名其妙。 

  話說當了導師後,他更為忙碌,就沒什麼時間注意到朋友間的事、也不再到處串門子。何況大家年紀都大了,有的把年邁的父母或岳父母接過來,而到他們家時,要打招呼很麻煩;有的家改鋪地板或地磚,進門要脫鞋,而阿邦的襪子常有破洞,被看到很不好意思。尤其大家婚後都有小孩,抽菸不自由,而他菸癮又很大。

 

  一四九、高雄事件後及林義雄到員林的那次集會

  一九七八年發生「高雄事件」(「美麗島事件」)。雖然阿邦大約從這一年開始也看了很多黨外雜誌,不過教學太忙、太勞累,也沒時間看報紙,竟不知道台灣發生這件天大地大的事,而自己又被牽連在內。

  「高雄事件」發生後不久,全島風聲鶴唳,有警察到彰化他家盤查,問他當天有沒有到高雄?阿邦表示沒有,可是警察卻要他具結簽名。阿邦覺得無理取鬧、莫名其妙,「沒去,為甚麼要具結呢?」他嚴詞拒絕。那位警察眼看任務沒法達成,就對阿邦的太太筱安講悄悄話:「只是例行公事,沒關係啦。」在太太的勸導下,他才具結簽名。可見他在員林時已被情治單位列管;雖然搬到彰化,一樣列管。戒嚴時期的「治安」,是做到了萬無一失、滴水不漏。

  阿邦不知道張春男和劉峯松有沒有去參加「高雄事件」,只知道翌年恢復選舉,一個又選立委、一個又選國大,而且有一些「美麗島事件」受難家屬「代夫出征」,場面都非常可觀。他看到張俊宏太太許榮淑到彰安國中操場演講時,聽眾人山人海;而劉峯松在彰化市武德殿演講時,他剛好路過,也看到有一些聽眾。

  一九八○年,張春男、劉峯松繼續參加競選,都以「煽惑內亂罪」分別坐牢。而一九八一年劉峯松太太翁金珠競選省議員,陳忠孝代書提供事務所設置競選總部,阿邦才知道一些後續發展,並幫忙翁金珠寫競選海報。不過並未參加競選時的幹部會議;那時幹部會議都在林勝利家進行。林勝利太太石麗鐘的哥哥石文傑,與阿邦弟弟邦鎮是台大同學;而石文傑與友人合編一本編年史,阿邦讀過很佩服,也常想提供一點意見,可說跟他們夫婦都熟識,常有聯絡。 

  一九九九年,許信良與林義雄競選民主進步黨主席,與林勝利友善的林義雄,曾到員林林家聚會。這次聚會,阿邦被邀參加,並遇到也來參加的畫家陳來興。他知道他是畫家,卻不知他與弟弟邦鎮一起寫生過,彼此認識。直到二○○七年邦鎮被時任文建會主委的翁金珠,從靜宜大學借調到台灣文學館擔任館長時,邦鎮為陳來興畫冊寫序,才知道他們的關係。

  這次民主進步黨主席的選擇,林義雄勝出。

 

  一五○、爸爸的七十歲生日

  阿邦家搬到台北後,爸爸媽媽每年的生日,他未必都參加。如參加,所看到的,也不過家裡煮個豬腳麵線而已,從未到餐廳辦甚麼壽宴。至於岳父母的生日,阿邦都參加,而且他們都在餐廳舉行。

  一九八五年一月廿八日,他爸爸作七十大壽這一天,情況顯然不同,很多親家,包括兒子的、女兒的,都紛紛派人送禮過來,有的本人親自登門祝賀。禮品中,還有用大鈔貼成偌大的一個壽字,張掛牆壁上,全家喜氣洋洋。甚至還破天荒地到餐廳辦桌,吃完後又分批搭計程車到照相館拍大合照留念,盛況空前。

  這次爸爸的生日,雖然也有送禮金來的,不過又是辦桌、又是搭計程車、又是大合照,所費不貲,顯然入不敷出,阿邦只好掏出五萬元,以五個兄弟、每人各一萬元的名義作為禮金,這樣才解決問題。

  阿邦雖然不會賺錢,可是對弟妹倒很慷慨,而弟妹們,包括弟媳及妹夫,也都聽他的。譬如去年(二○一四)十月廿五日,已故好友吳瑞興的女兒于歸宴客,阿邦到員林參加後,由么妹麗彬的先生,專程用車載上台北,都是心甘情願、樂意效勞。而一家弟妹,除特殊狀況,如已不良於行或住安養院的外,每年都會到彰化或員林聚會一次,也是來看大哥的。至於各人家裡的婚喪喜慶,大家都出席關心,如邦慶娶媳婦,連非常忙碌、時任台南市教育局長的邦鎮,也撥冗參加。

  十二位兄弟姊妹互通有無、和睦相處,從未發生勾心鬥角、所謂兄弟鬩牆這些事。也許跟家裡窮有點關係;既然沒什麼財產,就沒什麼可爭的。不過恐怕還有更重要的東西聯結他們,即在於有一對非常可敬的父母外,還有一位大公無私的大哥。

 

  一五一、在彰化老婆的家

  一九七八年阿邦與筱安結婚後,租彰化市南郭路一間一樓的房子,但是覺得每天來往彰化、員林十分不方便,就後悔把員林水廠邊的房子退掉。他一度在員林中學校門口左側,租了一間民房,但是裡面連床都沒有,只付兩個月的房租就退租;又一度住進李村雄家人在員林國中南側社區買的房子,卻因為淹水及付不起房租而作罷。最後才住進黃清義在水廠後面的三樓房子;不必付房租,只代繳房屋稅與地價稅。

  一九八一年,老婆筱安在彰化市公園路東邊斜坡上一個巷子內,買了一間五樓的公寓,並把南郭路那邊的房子退掉。筱安花多少錢買五樓公寓?有沒有貸款?他都不知道、也未便過問。有房子住就好,阿邦感興趣或能做的,只是好好教書。

  筱安出身將門,爸爸是一位將軍,應該有錢,後來買了公園路下方「龍極品」大廈、其中八樓的一戶公寓。這棟大樓共有五十幾戶,有電梯可乘,一上電梯就可直抵自家門口,他跟鄰居都沒什麼認識、也沒來往。這裡面住甚麼人?他搞不清楚,不過已經住十幾年了。他住不慣高樓、也住不慣彰化市這無親無故的地方,所以後來一個人住員林,有時筱安來,有時兒子鄭翰也來。直到二○一三年十一月,他老病纏身、行動不便,才不得不又回到筱安身邊。

  以前都是每週週末回「龍極品」、跟妻子團聚兩天,二○一三年搬離員林後,就只能長住這裡。而除非到彰化基督教醫院看病,不然也不出門,因為彰化市根本沒什麼朋友。他覺得自己被困住、被幽禁,非常不自由;假如有得選擇,他寧願住在路邊的檳榔攤,也不住「龍極品」,雖然它是彰化市數一數二的「極品」公寓大樓!

  他常一個人關在房間看書,有時筱安的家人來訪,他怕吵、都不出房門。筱安的家人在時,他也不跟他們吃飯。開始有人會在門外叫他:「客人到齊,要吃飯囉!」他就是不出來。有一次當將軍的岳父大聲地命令他:「邦雄,你出來!」他硬是回答:「我就是不出去!」

  從二○一四年一月廿二日開始,筆者每週一次去做採訪,同年九月改成隔周採訪一次,每次採訪都在大廳,從未上樓到他的住處。阿邦嚴肅地說:「那是我老婆的家、不是我的家;我不便替她邀請你上去。」這一年多來的觀察,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就是每個看到我們對談的住戶,都會跟他打招呼;他說不認識住戶,住戶卻認識他。有些住戶,像一位張守桃醫師、幾位太太,有時都會送茶、送果汁、送餅乾給我們。有一位老太太行動不便,雇請印尼女傭照顧,阿邦居然就講印尼話跟她哈拉哈拉。總之,整體氣氛還不錯。

  阿邦藉著對談的機會下樓,有時也向守衛先生揩根菸抽,啊,這時不就是他「放封」的時間嗎?

 

  一五二、在台北父母的家

  一方面弟妹們都在北部工作,一方面員林「鐵支路」邊的房子不再出租,所以只剩麗彬與阿邦留在員林,這是一九七二年的事,詳情可參閱第5-105篇。

  北上後的家人,先租屋三重埔一條小巷子裡,房屋是長條形,屋前有路、屋後有路;前面路寬、後面路窄。住不久後遇到雨季,因三重埔在新店溪邊、當年卻還沒有護堤,所以淹水很嚴重,水深可及阿邦媽媽的胸口。這樣害怕了,就不得不另找棲身處。大妹宛香找了兩個地方、搬了兩個地方,即在三重埔共租過三個地方。 

  一九八一年左右,在永和中正路四一二巷找到一間二層樓的舊房子,並買了下來,全家才從三重埔搬到永和。從一九四二年返台,四十年後終於有了自己的房子。看中這間舊房子,主要是因為一、二樓各有衛浴設備,如果全家十幾口都回來,盥洗才方便。

  邦鎮體重不到四十公斤、不必當兵,才有機會念大學,而念大學時認識一位女同學、並跟她結婚。邦鎮後來插班台大、晚了一年畢業,而太太則先回台南工作。研究所畢業後,他先到崑山工專、台南一中教書;到一九八一年考取台大博士班,雖然經濟能力並不太好,不過一直都有兼家教,這時忽然動起買房子的念頭。所以在永和買房子,是他決定、並自己貸款買的。有時候撐不過去,三個妹妹也會幫一點忙;都撐到不行時,才由阿邦這位大哥「總攬」。

  在永和有了家,最小的弟妹邦慶與麗彬,都在這裡結婚、出嫁;後來邦慶在土城買房子,麗彬在萬華買房子。大部分弟妹在北部的發展都還不錯。

 

  一五三、有兩件事不太愉快

  在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五年之間,有兩件事讓阿邦不太愉快。

  一件是,他當男生班導師,不知道自己在忙甚麼。他除正課外,又有一些兼課,而寒暑假還有輔導課。為了一週中騰出兩個下午,就變成其餘時間每天要上八節課,真是非常累人,因此心情不太好。

  一件是,不得不參加「民間會」。別人加入「民間會」,是為了「儲蓄」或「投資」。以「儲蓄」為目的的,都等到最後才標會,以便賺取利息;以「投資」為目的的,是趕快標會、拿會款去買股票、基金,也是有利可圖。但是阿邦參加「民間會」卻是為了繳廿一%的所得稅,即賺一百元要繳廿一元;國中小老師不必繳所得稅,高中老師卻得繳。一個「民間會」,大約有二十幾個「會腳」(會員),所以標過後,就要付息繳兩年會款。為了繳所得稅才加入「民間會」,感覺上很不是滋味,很窩囊、很討厭。

  他為了繳會款,又得拼命去接家教,即正課、兼課、輔導課外,又有家教。這也是他沒辦法離開員林的原因之一;他若離開員林,哪有家教可教呢?

  再怎樣說,都是為了家計忙,心情自然不會好。

 

一五四、聯考後,學生請喝啤酒

    住水廠後面黃清義的房子後,就不必趕回彰化、也不一定回彰化;房子裡面除有廚房衛浴設備及一台茶車外,還有電話,十分方便。

    他住一樓,二樓保留屋主的房間,三樓提供給吳瑞興做「安麗幫」講習用。不過到一九八五年暑假聯考的前一個多月,阿邦不再把三樓交給「安麗幫」,而是給學生做晚自習用。他班上的通學生放學後回家,但是寄宿生可到三樓自習、並在那裏打地舖睡覺;至於住員林的學生,放學先回家洗澡吃飯,然後也可以來。阿邦在一樓有自己的家教,偶而到三樓教室探望一下他們自習的情形。

  話說這一年聯考數學特別難,班上數學最有天分的只考四十五分,分到逢甲大學;另一位家裡有請家教的,也只考五十分,不過有考上台北一所大學。有一位住永靖的女生才考十四分,另一位女生楊玉君只考七分。令人十分吃驚的是,這位數學只考七分的女生,卻考上清華大學,那是因為歷史考高分,而她又有語言天才,英文也考高分。清華大學畢業後出國,唸到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回國後在中正大學任教;曾找阿邦老師致謝。

  聯考後,不管考好、考不好,大家都很輕鬆、快樂,師生就到惠來街一家戲院附近的牛排店吃牛排。到的時候,才知道老闆娘竟是阿邦的學生。吃完牛排,大家想喝啤酒,可是一問價錢,牛排已很貴、啤酒更貴,只好打消念頭。這些男生不死心,就跟著阿邦回他水廠後面的住家,然後有人到雜貨店買了一大箱啤酒回來,師生狂飲一番,事後留下滿地的空瓶子。

 

  一五五、外甥女的心情不好

  一九八五年,住后里的三妹麗真,想讓女兒考員中、念員中,就送來給阿邦照顧。阿邦安排她住二樓,白天要她到辦公室看書,晚上要她在一樓複習功課,果然考上員中,阿邦也教過她。阿邦的眼球有點凸,他的外甥女也一樣,所以大家私下會笑說:「員中有一隻大青蛙、一隻小青蛙。」

  三妹麗真家裡有汽車,因而外甥女有一些汽車方面的知識,會聊到各種廠牌、車型、引擎、性能等等,讓大舅阿邦茅塞頓開;在此之前,他只知道汽車有四個輪子、機車有兩個輪子。

  外甥女考上員中後,阿邦就不再跟她住,因為自己常不在家或很晚才回家,讓她一個人住不放心。於是外甥女就跟七、八個同學合租房子,不過這些同學常一起到阿邦住的地方,一起利用瓦斯爐、冰箱等等廚房設備,烹飪食物;阿邦也常煮滷蛋給她們吃。其中一個女生畢業後,還寫信向他道謝。

  一九八六年,楊祺宗的大兒子考上員中,林松源的大女兒考上北一女,這一年的數學題目比上一年容易,很多人都考九十分以上。有一位鄰居、也是屋主黃清義的朋友的女兒,從台中女中轉學員中,理科成績很好,文科卻不太好,黃清義請阿邦為她複習歷史。這時阿邦就要這位女生與外甥女在二樓複習功課,阿邦偶而上樓指導,後來這位女生的歷史考了九十幾分。

  這一年寒假,阿邦注意到外甥女的心神有一點不寧,譬如晚上吃飯時,會端著碗在門外跟人聊天,功課也退步了,阿邦就「念」她不念書、只顧聊天,成績退步。這位外甥女被「念」後流著眼淚,承認自己不好,不過表示最近一次回后里,發現父母吵架,所以心情不佳、無心讀書。阿邦聽到後,覺得很不可思議,暗忖:「夫妻怎麼會吵架呢?像我的父母就從未吵過架。」從這件事才知道,父母吵架會影響兒女的心情;而反過來說,阿邦的父母從未吵架,所以他沒有心情不好的問題。

 

  一五六、兒子不太高興

  一九八六年學生畢業,三樓沒再利用,恢復給「安麗幫」開會,而這時他也比較輕鬆。

  筱安生下鄭翰,請一位奶媽照顧,長大後送到彰化市的一家幼稚園,都沒阿邦的事。不過他剛好知道員中總務處一位職員,在水廠附近開了一家幼稚園,接送方便,所以就把鄭翰接到員林,由自己照顧。

  黃清義借他的房子,前面有小庭院,進門後有客廳、接著臥室;臥室旁邊有小房間,然後才是廚房浴室。阿邦就把鄭翰安頓在小房間,為了怕他吵、怕他亂、怕他無聊,又替他買蠟筆與紙,讓他安靜畫圖。到一九八七年才讓他回彰化市南郭國小念一年級。在員林父子相處的兩年時間,阿邦常帶他到朋友家,林勝利夫婦都還記得鄭翰小時候很可愛。

  現在講他們父子相處的兩個故事。 

   阿邦把兒子帶到員林,第一次給兒子洗澡時,把水準備好,然後要兒子蹲下、先替他洗頭髮;可是兒子不蹲,並大聲嚷著說:「不是這樣、不是這樣。」後來才弄懂筱安為他洗頭髮的方式,是把水準備好,讓他後腦靠在洗澡盆上、仰著洗。媽媽要他臉朝上,爸爸要他臉朝下,鄭翰當然抗議。這是一個故事。

  另一個故事,是有兩次帶去幼稚園,快到的時候,鄭翰卻蹲下、不走了,無論阿邦怎樣勸、怎樣拉,怎樣恩威並施,就是不走!阿邦無計可施,就跑進幼稚園找裡面的人出來幫忙。找到一位在幼稚園工讀的員林家職高一學生,這位工讀生就走到鄭翰蹲的地方、並蹲下來,然後只悄悄地講了一句話,鄭翰竟然高高興興地站起來,就跟這位工讀生進入幼稚園了。阿邦把兒子交給她後,急忙回學校上課。 

  到下午阿邦下班後,再到幼稚園帶鄭翰,這時忽然想到:「這位才十六歲的工讀生,早上到底跟我兒子講了甚麼?為甚麼只講一句話,兒子就高高興興地站起來,並跟她進去幼稚園呢?」問這位工讀生:「到底妳講了甚麼話?」這位工讀生回答:「我只是對你兒子說:『今天的乖寶寶要給你。』」原來幼稚園的小朋友,最夢寐以求的,就是獲得「乖寶寶」(一種玩具),而「乖寶寶」每天只給一位,今天他如能一個人獨得、獨佔,是最神氣、最光榮,當然也最高興,就跟著這位工讀生進去幼稚園了。

  這兩個故事,不知道現在已經卅五歲的鄭翰,還記得沒?

 

  一五七、韋恩來襲,災情慘重

  一九八五年離開埔心初中後,與老同事還常有聯絡。一九八六年暑假,從埔心初中調到埤頭國中當訓導主任的廖老師,忽然邀請大家到他家聚餐,阿邦就帶外甥女一道去。

  剛好韋恩颱風襲台,被邀參加的同事,都知道聚餐已取消,可是阿邦竟不知道,仍循址前往。到達廖家時,只見廖太太一個人在,客人都沒到,而廖老師也不見。阿邦向廖太太詢問:「他們都還沒到嗎?廖老師去哪裡了?」廖太太則十分驚訝地回答:「你怎麼來了?你不知有颱風嗎?」然後到外面把廖老師叫回來。雖然只有阿邦和外甥女兩個客人,廖老師夫婦還是招待到附近一家餐館吃飯。

  飯後回家,只記得從埤頭經溪湖、埔心到員林,沿路的樹及電線桿,歪的歪、倒的倒,災情慘重、不忍卒睹。回到水廠後面家裡時,剛好鄰居陳太太生了小孩,聽說就命名為「陳韋恩」。

  白天從埤頭回員林住處,到晚上,颱風仍一夜到天亮,結果窗戶被打破、石棉瓦被掀開、屋頂漏水、電線「相打電」、插頭失靈、電鍋沒辦法煮飯……,可說一團糟,災後只好找詹申全趕快來修理。

  詹申全不知道這房子不是阿邦的,也沒先估價,就盡心盡力地修繕。詹申全既是自己的學生、又是棋友,從事建築業有成,曾送一塊「惠我棋友」匾額給阿邦,兩人關係密切,彼此十分信任,找來幫忙最放心不過了。可是房子修繕後,送來請款單,卻高達十萬初頭,阿邦哪有錢付呢?然而師生間又如何討價還價呢?記得一九七二年從師大進修教育學分回來,「鐵支路」邊租的房子,屋主要出售,價錢也才十萬元,他都沒辦法買,這次怎麼辦呢?不過不能賴帳,只好硬著頭皮到處借錢周轉。

 

  一五八、五十歲第一次打蟑螂

  韋恩颱風、災情慘重,阿邦花了十萬出頭修繕黃清義的房子,而房子修繕好後,黃清義竟要賣房子,他只好搬家。這次搬到學校配給的眷屬宿舍。這是阿邦在員林實際住過的第九個地方。  

  眷屬宿舍在學校對面、即靜修路上的北邊,現在已變成游泳池,未留痕跡。他從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八年,共住了兩年。黃清義賣出房子後,裡面的一些東西,包括黑板、桌椅、講台、茶水車、電話等等,都送阿邦。

  為修繕黃清義的房子借了不少錢,所以搬到眷屬宿舍後,不管學校課程、還是家教,都增加很多,才不得不雇用工讀生幫他統計及登記考卷分數。雇用工讀生,他開出兩個條件,一是真的需要工讀,一是成績要好。有一位女導師就介紹一位她班上的女學生給他。這位女學生南投人,有一位唸同一班的雙胞胎妹妹,當姐姐到阿邦的宿舍時,妹妹也跟著來。阿邦認為既然都來了,就請兩個姊妹都當工讀生。

  考卷很多,阿邦除要求她們登記分數外,還要求統計每份考卷上,答對、答不對的情形,以作為教學參考。如果一個題目有一半以上的人答錯,阿邦在發還考卷後,會重教一次。從教埔心初中以來,他一直都這樣做。兩位工讀生中的那位妹妹,覺得阿邦老師這種做法很特別,就把她知道的這種情形記在週記上。到二○○○年以後,阿邦有一次到台中參加一位同事的喜宴,剛好當那兩位雙胞胎姊妹的導師也參加,並坐在阿邦旁邊,就提到這件事。其實阿邦一向認為,學生若答錯試題,除本身不認真外,可能還有教材及教法上的問題,老師不能規避責任。

  一九八八年暑假,有一天午睡時,屋外下大雨。阿邦一向一睡就「毋知人」(熟睡),不過忽然覺得很冷,竟被「冷」醒。這時才發現房間淹水,水快淹到床鋪,床鋪上的棉被部分掉在水裡,因虹吸原理,連蓋在身上的棉被都濕了。

  這個暑假淹水不止一次,也才發現蟑螂是很髒、很討厭的傢伙。以前他只知道蚊子很討厭,現在則知道蟑螂比蚊子還討厭幾萬倍。原來宿舍的蹲式廁所,下面有糞坑,定期由清潔隊清理「水肥」;而下雨這次淹水,糞坑也淹,藏裡面的蟑螂被迫不得不到處流竄。阿邦忍無可忍,五十歲第一次打蟑螂,應該打死不少。

 

  一五九、第十個地方

  第九個住的地方,地勢低窪、常淹水,不能住人,後來學校計畫挖成游泳池,要收回宿舍;而阿邦因為退休,也必須交還,只好搬到第十個地方。

  第十個住的地方在員東路與大同路交叉口,即今「省錢超市」南側。房子不算小,用鐵捲門,進去有客廳,接著一半天井、一半廚房衛浴。而後面有一個大房間,大房間上還有二樓;二樓有兩間房間,一間為臥室。黃清義送的一些桌椅、黑板等等,可佈置一樓做教室使用,吳瑞興的「安麗幫」又借它當講習教室。

  一九八九年有一天,筱安打電話給他,說兒子的算術成績不理想,他舅舅、即筱安的弟弟都教不好,所以希望轉到員林國小,阿邦可就近輔導,這時也為鄭翰買了雙層床及書桌。他記得兒子在書桌上貼滿圖案,這時念小學四年級。

  搬家後,他到電信局辦理電話移機手續,剛好承辦人員是他外甥女的同班同學,非常熱心,不但專程到府督導施工,而且還好意表示,以後的電話費就從她的郵局帳戶扣繳就好;不過阿邦還是幾個月集中一次,把電話費交給她。要是電話費按月從他的郵局帳戶扣,難保有時沒款可扣,就會被「停機」、無電話可打。

 

  一六○、「我要退休!」

  阿邦在一九八八年服務廿五年、滿五十歲時就想退休,但是人事主任蘇寬建議他延到翌年七月卅日前退休,即在八月一日前有預備軍官退役來接就可以。可是他仍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自己生日這一天退休,而這一天也剛好是鄭南榕烈士自焚的日子。不過一向忙碌、疏忽關心政治的他,並不知道當天是一「焚」、一「退」的日子。有一年鄭南榕到員林博愛路一家長老教會演講,他慕名去聽,但是當天太疲倦、又事隔多年,已忘了他講甚麼。

  話說退休人員申請退休,要填寫一些文件,文件要寫退休理由。這是例行公事,一般人都隨便填幾句,如「家有老母需要奉養」之類的,可是阿邦只寫「我要退休」幾個字,看不出有任何退休理由。人事主任無奈地表示:「你這樣寫,我怎樣拿到校長那裏呢?」可是阿邦不理、就是不改。當時校長為郎致運,之前為潘星照,再之前為王成荃;而當時鎮長為張鄔云可。

  退休後,他遇到一個困難,就是依據新規定,眷屬宿舍必須歸還校方,而且宿舍會淹水,也有改建計畫。這時就像搬離「鐵支路」邊時一樣,「彷彿被鐵鎚敲了頭」(見5-103篇),非常痛苦。後來幸有學生幫忙找房子,就找到前述第十個地方,而房東剛好是外甥女、即麗真女兒的同學,感覺上還好。

 

  一六一、退休後成為補習班紅人

  退休要退回眷屬宿舍、不得不搬家,這是第一個難題;而第二個難題是,本來與同事聯保向銀行貸款近百萬元,退休不久後,銀行卻打電話來,表示:「你已經退休、不再有薪資收入,所以要停保還錢來。」阿邦非常驚訝,回答對方:「我退休前、退休後,都按期繳貸款,為何退休就要還錢呢?」對方聽了無言以對,只好說:「你要按時繳錢哦!」這通電話可能循例問一下、提醒一下;不過卻讓阿邦心理壓力很大。阿邦貸款很多次,這是最後一次,而這一次則到二○○○年以後才繳清。

  每月向銀行繳貸款,手頭已經很緊,但是退休前居然還借錢給一個新來的工友十萬元。這位工友連長退役,可能有甚麼困難,也需要向銀行貸款,不過剛來跟同事還陌生、找不到人聯保,只好向阿邦伸手借錢。他剛來不久,根本還不知道阿邦比他窮。阿邦覺得「不差十萬元」,所以就借他,像以前也曾替學生繳註冊費一樣,「不差你一個」(見5-72篇)。這筆錢,阿邦都忘了,事隔多年,兩人再遇到,經他一提「謝謝你以前幫忙」,才記起來。而這筆十萬元借款,人家早已償還,阿邦竟毫無印象。

  對人間一些「俗事」常漫不經心的阿邦,雖然知道退休後有退休金,但怎樣領都不知道。差不多有一年的生活非常苦,住比較近的麗真看到這種情形,曾對他說:「你變成低收入戶了,我來捐一些。」

  不過這時候員林有一家東海補習班,看中這位名氣很大的退休老師,就請他兼課。這家補習班是後來當選員林鎮長凃銓重的老婆經營的,現在遷到新生路,以輔導高普考為主。學生都是成人,他們白天上班,下午下班後才來補習;每間教室有五十坪,人數達數百人。應付高普考的教學方式,就是蒐集歷年的「考古題」,建立題庫,讓學生反覆溫習而已。然而阿邦不同,他像以前在學校一樣,舌燦蓮花、旁徵博引,學生好像在聽故事,興趣盎然,非常歡迎他。

  補習班方面看他深受歡迎,就問他可不可以到彰化市中山路的東海分部兼課?並問他酬勞怎樣給?阿邦回答:「酬勞隨便你們給,但是彰化太遠,要解決我的通勤問題。」補習班就雇計程車載他。後來台中和雲林的分部也需要他兼課,比照辦理,都雇計程車載他;就是說,他歷史教到哪裡、人紅到哪裡。

  只是他還是不喜歡學生為考歷史而學歷史,而他也不喜歡為學生考歷史而教歷史。一兩個月後就辭掉不幹了。

 

  一六二、員林棋社變遷史(三)

  阿邦搬到員東路、大同路一段交叉口,即今「省錢超市」南邊第十個家後,棋社又從詹申全辦公室遷移這裡,這是第七個社址。

  一位後來當警察的學生李鞠鑫,有一天開著一部白色轎車,忽然來到鄭家、也就是棋社,竟拿出五千元給阿邦,感謝老師在他唸員林中學時、教他下圍棋。阿邦意外獲得這筆捐助,就用壁報紙畫了表格,寫上捐款者姓名和捐款數額,並把壁報紙貼在牆壁上。後來到棋社的人,不論來下棋、還是來聊天;是學生、還是朋友,看到牆壁上這張捐款名單,就多少會捐一點。有人認為姓名被公布在上面很有面子,而名單上如沒有名字,則會不好意思,「輸人不輸陣」,也都紛紛捐輸了。甚至連老婆筱安,兒子鄭翰也捐。有一次過年,鄭翰拿到四百元紅包,就捐了二百元,等於捐了他一半的財產。

  一九八八年,民進黨彰化縣黨部成立第二年,地點在三民東街75號,經潘榮禮向主委黃文和推薦聘用李村雄當秘書,有一位很熱心的羽毛畫畫家蔡水鎮,也常在那裏幫忙。剛好縣黨部二樓空著,員林棋社就分租那裡,成為第八個社址。初期由吳瑞興夫婦看管,後來請了一位年輕人幫忙。

  一九九三年年初,縣黨部遷到彰化市,而員林棋社不得不再搬遷,這次搬到萬年路三段365號(今為一家童裝店),這是第九個社址。這棟房子有四層樓,每月租金一萬八千元,會員分普通會員與贊助會員,前者月費一千二百元,後者月費二千元。阿邦為贊助會員,至今都在繳費。

  原來看管的那位年輕人,不知何故離職,後來找到一位「眼鏡仙」吳紹銘幫忙。他廿四年次,雲林縣人,本來以演布袋戲為業,後來因布袋戲沒落、後繼無人,而年紀漸大後,搬不動「戲箱」,才另找「頭路」(工作)。布袋戲研究專家江武昌曾採訪他、寫過他。他有一位弟弟吳紹雄,與阿邦同齡,在雲林縣當律師,頗有名氣。

  話說租這棟四層樓房子,一樓給棋友下棋,後面有廚房可燒茶水;二樓為客廳,但是不久竟變成有些棋友打麻將的地方。「眼鏡仙」吳紹銘替他們燒茶水、叫便當,這些事阿邦管不著、沒辦法阻止;不過他發現二樓有窗台可擺花盆,就買了幾盆花擺,可是「眼鏡仙」把這幾盆花仍掉,因為打麻將最怕「花」(賴帳);而演布袋戲的人都拜田都元帥,據說也怕「花」。

  「眼鏡仙」住三樓,四樓則空著,有一天對阿邦說:「你每天都在這裡下棋,而且常下到半夜,租的房子也沒住,乾脆就搬到四樓。」這時鄭翰已搬回彰化,他就把一些桌椅送給一個學生,沒人要的丟掉,然後住進棋社四樓;這裡成為他員林第十一個家。

  二○○八年「眼鏡仙」病歿,出殯日,阿邦還包車專程到雲林參加告別式。這一年,棋社再搬到萬年路三段3537號,由一位陳太太看管,不再給人打麻將,這也是棋社第十個地方。後來阿邦搬到中山路二段35112號(已拆除),與林木柳相鄰,這裡成為他員林最後一個地方、即第十二個家。

 

  一六三、退休生活點點滴滴

  阿邦退休前可以在學校搭伙,但是一九八九年退休後,三餐只好自理。他常到菜市場買菜回家煮,可是對烹飪一竅不通,有一次麗真來看他、卻不敢吃他煮的東西。自己煮飯外,也常買便當回來或隨便外食。有一次發現街上有一家「龍門素食」自助餐,頗感好奇就進去。這家素食店提供客人盤子,由客人自由挾菜,阿邦可能胃口不錯,就連湯帶菜弄了一大盤,然後拿到櫃檯算帳,想不到卻用磅子稱重的,竟高達八十四塊,他嚇一大跳;那時候吃一個便當也不過廿塊。

  搬到萬年路圍棋社後,還有幾件印象深刻的事。

  早晨常到員林公園散步,這時才注意到有一座于國楨紀念碑;而興賢書院東側的兩間教室,已變成乒乓球室,加入會員、有繳會費就可以打,他買了球拍、繳了錢後常去打。他又注意到公園東南側路邊,有人賣「麻苡」這種道地的美食,也常去光顧。

  有時下圍棋到三更半夜,肚子餓了就到第一市場路邊吃宵夜,這時看到「王爺宮」前走廊有很多街友,他們以紙箱墊地、捲著破棉被睡覺。另外員林公園及土地銀行前的三角公園,也看到這種景象。阿邦回想早年住「鐵支路」邊時,為了不吵家人,常到員林火車站候車室跟街友睡覺,而現在發現他們竟分散在不同地方,原來員林火車站候車室的椅子,已從長條狀改為單人坐,沒辦法躺臥。

  有一年冬天晚上十一點多,他騎車路過博愛路,看到一位阿婆蹲在地上賣筍子,「這麼冷、又這麼晚了,怎麼還在賣筍子呢?」而且發現賣的筍子特別小、整堆都沒賣出去,心生憐憫就對她說:「阿婆呀!整堆筍子我全買,妳快收攤吧。」阿婆又感激又高興,就全部賣給他。翌日阿邦跟人談起這件事,說:「我買的這堆筍子,為甚麼那麼小、卻那麼貴呢?」那個人弄清楚他買的是「冬筍」,就回答:「冬筍當然貴。」

 

  一六四、兩次吐血始末

  一九九二年的有一天早上,送鄭翰上學後,阿邦在家裡忽然想吐,就吐出一大堆鮮血在地上,他急忙拿一大包衛生紙擦拭。不久又想吐,趕快跑到廁所,又吐出一大堆鮮血在馬桶裡。到第三次有嘔吐感時,就拿來臉盆、吐在裡面。以為已經吐得差不多了,想不到又要吐,這一次跑到屋外露天的水槽,並吐在水槽,而一吐、就用水沖掉。這樣一個上午吐了四次血。雖然莫名其妙地吐了血,當天下午還是到棋社下棋,棋友並未發現他有任何異狀。

  到晚上,筱安從彰化下課回員林,注意到阿邦臉色慘白,而且指甲變成淺綠、毫無血色,問清楚後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就趕緊送他到員林大街上的郭綜合醫院。醫生知道他吐血吐得這麼嚴重,就告訴他:「你不治療的話,到年底就會怎樣、怎樣。」阿邦可能過度虛弱,精神恍惚,竟把醫生的話聽成:「到年底沒怎樣,以後就不會怎樣、怎樣。」所以也就放心了。這是第一次吐血。

  翌年(一九九三)暑假,阿邦帶兒子鄭翰回台北,要等過完暑假再帶回員林。回程一上火車,阿邦就睡覺;而火車開到豐原時,忽然醒了、想上廁所。他們父子坐在第九節車廂後段,而廁所在第八節車廂,尿急的他,就走到第十車廂。可是到第十車廂時,才知道是員工休息室、並沒有廁所。裡面的小姐對他說:「先生,上廁所要到前面第八節車廂。」已經有點恍惚的他,一聽後,身體竟往後仰,然後像火山爆發一樣,從嘴裡吐出鮮血,整個人並癱在椅子上。這位小姐一看大吃一驚,立即通知列車長處理。列車長一到,看到鮮血滿佈、十分驚恐,立即通知「一一九」派救護車。火車到豐原站時,救護車來了,並用擔架要抬他下車,這時意識還清楚的他,竟說:「我要到員林下車,不是這裡,我兒子和我的行李都在前面車廂,我不要在這裡下車……。」列車長趕快派人找他兒子及行李,等找到才抬他下車。

  不知何故,沒送到台中市醫院、卻送到國軍八○三醫院。上了救護車後,阿邦已不省人事。到醫院後,院方問鄭翰:「有沒有爺爺的電話?」鄭翰給爺爺、即阿邦丈人的電話,阿邦丈人知道後,再打電話告知女兒筱安。

  那一天筱安剛好在台北她妹妹那裡,急急忙忙從台北開車到台中八○三醫院:妹妹擔心姊姊心情緊張、開車危險,也陪同到台中。

  阿邦並不是被送到八○三醫院的急診室,而是被送到醫院的倉庫。倉庫裡面十分髒亂,還有大老鼠跑來跑去。倒有一個「菜鳥」士兵陪伴他,這位士兵很緊張,不停地翻閱手上的急救手冊。筱安到的時候看到這種情形,才迅速決定轉送彰化基督教醫院,剛好彰化基督教醫院有一位醫師認識。

  阿邦昏迷了幾天自己不知道,但是從黑暗的倉庫到有日光燈的加護病房,昏沉沉中被移來移去、搖搖晃晃,好像有走蘇花公路的感覺。有一位護士在日光燈下低著頭看他,而此時阿邦的眼睛也微微睜開,他問護士:「妳叫甚麼名字?」護士回答他:「我叫彩虹(Rainbow)。」阿邦又問:「我在哪裡?我是死人、還是活人?」彩虹說:「你當然是活人。」

  因為不知道要住院多久,所以當時念大同國中一年級、與阿邦同住的鄭翰,就轉回彰化念書。阿邦出院後,每隔幾天就要回診,回診十幾次,負責診治的是一位腸胃肝膽科醫師,最後說:「大概可以保證十年不會再發作,不過不能吃太燙太辣的東西。」從一九九三年到現在二○一五年,已經廿幾年了,果然還活得好好的。現在每週都到彰化基督教醫院,還是看這位主治醫師。

  阿邦兩次吐血,其來有自。話說棋社設在詹申全的辦公室時,詹申全雖然喜歡下棋,卻不陪棋友下棋,也不負責招呼客人。陪棋友下棋及燒水泡茶招呼客人的事,都由阿邦處理。阿邦每天燒水泡茶、也每天喝茶,但是員林的水質含鐵量高,到下午茶壺底下就會有很多沉澱物──「鐵仙」(鐵渣)。阿邦覺得用這種水泡的茶不好喝,於是開始喝酒。開剛始時,有加一點水,最後完全不加,等於以酒代茶。由於長期空肚子喝酒,加上睡眠不足,結果造成胃穿孔出血,才一發不可收拾。

 

  一六五、母親辭世

  一九九二年冬天、剛過完農曆年不久,在台北的弟弟邦家打電話給阿邦,說母親病危、不省人事,他已揹著媽媽到醫院。阿邦聽到消息,即刻包一部車子、帶著兒子鄭翰北上。那一趟車資二千一百元,現在則約需四千多元。

  到醫院後,兒子鄭翰看到阿嬤不省人事,竟一個人走到醫院外面哭泣,並用國語喃喃地說:「這麼好的人怎麼變成這樣呢?這麼好的人怎麼變成這樣呢?」非常地難過。醫生坦白地告訴阿邦及在場的阿邦家人,說:「鄭媽媽就算救活,也是植物人。」做大哥的阿邦一聽,就當機立斷、忍痛作了決定,請醫生「拔管」──拔除呼吸管。「拔管」後,氣息漸漸微弱,到天亮斷氣,一代才女與慈母香消玉殞,享年七十二(一九二○──一九九二)。

  葉玉鳳女士自幼為人養女,長大後就讀台北第三高女(今中山女中);畢業後進入彰化銀行,然後嫁鄭燕南先生、並赴日。生下鄭邦雄後,於戰前返台;而戰後時局驟變,生計發生困難,且又陸陸續續生下十一個子女,夫婦不得不靠賣麵、做工、幫傭、縫紉……生活。歷經千辛萬苦的這樣一位母親,每晚還為兒女講床邊故事,從未放棄任何一個孩子;而夫婦結褵數十年,恩恩愛愛、從未吵架。像這樣認命、勤勞、賢慧、慈愛的女性,世間少見,令人萬分敬佩。

  由於母親在過年期間辭世,為了每年全家都能參加「忌日」,所以提前舉行;即不影響女兒、子媳及孫女、孫子媳在大年初二回娘家的日子。他母親「忌日」這一天,兒孫幾乎到齊、滿熱鬧的。

 

  一六六、「阿信迷」

  阿邦到一九六二年才有電話、到一九八九年才有電視。以前家裡沒電視時,偶而到林木柳家,會看到日本「相撲」的節目,但是並不感興趣;而家裡有了電視後,除看史艷文的布袋戲外,也不多看別的節目。不過有一次意外看到日本連續劇「阿信」(おしん),竟著迷了。它是一九八○年代最轟動的電視劇,在日本國內首播期間的平均收視率是52.6%,而單集最高的收視率,竟創下62.9%,是日本史上收視最高的日劇。該劇在全球有六三個國家或地區播放,在台灣反覆重播,即今年(二○○五)東森電視上下午都各播一次;片頭播放「感恩的心」,這首曲子在台灣已家喻戶曉。不管在甚麼時候、甚麼地方,只要播映「阿信」,阿邦絕不放過;阿邦早已成為「阿信迷」。

  據說該劇由真實的故事改編。阿信生於明治卅四年(一九○一)山形縣一個佃農家庭,劇情進展方式,是記83歲的阿信出外旅行,走回過去曾生活過的地方,回憶自己的一生;也就是講她從七歲到八十三歲,為生存掙扎、奮鬥及創業的故事,激勵人心,感人至深。

   以阿邦的家世及自己的成長歷程而論,兩人有若干相似,所以「阿邦」成為「阿信迷」,不無道理。

 

  一六七、李村雄之死

  一九九三年民進黨彰化縣黨部從員林遷移彰化後,李村雄改騎機車到彰化上班。不過不久換了主委,他未被續聘、就沒「頭路」了。這時只好到吳瑞興的派報社,以送報為生;而有空也會到棋社找阿邦或棋友聊天。生性開朗豁達的他,常一到棋社就脫得只剩內褲,談笑風生,人緣極佳;卻想不到同年年底,在送報途中,被一輛卡車當場輾斃。噩耗傳來,阿邦傷心地哭了好幾天。

  阿邦事後對筱安說:「李村雄若只是撞斷了腿,我還可以常到病塌上陪他。」筱安則回答:「若是被撞成植物人,像王曉民一樣,你每天去看他也沒什麼意義。」她應該是不知道阿邦對村雄的感情有多深厚吧!

  村雄的告別式在員林公園西側的「大眾爺廟」舉行,雖然只是一名小黨工,很多深綠的人士,如張春男、周清玉、翁金珠、黃文和,都到場弔唁,備極哀榮。這場告別式,由林松源負責籌備聯絡,而阿邦被推選為治喪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當天很多人都身著西裝,而阿邦只穿員林高中贈送的藍色夾克,因為變胖,以前的黑色西裝可能找不到或已穿不下。阿邦的妹妹麗真、麗文、麗彬,都跟村雄及他的家人熟識,也都專程從各地趕來參加弔唁。事後三妹麗真還「押」哥哥到一家西服店買一套現成的黑西裝,說當天他穿得太隨便了。

  李村雄是阿邦朋友裡面最要好的,氣味相投、有無相通,簡直比親兄弟還親。他家在員林大街上開「福源齋」皮鞋店,雇用店員、由他全權指揮;偌大的鞋店,縱深可達後面的博愛路。家境相當富有,每天打烊後都到民族街十一、十二號的天利食堂吃宵夜;家裡有電視、電冰箱等等現代化設備,又有一套高級音響。他也是阿邦長期的「金主」,常借錢給阿邦。可是後來生活潦倒、困頓不堪,大街的皮鞋店沒了,到台北頂下一家牛肉麵店也賠錢了,只好到棋社、到縣黨部打雜,最後竟以送報餬口。阿邦看他日子難過,阮囊羞澀,還曾倒過來接濟他。如今卻成了輪下冤魂,令人不勝唏噓。

  還有一件事,也是記憶猶深。阿邦住員東路時,李村雄還主動抱了一隻狗送他。那時候還沒有狗專用飼料,都是吃剩菜剩飯,阿邦為了這條狗,也樂得自己煮飯煮菜,以便餵養。一位以前教過的女生,有一次帶她一個二、三歲的女兒到鄭家,這時不知道怎樣介紹阿邦給女兒,竟當女兒面前稱他為「狗爺爺」。

  又有一件事回憶起來,令阿邦有一點感傷。李村雄有一次當阿邦的面開玩笑,先說:「請老天爺讓我活到九十七歲。」又接著說:「乾脆給我活到一百歲,加上去的三歲,下輩子再扣回去。」但想不到才活五十七歲。

 

一六八、跟培元中學打了十年官司

  阿邦有一位員中教過的學生,也是住「媽祖宮」前的舊厝邊,大學畢業後在彰化市私立元培中學任教,後來為進修跑到東部去,然而怕失去教職,就請阿邦代課。培元中學有些尚在彰化師大進修教育學分的老師,因為忙不過來,也請阿邦代課。於是退休後的他,從一九九五年到二○○一年,共在該校代課六年之久。

  開始只代高一的課,後來也代高二、高三,很受歡迎,甚至有一班學生嫌自己的導師不行,還運作要請阿邦替代;阿邦當然拒絕。 

  大約在阿邦擔任救國團總幹事時(1973-1976),培元中學剛設校不久,那時規模不大;不過不知何故,學生人數忽然驟增,校舍擴充迅速,從平地到山地,大樓林立,並且還有汽車教練場,可見辦校績效顯著,深受家長信賴。當時校長蘇春生,是一位知名教育家,他兒子蘇子青,喜歡下棋,與阿邦熟識。

  由於學校硬體建設擴增太快,竟發生財務周轉不靈,開始積欠教職員薪資及工程款。阿邦有教師任用資格,每節鐘點費四百元,其他尚未具任用資格、尚在進修教育學分的,每節鐘點費打七折,即二百八十元。培元中學發生財務狀況時,大家都繼續教,阿邦也一樣;認為別人都可以撐,他有何不可呢!?不過到2002年學校最後還是垮掉,不但積欠一大筆教職員薪資,也積欠建商一大筆工程款,大家只好組成自救會,聘律師向法院提出訴訟,經纏訟十年才打贏官司,判決教職員薪資照給,工程款則打折。阿邦為受害者之一,曾被傳到法庭作證。幾年前官司贏了,有一位教官來告訴他這項好消息,他意外領了十幾萬元的鐘點費;不過被抽一成給奔走的律師及主要的自救會成員。

  培元垮掉後,有一天阿邦在彰化基督教醫院遇到也來看病的蘇春生校長,兩人只揮手打招呼,盡在無言中。

 

  一六九、在員林社大的一些回憶

  一九九九年三月一日,剛上任員林鎮長的許瓊聰、蔡麗珍夫婦,由陳永峰陪同到筆者家裡,當晚並在「紅頂商人」餐廳吃飯。許鎮長請教我與翁金珠對鎮政推動的意見,我們建議他辦一所鎮立社區大學。他當場表示每年編三百萬預算,要開辦全國第一所鎮立社區大學。翌年二月廿八日,果然就在員林農校舉行開學典禮。

  當時籌備主任、也是第一任校長黃燕德(即作家林雙不),把鄭邦雄拉去幫忙。不過他校長當了不久,就到屏東縣政府當新聞局長,後來當教育局長、國中校長,退休後隱居花蓮縣吉安鄉,仍寫作不輟。

  社區大學入學年齡限十八歲以上,其餘不限,所以學生中有失學的、念初中高中的,也有念過大學、研究所的。阿邦任教時,有些人慕名而來,其中有他以前的學生及同事。

  他在社區大學認識教羽毛畫的蔡水鎮、教攝影的江村雄,也在員農校園遇到小學老師巫金煥夫婦。在社大這一年,不同年齡、不同背景、不同關係,大家齊聚一堂,令他十分愉快。

  每週五晚上排三節課,從七點到十點;下課後睡棋社。週六、周日留棋社下棋,到週一才回彰化。那時在彰化尚住水廠附近的五樓公寓。

  他在社大只教一年,結束時學員請他到餐廳聚餐,並送他一件壓克力製的紀念品;而他也到員中附近的一家文具店買了筆和筆記本,分送學員每人一份。

  社大的課程大致分成三大類,一為學術類,如:國文、英文、法政、史地等等;一為社團活動類,如:土風舞、社交舞、太極拳等等;一為實用類,如:風水、會計、如何討債等等。員林社大越辦越大,也越辦越雜,至今十六、七年,可說歷久不衰、欲罷不能。不過阿邦認為:既然名為「大學」,還是要有一點學術味道,多增加一點「大學」課程才好,不要過於「社區化」、「生活化」、「娛樂化」、「休閒化」。後來社大曾到員林公園擺攤舉辦「博覽會式」的招生活動,學費還有打折優待,太商業化了,有失辦校宗旨。

 

  一七○、右手小中風,背部又扭傷

  阿邦下棋或觀棋時,有時「癲癇症」會發作;後來下棋又以酒代茶,竟造成兩度胃出血、險出人命;年老視力減弱、牙齒掉落、膀胱無力、頻尿……,而右手小中風,背部又意外扭傷,變成百病叢生、行動不便,生活無法完全自理。現在把他右手小中風、背部扭傷兩件事,交代如下:

  大約在二○○○年社區大學結束上課後,他忽然想在中秋節辦一次家族聚會,就請么妹麗彬夫婦在台北籌備。可是在中秋前一兩個禮拜,他的牙齒卻出問題、痛到睡不著,而且連續好幾天。到後來一個晚上,竟痛到臥倒沙發上睡著了。筱安看他好不容易睡著、沒叫他上床,而且讓他連續睡了十幾個小時,直到他自己醒過來。醒來後,筱安可憐他好幾天牙痛沒吃東西,肚子一定很餓,就先煮了水餃讓他止飢,可是阿邦右手竟無法舉筷,拿湯匙也不行,整隻右手麻木、不聽使喚。原來他睡沙發時,右手擱在軟軟的沙發靠背,一擱十幾個小時、一動也不沒動,血液循環不良,就麻痺了。

  這一天是星期四,筱安用熱敷、按摩試著改善,卻不見效,眼看不行,到星期六才送彰化基督教醫院急診處。急診處患者大都為車禍受傷者,面臨生死關頭、十分緊急,醫護人員當然優先處理,就把阿邦丟一邊、不太理他。直到星期一才做檢查,結果診斷為輕微中風,因一再錯失黃金救護時間、已無法復原,只好到復健科做復健。做了兩年復健,到二○○二年「煞死」(Sars)襲台,不敢上醫院、才作罷。後來他的右手還是中風,手指不聽使喚、沒辦法提筆,勉強用左手寫字。

  一九九六年張春男從中國回台時,李村雄已車禍過世。張曾搬來一台全新的電視給阿邦,並說這是李村雄生前交辦的事。到一九九九年,張又送一部一五○cc送貨用的「武車」(重型機車)給阿邦,讓他來往彰化、員林方便,不過常加錯油,以致無法發動或會中途拋錨。

  二○○五年暑假,有一天颱風來襲、風雨交加,他剛好住棋社,而這部機車放外邊,竟被颱風吹倒,以致油箱破裂、油漏滿地。阿邦下樓發現這種情形,擔心萬一有人丟下菸蒂造成火災,就開門出去、想把機車抬起來,可是太重、抬不動,只好等鄰居出現再說。不久一位鄰居出現、才請他幫忙抬,可是自己用力太猛、竟扭傷背部;那時候連上床都沒辦法,痛苦萬分。後來請一位中醫師幫忙「推拿」,狀況才改善了一些,不過仍然無法彎腰、走路十分緩慢。這是十年前的事,這一年吳瑞興剛好過世,他只得搭計程車參加喪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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